1.2 文献综述
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从家庭内部因素和家庭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二部分探讨储蓄率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影响两个方面来阐述。
1.2.1 关于储蓄率
对家庭储蓄率的探讨需要考虑家庭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的比例，进而得出消费节余部分——储蓄的变化情况。此外，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家庭预防动机、家庭受教育水平、居民长久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等，以及家庭外部的整体就业情况、社会保障制度和高房价等均会对居民家庭储蓄率产生重要影响。本书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
1.2.1.1 家庭内部因素
（1）家庭收入水平
凯恩斯（Keynes，1936）认为，人们的消费会随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随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下降，只是消费上升的幅度会随收入增加而减小，消费下降不会像收入下降那么快，这被称为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该理论较清晰地说明了收入和消费的关系，被认为是研究消费和储蓄行为的理论基础。Friedman（1957）和Modigliani（1960）认为，收入对储蓄的影响要从现期收入和永久收入两方面来讨论。如果预期永久收入增加，会导致较多的消费，但如果只是现期收入暂时增加，为了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人们倾向于多储蓄。
Loayze等（2000）在对世界储蓄率差异性进行研究时发现，人均收入对国际储蓄率有较强的解释作用，少儿和老年人抚养负担增加会使储蓄率下降，因此他们得出了储蓄率和人均收入正相关、和人口抚养负担负相关的结论。
秦朵（1990）考察了居民最终消费和收入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发现1950—1980年，居民消费和总收入之间有较稳定的比例关系，居民的消费会受到本期及上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与物价和购买力有关，并且影响效应相对稳定。这类研究大多认为储蓄率和收入之间具有相对稳定的正向关系，储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王德文等（2004）认为，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率是储蓄率的重要影响因素。Chamon等（2011）认为，收入不确定和对住房的购买动机会促使我国居民储蓄率快速上升。万广华等（2001）使用1961—1998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储蓄率随着人们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提高。但也有研究得出与之不同的结论。厉以宁（1992）认为，持久收入假说不能完全解释我国1988—1989年的居民储蓄变动，由于居民的购买欲被长期压制，加上通胀预期，1988—1989年上半年出现了抢购高峰，消费倾向迅速增加导致储蓄率下降。到了1989年末，人们的消费倾向开始恢复，总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增加。
之后的研究分现期收入和预期收入来讨论其对储蓄率的影响。
贺菊煌（1998）研究后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居民的消费支出逐渐呈现出超前性的特征，并假定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当期收入水平。他发现，工资增长率对储蓄率有显著的正效应，这进一步表明，在预期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储蓄率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杨天宇（2015）考察了收入对储蓄率的影响，通过实证发现持久收入增加将导致居民储蓄率提高，而非现期收入。他认为，在我国，低收入者的储蓄率远高于中等收入者，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和加大社会保障支出等方式促使人们增加消费，从而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另一个考虑了未来收入不确定性和个人储蓄决策行为的理论是储蓄的缓冲储备理论（Carroll，1997）。该理论认为，个人有一个基于自身收入情况的财富标准，会根据其收入变化情况与预期财富标准来进行储蓄还是负储蓄（消费）的决策。
臧旭恒等（2005）和谢勇（2010）基于现期收入的研究得出了高收入带来高储蓄的结论。朱国林等（2002）的研究证实，收入水平与储蓄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他们发现，出于预防的考虑，低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更高，中等收入者的储蓄意识和遗赠动机都不强，消费相对较高，而高收入者具有较强的遗赠动机，因此储蓄率较高，从而得出了收入水平和储蓄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的结论。杨汝岱等（2009）得出了与朱国林等相似的结论，认为居民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上述结论都是以现期收入水平为基础进行的研究，与Friedman（1957）和Modigliani（1960）的理论相悖。值得一提的是，Dynan、Skinner和Zeldes（2000）研究发现，储蓄率不仅和持久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现期收入之间也保持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该研究的结论对持久收入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质疑。
（2）家庭人口结构
在众多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人口因素无疑是影响储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学者从人口规模或人口年龄结构方面进行了探讨。我们都知道，人口年龄结构会对储蓄产生影响，如少儿阶段消费水平高，中年阶段储蓄能力强，而到了老年阶段，收入会比中年阶段少，随着医疗、养老等消费支出的增加，储蓄水平会有所下降。以往的研究更多关注总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如Peterson（1999）认为老龄人口增加会带来医疗成本上升、养老费用增加、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尤其会带来储蓄率的下降，随着更多的老年人消耗他们的储蓄，更少的年轻人储蓄，投资会随着储蓄率的降低而减少。Modigliani等（2004）采用时间序列法分析我国1953—2000年的储蓄率，得出了总抚养比和家庭储蓄率之间明显正相关的结论，认为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我国抚养负担的变化。
