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在牛津

奥斯卡·王尔德——一听到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期待他的妙语，将平庸的一本正经变成轻浮的真知灼见。这在他的生前身后都是如此。睿智、优雅、出乎意料：这些都是王尔德的精髓。而诚如博尔赫斯所言，王尔德还吸引我们的一点是，他所说的几乎总是正确的。

在奥斯卡·王尔德成为奥斯卡·王尔德的过程中，父母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他出生于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家庭，也是一个颇为古怪的家庭。父亲威廉·王尔德爵士创办了爱尔兰第一家眼耳科医院，其专业水准超越前人。他还亲自鉴定爱尔兰考古遗迹，鉴赏爱尔兰民间故事。经他分类编目的文物现存放于爱尔兰国家博物馆，由他收集整理的爱尔兰传说和民间故事幸免于失传。在这些功绩和荣誉之外，他还另有“遗产”：像某位王室浪子一样，婚前留下了三个私生子。孩子母亲的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奥斯卡·王尔德认识这些异母兄弟，他作品中经常写到弃儿和身世神秘的人，也许就与此有关。关于王尔德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事情是在意料之中的。

王尔德的母亲写过一些情感炽烈的诗歌支持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早已与她持统一派政见的娘家断绝来往。她本名简，但使用笔名斯珀兰扎（Speranza），这纯粹出于不无夸张的幻想：她的娘家埃尔基家族与著名诗人但丁的阿利格耶里家族有亲缘关系。她写信给美国诗人、但丁《神曲》英译者朗费罗时，署名弗朗西斯卡·斯珀兰扎·王尔德。后来她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再如此激烈，一些诗作再版时也不愿再看校样，她说：“曾经灼热的灰烬我无法踏足。”但她招摇依旧。在都柏林她主持的沙龙里，以及后来在伦敦的沙龙里，她总是身穿奇装异服，戴着隆重的头饰和珠宝，谈吐华丽，滔滔不绝。她儿子后来发表高论说：“没有言过其实就没有爱，而没有爱就没有理解。”这无疑是为她，也是为王尔德自己的刻意修辞辩护。她搬到伦敦后曾被问及诗歌创作，叹息道：“我吟咏的长袍拖在伦敦的泥淖了。”有人请她接待一位“可敬的”年轻女士，她如此作答：“在这幢房子里你千万不可这样措辞。只有小商贩才是可敬的。”奥斯卡·王尔德一直记得这句话，在《认真的重要》一剧中，布雷克耐尔夫人问道：“这位普丽斯姆小姐是不是一个面目可憎、跟教书有那么一点儿关系的女人啊？”卡农·蔡秀白尔愤愤地回答道：“她可是一个最有教养、最可敬的女士。”“显然就是这个人了。”布雷克耐尔夫人说道。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他和母亲决定成立一个德行查禁协会，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母子俩心有灵犀，都有这个想法。数学家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曾带着王尔德夫人参观他在都柏林的豪宅，王尔德夫人说：“我希望这里常有幽魂出没。”爵士听了乐不可支。在一个更严肃的场合，威廉·王尔德爵士被控和一名女病人有不正当性关系。当王尔德夫人被问及为何对女病人的指控置之不理时，她庄严地答道：“我对此事毫无兴趣。”

有如此自命不凡的父母，儿子也自命不凡就毫不奇怪了。王尔德幼时在家接受私人教育，九岁时才被送到都柏林恩尼斯基伦的波尔托拉皇家学校，一直待到十六岁。他后来对这七年闭口不谈，只承认在波尔托拉待了“大约一年”。他肯定跟《理想丈夫》一剧中谢弗利太太的感受相似：“我早把学校生活忘到脑后了，我模模糊糊记得学校的生活很令人讨厌。”尽管讨厌，但波尔托拉使他获得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教育，并且将他跟其他新教徒男生一样送进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在三一学院，王尔德得到两位势同水火的权威马哈菲教授和提勒尔教授的指点，古典学成绩尤为出色。但两年半后，他突然中断学业，转而参加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半津贴奖学金考试，并顺利通过。据说马哈菲教授这样对他说：“奥斯卡，要留在这儿，你还是不够聪明。快点去牛津吧。”

就这样，王尔德于1874年10月从都柏林来到了这所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他在牛津四年，修了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之后又学习了古代历史、哲学和文学。初来时是混沌的二十岁孩子，离开时已是学有所成的二十四岁青年。他在笔记本里写道：“我从未播下野燕麦，我种了几株兰花。”花卉的隐喻植根甚深。

对于爱尔兰人来说，牛津对他们头脑的影响即如同巴黎对他们身体的影响。王尔德和其他人一样欣然接受这个传说甚广的类比。牛津大学对汇聚于此的精英学子既体贴又严格，待他们进入社会，则永远被视为睿智、聪慧，或许也平凡，却是牛津水准的平凡。学生们爱戴这位杰出的母亲，又对她能决定自己人生的巨大威力心怀敬畏。

