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科隆，1958年夏
天空灰蒙蒙，布满芥末黄的条纹，那是我连连噩梦的颜色。活着就是一场噩梦。我们成千上万人挤在一起，赤身裸体，在看不到尽头的空地上挤成一团。虽然是在空旷之地，却有连连不断的哀号声，从成千上万人的哭喊声中传来，就像在偌大的浴室里，被光滑墙面反射，形成回响一样。您就在我身后，在能听到我说话的地方：放眼周围，只有您让我感到安心。您没有和我说话，只是着急忙慌地环顾四周。也许您甚至不知道我在这里？不知道从哪来的一阵推搡，把我们统统推向一处金属门廊，俯瞰下方，是一段楼梯。我们仍然挤在一起，一步一步，往上迈着步子，你推我挤，哭声喊声更加刺耳。越往上走，我越心慌。身边的哭喊声震破我的耳膜。我们沿着一条通往虚空的走廊往前走。走在我前面的那些人消失了；您也不见了。我没有办法，只能任自己坠入这虚无。我看到我们攀爬的整个金属结构只不过是一块巨型跳板。跳板下方是游泳池，白色的是陶瓷砖，蓝色的是泳道标志线。颜色清晰，线条分明。泳池里没有水，可我们不得不跳下去；跳下去，自己了断自己……
我从噩梦中醒来，吓得大口喘气。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您在上班。
对童年的我来说，这个梦是大规模屠杀——我们被纳粹伤得千疮百孔之后，投射到现实中的第一个片段。我脑海中构建的这番灾难景象，除了在渴求和您更亲近的过程中收集到的零星，没有任何其他细节。您打定主意，不向我透露您在我出生之前那几年遭遇的林林总总。当时我心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念头，不过见过您的痛苦之后，我明白这种恐怖不是什么头上长角的恶魔，也不是什么飞天的暴龙或者口吐白沫的恶狼，虽然在小孩子的脑海中，这些形象通常都是恐怖的代名词。我内心深处明白，这场灾难必定是一场荒唐可笑又难以名状的噩梦，还打着什么技术和保健的幌子，就像纳粹的屠杀，还有那些策划这场屠杀的人一样。
我对您是如此依赖，每寸神经、每个细胞都如此依赖，您却全然没有重视我的感受，久而久之，我们之间有了隔阂。您的内心被伤得如此彻底，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安放那段回忆，更别说讲给我听了。
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那段历史，您的手臂还有曾经刺下的伤疤，那是一个由五个数字组成的编号，数字下面是倒三角形，就文在您的左臂外侧，距离肘关节十厘米处。这排蓝黑色的数字编号很小很小，但这些数字的每一笔每一画都像是一道切口，刻下不可告人的罪行。
同样让我震撼的还有您老是做噩梦，从梦中尖叫着醒来，您还会出现幻觉，我的父亲却无能为力，没法安抚您。我明白，我们不该讨论这个话题。我要很久之后才知道，有时候我睡前和您亲吻道晚安，居然能神奇地赶走您的噩梦，哪怕我心里还赌着气，哪怕我们白天闹得多么不愉快。还有一个毛病也拉近了我和您的距离，那就是偏头痛。您被偏头痛折磨得厉害，犯起病来就会把靠近您的人推得远远的。我对此无法释怀，所以也犯上了这个毛病：这是我唯一不用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就从您那里得到的东西。
我早就知道，您不可能一直在我身边，也不可能一直体察我的心情。我明白，您已经尽力了，我怎么好一味索取更多。从您的一言一行，还有周围种种暗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没有权利为此感到沮丧。在您遭受过那般惨痛之后，我的需求微不足道。
* * *
那时候，我们一大家子住在一座小房子里，没跟别人家挨着。家里其他人一副想要保护您的样子——我总是管他们叫您的娘家人，结果却加深了我们之间的隔阂。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有什么权利横亘在我们之间？一开始是隔在您、父亲和我之间，您和父亲离婚之后，又隔在我和您之间。别人凭什么对我们有意见？您凭什么放任他们的指指点点？作为小孩子，我的期望无疑有点成熟，我的要求无疑太高，我的痛苦对您来说太过尖锐，以至于您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大发脾气，除此之外无能为力。所以，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只好把我交给别人照看……
