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是如何炼成的？

一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位旅行者所写调查报告中开头的几段。这位在群山中跋涉的旅行者，沿着预先设计的路线行进，他可能是穿行于山间谷地的古老交通线，也可能是沿河谷溪流循水而行。他每到一山，就记下这一座山相对于他经过的上一座山的方位和里程，随后他会记下他对这座山植被、水土的总体观察，如：山上长什么树？生什么草？是草木茂盛，还是童山濯濯？山上是否有水源？是否有河流流出？这些河流最终流向哪里？他还记下这些山上生活着什么样的野兽、鸟类，水中有什么样的鱼类和两栖类动物，他甚至记下了对山上草木鸟兽这类生物形态的细致观察：那些树或草长什么样的叶？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生什么样的种子？那些飞禽、走兽、爬虫、游鱼长得什么样子，它们的头部、面目、躯体、四肢、尾巴、皮毛分别长得什么样子？叫声是怎样的？习性是怎样的？对人有无伤害？这显然是一位既有耐心又很细心的观察者。如果说这些关于生物形态的客观性知识都可以通过观察得到，那么这些草木鸟兽虫鱼叫什么名字，以及吃了这些草木的果实、鸟兽的肉或佩戴这些鸟兽的皮毛能治什么病，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或坏处，诸如此类的知识却不是靠一时半霎的观察就能得到的，这位旅行者必定还走访了原住民，如山间的樵夫或打猎、采药的山民，方才获得这些地方性知识。他不仅关心山林溪流中的活物，也对山中的矿藏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记下了很多山中、河流中蕴藏的矿物，比如金、银、铜、铁、玉石、丹砂、雄黄、雌黄、硫黄、矾石以及各种各样质地细腻、纹理美观的岩石。这位旅行者将他沿途观察所得和访求所得的地理信息、博物知识，以山为纲，分门别类，表其名，写其形，记其用，一一记录在案，编纂成册，成为最早的一部基于实地考察的地理博物志，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荡涤，这部书居然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五臧山经》。

我们今天看到的《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篇，每一篇又按照山的不同走向、序列分为数个山次，《南山经》《北山经》各三次，《西山经》《东山经》各四次，《中山经》十二次，每一山次的山数从数座到数十座不等，各次按照特定的走向依次记录每一座山的方位里程和自然物产。比如，开头引的这几段就见于全书第一篇，即《南次一经》的开头，据此不难看出全书的内容和体例的大概。

招摇之山位列全书之首，具有起例发凡的作用，因此记录比较完备：首先说明此山的位置，“临于西海之上”。其次说明此山物产的基本情况，“多桂，多金、玉”。再次详细描述了此山特有的几种物产：有一种草，叶似韭，开青花，名曰祝馀，吃了可以耐饥；有一种树，名曰迷穀，叶状似榖树，其实就是榖树的一种，榖树又名构树、楮术，古人用其皮造纸，至今在山间田畔仍常见，因为此树开花如绒球一般，细小的花瓣四出如光芒四射，故书中说“其华四照”；“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这当然就是动物园中常见的猩猩。猩猩长臂长腿，行走如风，故古人相信“食之善走”，吃了猩猩肉，变成“飞毛腿”。这座山上还发源一条溪流，名叫“丽之水”，溪流西流，注于西海，水中产一种东西叫“育沛”，大概是一种矿物，将它佩戴在身上，肚子里不长虫子（“无瘕疾”）。

《山经》全书，记录山峰四百多座，大小河流数十条，行程数万里，记录草木、鸟兽、鱼蛇数百种，金石矿产十数种，详细描述了其产地、性状、习性、效用的草、木、鸟、兽、鱼各有数十种。如此大规模的山川博物志不可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而必定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精心筹划的学术团队集体劳动的成果。全书记山川脉络清晰，载物产具体翔实，行文平铺直叙，状物绘声绘色，通篇体例严谨，条理分明，虽众物纷纭繁杂，但记述有条不紊，分明是一份经过周密计划、基于实地考察、以资源利用为指归的国家地理物产调查报告。