Wilson（2000）采用协整回归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储蓄数据进行检验，证实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系。Leff（1969，1971）采用截面数据对74个国家的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欠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都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Gupta（1971）在Leff的基础上，尝试对欠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进行分类别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只有在收入水平为250～625美元/（人·年）的组别中，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的负向关系才显著，因而对Leff的研究提出了质疑，认为其笼统地按发达和欠发达对不同国家进行区别研究的结果是不可靠的。之后，Kelley等（1996）通过更改变量设定和选用更广范围的样本，基于Leff的框架，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三组截面数据，结果显示，只有80年代的数据得出了与生命周期理论一致的结论，即人口抚养负担和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他两组数据并未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的结论，这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时间上的异质性。Ram（1982）通过对121个国家1972—1977年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组估计得出了与Leff不同的结论，即只有在发达国家抚养比才会对储蓄率有明显的负效应，而在欠发达国家，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没有明显的负向关系。
Bloom（2002）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纯粹的过渡性效应，只有当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力人口比例增长速度不同时，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才有效果。其研究结果表明，整个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是由于人口转变，该因素的贡献为1/4～1/3。Li H.B.（2007）和Zhang等（2007）以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为代表来研究预期寿命和老年抚养比在影响储蓄率和经济增长方面的相关而独立的作用，结果显示，预期寿命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和投资的作用是负向的。他们的研究表明，各国不同时期人口统计变量的差异性能够较好地解释总储蓄率的波动。
由于宏观总量数据不能有效区分不同类别人群的消费行为，为了了解不同年龄结构人群的具体消费情况，很多学者采用微观家庭数据进行研究。Demery等（2006）采用微观家庭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的关系进行探讨，通过矫正样本偏误及在收入中调整养老金的方法，得出的结论与生命周期理论较接近。Horioka（2006）分析了日本的微观数据，发现退休老年人的负储蓄随时间不断增强，进一步证实了生命周期理论。Horioka（2010）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Haque等（1999）采用对面板数据进行混合均群的方法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并不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得出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关系的结论。
收入增长与人口结构特征被认为是影响储蓄率的两个重要因素。根据以往的研究，人均收入等理论对储蓄率的解释力有限，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少儿抚养比锐减是对我国高储蓄率有力的解释。国内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王宇鹏（2011）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2001—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有较大影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会随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增加。徐升艳（2011）通过研究发现，少儿和老年抚养比都对储蓄有负效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的负效应更显著。王德文等（2004）认为，在人口结构变动较快的情况下，如果从公共投资的视角分析，会发现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支出（如养老、医疗和老人护理等）的比例逐渐提高，生产性投资的比例逐渐降低，随着老年人在总人口中占比的提高，私人储蓄会下降。
胡翠等（2014）基于1988—2007年的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采用混合截面和虚拟面板的方法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他们通过实证分析指出，随着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农村家庭储蓄率会下降，而城镇家庭储蓄率会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并认为是城乡二元养老制度导致了这一结果。倪红福等（2014）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家庭人口结构和家庭消费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认为家庭人口结构变量会对消费和储蓄率产生一定影响。城乡家庭户主年龄和家庭储蓄率之间呈“U”形关系，即在家庭储蓄倾向不变的前提下，未来10年内家庭储蓄率会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提高，但在20～30年之后，家庭储蓄率会随着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而降低。
很多学者从总抚养负担的角度进行考察，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差异，如他们在消费习惯、行为特征、需求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开始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对储蓄率的影响。
Higgins（1998）较早尝试对老年人口和年轻人口的储蓄行为分别进行讨论。Kraay（2000）采用跨国的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指出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尽相同，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较强的负向影响不同的是，少儿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有关学者对发达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同等收入水平下，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更少，储蓄率更高。