王尔德没有理由把自己看作巴尔扎克《幻灭》中的吕西安·德·吕本布雷，从外省来到首都，在牛津找到那个伟大的世界。都柏林也不是小地方斯基伯林。他已经认识很多英国人——他母亲每周六下午的沙龙里经常有英国画家和演员出席，而且他的姓就是英国姓。不少亲戚，以及亨利·邦伯里（Henry Bunbury）这样的朋友也都住在英国。亨利·邦伯里完全没有察觉自己的名字被《认真的重要》一剧中的阿尔杰农借去，成全了他的阴谋诡计。王尔德曾陪同父亲考察史前巨石和古冢，牛津的古迹自然不会令他震惊。但用德莱顿的话来说，牛津仍然是雅典，而其他地方都是底比斯。王尔德说牛津是“英国最美的景点”。亨利·詹姆斯在王尔德来牛津前一年到访，他评价“牛津的独特气氛，热爱智性事物的自由气氛，由一种本身即满足理性的机制来确保”。王尔德则更为动情，他说牛津岁月是其一生中“最绚烂如花的日子”。

不过，怀旧是一回事，伊顿公学、哈罗公学、温切斯特学院校友及早期托利党人的学生世界又是另一回事了。王尔德在写作中展现出的非凡高雅令他自此成为年轻人羡慕的对象。但进入牛津伊始，他却拙于交际。他进入牛津前那个夏天结识了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的考特尼·博德利(1)，这位朋友描绘了王尔德刚开始读本科时的模样，虽然恶毒但恐怕很准确。据博德利描述，王尔德第一次在餐厅用餐，身边恰好坐着一个其他学院的学生——一个三年级的运动健将，显然谁也不敢轻视。王尔德侃侃而谈，自觉已然讨得他欢心，一吃完饭就忙不迭向对方呈上印着姓名、学院的新名片。按照猜不透的牛津规矩，这样做显然不合适。他被当场拒绝，毫无疑问还遭到过几次同样的失利，于是他下定决心要超过而不是落后于英国人。他的都柏林口音消失，一口英语庄重清晰，其遣词造句之讲究，后来令叶芝和其他爱尔兰人惊讶。他对正式着装兴趣浓厚，甚至对一个朋友说：“如果我只身流落荒岛，但衣物还在，那我每天晚上都会盛装用餐。”（他不想想谁给他做饭。）白天，他把都柏林的衣服搁在一边，穿上粗花呢上装，格子比朋友们衣服上的格子更大，系着蓝色领带，竖起衣领，斜戴着卷檐帽，看上去比朋友们更加活泼帅气。他在牛津大街斯皮尔斯理发店将一头浓密的棕发恰到好处地剪短。这仅仅是他衣着革命的第一阶段；数年后革命继续，将变得更加讲究，包括被裁成大提琴形状的上装和类似的浮夸装饰。

外表和谈吐迅速使王尔德成为瞩目焦点。他因此激怒了那些仇恨炫耀的人，但同时也让朋友们愉悦，因为他们从他身上发现了放肆的自嘲。他和同侪相处甚欢，对高人一等的人则傲慢无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1875年11月1日的一份学监报告指责王尔德和其他三人居然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克拉伦登楼里用餐，这简直是十恶不赦。学监记下了他们的名字，要求他们尽快吃完并立即向他所在的耶稣学院汇报。他们缠着他问：“我们要向耶稣汇报？”惹得他最后只好气急败坏地走了。一刻钟后他杀了个回马枪，却发现他们还在，“甚至比之前还要放肆，王尔德戴着帽子旁若无人地踱步”。那顶帽子无疑就是他引以为傲的卷檐帽。学监要求他脱下来。学监提出关他们禁闭，不允许他们离开自己的学院。

