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古井与古城
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跨时代的重大发明。
在这之前,老祖先们“逐水而居”——人类的原始聚落散布于河岸、江边、湖畔和湿地周围,先民们以渔猎为生,这些自然水体及与其不远的丛林给先民们提供了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饮用水和高蛋白食物,部落的迁徙游移也必须追随水脉的走势。江河湖泽既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支撑保障条件,又是人类无法走向地理纵深开启新的文明的羁绊因素。
有了井,情况截然不同。“凿井而饮”,人们在广袤的土地上竖向打洞挖池,以工程性措施随处获得水源,从而不必过度依傍自然水体,在居住地选择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人们手执新的工具走向远方的高天厚土,开创了新的居住和生活方式,尝试稼穑灌溉,畜养动物,收获新的生活资源,同时,因为大量住所远离了汹涌波涛、如箭激流,规避了江河泛滥时“人或为鱼鳖”的风险,减少了水灾给人类生命财产带来的损失。井和市(集市交易)的结合生成“市井”,形成较大的聚落,城镇的雏形由此慢慢浮出水面。
于是,历史上最早的中国民谣《击壤歌》在中原大地上唱响: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即便是帝王,也无力影响我们的生活!歌谣篇幅精短,词语洁净,节奏铿锵,意境豪迈。这首数千年前老祖先们集体创作击节诵唱的歌谣,描述了黄淮平原顺利完成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型之后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仪程,表现了他们“不羡君王不羡仙”的自豪自信和从容愉悦的心态。细细品味,全篇的关键之处其实仍在“凿井而饮”一句——是井的发明和利用,支持了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和规律稳定的新生活节奏。
井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它发明于何时,发明者为何人?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叙事中,上古时代重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都会公推指认某位同时期的圣贤坐享知识产权,或虚构一位超级英雄并给他戴上发明家的桂冠,将功劳记于其牌位之下:“有巢氏”构木为巢,发明了安全实用易于取材的木结构建筑,避免了禽兽对人的袭击侵犯;“燧人氏”钻木取火,发明了摩擦生火的技术,引领民众开始吃熟食,走出茹毛饮血的时代,于是人的智商突飞猛进;“神农氏”遍尝百草,是中医药学和中国农业的创始人;奚仲造车,仓颉造字,后稷教稼,皋陶作刑,昆吾制陶,夏鲧筑城……同样,井的发明权自然也是名花有主,不会虚置。
到底谁是井的发明者,说法是多元化的,不同的说法都有古代典籍的依据。一种说法是“黄帝穿井”(在古汉语中穿是挖掘和打通的意思,与凿同义)。此说见于《周书》。黄帝被中华民族尊为人文始祖,是“祖先崇拜”的主要偶像,人们心甘情愿把各种肇造文明的功业追记到他老人家名下。今人也愿意承续这些传说。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开国后(1912年)立即致祭黄帝,亲作《祭黄帝陵》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短短32个字中,非常具体地认同轩辕黄帝对原始交通工具的发明专利。三月三,拜轩辕,每年春天的郑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已列为国家典礼。拜祖大典每年宣读的拜祖文都会陈述和颂扬黄帝的丰功伟绩:“……定都有熊,创制度量;教民耕牧,食有余粮;种桑养蚕,缝衣制裳;筑宫建室,暑避寒藏;造车作舟,道通路畅;音律器具,历数岐黄……”如此之多的创造发明,黄帝堪称民族文化的“造物主”和万能之神。黄帝大致生活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那是一个华夏文明开始绽放异彩的岁月,黄帝在中原大地统一部落,建都立国,革故鼎新,带领民众进入一个大融合、大创造、大和谐的新时代,集体之策、团队之力、族群之功、时代之光都标记和辉映在领军统帅标志人物的大旗之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井和其他成果同理,贴上黄帝标签,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
