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钱塘少年初长成

一、杭州骄子，甫一出世就不平凡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北宋大词人柳永笔下的杭州，既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又市场繁荣、人丁兴旺。隋大业六年（610），这座城市得益于江南运河的开通，成为隋唐大运河的南部起点，从此也开始了不断扩张的进程。

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篡唐称帝，建立梁朝（后梁），并封钱镠为吴越王。杭州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钱镠当权之后，对杭州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五代十国烽烟不息，而杭州却能安享太平近百年，钱氏诸王功不可没。

到了柳永生活的年代，作为两浙路路治，杭州已成为江南第一大城，超过了传统的南方中心城市南京和扬州。运河码头终日繁忙，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师开封。

南宋建炎三年（1129），杭州被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她更成了南宋的事实首都，被称为“行在所”，直到德祐二年（1276）被元军攻破。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整个南宋和元时期，杭州都是全国以至全世界人口最多、商业与文化最繁荣的大都市之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金中都、元大都与宋元杭州的差距，正是南北实力差距的准确体现。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以最多的篇幅介绍了杭州这座名城，并称其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

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1]称帝，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都江南的大一统王朝，杭州的地位从此大大削弱。但作为浙江省府[2]所在地，又是京杭大运河起点，杭州依然是东南名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依然让国人津津乐道。唯有杭州人自己，回想起曾经的荣耀与辉煌来，才会有一些失落和憋屈。

“六朝烟月之区，金粉荟萃之所”，说的固然是大明京师南京，但同为江南大城的杭州，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经济的繁荣带来生活环境的安逸，物质的富足导致尚武精神的流失。很长一段时间里，能代表杭州形象的，似乎总离不开西湖上精致的画舫、佛寺中考究的茶茗、书院中精致的少年、青楼里娇艳的歌女，让人感觉少了一些阳刚之气。即便是安葬在西湖边上的民族英雄岳飞，似乎也无力将这个城市唤醒。

而到了明朝中期，一位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却以自己的血性与刚烈、坚韧及果敢，为中国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精彩一笔，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别样荣光，也让自己的名字，成为可与岳武穆比肩的传奇，更让后来的我们在崇敬之余，深切感受到了两浙文化的另一面。

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改变时势，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位伟人的出现，让我们对杭州更多了一份敬意。

洪武三十一年（1398）四月二十七，江南已然入了夏。午时（11:00至13:00）前后的杭州府钱塘县，阳光灼热而刺眼，瓦蓝的天空几乎看不到云朵，没有一丝风，天地之间如同一座巨大的蒸笼，压得行人喘不过气来。而太平坊南新街[3]一户于姓的官宦人家里，所有人却忙前忙后，相当开心。

伴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新生命来到了人间。

这是于家少主人于仁和妻子刘氏的长子，还是个男孩！可把全家老少开心坏了。他们能想到的是，儿子才是自己的，女儿早晚要出门，还得陪嫁妆；他们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月之后，全家人就得素服默哀——洪武皇帝朱元璋驾崩了。当然他们更想不到的是——

朱元璋一手缔造的大明王朝，未来居然还需要这个孩子亲手去拯救！

这个孩子，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于谦。要说老于家和老朱家的关系，还真是相当微妙。父亲于仁恰好出生于洪武元年（1368），即明朝建立之年，只比永乐皇帝朱棣小八岁。

永乐的孙子，大明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生于建文元年（1399）二月初九，比于谦小不到一岁。[4]成人之后的他们，还会有很多交集。

自称于谦十一世孙的清朝学者于继先，在其整理的《先忠肃[5]公年谱》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南宋末年的书生丞相文天祥，在民间一直拥有极高人望。于谦的祖父于文和父亲于仁，更是对文天祥的气节非常崇敬，甚至在家中一直供奉着他的遗像。