王尔德似乎很喜欢对抗权威。二年级临结束他得参加神学课考试，到学监处领取考卷。学监问他：“你是参加神学考试还是替代考试？”（替代考试为非英国国教学生设立。）“噢，《四十九条信纲》。”王尔德冷冷答道。(2)学监说道：“王尔德先生，你是说‘三十九条’吧。”“噢，真的吗？”王尔德极不耐烦地问道。（他后来谈及“二十诫”，也是故意说错数字，以表示不信。）那场考试的考官是W. H. 斯普纳，后来成了牛津大学新学院院长。斯普纳责备王尔德迟到；王尔德漫不经心地回答：“您得原谅我。我从未参加过这种只需及格的考试。”言下之意，他从不关注那些只分及格与不及格的考试。斯普纳本人担任圣职，而且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侄子。他训斥了王尔德，要他抄写希腊文《使徒行传》第26章。过了一会儿，斯普纳看到王尔德抄得认真，就动了恻隐之心：“你抄得够多了。”但王尔德并不停笔。斯普纳问道：“王尔德先生，你没有听到我叫你不用再抄了吗？”“噢，是的，我听到了，”王尔德回答道，“但我对正在抄写的内容太感兴趣，停不下来了。说的是一个名叫保罗的男人，在海上时遇到一场可怕的风暴，我担心他可能会葬身海底。但是，斯普纳先生，您知道吗？他得救了。我发现他得救了，就想来告诉您。”这故事还有一个版本，是说斯普纳要王尔德解释希腊文《马太福音》里的诗文，其中记述犹大为了三十块银钱出卖了救世主。王尔德解释了几篇，斯普纳便打断他说：“很好，这样就行了，王尔德先生。”“嘘，嘘，”王尔德竖起一根手指示意道，“让我们继续，看看这个不幸的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很难在传奇中做出选择，但显然王尔德已经在创造自己的传奇。而考官显然也并没有觉得有趣。“我当然是没有及格。”王尔德告诉一个朋友。他不得不补考。

还有一次，维多利亚女王的小儿子利奥波德莅临莫德林学院，恰好这天轮到王尔德在学院小教堂里朗读《圣经》。王尔德翻着书页，懒洋洋地读着《雅歌》。学监从座位上冲下来，胡子几乎戳到了王尔德的脸，说道：“王尔德先生，你读错了。应该读《申命记》第16章。”在以后的岁月里，王尔德一直记得他总是带着怀疑读经，而且也总是因为“读经时态度轻浮”而被责备。

1877年11月，王尔德因为拖欠商店的两笔债务而被押上校长会议，却还是一样的不肯低头。一笔债务他被罚一英镑，另一笔数额更大，被罚三英镑。他为此致信校长，抗议更大的那笔罚款“过于高昂，近乎敲诈”，并称“校长会议的执行机制亟待大学委员会审查”。校长会议有史以来恐怕从来没有一个本科生胆敢指责其腐败。

然而，王尔德在1876年大二结束时的第一次公共考试中表现不俗。他肯定偷偷用了点功，因为他拿到了优等成绩。能够展现才华，他很得意，但又渴望表现得更为卓越。为此他知道必须搞定牛津摆在他面前的智识宇宙。王尔德心目中最重要，也是他最想见到的两位牛津人物是约翰·罗斯金和沃尔特·佩特。对于一个具有艺术趣味的本科生而言，这两位必定是关注的中心。时年五十五岁的罗斯金是受人景仰的斯莱德艺术教授（Slade Professor of Fine Art）；三十五岁的佩特执教于布雷齐诺斯学院，曾希望继承罗斯金的衣钵但没有成功。王尔德不可能未卜先知两人如何对立：作为罗斯金的昔日弟子，佩特不点名地提出与导师观点的分歧；而罗斯金则傲慢地对佩特挑战自己的企图完全不放在心上。

王尔德一直要到大三那年才见到佩特本人，但他进入牛津的第一个学期就被佩特几个月前出版的《文艺复兴史研究》迷住了。他始终称它是“我的宝书”，后来在雷丁监狱里写下的《从深处》中，他说“这本书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如此奇特的影响”。他对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著名的结尾部分，都烂熟于心。佩特认为，既然生命不过是瞬息行为的流动，那么我们就必须充分利用生命的每一刻，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追求“经验之果，而是经验本身”。在《道连·葛雷的画像》里，道连没有致谢就将这一信条据为己有，仿佛将剽窃也加入了他的罪行。生命的胜利总是“炽烈燃烧，闪耀着宝石般的（gemlike）光焰”，佩特如是说。王尔德则把“火焰般的”（flamelike）作为最喜欢的形容词。我们可以不同方式燃烧，以激情燃烧（佩特对此极为赞成），以政治或宗教热情——或者他所谓的人类宗教——燃烧，而最好的方式是以艺术燃烧。尽可能完美地展现所有感情，是一种对王尔德深具吸引力的理想，尽管他让亨利·沃登勋爵怀着明显恶意向道连·葛雷灌输佩特的这一思想时有所保留。

罗斯金用另一种方法唤起英国人的艺术自觉，其中道德起了主要作用。忠于自然而避免耽于声色之乐，艺术家就能显现其操守。“唯美”（aesthetic）一词成为罗斯金和佩特两派弟子的争论焦点。尽管罗斯金经常把“唯美”用作褒义词，指艺术鉴赏的不同方面，但如果该词被用来为无视道德的艺术正名，他就会暴跳如雷。早在1846年，他就指斥唯美是把艺术贬为娱乐的托词，是“给精神瞌睡呵痒、鼓风”。但是佩特却在1868年称赞拉斐尔前派为“诗歌的唯美派”。1883年，罗斯金在回应佩特及其追随者时称，越来越多的人习惯将唯美贬低为“泔脚猪料”，这是提出了一种“道德缺陷”。他的艺术批评总是回溯到崇尚信仰与哥特风格的中世纪，同时他也认为文艺复兴越是繁荣，也就越是颓废。王尔德在《从深处》里接受了这个观点。但他读到的佩特却完全不同：佩特认为中世纪的价值仅仅在于它是文艺复兴的前奏，而文艺复兴的辉煌仍在继续。至于颓废，佩特不回避地称其为“优雅合宜的颓废”。