另有一种说法是“伯益作井”。此说见于《世本》,又见于《吕氏春秋》。大禹这个人物声名赫赫,大禹治水的功绩世人皆知,但了解伯益事迹的人却实在不多。大禹奉命接替父亲鲧的治水职任,总结了老爸失败的教训,调整战略,改堵为疏,长期奋战在黄河流域治理水灾的工程现场,吃在工地,住在工地,抛家舍业,据说离家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带领民众通过十数年的努力,分九州通九道,有序完成了宏伟的治理水害的系统工程,让无数因水患流离失所的黎民重建家园,安居乐业。其艰苦卓绝的努力、遍及九州的事功、身先士卒的精神,使他成为熠熠生辉的英雄,形成了巨大的政治权威和建立王权统治的基础。他是舜帝出色的接班人,又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奠基人和创始者,他去世之后儿子夏启继承王位,改变了以往最高政治权力更替传承中沿袭的禅让制度,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世代。伯益何许人也?在上述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简单说,伯益是舜帝和大禹王世代交替之际和夏朝初期富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大禹治水建功立业的第一助手,也是夏启继承王位的唯一潜在的竞争对手。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成功荣登大位之后,还指导民众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他向大禹谏言,要谦虚谨慎,不能过分追求荣誉,“满招损,谦受益”这句名言即出自伯益之口。“伯益作井”这个说法符合逻辑之处在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井是治理水灾河患的辅助手段和技术措施,井的发明让人们有可能和容易泛滥成灾的河流保持适当的空间距离。“伯益作井”也是大禹治水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尽管这个环节常常被人忽略。大禹是高度认可伯益的,认可他的德行品格,认可他的管理能力和工作成绩,所以大禹决定让伯益做自己的接班人,在自己的身后接过衣钵继承权力——《孟子》和《史记》等典籍均采信此说。伯益差一点儿就成为名列史册的一代君主。为何大禹这个想法最终落空,没能变成现实呢?典籍的历史叙事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因为伯益不愿接班,躲避之逊让之;有的说,是因为大禹之子启德能兼备深孚众望,民望远在伯益之上,大禹弥留之际交代后事时虽然授权给了伯益,但丧礼结束后大批官吏和民众却转身去朝见启,公推启为合法君主。还有史籍记录了另外一种比较狗血的剧情,说启谋杀了伯益,启的上位是在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中实现的。不管怎么说,伯益没有名列历代君主谱牒,却以“作井”之功流芳后世,也算得上落了一个千古美名。
关于井的发明者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伊尹教民田头凿井”。此说见于《农政全书》。伊尹出生于夏朝末期,出身卑微,母亲是采桑的女奴,养父是一名侍奉方国国君(有莘国王)的厨师,自幼在鼎鼐如阵刀俎如兵、烟火缭绕蒸汽氤氲的环境中厮混成长,以父为师学习厨艺,精于观察,善于模仿,敢于超越,勇于创新,修炼成食神级的烹饪大师,厨艺高超睥睨群伦,无人能望其项背——后世厨师界把他尊为行业之祖,代代尊崇,其祀不绝。伊尹之志岂止于此,他志向高远、心忧天下,寻找明主以推翻夏桀暴政。他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仰慕已久的商汤身旁,很快完成华丽转身,成为商汤的股肱之臣和国策顾问。他以烹饪之技拟喻治国之术,别开生面地阐释政治理念,“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句名言记录在老子《道德经》中,因而广为传诵,追根求源,这句话实在是伊尹的原创。