在我需要您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足够的温暖，没有得到足够的安慰，也没有人多说几句，把事情解释清楚。我童年提出的疑问，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置之不理，就这样，您的过去，我的身份，成了禁忌。
从记事起，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随时提防着，等待着一场可能会降临的灾难，最好的结果是我会和您分开，而最坏的结果是我们两人都会死。这件事情不能说出口，而在我出生之前，您就已经背负着这种忐忑不安的命运。
我呼唤您，您却没有回应我，至少回应得不够。这种挫败感如此令人难受，对周围的人藏得如此深，无疑给我的一生都打上了烙印——我心想，您不是圣人吗？照理会回应我啊！
* * *
您就让我在这样的静默中长大，我只能记得当时房子的几处细节，室内是20世纪50年代中规中矩的那种风格：墙上挂着一幅孩子的肖像画，还放了一些书。这幅画是用红色粉笔和蜡笔在手工纸上画的，画中是一个三岁孩子——莉迪娅（Lydia），站在（比利时）克诺克的海滩上。小女孩穿着一身灰色套装，一头金发剪成20世纪20年代那种发型，衬着红润、圆嘟嘟的脸庞。她身上的婴儿肥还没褪去，还留着小婴儿长成儿童前的圆润。这幅画的作者毫无名气，听说是“美好年代”（“BelleÉpoque”）结束的那个夏天，莉迪娅当选“海滩最美丽的孩子”后赢得的奖品。这幅画装裱得好好的，挂在客厅，旁边是那架没有调音的钢琴，后墙上挂着那幅令人讨厌、有些佛兰芒风格的《静物与野鸡》（Still Life w ith Pheasan t），总是背着光。这个房间我们只能走过，不能逗留，“免得把东西搞坏”。
房子里还放了大概30本小说：大仲马的《火枪手》三部曲、路易·阿梅德·阿查德（Louis Amédéé Achard）的《拉盖尔先生的阴谋》（Les Coups d ‘épée de Mousieur de la Guerche）和《美丽的玫瑰》（Belle-Rose），此外还有塞居尔伯爵夫人的全部作品。这些小说用蓝色或棕色的纸包着，上面贴着小学生用的标签，用钢笔小心翼翼地写着书名，看起来就像那些曾经被人捧在手心，后来又被遗忘在角落的书。这些书跟肖像画不同，没有放在客厅，而是放在了一个木头柜子里，那个柜子占了厨房一整面墙。这些是“莉迪娅姨妈的书”。我贪婪地阅读着，像对待遗物一样对待它们。这些书确实是遗物，不过我当时并不知道。
就这样，我能记起的有：一张小女孩的肖像画，一个快要步入青春期的女孩的书，还有一个大人般的称呼，“莉迪娅姨妈”。同一个神秘人物，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她那么年轻，还当不了谁的姨妈，没人打算告诉我她是谁、她在哪儿，尤其是您，更是闭口不谈。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把莉迪娅和这段隐晦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在那之前，我经历了一系列特殊变故，有段时间深陷那场让家中无人幸免的浩劫，只是我当时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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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我如此直截了当地告诉您，您既遭受了历史给您的切肤之痛，又遭受了家庭生活的折磨，可是家庭变故对我来说，就像纳粹的屠杀一样惨烈。在我小小的宇宙中，我自己就是那个飘飘摇摇的中心，您和父亲则构成了这个宇宙的其他部分。这个宇宙摇摆不定，我们三个人都不够强大，您和父亲离婚摧毁了我内心仅剩的一点安全感。
那时我老是做噩梦，梦里全是支离破碎的景象。城市燃起熊熊大火，我在废墟中，在被摧毁殆尽、永远无法复原的城市里，寻找您和父亲。您离开我，去了德国，我渴求的最后一点温情被吹散到四面八方。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您就去了德国，就像我还没准备好，你们就分居了。您离开这个家，好像在逃离什么东西一样，我当时只好去了其他能收留我的地方，也就是人们平时说的“儿童之家”。这个儿童之家位于英吉利海峡沿岸，是为犹太儿童建的孤儿院，我在那里第一次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概念，也第一次孤身一人。
