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评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科技人员社会分层问题起源于默顿学派的科学分层研究。20世纪50—80年代，Merton及其学派成员确立了科学分层研究的默顿范式，即以普遍主义为基本纲领、以科学产出为决定因素的声望分层研究，发展了解释科学分层与精英形成的马太效应理论和优势积累理论。其中，Merton（1973，1988）基于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研究提出了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并提出了马太效应和优势积累的基本思想。Zuckerman（1977）在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勾勒了美国科学分层的金字塔形结构，进一步完善和验证了推动科技精英成长的优势积累理论。Jonathan Cole和Stephen Cole（1989）从荣誉奖励、职业地位和知名度三个维度进一步研究了科学家的分层状况，强调论文产出、学术出身等因素对科学分层的影响，支持了基于功能主义的默顿学派科学分层理论。Reskin、Long、Allison等人的后续研究发现，马太效应、优势积累及其推论同时面临着支持性和否定性的经验证据。例如，Reskin（1977）发现，博士学位机构声望和早期引证数量对晚期论文产出具有积极影响，早期产出数量对晚期科研产出没有显著影响。Long和Mcginnis指出，科研产出对初职机构声望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任职机构声望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强化，个人科研产出水平倾向于同机构背景特征保持一致（Long, 1978；Long and Mcginnis, 1981）。Allison等人发现，论文数量的不平等持续增长，论文引证的不平等却未持续增长（Allison，Long and Krauze, 1982）。

20世纪90年代前后，研究重心转向科学产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一种典型做法是将众多潜在影响因素纳入数学模型或典型案例，加以统计筛选和理论分析。例如，Ramsden（1994）发现，研究领域、机构类型、早期兴趣等结构因素与个人因素共同决定产出水平。Long等人指出，学术出身与研究产出率存在较强相关关系，机构背景对研究产出没有重要影响（Long，Bowers and Barnett, 1998）。Brewer等人发现，科研经历、研究资助等有助于提高学术产出（Brewer，Douglas and Facer, 1999）。Teodorescu（2000）指出，研究资助、参加学术会议对论文产出影响最大。Crain（2010）发现，合作、多元化、商业周期及学术报酬等因素与研究产出存在相关关系。另一种典型做法集中探讨单类因素，主要涉及机构背景（Allison and Long, 1990；Kyvik, 1995；Long, 1995；Fox and Mohapatra, 2007）、科研合作（Landry，Traore and Godin, 1996；Duque and Ynalvez, 2005；Lee and Bozeman, 2005；Abramo and D-Angelo, 2009）、教学任务（Fox, 1992；Ramsden, 1994；Marsh and Hattie, 2002）、科研资助（Gulbrandsen and Smeby, 2005；Jacob and Lefgren, 2011；Hottenrott and Thorwarth, 2011；Rosenbloom，Ginther and Ted, 2015）、婚姻家庭（Long, 1995；KyvikandTeigen, 1996；Xieand Kimberlee, 1998；Hunter and Leahey, 2010）等。

随着大科学时代持续演进、科学与社会深度融合，后学院科学（Ziman, 2000）、知识生产新模式（Gibbons, 1994，2013；Jonathan, 2002；Gulbrandsen, 2004）、学术资本主义（Slaughter and Leslie, 1999；Slaughter and Rhoades, 2004）、三重螺旋（LeydesdorffandEtzkowitz, 1996，1998；Etzkowitzand Leydesdorff, 2000；埃茨科维兹，2016）、国家创新体系（Freeman, 1987；Nelson, 1993；OCED, 1999）等理论范式相继涌现。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产学研合作（又称校企合作、政产学研合作等）及其科学效应与社会效应成为新的研究热点。科技人员的产学研合作行为包括定向开发、商业咨询、成果转化、开办公司、专利授权、合作研究、合作发表论文等（Bozeman and Gaughan, 2007；Bekkers and Freitas, 2008）。产学研合作与学术研究的双向关系是经验研究中最受关注的。从科学界到产业界的知识流占据主导，从产业界到科学界的逆向知识流较为薄弱，产学研合作的科学收益还取决于积极性、选择性和创新性等策略（Fier and Pyka, 2014；Callaert，Landoni and Looy, 2015）。作为产学研合作与学术研究的典型形式，专利与论文的关系成为研究焦点。二者之间既有知识共享、灵感激发、动机强化和资助增加等积极的回馈机制，也有时间冲突、动机偏转、延迟发表和保密行为等消极的替代机制（Calderini，Franzoni and Vezzulli, 2007；Fabrizio and Minin, 2008；Azoulay，Dingand Stuart, 2009；Klitkou and Gulbrandsen, 2010）。产学研合作对科技人员的论文产出数量与质量（Gulbrandsen and Smeby, 2005；Buenstorf, 2009；Klitkou andGulbrandsen, 2010；Hottenrottand Thorwarth, 2011；Grimm and Jaenicke, 2015），延迟发表与保密行为（Blumenthal，Campbell and Anderson, 1997；Campbell，Clarridge and Gokhale, 2002；Penin, 2010），乃至角色认同、学术认知与科学规范等都具有重要影响。