他留下来的《伊训》《肆命》等论述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例系统的执政治国的理论成果。伊尹从厨子到宰相,从身籍奴隶到位极人臣,辅佐商汤推翻夏桀的统治,通过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建立了“华夏第二帝国”商朝——“革命”一词由此诞生。包括商汤在内,他先后辅佐过五任商王,是名副其实的帝王之师,为商王朝的奠基、立业、兴盛、稳定各个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他被后人追封为“商元圣”——意为商朝第一圣人。“伊尹凿井”的故事,分析其来龙去脉,应当和“汤王求雨”的故事具有密切关联,两个传说相互支撑。史载商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持续大旱,连续七年庄稼歉收。商汤自责失德,解衣断发,以自身为祭品,在桑林中设立祭坛祷告上苍,祈求降雨以救黎民众生。《淮南子·主术训》载:“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至诚格天,老天爷大受感动,即刻响应,方圆千里云腾致雨,普降甘霖——“桑林祈雨”之地在今天郑州辖区内的荥阳市王村镇桑园村,附近有沟壑名为汤王庙沟,有庙名为祷雨庙。当地村民对汤王故事无不耳熟能详、津津乐道——这当然是个美丽的传说,不过天人感应、上苍显灵的事终究不太靠谱,即便有那么一次降雨过程,也未必能彻底缓解灾情,何况求雨仪式不能变成常态化操作,奇迹也不会经常发生,自力更生打井抗旱才是王道。于是曾协助汤王建设宏伟都城,具有丰富工程经验的伊尹深入田间,指导众人打井取水、浇地保墒,获得可持续的抗旱效果,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伊尹督阵修建都城城墙,主体项目是土方工程,需要大量取土挖壕,竖向开挖达到一定的深度,浅表层的地下水会自然涌现,这已经被善于总结经验的伊尹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如此说来“伊尹凿井”的故事的确合乎逻辑,并非无凭无据。
说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且不论以上三种关于井的发明创造的说法孰是孰非、能否成立,只看这三个故事主人公的活动场所、立功之地,无一例外,个个都与今天的郑州有关。
先说黄帝。史书记载黄帝诞生于有熊国,有熊国的地望就在郑州行政区域内的新郑市,距今天的郑州市中心(二七塔附近)不足50公里,与郑州航空港近在咫尺。横跨新郑和郑州另外一个县级市新密市两市的具茨山,是黄帝部落早期的活动场所,据说是黄帝修德振武、统一华夏的根据地。今天上山,经人指引,你会看到年代不明的大规模的上古岩画(据说这些简洁的图案化的符号乃汉字尚未成熟时期的初始形态)和石头城堡遗址,据称这些都曾是黄帝当年亲身经历过的活动场景——《庄子》《水经注》等典籍中都可以查到“黄帝登具茨山”的记载。黄帝当年亲率大军挥师北上,涉过黄河,在今天的河北省域大战神农氏部落和蚩尤部落,从而一统天下,今天的郑州城区自然是他的队伍行军、驻扎的必经场所。位于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的仰韶文化时期的西山古城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版筑建筑,城址面积17万平方米,气势宏阔,城内道路、屋舍、窖穴密布,城外壕沟环绕,被称为中华第一城,亦称黄帝之城。“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黄帝曾在这里仰观星月,俯察河岳,营造城池,擘画宏图,积蓄实力,乘势而起——今日郑州不仅仅是黄帝故里,说它是黄帝部落的战略后方,说它是黄帝事业的“龙兴之地”,说它是黄帝文化的核心区域,都不过分。