我心惊胆战，在迷雾中度过了两个月。我的身体不听使唤，老是尿床，好像这样才能证明我活着。要是没有好心人收留，我就会迷路，或者我拥有的一切都会被偷走。我在想，要等到什么时候，要遇到什么样的机会，我才能见到您。您去的德国，我和您对这个国家都抱有情绪。这事让我痛苦了很久，毫无疑问，您也因此饱受痛苦。
您的离开让我深深地感到被放逐。与您分隔两地，让反复折磨我的焦虑变成现实：一列火车载着您离开，我的手臂悬空，无法逃脱，永远被孤零零地遗弃在站台上。
后来，您在科隆开了一家美容院，我得知自己可以定期去科隆看望您时，又能盼着长大这回事了。有时我跟父亲住，有时和您住，不得不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下生活。我九岁时，不得不独自穿越半个欧洲去找您。尽管如此，我还是在这样的夹缝中长大，而且这样我不用失去你们俩当中的任何一人……只要您到车站或机场来接我，就说明我不会失去您。虽然我一直不敢肯定，事情是不是像我想的那样简单。
每当看到科隆大教堂的双尖塔越来越近，就说明马上要到站了，也总是让我脑海里出现同一个荒谬的问题：“我到站的时候，妈妈会在那里接我吗？要是妈妈没来接我，谁帮我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呢？”我当时用够不够得着行李箱来判断自己是否长大：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够得着行李架上那个命运多舛的行李箱了。每次出发前，父亲都会给我一张车票，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叫让-雅克，我的母亲住在哈布斯堡林街18—20号，她的电话号码是23 22 01”。这些文字让我有这样的念头：我到站的时候，您可能不会来接我……
看到我学校门口那块大理石纪念匾，还有卓别林的《大独裁者》（The Grea t D ic ta tor），事情的真相浮出水面。为了纪念1942年被驱逐出境、没人活着回来的学生和老师，学校立了这块匾。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我不可能没有听说过“驱逐出境”这个词。不可否认，您和您的娘家人有一种默契，我们不该谈论“以前”、以前的人或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但这种“默契”阻挡不了家里人时不时谈到“驱逐出境”的事。很久以后我推测，当您——“幸运的埃尔莎”从贝尔森集中营活着回来，而您的父亲、莉迪娅还有她的父母罗莎（Rosa，我外婆的姐姐）和大卫却没能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活着回来，家里人就达成了闭口不谈的默契。这种默契让您继续活下去，虽然活得很不容易，这种默契也是为了保护我——家里第一个在“二战后”出生的人。我也很懂事，只要家里人谈起那些事，我就闭耳不听。
不过有时家庭聚会，我会突然听到家里十个大人在叽里咕噜说着什么，就像小孩子互相交换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样。那些大人在讲跟“那个词”有关的事情，压低声音说着莉迪娅和罗莎的名字，但从来没提到过大卫或者您父亲的名字。那之后，我就被送到其他地方读书了。
渐渐地，“那个词”，那段被驱逐出境、没人活着回来的往事老是出现在他们口中——虽然他们遮遮掩掩，但我还是零星听到一些片段，而且我开始明白那些谈话内容。我凭着直觉，猜测“莉迪娅姨妈”身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我称呼她为“姨妈”，并非因为她是大人，而是因为这位永远年轻的小莉迪娅本应该长大成人，本应该听到我叫她一句姨妈。这个短暂生命所承载的期望曾如何破灭，细节我不得而知。这个死得无影无踪的小女孩，就是纳粹用斧头在历史上砍下的缺口，在我们家族挖出的空洞。这个空洞，显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这道伤口，也从来没人谈起，所以更加令人痛楚。