王尔德明白在他面前的不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条，甚至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词汇。尽管罗斯金和佩特都崇尚美，但罗斯金认为美必须和善结合。佩特则认为美也许始终含着些许邪恶——比如他很喜欢博尔吉亚家族（the Borgias）。罗斯金谈论信仰；佩特却谈论神秘主义，仿佛对他来说，宗教只有超出限度才让人能够容忍。罗斯金诉诸良知，佩特却诉诸想象。罗斯金呼唤自律与节制，佩特却容许愉悦的偏移。罗斯金所憎恶的邪恶恰是佩特所珍爱的任性。

王尔德既关心自己的灵魂也关心自己的身体，无论受到佩特多么大的诱惑，仍然以罗斯金为精神向导。1874年，他跑去听罗斯金关于佛罗伦萨艺术的系列讲座。罗斯金往往会在讲述一幅画时突然停下来，给听众一些建议，比如一有机会就要恋爱。他提醒听众，前一年春天他就建议与其做无聊的运动锻炼身体，比如“在河里无谓地劈打”，学习“跳跃划船，用板击球”，还不如跟他一起去改善乡间环境。北新克塞除了瘴气浓重的沼泽地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应该帮助他修建一条鲜花铺就的乡间道路。建造哥特式大教堂才是道义之举，而不是那些自我陶醉的体育活动。

尽管王尔德比大多数人更难以做到黎明即起——他母亲直到下午才会起身，但他却因为罗斯金而战胜了慵懒。他后来开玩笑吹嘘说，他享受了礼遇：允许他装满“罗斯金先生那辆特别的手推车”，并由大师亲自告诉他用手推车把东西送到各处的奥秘。当时那条乡间道路尚在修建，挖掘工作已在上一年春天完成。那算不上是一条路，但对于王尔德而言，却是走近罗斯金的路。罗斯金常常邀请汗流浃背的工人干完活后一起吃饭。这项工程一直持续到学期结束，随后罗斯金去了威尼斯。王尔德因此又可以赖床晚起，而路渐渐消失，现在已经完全不见踪影。

他和罗斯金的友谊令人满意而富有教益。他后来曾致信罗斯金：“牛津岁月留给我最美好的记忆就是与您一起散步交谈，从您那里我学到的唯有善。”他刚进入牛津大学时似乎有意学习罗斯金。罗斯金说过：“在帕丁顿火车站我感觉到了地狱。”身为弟子的王尔德则告诉朋友们说，所有工厂的烟囱和粗俗的车间都应该拆除，搬去某个偏僻荒岛。他慷慨宣告：“我将把曼彻斯特归还给牧羊人，将里兹归还给牧场主。”多亏罗斯金，王尔德才没有陷入佩特所激赏的个人唯美主义。他一开始就像罗斯金那样，认为艺术对社会进步起了作用。

入读牛津之时，唯美主义对王尔德而言就已经再熟悉不过，甚至几乎是陈词滥调了。在三一学院时他就已经被嘲笑是一个愤愤不平的唯美主义者。他哥哥威利曾向一个本科生社团——奥斯卡·王尔德也是该社团成员——宣读过一篇讨论“唯美主义道德观”的论文。母亲王尔德夫人翻译过一部冗长的德语小说，小说刻画了一群唯美主义者的狂妄和失败。事实上，唯美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如同今天的后结构主义一词一样具有争议。在1875年的一封信里，王尔德讥讽某个同学是“唯美的”年轻人，而他自己的文学趣味往往并非唯美，而且相当严肃，比如他和罗斯金一样，对勃朗宁夫人的长诗《奥罗拉·利》赞赏有加。在牛津大学读大二时，王尔德饶有兴趣地阅读了W. H. 马洛克在《新理想国》（The New Republic）中对唯美主义的抨击，尤其是佩特所主张的唯美主义。他看出唯美主义正在没落，就像当年逐渐兴盛；尽管他吸收了唯美主义的很多趣味，比如色调和质感，但他这样做往往带着他母亲的那种盎然兴致，一旦过度，便会取笑自己的过度。他正是带着这种口吻，说了那句名言：“我发现要配得上我的蓝色瓷器可越来越难了。”四年后，《笨拙》杂志选定这句话来攻击唯美主义，但王尔德说这句话的时候显然带着某种自嘲。毕竟，要配得上自己的蓝色瓷器，听上去并没有那么荒谬——我们从小摆设那儿的确能学到很多东西。