再说伯益。伯益作为大禹的主要助手,在治水大业中与大禹一直并肩作战,形影不离。历史文献中关于大禹的生卒之地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但高度一致没有歧义的是,他的功绩普惠九州,而主要活动则集中在中原大地,并且在嵩山脚下今日郑州行政区域内的登封地盘上形成了他的权力中心,建造了他的王都。古本《竹书纪年》曰:“禹居阳城。”《世本》曰:“禹都阳城。”位于登封市告成镇的王城岗遗址,即“阳城”之所在。郑州登封也是大禹文化遗迹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地区。除了历史典籍的明确记载外,有关龙山文化时期的考古发掘以及登封保存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启母阙、启母石、启母庙碑等,还有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大禹故事,都构成了登封作为大禹文化中心的物证。著名碑文作家李铁城在他撰写的《大禹之碑》中写道:
大禹足迹遍天下,故国中多有其遗迹,然与登封之缘却源远流长,非比寻常:太少二室,禹妻之征;首都阳城,旧址宛然;开通轘辕,遗迹犹在;启母石畔,汉阙仍存,其他如启母冢、启母庙、五指岭、焦山等大禹胜迹星罗棋布,比比皆是,其趣闻轶事广布民间,世代相传,化风成俗,深入人心,他处无可比也。
伯益的足迹和大禹的足迹步步重叠,两人奔波劳碌的轨迹相互萦绕不曾脱离,自然他“作井”的试验场所、成功之地和普及区域,也都应该在登封暨郑州一带。
再说伊尹。伊尹作为商朝开国元勋,不但辅佐商汤改朝换代执掌了天下,还协助汤王卜选城址,在黄河之滨、嵩山之麓、黄淮平原沃野之上大兴土木,营造了宏伟的开国之都——承担商王朝首都功能长达200多年,包括汤王在内,前后五世十王都在这里居住履职,伊尹在城中辅佐了前五位商王——天乙(汤王)、太丁、外丙、中壬和太甲,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百岁寿诞,走完了他的传奇人生。这个城区面积超过25平方公里的首都史称“亳都”,就在今天郑州市的中心城区之内。(顺带插上一句,前文提到的传说中的荥阳市王村镇桑园村汤王祈雨之处在郑州市西北方向,距郑州城区10公里左右,距离适当,貌似不无可信之处。)商朝亳都在周武王发动“二次革命”建立周朝后,主持朝政的周公旦安排二哥管叔(两人为一母同胞)在这里建立封国管国,把亳都改建为管国都邑,承担监督管控商代遗族的责任。商朝之都,变成商族之监,高明如伊尹者,也难以逆料这种惊天大逆转吧,这是后话。亳都遗址经历3600多年的沧桑岁月,从西周到中华民国,天灾人祸兵燹战乱,历尽劫难之后,仍有7公里长的夯土版筑城墙残迹存世,堪称“城坚强”。直到今天城墙还盘曲静卧于楼群簇拥与通衢纵横之间,在现代都市时空中穆然泰然,屹然怡然,参与生活,与郑州人相互守望。不少郑州市民的通勤线路中或多或少包含了“商都路”“商城路”“城东路”“城南路”“城北路”“南顺城街”“北顺城街”等路名,这些路名或渲染了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氛围,或框定、标注了商都遗址的方位和规模,让远古的传说和文献记载转化为现实生活的空间秩序。有兴趣的外地游客和文史爱好者可以借助高德地图或百度地图的引领,前往现场叩访凭吊,与武汤大帝(武乃商汤谥号)和阿衡(伊尹的官称)老祖对话,也可以在东大街旁的商都遗址博物馆中观看古朴厚重的青铜鼎彝和形制优美的玉器陶器,感受商代先祖们的工艺之精、想象之奇、审美之雅、气势之雄。前些年有人曾建议,郑州人应当讲好商代故事,不要忽略伊尹出身的现代经济价值,在他中国厨师祖师爷的名头上应该借势而为,发起和主办全国性的烹饪大赛、食神大奖,让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事业和餐饮业的推进力量,这建议颇有几分道理。
“黄帝穿井”也好,“伯益作井”也好,“伊尹凿井”也好,无论采信哪种说法,都可以得出同一结论:郑州是中国水井的诞生地、发源地。保险起见,至少可以说郑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和利用水井的地区之一。这样讲,国人当无异议。
著名考古学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中国水井诞生于黄帝时代之前的说法是可信的。李伯谦指出(2023年2月21日,访谈者婴父、党华、李珣):上古传说和古籍上关于水井诞生时间的说法是多元化的,但我们大体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正确结论。《击壤歌》是尧帝时代的歌谣,“凿井而饮”那时候已经成为先民的基本生活方式,这样看来,此后的夏初伯益、商初伊尹都不可能拥有水井的发明权。黄帝时期,中原地区已完成由游牧、渔猎文化向农耕文化过渡、对接、转型和融合,农耕技术已经成熟,水井作为农业生产、军事斗争和自由迁徙的保障设施,必然先期诞生,这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水井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对华夏文明的进步意义重大,文献学、考古学都应当加强水井的专题研究。