正所谓心诚则灵。终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于仁从睡梦中惊醒，猛地看到了一位头戴金色头巾、身着绯色长袍的神仙，就站在他面前。所谓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于仁当然并不惊慌，只是不明白对方要干什么。

正疑惑间，神仙就开门见山地发话了。而这句话，从此定下了自己儿子的名字，甚至定下了这孩子一生的命运。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啊！

神仙是这么说的：“你父子俩真心诚意地供奉文山[6]公，让我非常感动。为表示感谢，我马上就给你送个儿子！”于仁连忙谦虚地说：“仙家过奖，不敢当啊。”但心里可乐开了花。要知道他已经三十一岁了，连一个孩子都没有，街坊邻居难免在背后指指点点。

第二天一早，于仁就把昨夜发生的事情悉数告诉了刘氏——这小两口可真是无话不谈啊。谁知妻子听完，居然红着脸低下了头：“相公，奴家有喜了。”

于仁这位老实人不听则已，一听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神仙还真是说话算数啊，看以后谁还敢说我不行？当然，古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比较含蓄，断不会马上搂住老婆亲几口，或者抱起来原地转上两圈，他只是投去感激的目光，但这已经令妻子欣慰了。

十个月之后，一个大胖小子呱呱坠地。这可是长子啊，光大门楣的希望就靠你了！

到了孩子三岁的时候，于仁不失时机地向娃他妈提议：“娘子啊，当年为了感谢仙人送子，我就谦虚了一下。那孩子就叫于谦，字廷益吧，希望他能对朝廷有些益处（潜台词是：最好能成为朝中重臣）。”那年代做妻子的，怎么可能驳老公的心意呢，于是孩子的名字就这么定了。

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显然几乎为零。但于谦与文天祥之间的微妙联系，却是实质上存在的。于仁既然一直崇敬文天祥，做梦遇到“神仙送子”，也是合理的事情。

在长子的身上，于仁倾注了太多心血，也寄托了太多期望。潜意识中，他肯定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有文丞相那样的事功，如此一来，他本人不也就青史留名了吗？

而进入读书年龄的于谦，在父亲的谆谆教诲、不断激励与暗示之下，也有点“入戏太深”，真的把这位南宋丞相视为典范，以其事迹激励自己刻苦读书。在今天的学者看来，这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在起作用了。

洪武三十一年为戊寅年，因此于谦属虎。四月二十七日换算成阳历，则是1398年5月13日，属于金牛座。按今天的说法，于谦就是那个年代的“90后”。2022年，正好是他的本命年。

于谦的出生，给一家老小带来了太多欢乐与希冀。不过五十来天之后，洪武皇帝归天的消息就从京城传到了杭州。二十二岁的皇太孙朱允炆正式继位，宣布次年改年号为建文，大赦天下，并为朱元璋上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太祖，葬于京城东边早已修建好的孝陵。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只用了一个年号洪武，这个做法为之后的明清皇帝继承。因此，后人就可以用年号来代称君主本尊，例如嘉靖皇帝、乾隆皇帝等。只有一位皇帝除外，他有两个年号，也是本书中的重要配角，和于谦还有很多交集。

这位仁兄是谁呢？熟悉明史的同学自然不会陌生，还会给他起各种昵称。诸位读到后文就知道他是谁了。

说起于家，祖上还是相当显赫的。他们祖籍在考城（今河南省兰考县），先祖（因家谱丢失，名已不可考）曾在北宋担任过汾州节度使等高官；于仁的祖父于九思，在元朝末年当上了杭州路总管，从此举家迁到了这座名城。

因此，于谦性格之中有北方人的豪爽与执拗，也显得非常合理。

对于洪武大帝朱元璋，杭州人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感激他恢复中华的不世功业，敬佩其北伐元朝的宏大气魄；另一方面，又对他实施海禁、重农抑商、压制读书人等政策心怀不满。