《大独裁者》在巴黎上映。也许后人只会把这部电影当成对卓别林奇妙构想的追思，但我不得不说：在我眼中，卓别林把托曼尼亚的希克勒“演活了”，希特勒本人倒成了漫画人物。对我来说，很难把万字符看成纳粹主义的象征，电影中卓别林臂章上的万字符，倒更像白圈中交叉的两个十字。希克勒完美诠释了那个叫嚣着仇恨和谋杀的人，他那日耳曼式的打嗝声没能让我发笑。这部电影——甚至早于真实的历史惨剧上映！——对我来说是第一部有关大屠杀机制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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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施瓦茨-巴尔特（AndréSchwartz-Bart）的《最后的正义》（The Last of the Just）刚刚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班主任给我们读了该书最后一章，说的是男女老少都在一个伪装成淋浴间的毒气室被杀害。所有人，无论年龄，无论男女，都在黑暗中死去。老师的描述令人瞠目结舌，让我做起新的噩梦。我梦中的景象更加逼真、更加冰冷，可怕的程度丝毫不减。
大约也是那段时间，班上一个叫迪迪埃（D id ier）的同学老是说起他在家里听说过的一个地方，“克维茨”（Chvitz）。不管是在院子里，在吃饭时，还是在课堂上，他都在说那个地方。我们听了他的一些描述，很是好奇。人们会受尽难以言表的折磨，然后死在“克维茨”，但没人能在时空中找到它。可是，这个“克维茨”的的确确存在于某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比阿里巴巴的洞穴、皮奇波伊 (1)或《奥德赛》中独眼巨人的巢穴更真实——迪迪埃似乎对自己说的那些东西很有把握。重要的不是迪迪埃说了什么，而是他说的东西唤醒了我的记忆。在我为类似“克维茨”的恐怖感到震撼的同时，这种恐怖记忆也植入我体内。
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我想等到了科隆再问您是否听说过这个“克维茨”。一位比利时朋友听到我问您这个问题时，做了一个人人皆知的手势：用拇指指甲划过喉咙，从嘴里发出令人作呕的声音。“嘘！”您立即制止我，我的疑问顿时被摁灭，不过您的态度等于默认了我朋友对“克维茨”的种种描述。
不知不觉中，这些零星的描述，通过混沌的方式，将头头尾尾串在一起：从莉迪娅到驱逐出境，再从驱逐出境到“克维茨”。我渐渐读懂您传递给我的微妙信息，这种微妙让我成为被缓期处刑的死囚犯：我是犹太人。
现在我终于能告诉您，有很长一段时间，犹太人的身份对我来说就是危险的包袱：最好不要让别人发现自己是犹太人。我现在还能记起，在科隆大街上，一群孩子想把我逼进一座教堂，我在想，要不要承认为什么自己低人一等……不知不觉，我就这样接受了犹太人区对犹太人司空见惯的欺辱，在凌辱面前低下头，在拳打脚踢之下弓起背。
在这摊矛盾而痛苦的泥潭中，我仍然不得不面对世界历史和家庭历史碰撞的时刻。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德国。
我至今仍想不通您为何回到那个国家，您在那里显得格格不入。虽然我们经常去德国度假，但要在那里定居，还是让人接受不了……您工作起来，就像一头拉货的骡子一样累。毕竟在科隆开一家名叫“巴黎美人”的美容院，好比赌博，胜算很小。渐渐地，我发现您和顾客讲德语时，法国口音越来越重。您和她们聊天经常说“eh？”和“non！”我不知道您是为了做生意而刻意改变口音，还是想拉开您和顾客之间的距离。
您少数几位朋友都是法国人，至少是讲法语的人，所以您在科隆的处境相当微妙。您和家里人隔得远，所以您想怎样过日子就怎样过日子，哪怕过得不是那么中规中矩，也不会有亲戚指手画脚。可是您在这里没交到多少朋友，没有家的感觉。我理解这种特别的处境，既靠近又游离，您对我也是这种态度，我对我自己也经常这样。
好在“巴黎美人”的生意兴隆起来，“小个子法国女人”在科隆有了名气。一开始，为了节省开支，打点生意更方便，您住在美容院——睡在休息室那张浅蓝色的沙发上。后来有了像样的住处：您上班的时候，我可以自己待着，看看书。您不知道该怎样把我介绍给同龄孩子，我也不懂得该怎样交朋友。我不是个害羞的人，性格甚至有点野。起初，我整天都待在美容院，除了黏在您身边，什么也干不了，甚至您给顾客做美容的时候，也黏着您。美容院那种柔滑而浓烈的香气让我感到沮丧：我依然只有自己一个人，来美容院的都是女人，只有我是男孩，或多或少跟店里慵懒的女人味格格不入。我年纪太小，没有哪个女人对我感兴趣，我对这里也不熟，只能和那些来美容院做美容的胖女人互道一声“您好”（Guten Tag）或“非常感谢”（Danke schön）。