二

然而，如果说《山经》是一部实录山川物产的自然博物志，其中何以又会充斥着众多非牛非马、人面兽身、九头九尾之类怪诞离奇，显然非世间所实有的怪物呢？

比如开头引的《南山经》段落后接下来的几座山中，就出现了数种怪兽：柢山之，鱼类而陵居，其状如牛，蛇尾有翼，身生羽毛，一身而兼具鱼、牛、蛇、鸟之形体；亶爰之山的类，自为牝牡，一身而兼具雌雄两体；基山之猼，九尾四耳；三首六目、六足三翼；青丘之兽，如狐而九尾而食人；英水之鱼，鱼身而人面，声如鸳鸯。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走兽只有一条尾巴两只耳朵，飞鸟只有两个翅膀，水中的鱼也不可能生着人的面孔，至于一身兼具雌雄双体，甚至一身兼具鱼类、兽类、鸟类、爬行类的形体，则更不可能。如此这般的奇鸟、怪兽和异鱼，似乎不可能是自然界所实有，只能是出自想象和虚构，如此说来，《山经》分明就是白日梦般的臆说怪谈，与其视之为自然博物志，不如归之于志怪、小说之列更实至名归。因此，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山经》就成了一部妖兽录、怪物谱。

实际上，这些乍看之下荒诞离奇的记载，只有在古代博物学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解释。

《山经》中出现的“怪物”，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非牛非马、人面兽身、一身兼具众体的复合类动物；一类是一兽多尾、一鸟多翼、肢体冗余（或欠缺）的畸形动物。前者可称为“复合兽”，后者可称为“畸形兽”。

一身兼具众兽之体的“复合兽”，在《山经》中最为常见，上述“其状如牛，蛇尾有翼，身生羽毛”的，就是典型的复合兽，我们不妨多看几种，就不难看出这类“怪物”的来历：

此类复合兽，可以柢山上的“”为典型：“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冬死而夏生。”它明明是鱼，却身形如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肋（）下生羽，世上安有这般一身兼具飞鸟、走兽、游鱼、爬行类动物的特征，完全违背动物分类学规律的怪物？此鱼不仅长相怪，习性更怪：明明是鱼，却居于山陵，不仅如此，此鱼在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又会复活。它不仅跨越了动物分类的边界，而且还超越了空间（水与陆）和时间（生与死）的秩序，反常则为怪，无法纳入现成秩序的事物就是怪物，此物可谓集怪物之大全。此等与自然秩序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怪物，似乎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中，而只能是凭空捏造的产物。

实际上，此物世人常见，它不是别的，就是穿山甲。《尔雅翼·释兽》云：“鲮鲤，四足似鼍而短小，状如獭，遍身鳞甲，居土穴中。盖兽之类，非鱼之属也，特其鳞色若鲤，故谓之鲮鲤，又谓之鲮豸。野人又谓之穿山甲，以其尾大能穿穴故也。”《本草纲目》卷四十三云：“鲮鲤……其形肖鲤，穴陵而居，故曰鲮鲤，而俗称为穿山甲。郭璞赋谓之龙鲤。”《山经》谓“其音如留牛”，“”音六（郭璞注），盖即得名于其叫声，“鲮鲤”“龙鲤”“鲮豸”诸名，皆为“”一音之变。《山经》关于的“怪异”记述，皆可在穿山甲身上找到印证：穿山甲体形与牛相去甚远，但其身大头小，且背部隆起，却与牛的体形有几分相似；尾巴修长，故谓之蛇尾；鳞片重叠、周身披甲，有似鸟翼；鳞片间生有硬毛，身体两侧硬毛尤多，故谓之下生羽；周身生鳞似鱼，且可入水，故谓之鱼；穿山甲冬眠，故谓之“冬死而夏生”。因穿山甲善打洞、食虫蚁，古人顺势按医学思维，相信食其肉可以“通经脉，下乳汁，消痈肿，排脓血，通窍杀虫”（《本草纲目》），穿山甲至今仍是一味常见中药，以至于导致穿山甲濒临灭绝，《山经》为“食之无肿疾”，正是出于同一思路，可见后世本草医学与《山经》一脉相承。