而新皇帝建文，还真的没有辜负这个年号。他显然对学者文人更加重视，也愿意进一步发挥科举的作用。你说天下书生能不开心吗？马上可以得天下，岂有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可惜好景不长。建文元年（1399）七月，朱允炆的叔叔、燕王朱棣从遥远的北平起兵造反，发动靖难之役。他做的事情，使人联想到唐朝天宝十四载（755）开始的安史之乱。

当然，朱棣比安禄山幸运得多。三年后的六月，受益于南京城内的叛徒开城，他轻松占领大明京师，顺利登上皇位，毫不客气地改当年年号为洪武三十五年，并定次年年号为永乐。也就是说，人家不承认大侄子这几年的工作，建文白建了。

永乐元年（1403）元旦[7]，朱棣就急不可耐地下诏，将自己的“龙兴之地”北平改为北京。到了二月，永乐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和国子监。这么一来，大明王朝就恢复了朱元璋在洪武十一年（1378）废除的两京制。从此直到明朝灭亡，南北二京都是政治中心。

三年的靖难战事，基本上发生在长江以北，南京城是和平接收的，杭州受到的破坏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永乐一登基，浙江和其他布政司的反应一样务实，都自觉认同了新皇的领导，完全没有抗争到底的意愿。也许多数人只是觉得，天下都是老朱家的，换谁来当皇帝不都一样吗？

读书人更关心的，无疑是科举能不能正常进行，自己及后代会不会受影响。建文四年（1402）八月，原本是乡试的时间，但因战事耽搁了。永乐本人没读过多少书，对科举还是非常重视的。他下令在永乐元年举办乡试，次年在南京进行会试，第三年则继续在各地开展乡试。这样就把耽误的一次考试补齐，继续维持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未、戌年会试的传统。

按照惯例，会试每年在全国大概只能录取两三百名举子。但永乐二年，礼部一下子录取了四百七十二人，显然是皇帝授意的。这个姿态再清楚不过了：国家还是用得着你们的，科举还要你们大力参与的。知识界的顾虑当然也打消了。

于仁字彦昭，为人正直，乐善好施。他虽说手不释卷，却无意于自己参加科举，而是将主要精力用在治学上。他并没有著述流传下来，殊为可惜。自从有了长子，于仁更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转移到对于谦的教育培养上面。

后来，于家又有了次子于泰和一个女儿，但最终能够青史留名的，当然只有于谦一人。

那么，这孩子的成长之路上，又会经历哪些波折，收获哪些关照，又遭遇哪些麻烦呢？

二、好学少年，有天赋更有勇气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成年时的作为，很大程度上要受其童年的影响。

作为浙江布政司所在地，杭州的教育水平当然是领先全省；作为书香门第于家的长公子，于谦从六七岁的时候，就表现出了与同龄孩子截然不同的气质，似乎真的以为“天将降大任于自个儿”。

看来，父亲平日用文天祥的事迹激励他，显然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每天，他不是捧着书本一行一页地苦读，就是举着毛笔一笔一画地练字，也不害怕眼睛近视了。至于上树摸鸟蛋、下河捉泥鳅之类的童年“必修课”，他完全不感兴趣，也不想浪费时间。小于谦的这种做派，跟视他为偶像的王阳明形成了鲜明反差，倒是相当接近于王阳明的父亲——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王华。

如果说别的孩子是“逃学威龙”，那于谦妥妥的是一枚“求学威龙”。

可如此一来，也让他在小朋友之中显得有点儿特立独行。这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啊，或者说，他有些不够合群。但是，没主见随大流，就一定是情商高吗？

上学第一天，老师就想检查一下于谦的水平，于是决定考考他。

在明朝，人们喜欢对对子。老师正思考间，看到旁边有个小孩子正抱着柱子玩耍，老师眉头一皱，有啦：“手攀屋柱团团转。”