水井作为“饮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一定经历了一个由初创到成熟、由少量到众多、由分散化到体系化的漫长过程,黄帝部落、伯益属从、伊尹团队在这个过程中一定发挥了普及、优化、提升的作用,功不可没,有迹可寻。例如郑州和安阳商代都城遗址中都发现了明确的井群位置,证明大量的水井对当年解决大型聚落饮水问题和支持农业生产、作坊生产的发展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杜金鹏的《夏商都邑水利文化遗产中的考古发现及其价值》一文说:郑州商城内发现许多商代前期水井,平面一般为长方形,少量为圆形和椭圆形,除了通常的汲水功能外,有些井可能还用于悬挂肉食,具有食物保鲜的冷库功能——联想起伊尹的厨师经历,你会因此会心一笑吧。今天郑州市区可供游人参观的两处古井遗址,年代可以追至汉朝。在位于惠济区古荥镇的汉代冶铁遗址内,发现了西汉水井和井具,就地兴建的冶铁遗址博物馆中有相关展陈内容,有兴趣者可前往一观。位于东西大街的郑州文庙中也有一眼汉井——文庙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其时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有殿宇廊亭200余间,占地5万平方米。虽因火灾倾毁,但之后各个朝代赓续不断复建整修,特别是前些年重金投入重整旧制,如今作为城区中为数不多的古建群落和标志性传统文化场所,备受郑人青睐,被视作支持郑州历史文化名城身份的有力佐证。2005年郑州考古研究所在文庙旧址范围内发掘出一口汉代圆形古井,上口直径0.92米,井深4.5米,井中发现大量陶瓷残片和汉代器物。今天文庙第三进院落中有亭翼然,即依照汉代古井方位、形制复建的井亭——单檐盝顶,造型俊俏,檐面如笑口常开弯曲上扬,翼角高高翘起如小鸟挣扎欲飞,生鲜灵动。四根红色檐柱,一方青石台基,中为井栏。游人凭栏俯身而探,可在想象中看到自己的倒影。
郑州文庙井亭 摄影:许亚松
郑州文庙东汉永平年间始建之时即有水井,元朝至元年间(1335—1340)知州黄廷佐重建文庙时复原水井和灶厨,当时胡祗遹撰写的《郑州重修庙学记》文中载有此事。
郑州市区内有一眼明朝古井被称为御井。清《康熙郑州志》记载:
御井在州西门外,明兴藩入承大统,驻跸于郑,此其汲水处也。
旧志上所说西门,是指从商代至明清平面位置始终如一的古城西墙的城门。当年州城之外的青葱郊野,现在则是城市中心红尘万丈的繁华之地。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因为没有子嗣,皇室和内阁选定近亲堂侄朱厚熜继承大统,史称明世宗,也就是著名的嘉靖皇帝。这个时点他正生活在湖北安陆的兴王府潜邸,北京派出浩浩荡荡的迎銮大军从紫禁城出发,跋山涉水前往安陆拜谒和迎接新皇,大队人马返京途中路过郑州。郑州知州陈塘当然知道这次接待任务的分量,全力以赴做足了严密充分的准备工作。经过认真分析,决定以靠近优质饮用水水源为选址原则为皇帝驻跸安排行宫。陈塘在西城门外选到一眼出水量大、水质清洌甘甜的水井,布置了环形警戒线,只允许新皇迎驾队伍的人马靠近,除了将井台、井栏描龙画凤、修葺装饰一新外,还精选石料在井边砌筑了既美观又实用的大型水池供饮马之用。事后这眼井被公称为“御井”,水池唤作“饮马池”。因为沾了皇帝的光,这里声名大噪,被视为风水宝地。周围卜居者渐多,形成州城西边数一数二的大型村落,人称“饮马池村”。清末民初,郑州因铁路枢纽的形成陡然崛起,这里临近火车站,很快形成繁华街市。棉农、棉商选择在这里交易,迅速形成了国内知名的棉花交易中心。民国改元之初,占地60亩的郑州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商场“郑县商场”在此开张,一时客商云集、观者如堵。20世纪20年代,“饮马池”已经由一个村落符号,扩展演化成一个区域的名称。这个区域北到正兴街,东到福寿街,南到兴隆街,西到二马路,其中聚集了数十家棉花行、货栈、仓库、旅店、转运公司,各地棉花在这里吞吐集散,交易情况备受国内棉纺行业关注。100年过去,沧海桑田,城市易容,当年的御井和水池早已不见踪影,但“饮马池”这个历史地名和前朝旧事仍然被郑州人娓娓道来。这是一个因为一眼井而发展起一片城区的典型案例。