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对1978—199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王德文等（2004）采用Leff的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回归发现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都比较显著，且系数均为负。
另一些学者得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之间存在正效应。袁志刚等（2000）的研究得出老龄化会促使居民增加储蓄的结论。他们还发现，在自然生育率下，中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多数，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下，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较高，老年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储蓄率的上升。唐东波（2007）运用实证的VAR（Value at Risk，在险价值）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的关系，得出了与袁志刚等（2000）一样的结论，且认为人口年龄结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会促使储蓄率提高。
与早期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不同的是，近年来的研究多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例如，汪伟（2009）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讨论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储蓄率的关系。学者们通过控制影响国民储蓄率的潜在因素，运用多种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增长、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少儿抚养比下降和与之相对应的老年人口增加是我国储蓄率增加的重要原因，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少儿抚养比下降带来的储蓄率上升趋势增强，老年抚养比提高对储蓄率上升的解释能力减弱。
本书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比重高，少儿和老年人的抚养负担轻，会导致家庭中更多的产出剩余转化为储蓄，这也是造成我国家庭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较大，少儿抚养比下降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减轻，国民收入中消费支出下降，进而带来储蓄的增加。然而，随着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比重的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对高储蓄率的贡献率也开始下降。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研究，大多认为随着抚养负担加重，老龄化会导致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丧失，而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的研究却认为老龄人口增加会降低储蓄率，进而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与此结论相反的是，一些学者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增加的预防性储蓄会带来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发展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已有研究大多得出储蓄率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而下降的结论，也有根据实证研究得出随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储蓄率提高的情况，因而对于老年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无定论。
人口结构与家庭储蓄率的研究中一个较新的视角是人口的性别比例会影响家庭储蓄率，这方面的研究较少。Wei等（2011）认为，随着我国性别比例上升，为了在婚姻市场上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家庭的竞争性储蓄会导致储蓄率的上升，具体表现为养男孩的家庭为了应对“找对象”的严峻形势倾向于多储蓄，而养女孩的家庭则会有搭男方便车少储蓄和增加储蓄以便在婚后生活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两种行为，这两种行为可能使储蓄的效果互相抵消。此外，Du等（2013）分析了婚姻市场中男女性别比例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打破了以往从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两方面对储蓄率进行研究的习惯做法，为我们从性别角度探讨人口因素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方向。
（3）家庭预防动机
最早开始考察个体由于寿命延长而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学者是Yaari（1965）。贺菊煌（2003）等进一步研究后指出，为了保障更长时期的老年生活质量，理性个体会倾向于多储蓄。Sheshinski（2006）的研究发现，预防性动机会给储蓄带来正效应。此后，Bloom等（2003）、Zhang等（2007）的研究也通过数据证实了这一点。老年人增加储蓄是出于谨慎性的考虑，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如照料和意外冲击的影响带来的不确定性支出增加等。对此，Nardi等（2009）的研究给出了老年时期医疗费用支出增加却未能使老人的储蓄快速下降的原因。Chamon等（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意外医疗保健支出增加是对我国1995—2005年老年人储蓄率快速上升很好的解释。
杨天宇（2015）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2014年的面板数据对老年人口与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净效应进行了探讨，认为老年人口增加带来的预防储蓄动机效应大于生命周期的消费支出效应，从而使老年人口比例和家庭储蓄率之间保持了较高的正相关性。为了检验老龄化在不同区域、阶层之间的差异，他们对数据进行了分类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增加会使农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高于城镇，低收入家庭的预防性储蓄高于中高收入家庭，这进一步表明，相对于城市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老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养老，低收入家庭的健康和意外医疗保健支出能力比中高收入家庭弱，需要更多的储蓄来应对，进而证实了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家庭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这一结论。
