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储蓄是投资的重要来源，能够顺利转化为投资的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中国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增长率被称为21世纪中国新的“三高”，尤其是中国超乎寻常的高储蓄率，一直是各国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中国的储蓄率一路攀升，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中国特定的人口红利所致。随着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的储蓄率持续走低，经济增长也步入了新常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劳动力人口数开始下降，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居民储蓄率随之变动，进而通过影响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储蓄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按照储蓄的部门不同，国民储蓄被分为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在本书研究的样本期内，居民储蓄率与国民储蓄率保持了较一致的变动趋势，且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的占比达50%以上。家庭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独立的微观经济单位，研究其储蓄率变动的影响因素，有利于较好地把握宏观经济政策运行情况，并能有效反馈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该领域进行了研究，但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选用数据及模型设定、变量选取等的不同，最终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本书探讨影响居民储蓄率的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差异，进而分析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消费结构变动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根据相关经验和储蓄率的实际变化情况不难发现，居民储蓄率的变化还存在时期效应、地域差异等。已有文献对储蓄率的研究多选用国民储蓄率这一指标，且多使用宏观总量和时序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而本书基于微观家庭数据对居民储蓄率进行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本书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储蓄率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第一部分的研究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和子女性别结构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到我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本书对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分别进行讨论。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储蓄率均随老人占比提高而上升，但农村家庭储蓄率上升的幅度远大于城镇家庭，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城乡享受的居民医疗保障制度不同。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15岁以下不同性别小孩占比均与家庭储蓄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15岁以下男孩占比和女孩占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城镇家庭15岁以下男孩占比高的家庭储蓄率高于15岁以下女孩占比高的家庭，农村家庭15岁以下女孩占比高的家庭储蓄率高于15岁以下男孩占比高的家庭，且农村家庭15岁以下女孩占比与农村家庭15岁以下男孩占比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差异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本书认为，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家庭消费结构变动是引起家庭储蓄率变动的根本原因。通过将因变量分别更改为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居住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娱乐教育文化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可以发现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对家庭医疗保健支出的影响在城镇和农村均显著为正，表明老人较多的家庭需要为养老储备较高的医疗保健费用。无论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15岁以下男孩占比和15岁以下女孩占比均与家庭的娱乐教育文化支出有显著正向关系，说明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都不得不为应对子女教育进行较高的储蓄。本书对居民储蓄率的研究结论表明，加大医疗保障力度，解决居民的养老问题，尤其是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减轻家庭教育负担等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居民储蓄率过高的局面。

对第二部分的研究认为，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家庭成员在消费上的差异会影响家庭的消费支出和储蓄，进而通过影响投资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本书采用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动态增长模型考察了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但是，并非储蓄率越高，越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实证结果中加入居民储蓄率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总是线性关系，二者可能存在倒“U”形关系，即一定水平的居民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超过这一水平的居民储蓄率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

本书由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资助出版。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以及同学崔秀丽、陶敏阳、朱明亮、戚瀚英的支持和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焦晓云编辑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精力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恳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韩　琼

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