在上古时期博物学尚不发达、尚未建立一套共度性的博物学术语，更没有博物绘画术和照相术的条件下，要记录一种动物的形态，最方便可行的办法就是借世所常见的动物对之进行比方形容，告诉人们它的脑袋像啥，面孔像啥，四肢尾巴像啥，等等。于是就“捏造”出形形色色的由不同动物的形体组合而成的异形“怪物”，实际上，至今人们仍是如此这般地描述陌生动物。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难看穿《山经》中种种“怪物”原本平凡的真面目。

但若不明白这个道理，再加上望文生义，少见多怪，就难免把这些记载中的生物看成怪物，而《山海经》也就变成了怪物之书。在坊间流行的各种《山海经》图谱，上述动物都被画成了怪物。比如，亦即穿山甲，在画手们的笔下，就变成牛首鱼身、身生双翼的怪物。（如图一）

【图一：】

三

另一类怪物，即躯体增生或残缺的“畸形兽”，诸如一身九尾之狐、一身六翼之鸟，或者只有三条腿、一只眼的兽之类，其来历则另当别论。此类怪物在《山经》中也较为多见，如《东山经》所载：

走兽四足，飞鸟双翼，鱼蛇无足，牛羊双角，不管什么动物，都只有一个脑袋、一条尾巴，而《山经》中却记载了大量的多足、多翼、多尾、多目、多角或少足、少目的动物，委实令人费解，无怪乎世人把它们当成怪物。

《山经》既为纪实的博物志，其所记载之物，不管如何怪异，亦当为实有之物。诸如此类的记载究竟为何种动物，诚难以考见，但其原为普通的动物当可断定。古代没有动物园，更没有自然博物馆、标本陈列室，能让动物学家或公众就近仔细观察动物的长相。野兽飞鸟隐于密林茂草、深山幽谷，出没无常，行踪诡秘，人们往往唯闻其声，不见其形，即使偶尔目睹其形，也无法细致观察，因此难以准确描述其形态、长相。加之野兽出没，往往给人带来恐惧，因此人们在描述其形象时难免不夹杂想象和夸张的成分。《大戴礼记》云：“平原大薮，瞻其草之高丰茂者，必有怪鸟兽居之；……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渊大川，必有蛟龙焉。”茂草大薮、高山深林、深渊大川，原本就神秘莫测，因神秘而对出没于其中的鸟兽生出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山经》成书时代的博物学家，对于草木植物不难通过细致观察以记录其形态，而对于行踪不定的飞禽走兽，则大概只能依据当地人的口述和传闻，因此其关于野生动物的记录就必然羼杂种种偏差和错误，失真在所难免。

正因为鸟兽出没无常，难以详观细察，往往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因此，古人对鸟兽的认识和观察，往往是从声音开始的。《山经》关于动物的记述，常说明其音如何，就体现出古人对于动物声音的关注，如鹿蜀“其音如谣”、旋龟“其音如判木”（劈木头）、“其音如留牛”、九尾狐“其音如婴儿”、灌灌“其音若呵”、赤“其音如鸳鸯”、貍力“其音如狗吠”、长右“其音如吟”、猾褢“其音如斫木”、蛊雕“其音如婴儿”，等等。因为熟知动物的声音，故古人顺理成章地就会根据叫声辨识动物并为之命名，《山经》中记录鸟兽的名称，常附以“其鸣自号”“其名自号”“其鸣自呼”“其鸣自叫”“其名自”之句，所谓自呼其名，即表示此动物的名称即得自其鸣叫之声，如“其名自号也”、瞿如“其鸣自号也”、毕方“其鸣自叫也”、孟极“其鸣自呼”、幽“其鸣自呼”、精卫“其鸣自”、从从“其鸣自”、“其鸣自叫”、朱獳“其鸣自”、鱼“其名自叫”、精精“其鸣自叫”、鸰“其鸣自呼”、狪狪“其名自”，皆属此类。实际上，我们今天使用的动物名称，很多都是源于对其声音的拟声词。《山经》中诸如此类的记载，既是不可多得的语言发生学史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博物知识的发生学。这些记载说明，与我们今天的认识主要依靠形象和视觉认识和命名自然事物不同，古人对世间万物的认识，更倚重于声音和听觉。对于他们而言，自然不仅是可以观看的，更是可以聆听的，风声、雨声、草木之声、生灵之声，洋洋乎充盈于天地和山川之间，此起彼伏，各具腔调，一片天籁。古人在对飞禽走兽的形态缺乏有效观察的情况下，正是依靠声音，对其进行辨识和命名，将自然生灵纳入人类的语言秩序和意义世界。