他笑呵呵地说完，就坐下喝茶了。大才子曹植还得七步成诗呢，老师可能觉得，这小朋友怎么也得考虑小半个时辰吧，先休息会儿。哪里想到，这位看起来略显木讷的孩子，张嘴就来，根本就用不着思考，让老师完全没有精神准备。

“脚踏楼梯步步高。”

这于谦人不大，倒有观察事情的敏锐性，当时确实有孩子正从楼梯往上蹦蹦跳跳地嬉闹。老师不想折了面子，随口又说：“三跳跳落地。”

这也太简单了吧，能难倒小学究吗？于谦伸伸小手，向着蓝天指了指。老师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只听这孩子面无表情地对道：“一飞飞上天！”

这对得还真工整：数字对数字，动作对动作，该重复的重复，该呼应的呼应，人才啊！老师不禁脱口而出：“这孩子，长大必定不是凡夫俗子！”

次日，于仁到私塾来拜访老师，顺便了解一下儿子的学业。两个大人是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聊了很长时间，就当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老师回头一瞅于谦，不禁有点生气了。

原来，这小子还端坐在书桌前，捧着本书读得很认真，读到兴奋之处，还免不了摇头晃脑，似乎外面什么事都和他没关系，天上掉下块金子都懒得捡，这也太目无尊长了吧。换作别人家的老爹，八成早就发火了，可于仁却跟没事人一样。老师有些心理不平衡了。他猛地转过身去，走向于谦，大声质问道：“子坐父立，礼乎？”

这句话一出，老师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了。怎么着吧，于情于理，我说的话都毫无问题。你小子可以不尊重我，连自己的老爹也不放在眼里，太不应该了吧，我就替他教训教训你。谁知于谦的回应让他哭笑不得。

只见这位小朋友平静地合上书本，慢慢起身，不慌不忙地说道：“嫂溺叔援，权也。”

古人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大夫给姑娘把脉都不好意思直接上手。但《孟子》中讲到，如果嫂子掉进水里了，小叔子要不要救她呢？救了，岂不是乱了礼数？不救，那当哥的还是不会放过你。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在乎太多，权宜之计，救人要紧。同理，子坐父立，也属于这种情况。不过，对于一个还远没到青春发育期的孩子，这脑洞开得有点大了吧。

于谦以为老师又想出对子考自己，当着父亲的面，还不趁机表现表现？但这一次，他还真的想多了。

老师尽量控制自己的吃惊表情，看着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小朋友，心想，小小年纪，你咋能懂这么多？好在于仁及时打圆场，假装生气地说：“小子多嘴！”这事才这么平息过去。

从那以后，老师可不敢再找于谦对对子了，万一再搞得自己下不来台呢？现在我们回头看看，小于谦确实足够聪明，也遇事不慌，但显得有些锋芒过露，不懂藏拙。

所谓从小看大，于谦的这种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一个处处讲究中庸之道的社会中，这种性格往往容易得罪人。

明末才子张岱的《快园道古》中，甚至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

于谦小时候，母亲刘氏给他梳个了“哪吒头”，这不过是当时小男孩的常用发型。可是，偏偏被和尚兰古春看到了。他摸摸自己光亮的头皮，再看看眼前这个眉清目秀、有点小姑娘气质的小朋友，随口就说了句：“牛头喜得生龙角。”

和尚自己没觉得什么，于谦可不干了，立马对出了七个字。兰古春一听脸色马上大变，心情立刻不好了。

原来，于谦说的是“狗口何曾出象牙”。相比和尚之前的玩笑，这种毫不掩饰的反击，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于谦回到家，请母亲改梳成三角发髻，然后又出门玩耍了。

没承想，兰古春又在半路出现了。可能是想到自己之前受到的羞辱，和尚毫不客气地嘲笑说：“三角如鼓架。”话音刚落，于谦的对子就来了，这一回真是把和尚彻底惹毛，差点动手了。