杨汝岱等（2009）采用实证检验的方法，得出2000年以后我国高储蓄率产生的原因是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的结论。通过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讨，他们发现，引起城乡居民储蓄行为的共同因素是教育改革，并通过实证得出实行教育改革以后城乡居民的娱乐教育文化支出比例分别为15%和12%。
（4）家庭受教育水平
考察家庭受教育水平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最早对二者关系进行探讨的是Revoredo等（1995）。他们利用生命周期模型考察了74个国家居民受教育水平与储蓄率的关系，发现受教育水平在不同阶段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同，不同经济性质的国家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在工业国家和非工业国家，受教育水平会对家庭储蓄率产生不同的影响。W.W.McMahon（2000）在研究受教育水平和消费的关系时发现，那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消费者会不断变化他们的消费模式，他们表现出来的消费能力要高于他们实际的收入水平，这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越高，储蓄相对越少。Attanasio等（2011）采用微观家庭数据分析了墨西哥的家庭储蓄率，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储蓄率水平和生命周期理论之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
国内的研究相对更少。张学敏等（2006）通过研究受教育水平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居民消费结构等级受居民教育程度影响较大，进而会给居民的储蓄带来影响。陈贵富（2015）采用系统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了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家庭储蓄率会提高3个百分点，但不同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组构成对储蓄率的影响不同，高中毕业的劳动力和大专及以上劳动力对储蓄率的影响大于初中毕业及以下劳动力。周弘（2011）使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家庭人力资本对储蓄率的影响，发现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对较少。李伟（2015）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教育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分析我国农村2000年以后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得出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人均消费支出增加0.17%的结论。这说明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消费水平，进而对居民储蓄产生影响。
（5）家庭消费习惯
最早将习惯纳入消费理论进行研究的是Duesenberry（1992），他认为消费者一旦形成某种消费习惯就很难改变，这被称为“棘轮效应”。20世纪80年代，关于习惯对消费的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Carroll等（2005）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习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Ferson等（1991）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季度、月度还是年度的消费行为，在美国居民中都表现出较强的习惯性。Naik等（1996）考虑个体差异进行研究后发现，美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也会受到习惯的影响。Heaton（1993）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美国居民在非耐用品上的消费行为不存在月度和季度的习惯性倾向，但基于未调节非耐用品消费与服务数据进行的研究显示，居民的消费行为受习惯的影响较小。Campbell等（1989）认为，由于消费习惯的影响，持久收入变动对消费的影响较小，进而使消费表现出相对平稳的特征。此外，Eichenbaum等（1988）对总量消费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并未显示出美国居民消费行为存在习惯性。可见，国外学者对习惯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关系及其实证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我国居民一直以来秉承勤俭节约的美德，因而国内对消费行为和习惯的研究较少。艾春荣等（2008）认为，节约的消费习惯可以解释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
1.2.1.2 家庭外部因素
（1）就业景气程度
就业景气指数是反映就业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劳动力市场总体就业情况的综合指标。找出影响就业景气指数的因素对于指数编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从宏观视角分析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根据编制方法的不同，就业景气指数主要分为五大类，本书主要关注宏观层面的全国就业景气指数的变动与储蓄率的关系。
杨宜勇（2001）主要考察了劳动参与率、就业现状、失业率、教育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通过与国际劳动力市场进行比较，从侧面对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总结。童光荣等（2003）通过研究发现，GDP指数、城市指数和社会保障指数等都会影响大学生就业指数。陈安平等（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稳定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着长期的稳定关系。陈桢（2008）通过分析GDP的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关系，得出就业总量增加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结论；但由于存在就业弹性，GDP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未必表现出一致性的变化。张应碧等（2010）的研究发现，尽管贸易顺差在促进就业方面的效果明显，但仍不如消费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因此适度的通胀水平对增加就业是有利的，而投资对增加就业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延时性。
有些学者的研究主要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对就业景气程度的影响。也有学者从更广阔的视角对就业景气程度进行了考察。除了前面研究中已经关注到的宏观经济因素外，有些学者在研究中还增加了技术、物价水平等因素。李田等（2010）基于凯恩斯经济理论构建的计量模型得出以下结论：城镇就业人数和总人口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PPI）及零售物价指数（Retail Price Index，RPI）之间存在一阶线性关系，城镇就业人数与贸易总额、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消费品总额之间存在对数关系。