（二）国内研究进展

中国科技人员分层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早期工作主要是引进和消化默顿学派的声望分层研究成果。例如，刘珺珺（1987）介绍了Merton、Zuckerman、Cole等的研究成果，认为知识贡献、科学声望、科学权威等概念具有理论逻辑的内洽性。顾昕（1987）着重讨论了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Cole, 1973），倡导借鉴美国科学社会学的思路和方法研究中国科学界的奖励系统、马太效应、精英统治等，认为权力、年龄资历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应予以关注。王志田（1991）介绍了科学分层现象中的马太效应、光环效应、波敦克效应等，讨论了这些现象与论文引证、工作环境、科学权威等的关系。林聚任（1997）介绍了美国性别分层研究中的社会选择、劣势积累、三重处罚、有限差别等理论观点。

21世纪初，部分学者开始探索分析中国科技人员的分层状况。林聚任（2000）调查了女性院士的职业选择、自我观念、家庭与事业观、性别地位观念，认为女性的科学地位受传统的职业分工与制度结构、文化观念与教育、婚姻家庭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曹聪（2004）借鉴Zuckerman的思路，勾勒出了中国科学分层的金字塔型结构。古继宝、李国伟（2006）以学术声望为依据，将基础研究人员分为基础层、辅助层、精英层、大师层4个层级。姚昆仑（2007）从职位职称和科技奖励的角度将中国科技界划分为从两院院士到低级科技人员的6个层次。此后的科技人员分层研究越发强调分层的“社会”维度而非“科学”维度。例如，邝小军（2010）选择以收入、技术职称和管理职务为分层依据，将科技人员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孙玲、尚智丛（2012）提出技术职称、行政职务和社会／学术声望的三元标准，将科技人员分为三大类、8个层级。赵万里、付连峰（2013）选取组织资源、科研项目、荣誉奖励等6项标准，将科技人员从精英到底层分为5个层级，强调论文产出和年龄资历对分层地位的影响。付连峰（2019）发现，中国科技人员的阶层认同偏低，主观阶层认同与客观阶层地位存在明显偏差，阶层认同受科技人员的个人收入、住房状况、技术职称、管理职务、纵向课题、学术论文等因素影响。

近年来，科技人员的资源分配与科研产出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例如，秦广强、魏钦恭（2012）发现，科研人员的项目资源既受教育程度、权力、私人关系等个体特征的影响，也受单位类型、科研实力、单位规模等组织属性的影响。何光喜、赵延东、杨起全（2014）发现，科研经费的不平等程度较高，占有较多经费的科研人员并未产出同等比例的学术成果，经费过度集中于担任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手中。李强、赵延东、何光喜（2014）发现，论文数量受年龄、学习经历、技术职称等因素影响，科研时间投入与论文产出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赵延东、洪伟（2015）发现，承担企业科研项目的科研人员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发生比例相对较高，在发表普通论文的数量方面毫不落后，但在发表高质量论文方面逊色于其他科研人员。宋志红、郭艳新、李冬梅（2016）运用倾向得分分层法研究了科学基金的激励效应，发现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者与未获得者相比普遍具有较高的科研产出。与此同时，若干学者吸收中国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研究的思想成果，研究科技体制改革历程中科技人员的社会分层问题，尤其集中在科技人员的收入分配问题上。例如，李廉水、崔维军（2009）运用基尼系数与泰尔指数研究了科技人员的收入问题，发现科技人员收入差距不明显，造成科技人员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依次是职称、地区和组织。赵万里、穆滢潭（2014）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身份对科技人员的收入具有正向效应，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的回报率具有U形特征，政治身份的回报率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市场化进程弱化了工作经验和政治身份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余荔、沈红（2017）发现，教师的工作特征特别是职称等级对收入差距影响最大，教师工龄、教育程度、海外经历等人力资本要素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院校特征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呈现上升趋势。石长慧、李升（2017）发现，科研人员的收入在社会中处于较高的位置且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职称、专业领域、区域和单位类型对科研人员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较大。付连峰（2021）发现，市场化在区域层次、组织层次上对人力资本、行政资本的收入回报率影响较小，甚至没有显著影响，但在个体层次上通过经营性活动显著影响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率；个体层次上的经营性活动提高了受教育程度的收入回报率，但降低了年龄资历、管理职务的收入回报率。

（三）文献脉络与框架

总体来看，科学分层研究主要包括3种典型范式，每种范式都在既定的理论视角与分析逻辑之下关注特定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一是以默顿学派为代表的声望分层范式，强调科学建制内部对做出独创性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科学承认或声望回报，科学界的分层是基于科研成果和声望竞争的自发过程，相应经验研究中的因变量是知名度、职业位置、科技奖项等，主要的自变量是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二是科研贡献分层范式，认为科研贡献的数量和层级本身就体现了层级差别，这种层级差别是科技人员的社会特征与策略选择差别的结果，相应经验研究中的因变量是学术论文、科研的数量与质量，主要的自变量包括人力资本、行政权力、科研合作、组织特征、产学研合作行为等。三是社会分层范式，强调科技人员作为一般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尤其关注宏观社会的结构与变迁对科技人员的影响及群体差异，相应经验研究中的因变量是个人收入、管理职务、技术职称等，自变量包括人力资本、组织特征、科研合作、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等。概括来说，既有研究成果集中于科学分层、科研产出、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等议题，在夯实理论基础、发展理论体系、探索研究方法、构建数学模型等方面均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相较于国外研究，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力量相对分散、研究进程略有滞后、研究广度与深度有待提高。国内研究在把握社会转型、科技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时代特征方面稍显迟滞，在分析科技人员的主观努力与理性行动对分层地位的影响等方面略显薄弱，在实现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结构与行动的衔接与过渡方面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