于谦对的是“一秃似雷槌”。在围观者的哄笑声中，这位和尚悻悻而去。临走，像是为了挽回面子，他说出了一句永载史册的话。

于谦都说他“狗口何曾出象牙”了，那么他的这句话传播有多广呢？

三、少有大志，才会有一路向上的动力

史书上说，刘秀（东汉开国皇帝）命定要当天子。希腊神话则讲，俄狄浦斯王命定要杀父娶母。王阳明弟子宣称，老师生下来就注定能成为一代宗师。如果一切都是命运安排好的，那努力又有什么用呢？

于谦的出生被说得神乎其神，有关他成长中的故事就更多了。根据《快园道古》的记载，吃了亏的兰古春，并没有回寺院找棍子抽人，而是这么讲的：“这孩子骨骼非凡，人莫能及。他日乃救时宰相也。”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书上就这么写了。其实，这则故事还不是张岱原创。与张居正同年中进士的南直隶太仓人王世贞，在生前堪称学术权威、文坛领袖，在《弇州山人续稿·于太傅传》中，他早就一本正经地写道：

谦生而颀晳，美容止，七岁，僧兰古春善相，见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毋若此儿者，异日救时宰相也。

可见，张岱只是把王世贞的说法添油加醋地夸大了。后来，由清朝重臣张廷玉主编的《明史》，对王世贞的作品更是多有借鉴。因而在这部官修的《明史·于谦传》中，居然也有这样的内容：

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

七岁的小孩子性格还远远没有定型，让一个相面的和尚给鉴定未来，当然十分荒唐。别说当时（永乐二年）早已没有了宰相官职，永乐坐稳江山之后，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哪里来的危机，哪里需要英雄，哪里能有普通人拯救国家命运的机会？

这当然是用小说笔法写历史。也许始作俑者王世贞想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于谦有多么伟大，其事迹有多么传奇。但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效果不是恰恰相反吗？把于谦通过多年不懈努力，甚至经历各种挫折与危险取得的成就，赢得的尊严，达到的境界，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命中注定，这到底是夸他，还是贬他呢？

但是，于谦从小就立下了不凡的志向，这绝对是真的。

不知不觉间，于谦到了九岁。有一次，家丁去接小少爷回家，结果这孩子却成了街上一景，声势如同今日的网红。

一个衙役看到了，不禁脱口而出：“红孩儿骑马游街。”

当天，于谦穿的是一身红装，骑在一匹小红马上，特别拉风。不过，听到这句话后，小少爷的表演欲也就克制不住了，他当时就对出了七个字，把围观群众全都惊住了：这孩子，可真不能小觑啊。

他说的是“赤帝子斩蛇当道”。没有一点考据功底的，还真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史记·高祖本纪》中，有刘邦醉酒斩白蛇的故事。在书中，有一老妪宣称白蛇是自己和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斩杀。刘邦被老妪暗指是赤帝之子，因而他听后大喜，进而有了一统天下、号令四海的野心。小于谦讲出这番话，显然并不是想当皇帝，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不过，至少也传递出了他对建功立业的强烈渴望。

中国读书人从来不掩饰对功名的追求。北宋大儒张载总结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直是历代文人努力的方向。而少年早熟的于谦，十岁左右就熟读了各类经典，“小神童”的名号在街坊邻居中广泛传播。这种赞誉反过来又激励他进一步努力，而不是沾沾自喜。

所以说，自律要从娃娃抓起，不然可能就来不及了。

成年后的于谦，在《忆老婢》中对少年时光如此回忆：

我昔少年时，垂髫发如漆。

锐意取功名，辛苦事纸笔。

杭州的宜人风光，令外地游客流连忘返，但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于谦来说，显然早就有了“审美疲劳”。他将自己的主要时间全部留给了读书写作。至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他也只能顾得上前一句。

在钱塘县城南，有一座号称“会当立马第一峰”的吴山。它左临钱塘江，右倚西子湖，峰峦叠嶂气势宏伟，古树参天处处葱郁，确实是夏日纳凉、春秋登高的好去处。但吸引于谦的，却是山脚下的“三茅书院”。