郑州市旧城改造之前,南大街一带有条小街叫作“官井巷”,亦得名于明朝。当时这里有一眼由官府出资开凿的全城最大的水井,服务半径在城中首屈一指。民国时期有人在小街前临大路开办了一家大型盐店,连批发带零售,生意兴隆,声名大噪,郑州人喜欢随机应变、与时俱进,这条街旋即改称盐店后街。旧城改造摧枯拉朽,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井早没了,街名也不复存在,收纳进了“历史地名”名录。
老城区有一眼清代水井,既留存于公众记忆,又见诸碑刻文字,位于管城区砖牌坊街——街道得名于一座乾隆皇帝敕建旌表贞女烈妇的青砖牌楼。这是一条始建于元朝时期的古街,那时候它有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叫“梨花巷”,宁静的小巷深处曾经种满了梨树。“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这样的街名自带幽香雅境,进入这样的小街,宜款款而行,宜曼语轻声——这条街上的古井,据《重修井泉碑记》所载(石碑立于清道光十一年六月),凿成于雍正十二年,即公元1734年。远近许多街巷的居民以及城外商号都在此汲水而饮。这口井水源旺盛,深丈余,井口五尺见方,井台由青石铺装,可容六七人同时放绠取水。这口井因水质清澈甘甜,久有“甘泉”之名。民国初年郑州城区划分区片,这一街区因井得名,被命名为“甘泉镇”。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逐步提高,20世纪60年代自来水供水管网全面覆盖老城区,古井被废,填平夯实后,上面盖起了房子。
“凿井而饮”是继“逐水而居”之后影响大型聚落布局和延展的新的动力机制,支持了渔猎文明向农业文明的成功转型,但是,当工商文明的曙光愈来愈近、照临城市生活的时候,它开始显得疲软无力,难以为继。我们在回忆郑州城市饮水史的时候,也许有一种不无自豪的语感和心情,但是很快,我们不得不涉及后续的苦涩而无奈的历史记忆。
因为缺乏资料,所以很难精准确定郑州城市饮用水水质恶化的转捩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清朝末年清廷倾覆之前,郑州人每天饮用的井水大部分已经严重变味。古城墙之内和因开通铁路形成的城市新区范围内数十眼水井多数水质不良,发苦发涩,有的甚至咸如海潮,无法饮用,老百姓怨声载道,统称其为苦水井。究其原因,不一而足。晚清河南学正蔡新形容郑州“郑于豫为通衢,车轨四衝,地多潟卤”,可谓言简意赅。20世纪初随着铁路枢纽的形成、交通优势的显现,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遽然增加,小型工商业、服务业亦开始遍地萌芽,由于缺少必要的公共卫生设施,排泄物、废弃物和各种生产生活垃圾的产量成倍增长,得不到及时处理和迅速转移,污水沟、垃圾堆、臭水坑、粪便场随处分布,严重污染了地下水浅水层,此其一也。其二者,老城之内地势多变、马路不平、沟壑遍布,贯通城区的熊儿河、金水河河道窄浅,每遇天降暴雨则河水顷刻夺路而走,城中处处水乡泽国,一些街道甚至每每出现木筏摆渡、涉水出行的景象。大雨如注、积水如潭,妨碍交通,更倒灌水井,加剧了饮用水的污染。事后老百姓清理现场,常常从水井中捞出黄树叶、烂菜帮、破裤衩、臭鞋垫,还有一些死猫腐鼠和家禽鸟雀等小型动物的尸体,人们一边收拾一边大爆粗口,但谁也不知道究竟应该迁怒何人。其三者,老城区水位较高,土地原本碱性较重,长期浸渍,硝碱泛出,更增加了井水的异味。——郑州至今有地片名称曰硝滩(亦有硝滩社区基层组织),即当年郑州人取土熬制硝碱之地,按今天的街区框定四至,大体为南至东大街,北至城北路,西至北大街,东至城隍庙,纵横方圆约50万平方米。《乾隆郑州志》和《民国郑县志》都记载这里曾有一条小街叫作“硝滩胡同”。从清代到民国初年,这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旁居住着一批城市贫民,以就地取材熬制硝碱为业。他们刮取地表不断生成的硝土,用淋水池沉淀和排除泥灰,用晾晒法和煮沸法提取提纯结晶体,制成的硝盐可供工业和鞭炮行业使用。制硝虽获利微薄,却是一个成本低、投入少,靠抛洒汗水就能换取吃食的稳定营生。土中取硝,竟然能够形成一个行业,可知当年郑州城区土地的盐碱化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郑人饮水,甘苦自知。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生活在郑州古城中的许多大清子民和民国国民,只能留存下苦涩的体验和辛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