他在牛津大学期间所写的书信中，对唯美主义的议论要少于对罗马天主教的议论。王尔德知道在他认识罗斯金之前，罗斯金在意大利阿西西一个修道院的小房间里度过了整个夏天。佩特也曾去罗马天主教教堂，观看仪式和各种装饰，并在小说《享乐主义者马利乌斯》（Marius the Epicurean）中赞美教堂“美的魅力”。不过，对王尔德更具诱惑的既不是罗斯金也不是佩特，而是天主教。两年半里，他一直想跻身牛津著名天主教徒的行列，和曼宁、纽曼以及皈依不久的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齐名。(3)在莫德林学院他认识了一位年轻人，让他感到此事的重要。

这位年轻人叫大卫·亨特·布莱尔，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贵族家庭，后来成了本笃会修道院院长。1875年冬季学期，他获准去莱比锡大学学习音乐，又从莱比锡到罗马，正好赶上1875年3月15日任命曼宁为红衣主教的仪式。十天后亨特·布莱尔本人也入了天主教。教皇庇护九世特别看重他的皈依，任命他为教皇名誉侍从。亨特·布莱尔一回到牛津就开始催促王尔德和其他人随他一起加入天主教会。莫德林学院有几个学生就入了教。但王尔德说，如果他迈出这一步，他父亲就会跟他断绝关系。不过他也有所行动，到1875年6月，他的房间里已经挂满了教皇和红衣主教曼宁的照片。

次年夏天王尔德第一次出游意大利，和他在三一学院的老师约翰·马哈菲教授一道。他开始写诗，主题是对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双重渴望。其中一首题为《圣·米尼亚托》（San Miniato），赞颂了安吉利科(4)，但诗中的安吉利科被夜莺围绕，世俗的诱惑显而易见；最后他乞求圣母马利亚在“酷热的太阳 / 向世人暴露我的罪恶与羞耻”之前宽恕他。这首诗发表时，作为职业诗人的母亲反驳说：“罪恶是令人尊敬且充满诗意的，但羞耻不是。”但王尔德这一句是从更为职业的诗人丁尼生那儿（《悼念》第48首）借用的。

1875年秋天回到牛津后，王尔德仍然磨蹭着没有入天主教。11月23日那天红衣主教曼宁前来为圣贾尔斯的圣阿洛伊修斯教堂主持落成仪式，这是自宗教改革以来牛津建成的第一座天主教堂。红衣主教怒斥牛津大学宗教精神冷漠、堕落，现场听众中出现了王尔德的名字，他称曼宁为“我最喜欢的传教士”。同年12月他去巴利奥尔看望朋友博德利，告诉朋友说他“正在天主教和……无神论之间摇摆不定”。博德利尖刻地提醒他说，多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撼动不了世界。王尔德继续摇摆不定。“我认为自基督之后，死寂的世界已经从睡梦中醒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第二年夏天，他回爱尔兰时随身携带了纽曼的几本书，尽管他对纽曼怀有一些疑问，后来还说纽曼是“一颗忧虑不安的灵魂，正从黑暗走向黑暗”。

在天主教和无神论之间摇摆不定之际，王尔德一度接受了另一信仰或者说准信仰——共济会思想。王尔德在牛津第一年，博德利就动员他加入共济会阿波罗分会（Apollo Lodge of the Freemasons）。这在当时很入时，因为在基督教堂学院的维多利亚女王之子利奥波德就是会长。开始时王尔德满不在乎地认为共济会只是个社交俱乐部，但渐渐地，他越来越投入。在修完最初的学位课程后，他就得决定如何继续，是像他的朋友博德利那样进入阿波罗皇家门分会（Apollo Royal Arch Chapter），还是做一个更与众不同的选择，进入阿波罗玫瑰十字分会。不同之处在于玫瑰十字分会属于高教会派，有直接展现基督死亡与重生过程的仪式，以及领受圣餐仪式。王尔德决定在1876年11月27日，也就是他进入牛津第三年，正式加入阿波罗玫瑰十字分会。他在1877年3月3日的致友人信中写道：“我近来对共济会很感兴趣，简直太相信了（believe in it awfully）。”说“太”不乏自嘲况味。他接着写道：“实际上，万一我脱离新教异端，就只好放弃它的话，肯定会感到太遗憾。”出于传教的热情，他又动员四名莫德林学院的学生入会。但在同一封信中他却表明自己有许多不同喜好：

我现在经常和帕金森神父一起吃早餐，去圣阿洛伊修斯做礼拜，和邓洛普（由亨特·布莱尔介绍入教）讨论伤感宗教，完全陷入了捕鸟人的罗网、“红衣荡妇”（Scarlet Woman，指罗马天主教）的诱惑——也许我会在假期中入教。我梦见去拜谒纽曼，在一座新教堂里接受圣餐，然后灵魂充满和平与安宁。但毋庸讳言，我又每分每秒都在改变，变得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自欺欺人。