永乐十年（1412），十五岁的于谦考取了钱塘县官学生员，从此开始了住校生活。不过，和大部分同学相比，他想回家是相当方便的——也就十几里路的事。

这里的藏书颇丰，经史子集门类齐全；这里的老师水准不俗，传道授业很有方法；这里的同学，也大多聪慧上进，懂得自律。虽说大家都是以求取功名为目的，显得有些功利，但就像今天的掐尖班中，严格的训练也潜移默化地逼出了学生的潜能，提升了他们的境界。同时，这些孩子也都有了更多机会，得以结交挚友，认识同好，相互鼓励，彼此切磋。

在父亲的感召下，于谦多年来一直将文天祥视为偶像，与家中一样，他在学校卧房的墙壁上，也庄重地挂上了这位英雄的画像，还写下了一篇赞词：

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词，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

如今，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达几十万种，让无数读者陷入选择障碍之中。于谦生活的时代，传世之作当然要少得多，但也面临一个如何取舍的问题。在老师和父亲的启发诱导下，他特别推崇先秦两汉的学者文章，以及诸葛亮、苏轼的作品。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繁荣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两汉成就了司马迁和班固两位史学大师，以及贾谊、晁错、王充和王符等政论名家，他们的作品高屋建瓴、洞若观火，其中展露的经世济民理念，更让于谦相当欣赏。

诸葛亮和苏轼一个是顶级政治家，一个是顶尖文学家，人生际遇相差太远，但两人的身上，都有一种永不服输的信念，有着为天下苍生请命的担当，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有着为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的执念，自然也都成了小于谦的崇拜对象。

诸葛亮作品不多，《出师表》《诫子书》等篇流传千古，而苏轼在文章、诗词、书法和绘画上都取得了极高成就，是难得的十项全能式文坛领袖。

更让于谦敬重的是，苏轼两次任职杭州，政绩斐然。熙宁四年（1071）他出任杭州通判时，还属人微言轻。元祐四年（1089）担任杭州知州之后，面对西湖淤阻塞萎、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状况，苏轼自筹经费，组织二十万军民，完成了疏通西湖的浩大工程，既为杭州铸就了最知名的地标，也充分彰显了他的务实精神和超前眼光，让钱塘父老世代缅怀，令中华文人永久景仰。

于谦还特别欣赏浙江老乡、唐代名相陆贽的施政理念，并精读了他的大量奏疏，对其中体恤民情、针砭时弊的论述非常推崇和钦佩。日后于谦走上仕途之后的作为，显然也深受几位先贤的影响。

对于葬在西子湖畔的民族英雄岳飞，于谦当然也是非常敬佩。《岳忠武王祠》诗未必创作于这一时期，却是他真实情绪的写照：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

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清山荒冢白云多。

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不过，于谦只是一介书生，大明也处于太平盛世，让他如岳武穆一样跨马提枪，既不现实，也不需要。他发挥才华的舞台，当然是考场和官场。

在杭州官学中，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来头的督学佥事，平日里对学生百般挑剔，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年轻人都非常恨他。有一次，学校组织祭拜孔庙时，督学佥事也偏要随行，结果就出大事了。

镜头一切，这位素来作威作福的贪官，此时却在水池中拼命扑腾，真叫一个狼狈。原来，不知道哪个熊孩子带头起哄，一帮人齐动手，居然把督学佥事大人推到水里，然后飞快消失。法不责众嘛，当年又没有监控。

督学佥事喊破喉咙也没人答应吗？还真不是。有身材高挑的学生走过来，伸手把他拽到了岸上。

真是雪中送炭啊，督学佥事是不是得好好表示感谢、许以重赏，顺便再问问他是否婚配呢？

他猛地抓住了对方的脖子，恶狠狠地说：“是不是你干的？同伙还有谁？”