不过，我们也不可低估古人对事物形象的观察能力和了解程度，而轻易地将《山经》中不合乎自身常识的记载皆归之于古人的无知妄诞，因为这其中也许蕴含着古人真切的博物学观察呢。例如上引澧水之中的珠蟞鱼，“其状如胏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乍看之下，无疑胡说，世界上哪有长四只眼、六只脚的鱼？在前人画的珠蟞鱼图中，就把它画成了一条头长四只眼、身体两侧各生三足的怪鱼（如图二）。然而，《山经》既然称“其味酸甘，食之无疠”，可见古人确实吃过这种东西。“珠蟞”，《吕氏春秋·本味》引作“朱鳖”，郭璞《江赋》引作“赪蟞”，《南越志》云：“海中多朱鳖，状如胏，有四眼六脚而吐珠。”（《初学记》卷八引）亦作“朱鳖”，可见“珠蟞”当作“朱蟞”，“朱”

【图二：珠蟞鱼】

盖言其色，误“朱”为“珠”，当涉下文“有珠”而讹。《山经》关于珠蟞鱼的记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至今犹见于闽浙沿海及南海而被称为“古生物化石”的甲壳类水生物，即鲎。《本草纲目》云：“鲎，状如熨斗之形，广尺余，其甲莹滑，青黑色，鏊背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头如蜣螂，十二足，似蟹，在腹两旁，长五六尺，尾长一二尺，有三棱如棕茎，背上有骨如角，高七八寸，如石珊瑚状，每过海，相负示背，乘风而游，俗呼鲎帆。”鲎之为物，有壳似鳖，故《山经》以“鳖”名之；鲎壳赪赤，故称“朱鳖”；其身体由两节组成，无论从造型还是颜色，都很像肺叶，故《山经》谓之“如胏”；鲎有十足，《山经》谓之“六足”，虽不中亦不远。《山经》谓朱鳖“有（四）目”，鲎确实是“四眼”，其头胸甲两侧有一对大复眼，每只眼睛是由若干个小眼睛组成，在其头胸甲前端还有两只小眼睛，只用来感知亮度。可见，《山经》的记载虽然简单，却很能抓住鲎的特点，可见古人察物之精细，《山经》之非妄作。鲎可食，具药用，《本草纲目》引孟诜称“治痔，杀虫”，《山经》谓“食之无疠”，“疠”即“癞”，谓恶疮之类的皮肤病，可见后世本草犹保存了《山经》的古老知识。

古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在采集、料理鸟兽虫鱼的同时，必然获得了丰富的博物知识，最初的博物知识与其说是源于眼睛和博物馆，不如说是源于“舌尖”和厨房。古人对于自然万物的知识，都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日积月累而成的，这些知识原本只在民间靠言传身教而世代相传，时过境迁则风吹云散，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能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后世，历史上，像《山经》这样一部系统记载民众自然知识的博物志，可谓绝无仅有、难能可贵，现今的人类学、民俗学靠所谓“田野研究”所获得的“地方性知识”或“传统知识”，与《山经》之洋洋大观比起来，实为小巫见大巫。

四

《山经》的荒山野水之中，除了时时闪现怪异鸟兽的魅影之外，还有山灵水怪偶尔出没，这些形象怪异、出没无常的神怪，也让《山经》其书笼罩了一种神秘的氛围，让人怀疑其真实性，并进而否认其地理博物志的价值。尤其是每篇之末的结语，除总计该篇所记总山数和总里程外，还记载了该篇所记群山的山神，如《南次一经》的结语云：