罗孝玲等（2011）经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利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及贸易差额等因素会影响就业。他们把影响就业的因素分为宏观因子和技术因子，并指出对城镇就业水平影响较大的宏观因子主要包括消费水平、产业结构变化和城镇化进程等。陈彬（2017）的研究使用了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失业保险领取人数及居民收入变化等指标，发现就业人数并未随着PMI的回升而增加。关注宏观层面就业景气程度，有利于从劳动就业角度考察家庭储蓄率受宏观因素的影响。
（2）社会保障制度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养老金制度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时间较长，因此对养老金与储蓄率的研究也起步较早。Feldstein（1974）通过研究发现，养老金制度对储蓄率有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一是养老金制度会对居民的储蓄产生替代作用，即有了一定的养老金作为保证，居民可以减少用于老年时期消费的储蓄；二是养老金制度的完善会诱使提前退休行为发生，导致居民工作期缩短，进而带来储蓄水平的下降。最终储蓄率的变动情况要视这两种效应的强弱而定。
Feldstein等（2002）认为，养老金和储蓄率的关系较为复杂，在缺乏信贷约束和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养老金和储蓄之间会出现替代效应。
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养老保险制度起步较晚，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由于我国目前的养老金制度是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累计制共存的状态，因此本书主要关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彭浩然等（2007）利用宏观数据对我国31个省份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会导致储蓄率下降。
黄莹（2008）基于戴蒙德模型分别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累计制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基金累计制对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而现收现付制对储蓄率的影响和彭浩然等（2007）得出的结论一致。胡颖等（2012）通过一个将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累计制相结合的OLG模型对社会保险和储蓄率进行的探讨表明，社会保险会挤出部分居民储蓄，但是其影响程度较小。与此相反的是，张士斌（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储蓄受传统习惯的影响最大，社会保障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显著。李雪增等（2011）使用两步系统GMM面板数据得出与张士斌（2009）基本一致的结论，即养老保险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张翠珍（2012）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使用分省时间序列数据对未来养老金给付的现值进行估算，得出社会养老保险会抑制居民储蓄的结论。
Li等（2012）通过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居民储蓄率较高的主要原因，在主要依靠家庭养老的背景下，老年人要通过提高储蓄率的方式来防范风险，他们为应对养老增加的储蓄成为提高投资率的资金来源。
（3）房价波动
我国在1999年房地产市场改革之后，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致使房价从2000年开始一路飙升，许多学者也开始把研究的目光转向我国的高房价对储蓄率的影响。例如，Chamon等（2011）发现，改革后住房、教育等支出的增加是促使居民增加储蓄的主要原因。陈彦斌等（2011）研究后指出，我国的高储蓄行为是年轻家庭为了应对高房价的无奈之举。
骆祖春等（2014）构建了一个两期世代交叠模型来研究房价与储蓄率的关系，结果表明，房价和储蓄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他们还利用1999—2011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房价对储蓄率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老龄化可以促使储蓄率提高。
陈崇等（2011）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中西部地区，房价和储蓄率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但东部地区房价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陈斌开等（2013）采用家庭微观数据考察住房和储蓄率的关系，发现高房价不但促使年轻人为了“居者有其屋”而被迫储蓄，而且促使老人为了帮助子女买房而进行储蓄。
1.2.2 储蓄率与经济增长
1.2.2.1 储蓄率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
储蓄率、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运行中三个重要的经济指标，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储蓄率、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研究由来已久，这三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已得到经济学家们的证实。那些初始人均资本存量较低的不发达国家通过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方式逐渐具有比资本存量高的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落后国家缩小了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较为认可的观点。Jappelli（1994）较早研究了不同的储蓄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后的研究也陆续证实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Krieckhaus等（1994）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的横截面数据估计得出了高储蓄率带来高增长率的结论。Krieckhaus（2002）对32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证实了高储蓄率带来的高投资率会促使经济高速增长。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较高的储蓄率通过增加可信贷资金总量使总投资额增加，较高的投资又会促使经济快速发展。