如果我能够希望天主教会会在我心中唤起某种热诚和纯洁，我就会入教，并视之为一种奢侈，即便没有更好的理由。但我觉得这很难做到，而且皈依罗马意味着牺牲和放弃我两位伟大的神祇——金钱和野心。

而我如此苦恼不安，以至会在绝望之际向教会寻求庇护，因为我已被它的魔力深深吸引。

刚写完这封信，他就被亨特·布莱尔说服了前往罗马。王尔德没有钱，不过亨特·布莱尔很有钱，他答应途中去见在蒙特卡洛逗留的父母，在王尔德名下的数字上再加两英镑。不久六十英镑到账，貌似是亨特·布莱尔的战利品。看来王尔德是非去不可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这是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紧要关头。”不过，为了让自己有资格接受这笔赠与，他决定与前往希腊的马哈菲教授和另外两个年轻人结伴同行，直到热那亚。途中，笃信新教的马哈菲教授试图改变王尔德前往罗马的决定，邀请他去希腊。王尔德却很坚决。于是马哈菲十分严厉地说：“我不带你去了。我不想要你这样的人跟着我。”王尔德不怕争执，但怕被鄙视。他答应去希腊，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将在雅典与马哈菲等人分手，然后取道罗马回国。这个决定很有王尔德特色：在面对两个选项时，他选择了两者。

诚如马哈菲所愿，异教希腊对天主教罗马产生了一定的颠覆作用。当王尔德终于在罗马与亨特·布莱尔会合，他正与天主教渐行渐远。但是亨特·布莱尔为他安排了一场重要会面：谒见教皇庇护九世。教皇敦促他跟随condiscipulus(5)（教皇们的用语）进入上帝之城。王尔德觉得这次会面震撼人心；他没有说一句话，把自己关在饭店房间，出来时将一首十四行诗献给亨特·布莱尔。但诗歌并不如祈祷词那么动听。当天下午，他们乘坐马车经过新教徒墓园，王尔德一定要从马车上下来，令亨特·布莱尔惊诧的是，他居然拜倒在济慈墓前。他对济慈的恭敬超过了教皇。从此亨特·布莱尔拒绝再读十四行诗。

王尔德头脑中还有一股力量在与天主教信仰抗衡，其有效程度不亚于异教信仰或唯美主义思想。那就是以一种并不普遍的方式追求世俗的感官享受。王尔德的性取向徘徊于男性之爱和女性之爱之间。他入读牛津第二年，与都柏林女子弗洛伦斯·巴尔科姆订婚，但是两年后她解除婚约，嫁给了后来写出《德拉库拉》一书的布拉姆·斯托克。有很多女性在他生活中进进出出。很显然，他喜欢调情，而且是和女人。不过，他和一些男性之间的关系也颇暧昧。1875年12月4日，他的朋友博德利在日记中写道：“拜访王尔德，他留了几封荒唐来信给朋友看，写信的是某些对他‘饥渴’和叫他‘弗斯科’(6)的人。”很显然，王尔德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些讳莫如深。

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产生种种负面影响。有人透露，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本科生威廉·莫尼·哈丁（他曾帮助罗斯金修路，与王尔德相识）收到沃尔特·佩特的信，信末署名写的是“爱你的”。哈丁还写了一些同性恋诗歌流传。贝利奥尔学院的学生向校方告发了此事，因为他们害怕绰号“贝利奥尔鸡奸者”的哈丁会毁了学院的名声。1876年初，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本杰明·乔伊特就得知了有关佩特信件和哈丁十四行诗的事情。他已与佩特断交——一次著名的绝交—并正式指控哈丁“保存和吟诵不道德的诗歌”。起先哈丁否认，但学监查问，他感到威胁，最后同意退学。十一年后，王尔德评论哈丁创作的一部小说，不无幽默地评论小说主人公是“阿卡狄亚的安提诺乌斯(7)和打着绑腿的伽倪墨得斯(8)”。

尽管王尔德本人没有卷入哈丁事件，但他已经开始对同性恋显示出与对宗教皈依相似的兴趣。一个不大友好的证人安德烈·拉法洛维奇说王尔德曾经吹嘘，他谈论同性恋话题就能得到别人进行同性恋行为所得到的快感。1876年，哈丁被迫退学后的那年夏天，王尔德发现另一名牛津大学学生托德和一个唱诗班男孩一道坐在都柏林剧院的包厢里。他将此事透露给了莫德林学院的一位朋友，但又加了一句：“乖乖的，别把此事说出去，这对我们和托德都没有什么好处。”这一次他表现得很谨慎，但他又很不谨慎地和雕塑家罗纳德·高尔勋爵结为好友，这位勋爵实际上是个同性恋，不过他人脉很广，没有被发现。而就在同一年，王尔德致信奥斯卡·勃朗宁，此人因为据说和一名优秀学生关系过密而被开除伊顿公学教职。王尔德希望跟他见面，因为“我听说你受到诋毁，所以我确信你必然极为出色”。