凡䧿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

综观《山经》全书，尽管各篇山神形象各异，或鸟身龙首，或人面蛇身，或马身人面，或彘身蛇尾，祭品、祭器和仪式的品类和数量不同，但其记述体例却如出一辙。《山经》每一篇所记，少则数山，多则数十山，少则绵延数百里，多则绵延数千里甚至上万里，却均由一神统领。如此地域辽阔、纲纪严明的山神祭祀制度，显然不可能是自发性的地方性崇拜，而只能是出自制度性的安排，或者正是主持《山经》的知识团体所筹划的国家性山神祭典，在《山经》时代，这一祭典要真正落到实处并不容易，大概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划。至于这一山神祭典的用意，与其说在于拜神，而毋宁说更在于通过设立山神祭祀，达到对山川资源的经略和占有的目的，其经济和地理方面的战略意义更重于宗教和民俗的意义。《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山川物产资源为百姓生活之所仰、国家财用之所出，所以需要对之进行管理和看守。《周礼·地官》记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若祭山林，则为主而修除，且跸”。山虞就是守护山林资源并负责山神祭祀的山长。山虞之外，《周礼》中还记载有负责管理森林资源的林衡（林务官）、管理川泽资源的川衡（河长）和泽虞（湖长），以及专门负责管理某类山川物产的官司，如负责看守“金玉锡石之地”的卝人（矿长）、向山泽之农征收“齿角骨物”的角人、征收鸟类羽毛的羽人，等等。《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批评齐景公不顾百姓疾苦，垄断山川资源，“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可见《周礼》中所定制度虽属儒者的制度安排，但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制度为依托的。齐国尤其重视山川自然资源的开发，《管子》书中屡屡论及山林薮泽的开发利用，并主张国家借山神祭祀对山林资源进行垄断。《地数》篇云：“苟山之见其荣（矿脉）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国准》篇云：“立祈祥以固山泽。”设祭于山，借以宣示国家对山川资源的占有权，同时，封山为神，将山林宣布为神圣之地、禁忌之域，增加其神秘感，令百姓敬而远之。可见，上古时代，山神祭祀制度与山林资源开发相伴而生。明乎此，不仅可知《山经》诸山次之神祀的渊源，于《山经》其书的性质和来历亦知过半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见《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且“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遂断定其为“古之巫书”。以鲁迅先生之崇高地位，此说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学者对《山海经》其书的认知，它在使《山海经》被神话学、宗教学和民俗学倍加推崇之同时，却大大贬低了其地理学价值。实则，祭祀虽为巫师者流之能事，但如《山经》所记载般大规模、系统化的山神祭祀制度，却非巫师方士所能为，而只能出自国家权力的宏观筹划和统一经略，其目的不在祀神祷鬼，而在封殖山川、经营国土，山神祭祀制度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国家的权力。可见，《山经》的山神祭祀制度，与其说证明其为“古之巫书”，不如说恰恰证明了其为先秦国家经略山川的地理博物之书。

总之，《山经》中虽充斥着大量的恢诡、神异的记载，怪鸟异兽游荡，山神水灵出没，但这一切都不妨碍它成其为一部山川地理博物志，这些怪异记载，非但不足以贬低其作为地理博物志的价值，反而证明了其这一价值。世人眼里的《山经》怪物，并非怪物，它们既不是已经灭绝的洪荒怪兽，也不是作者无中生有的恣意捏造，它们是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或许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平凡之物。它们之所以变成怪物，只是因为在我们和古人之间横亘着漫长的岁月，让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古人原本朴素的博物学话语，无法再用像他们一样的眼光看待世间万物。山川依旧，山川中的草木鸟兽依旧，记录这些草木鸟兽的古书依旧，但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却已经发生了巨变，因此在我们的眼里，《山经》这本书才会呈现出来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归根到底，怪物既非产生于造物主的“恶作剧”，也非产生于古人的精神世界或“原始思维”，而是产生于文化、语言和知识传统的断裂。在漫长的文明史中，在不断堆积的简册书卷中，在茂密深邃的符号丛林中，这种文化的裂缝无处不在，正是这些无所不在、纵横交错的文化裂缝，才是各种“文化误解”的滋生之地，也是形形色色“怪物”的隐身之处。

刘宗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