王帮俊等（2004）对1953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储蓄率的协整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证实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殷剑峰（2012）认为，人口红利的另一个方面，高储蓄以及基于此的高投资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劳动力丰富，然而资本紧缺，需要通过资本广化和深化来改善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增长的现状。李大悦（2017）认为，经济增长和国民储蓄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国民储蓄率的上升在短期会带来收入减少；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年龄之间存在的反向关系会恶化劳动供给，导致短期消费需求下降，而从长期来看，储蓄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齐红倩等（2018）围绕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同时采用PSTR模型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发现，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有动态的正效应，该效应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而基于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则得出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具有显著地区差异的结论。
Fougere等（1999）通过对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物质资本收益下降会促使家庭提升人力资本投资，人口结构变化会改变家庭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Barro等（1995）、Doppelhofer等（2004）的实证研究同样证实了预期寿命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Lorentzen等（2008）主要分析了预期寿命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得出成人死亡率降低会增加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结论。邱晓华等（2006）、孙琳琳等（2005）认为，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而我国的高储蓄率带来的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也有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Pecchenino等（2002）认为，随着家庭中老年人口的增加，家庭会减少对下一代的教育投入。另外，预期寿命增加意味着更长的退休后生活，理性个体会更多预留储蓄作为其老年期的消费，并减少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这些都对经济增长不利。Bosworth B.等（2007）使用1960—2005年85个国家的跨国数据分析家庭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及投资之间的宏观联系，发现老年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也会带来投资的下降。
Jackson等（2004）的研究指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挑战是人口转变，中国经济面临“未富先老”的局面。张春海等（2012）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储蓄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在人口结构恶化的情况下，如果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会导致人均消费的增加，而这是以减少储蓄为代价的，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史晓丹（2013）在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受教育水平提高会带来消费增加、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所需资本积累的减少。肖欢明等（2014）分别考察了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较低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其他几个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1.2.2.2 经济增长影响储蓄率的文献
与前述研究不同的是，另一些研究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对储蓄率的反向影响。Modigliani（1970，1986）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OLG模型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率较高经济体中的年轻人比经济增长率较低经济体中的老年人富裕。Caroll等（1994）发现，经济快速增长且拥有高储蓄率的东亚国家很好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显著性，而这种东亚模式的特点似乎是先有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才有高的储蓄率。Dekle（1993）使用经济快速增长国家的一组数据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储蓄的格兰杰原因。Edwards（1995）的研究发现，私人储蓄与公共储蓄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人均经济增长率。Attanasio等（2000）的研究发现，高增长下的高投资可能是产生高储蓄的原因。Loayza等（2000）在对世界储蓄率差异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增长率是解释国际储蓄率差异最有力的变量，而且该结果适用于OECD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一些研究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也得出了高增长率导致高储蓄率的结论，如Sinha等（1998）、Salz（1999）、Anoruo等（2001）。Modigliani等（2004）、Caroll等（2000）的研究从实证角度得出了高增长率导致高储蓄率的结论。
在国内的研究中，刘金全等（2002）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储蓄率与GDP之间关系进行的检验也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无论是储蓄增量还是储蓄率，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实际GDP水平对储蓄增量有较大影响。汪伟（2008）运用VAR模型，基于中国数据对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动态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是投资率和储蓄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向因果关系并不成立，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也不成立。胡雅琴（2006）同样使用该方法，对1978—2004年中国储蓄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检验，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认为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稳定的正向关系。因此，对于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其因果关系未得到一致的解释，到底是高储蓄导致高投资还是高投资带来高储蓄至今尚无定论，但这些观点均一致地肯定了储蓄或投资与经济增长有关系。