王尔德在冒险。次年1877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作品，是为伦敦格罗夫纳美术馆开馆而写的评论。这篇文章重点讨论了绘画中的少年，其中一些句子流露了心迹：“人们发现希腊诸岛上的少年和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查米德斯一样优美。热那亚红宫中圭多·雷尼画笔下的圣塞巴斯蒂安就是一例，佩鲁吉诺也曾为出生的城市画过一幅古希腊美少年伽倪墨得斯像，但是最能体现这一题材影响力的画家是柯勒乔，无论是帕尔马大教堂《圣母升天图》中的持百合花者，还是圣若望堂《圣母加冕》中睁圆眼睛张大嘴巴的圣约翰，都是绘画中表现青春活力的少年之美的最佳范例。”王尔德确信佩特会喜欢这篇文章，就寄给了他，果然很快收到邀请，与佩特见了第一面。同年出现了一本未具名的小册子《牛津大学中的少年爱慕》（Boy Worship at Oxford），反映了王尔德与佩特的共同倾向。

然而，正如王尔德在互为仇敌的共济会思想和天主教信仰之间徘徊，他似乎在既坚持异性恋的同时又确凿无疑地走向另一个方向。也许正是在牛津大学发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一生。亚瑟·兰瑟姆在1911年出版(9)的《王尔德评传》中披露，根据罗伯特·罗斯提供的信息，王尔德患有梅毒，1900年导致他死亡的耳部感染也与梅毒引起的全身性麻痹有关。陪伴王尔德走完最后岁月的雷吉·特纳也写到此事，还补充说，负责给王尔德看病的医生就是如此诊断的。据王尔德身边的人说，他是在牛津就读时从一个妓女那里染上梅毒的。大四那年三月，他得了一场神秘的病，也许就是梅毒的开端，据说他按照医嘱——也是当时的习惯做法，用水银治疗。在《斯芬克司》一诗（罗斯认为此诗写作始于牛津就学期间）中有两行：“有谁比身患麻风的我更受诅咒，更加苍白？”这里的典故源自《圣经·旧约·列王纪》，亚兰王元帅乃缦得了麻风病，向先知以利沙问诊。（王尔德对这个人物一直兴趣不减，给《莎乐美》中的刽子手也起名乃缦。）这完全可能就是梅毒发病之时，一个月后，也就是1878年4月，他去伦敦布朗普顿礼拜堂找当值神父塞巴斯蒂安·鲍登。在会面过程中，他很可能希望涤除自己的罪过，因为鲍登神父在一封保存至今的信中写道：“让我郑重地重申我昨天的话，你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禀性邪恶，而你由于精神和道德的恶劣影响，以及毋庸置疑的罪过，尤其堕落。所以你说话不切合实际且充满怀疑，对一切都不抱信仰，生活也毫无目标。”“毋庸置疑的罪过”听上去更像是指异性之间的恶行，而不是当时所谓的性变态。鲍登神父在信末邀请王尔德重返布朗普顿礼拜堂，接受天主教信仰：“我相信你星期四会来这里跟我再谈一次话；你会确信我要敦促你做的也正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同时希望你多祈祷少说话。”他了解向他求助的人。

最后王尔德到了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刻。尽管鲍登的信已经能够看到，但王尔德的回应却一直不为人知。不过鲍登神父把之后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皈依天主教的安德烈·拉法洛维奇。就在那个王尔德本应加入天主教的星期四，到达布朗普顿礼拜堂的并非王尔德本人，而是一个大包裹。打开发现是一束百合花。王尔德以此礼貌地拒绝入教。他后来说道连·葛雷的那番话正可谓夫子自道：“一度纷纷传说他［道连］要加入罗马天主教会。的确，罗马天主教的仪式对他一直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如果正式皈依某种信仰或体系，或者错将只堪在难见星月天光之夜借宿一宵乃至度过几个小时的逆旅当作定居的家园，那就会阻碍他的智力发展；他永远不会陷入这样的错误……他认为，任何关于生活的理论同生活本身相比，都微不足道。”(10)王尔德显然已经决定接受水银而不是宗教来治疗他那个可怕的疾病。