这位救他的学生正是本书的主角于谦。

不过，于谦根本没有慌张。他仅仅说了一句话，就把事情摆平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王世贞和李贽两位名家都信了，还都收录在他们的著作里。

于谦是这么说的：“推你的早就跑了，没推你的才会拉你，这事不简单吗？今天你不怪罪推你的，却要责难帮你的，这是什么道理？”

此时的于谦已经十八岁，气宇轩昂，声音洪亮，条理清晰，让督学佥事一时找不到治罪的理由，此后也没有再追究他。而于谦临危不惊、处事不乱的名声，也就在学校传开了。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三十四年之后，当大明遇到与靖康耻相当类似的危险处境时，于谦表现出的坚毅与果敢让所有人钦佩，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品质他事实上早就具备了。

不过，在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出头的椽子先烂”的传统社会中，于谦确实有点“多管闲事”的倾向，甚至还有更轴的时候。

不久之后，浙江巡按御史亲临学校视察。他早就听说了小神童于谦的大名，特意点名要求此人讲书。

对普通学生来说，这不正是拉近与御史的关系，为自己前程铺路的大好机会吗？还不得处处让对方有面子才对吗？那于谦是怎么做的呢？

他神情严肃地走上讲台，突然撩起衣襟，“扑通”跪在桌案前了。

现场一片哗然。难道于谦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御史的尊敬吗？这真是五百年前的“跪舔”吗？

这位大人都不好意思了：“讲书不用行跪礼。”让他赶紧起来。

不过，于谦根本就不听御史的，反过来还给他提要求：“各位官员都得跪着听！”

御史很生气，坐下喝茶吃点心不香吗？可听人家一解释，他也无可奈何，乖乖地跪着听这小子演讲了半天。

于谦当时说的是：“今天我讲的是太祖高皇帝亲自制定的《大诰》，不敢不跪。”是啊，这文件的权威性类似圣旨，再大的官，接旨时不还得跪下吗？合理！

道理是没错，但御史大人肯定不会开心，提携于谦的念头恐怕也不会再有，不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就已经算很仁义了。于谦这种耿直认死理的性格在官场上往往会被划入另类。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试想一下，换成那些八面玲珑的人精，在土木之变发生以后，能有于谦那样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吗？

于谦不单做事出位，胆子也是大得可以。他经常晚上从家里步行到学校，中途要路过一座星宿阁。坊间传言，这地方一到晚上就少不了孤魂野鬼，抓了男人就当夜宵，抓了女人就做些别的。因此，好心的同学都提醒他，老老实实住家里得了，千万别乱跑，第二天早上回来也不迟。

可于谦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也不想多辩解，还是继续坚持走夜路。有一次，不知道是想见识一下大场面，还是想邂逅个把漂亮女鬼，他干脆住进了星宿阁，倒有些宁采臣住进兰若寺的呆萌。

于谦出事了吗？当然没有，否则谁来领导北京保卫战呢？那么，他收获爱情，“人鬼情未了”，私订终身了吗？很遗憾，也没有。

那么，于谦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世上有鬼吗？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恐怕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只能说，此时的于谦，已经胆识过人了。“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嘛。

金榜题名是每个读书人的心愿，不过在进京赶考之前，还得先通过地方的考试。于谦很早就考过童生试，拥有秀才身份了，自然在街坊邻里中传为佳话。

那么，接下来的挑战，他能一路顺风吗？

注释

[1]当年八月，朱元璋以应天府为南京，开封府为北京。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废北京，改南京为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朱棣以北京为京师，改京师为南京。

[2]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将各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但民间依然习惯称“省”。

[3]今杭州市上城区清河坊祠堂巷42号。

[4]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朱瞻基和于谦同年出生。本书采用前一种说法。

[5]忠肃为于谦的谥号。

[6]文天祥号文山。

[7]明朝的元旦为正月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