也有一些学者得出高经济增长导致高投资的结论。例如，Vanhoudt（1998）认为，经济快速增长会促使资本快速形成，实际产出与投资之间存在反向影响。此外，Podrecca等（2001）发现，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是一种双向因果的关系。
1.2.3 文献述评
储蓄作为经济增长中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受到众多经济学家和学者的关注，储蓄率的变动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而基于家庭视角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是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影响储蓄率的因素众多，收入水平是最早被考察的因素之一。Keynes（1936）、Friedman（1957）和Modigliani（1960）等认为，储蓄率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水平，还取决于预期收入水平。也有学者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抚养负担和储蓄率之间的负向关系，如Leff（1969，1971）等。之后的文献多从预防动机（Yaari，1965）和预期寿命效应（Nardi et al.，2009）的角度得出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会促使家庭储蓄率提高的结论。此外，有学者分析了家庭受教育水平对储蓄率的影响（Morisset and Revoredo，1995）。这些研究都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的探讨。还有一些学者主要考察了影响家庭储蓄率的宏观因素，如杨宜勇（2001）、陈桢（2008）主要分析宏观的就业景气指数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从社会保障制度（Feldstein，1974；Feldstein，2002）和房价变动（Chamon，2011）等方面探讨影响家庭储蓄率的宏观因素。
有关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讨论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Kaldor（1956）、Jappelli等（1994）和Krieckhaus（2002）等认为，高储蓄率带来的高投资率导致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有学者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家庭抚养负担加重导致的储蓄率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Pecchenino等（2002）和Bosworth B.等（2007）。还有学者考察经济增长对储蓄的反向影响，如Modigliani（1970，1986）、Caroll等（1994）、Dekle（1993）和Edwards（1995）等从实证角度得出了高经济增长导致高储蓄率的结论。还有学者得出经济高速增长导致高投资的结论，如Vanhoudt（1998）。此外，Podrecca等（2001）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迄今为止，学界对到底是高储蓄导致高投资还是高投资带来高储蓄尚无定论。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家庭内部的微观因素，也有家庭外部的宏观因素，其具体影响机制可能更为复杂，影响效果也会因选取变量和使用模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研究家庭储蓄率的文献较多，讨论人口结构与家庭储蓄率的文献要么使用总抚养比来进行研究，要么考察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关系，鲜有文献对人口结构进行细分，从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方面进行探讨。由于研究影响家庭储蓄率宏观因素的文献相对较多，而从微观视角，尤其是基于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少，本书基于微观家庭数据对储蓄率进行研究显得更有意义。本书分别探讨影响家庭储蓄率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进而分析家庭人口结构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根据相关经验和储蓄率的实际变化情况，不难发现家庭储蓄率的变化还存在时期效应、地域差异等，这些可能影响家庭储蓄率的因素，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和实证部分进行具体分析。考虑到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本书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分别进行讨论。
对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强调储蓄率通过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但少有文献分析居民家庭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储蓄率与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问题。此外，储蓄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影响：一方面，家庭储蓄率受到家庭消费的制约，可能在短期内给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家庭储蓄流入金融机构以投资的形式进入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对宏观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储蓄率并非越高越好，长期而言，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储蓄率作为宏观经济中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指标，一直受到各国经济工作者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家庭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独立的微观经济单位，研究其储蓄率变动的影响因素，有利于较好地把握宏观经济政策运行情况，并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有效反馈。国内外学者都对该领域进行了研究，但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选用数据及模型设定、变量选取等的不同，最终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本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探求影响家庭储蓄率的人口结构因素（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进而分析由其带来的家庭消费结构变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家庭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