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王尔德在牛津如何完成觉醒。起先罗斯金激发了他的良知，佩特则激发了他的感性；两位杰出人物的影响又逐渐融入更为复杂的天主教信仰、共济会思想、唯美主义和各种不同行为的混合之中，王尔德对所有这些的接纳都热烈却又短暂。从他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到，他先是试图解决内心的矛盾，痛斥自己软弱无能、自欺欺人。但在牛津就读期间，他逐渐发现这些矛盾与其说是反复无常的心性，不如说是他的力量之源。在一个如他所说“蠢材和教条者”被信仰的重大决定所束缚的世界里，他拒绝就范。他在《面具的真实》中写道：“艺术的真实就是其矛盾之处也是真实。”这是他沉浸于各种运动而得到的体悟，首先是关于艺术，其次是关于生活。他既不会皈依天主教，也不会加入共济会；这一刻他信奉唯美（aesthetic），下一刻他又成了毫无知觉（anaesthetic）。这一结论正吻合他也许是不由自主的本能行为——在女性之爱和男性之爱之间摇摆不定。

最后的结果是，王尔德的作品是从信条之间的争论中创作产生，而非来自信条。在第一部诗集开篇的《唉！》（Hélas!）一诗中，他表示自己在纵情愉悦之时一直没有放弃苦行般的自制，生活的高度和深度依然吸引着他。在他的第一部剧作《民意党人维拉》（Vera）中，女主人公本来计划刺杀沙皇伊万，但最后却救了他的命，仿佛她突然间意识到内心自相矛盾的冲动，毅然决定不再抵制它。王尔德写了一首关于政治革命者的十四行诗，在前八句中贬低他们，却在后六行的最后笔锋突然一转：“上帝明鉴，在有些方面，我和他们站在一起。”《道连·葛雷的画像》是对唯美主义的评论，正是它将道连引向毁灭；但读者已被道连的美征服，他对于美的挥霍令读者遗憾，而不是恐惧，所以他拥有的是浮士德般的魅力，而与谋杀和吸毒的邪恶无涉。王尔德觉得这本书的道德意味太重，便加了一篇序言，不无赞同地阐述了唯美主义的部分宗旨，而小说正是据此展现道连的堕落。在《莎乐美》中，王尔德让希律王先是观赏莎乐美跳“七条纱巾”之舞，沉迷于感官享受；然后见到莎乐美亲吻乔卡南尸体的嘴唇，而陷于惊恐的嫉妒无法自拔；最后在震怒的良心驱使下，命令卫兵杀死了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无奈地发现，尽管她信奉清教主义，却也像其他人一样会做出完全违背原则的事情。在《理想丈夫》中，奇尔顿夫人不得不承认，理想的丈夫很可能隐瞒了真正的秘密。在《认真的重要》里，王尔德让一本正经的杰克变成油嘴滑舌的“任真”，这也许会被认为是在戏仿自己寻找矛盾的倾向。王尔德在《供年轻人使用的至理名言》一文中断言：“智者自相矛盾。”在写于狱中的《从深处》里，他视自己为悔罪者，但以此为幌子又变成殉道者，将获释、重生并被赦免。在最后的作品《雷丁监狱之歌》中，主人公用刀片划开了妻子的喉咙，王尔德出乎意料地向虚伪的读者宣布，我们都谋杀了自己的至爱。

这一真相与我们准备承认的大实话迥不相谋，而同样言之有理；王尔德出乎意料的洞见是他对所谓“观点曲解”（violence of opinion）的回应，在他看来，这种“观点曲解”在大多数同时代人身上都有表现。他将这种超然追溯到牛津，说自己在那儿学会了“牛津脾气”，而实际上那是他自己的脾气。在离开大学之时，他就已经明白生活的复杂性无法轻易编成三十九或四十九条信纲，十诫或二十诫，判给这个人或那个信条的优缺点。王尔德是一位道德家，布莱克、尼采，甚至弗洛伊德都是他的同道。生活的目的不是去简化它。因为我们内心彼此矛盾的冲动同时发生，我们压抑住的情感和表达出的情感激烈冲撞，我们确凿的观点显露出意想不到的分歧，于是我们都是隐秘的剧作家，无论我们是否将生活的复杂性搬上舞台。以此而言，王尔德的作品成为一种自我批评，成为对容忍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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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Edward Courtenay Bodley（1853—1925），曼宁主教的朋友，祖上是牛津大学图书馆的重建人Thomas Bodley。

(2)　王尔德故意说错。《三十九条信纲》（The Thirty Nine Articles）是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

(3)　上述三位分别是：Henry Edward Manning（1808—1892），英国圣公会牧师，牛津运动主要教士之一；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思想家，英国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Gerar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诗人。

(4)　Fra Angelico，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画派的著名画家、多明我会修士，作品主要为祭坛画和教堂壁画。

(5)　拉丁语：同学们。

(6)　王尔德在牛津念本科时的绰号。弗斯科伯爵（Count Fosco）是威尔基·柯林斯小说《白衣女人》中的反派。

(7)　Arcadian Antinous，罗马皇帝哈德良宠爱的娈童。

(8)　Ganymede，希腊神话中的侍酒俊童。

(9)　兰瑟姆的《王尔德评传》出版于1912年。

(10)　译文引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道连·葛雷的画像》（荣如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