您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名叫露丝（Ru th）的，对我非常重要。她是德国犹太人，战时一直东躲西藏，可以流利地讲两种语言。除了您的朋友——来自比利时的伊莲娜·韦尔尼克（Helene W iernik） (2) 和芬妮·科恩布鲁姆（Fanny Kornblum）之外，露丝无疑是您最亲近的人，尽管你们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您个头小小的，身材丰满，一头红发，皮肤像牛奶一样白；而露丝瘦高，无论哪个季节，皮肤都是日晒之后的那种棕褐色。她漂亮、风趣、活泼又敏感，而且她有一种本领，懂得如何倾听，不妄下评判。您终于有了可以倾诉痛苦、倾诉您过往或当下的对象。
您喜欢露丝，她也喜欢您。我也喜欢露丝，因为您爱她，她是我当时唯一认识、对我另眼相待的成年人。
您在德国过得不容易，一来要赚钱和经营美容院，二来身份问题也会造成种种困扰。您童年有段时间在德国度过，亲眼看见野蛮主义的抬头。您知晓德语的所有音调和语调，您看得懂儿童诗歌的格式，会唱童谣，也听得懂党卫军和官僚在说什么。德语对您来说，不会是什么悦耳的语言。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科隆仍有战争的痕迹。这些痕迹提醒您，当初野蛮人在这座城市耀武扬威，科隆也没有幸免于难。石头上的子弹痕迹，墙上的洞，废墟中的房屋，还有跟周围建筑相比太过崭新的楼房。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身上也有迹可循，他们戴着黄色臂章，上面有三个黑点组成的三角形，表示他们是残疾人或盲人。我读过这方面的书，知道30年前这两种颜色的组合，即黄底黑字，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它是臭名昭著、会让人丧命的犹太人戳记。大人小孩打个招呼也会像日耳曼人那样，脚后跟踢踏着，粗暴地向前低头，这种方式总是让我跳起来，看起来好像在排斥您似的。
您肯定一直在想，这些体面的小老头15年前做了什么？我也想知道，但没有开口问您，也没有问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
人们的心灵也刻下伤痕。科隆的新犹太教堂落成前不久，外墙被涂上万字符和“犹太人滚出去”（Juden Raus）字样，给整个德国带来创伤，而那座教堂就在我们房子所在的那个广场的另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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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历史依然鲜明。《安妮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舞台剧在德国上映时，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您想去看这部舞台剧，也想让我去看看。当时我的德语应付日常对话不成问题，但没去剧院之前我就知道自己会无聊，我什么也听不懂……我记得，尽管我强烈抗议，但一番软磨硬泡，您答应带我去看几场电影之后，您还是把我拉到了剧院。不出所料，我当时倍感无聊，倒是您对我说的话，才是那晚真正的剧情。您突然告诉我，自己也像安妮一样，被驱逐到贝尔根-贝尔森，还感染了斑疹伤寒，差点死在那里。
所以，您当时也在这个名字古怪的地方，可能遇到过像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本来可能死在那里。即使对熟悉德国的人来说——就像我一样——这个有四个音节、强烈押韵的名字：Ber-Gen-Bel-Sen，依然散发着黑暗的异国氛围。我们能管这种感觉叫创伤吗？您揭露过往的那一刻，依然鲜活恐怖，这种恐怖平时总是不知不觉袭过我的内心。是不是您的这番话，还有那四个重重的音节，接下来会勾勒出痛苦的轮廓呢？
我最大的痛苦之一在于，那是您一生中唯一一次向我透露关于您过往的只言片语。虽然那一次您只有寥寥数语，但我已经开始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仅仅靠噩梦来想象。您说的那些话，在我模糊的印象和各种各样的记忆碎片中落了脚：莉迪娅、纳粹主义、您以前的沉默、安妮·弗兰克，还有什么？虽然这一刻没有发生奇迹，那些时不时让我意难平的东西并没有首尾串连起来，不过，比起以前那种让我的焦虑一浪高过一浪的混乱状态，我眼前的迷雾从此好像拨开了一部分。您终于自己袒露了几句，要知道，您没告诉我的那些事情，就横亘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根本无法推心置腹地交谈。您唯一的这次袒露，一直让我感到遗憾，如果您选择说出一切，而不是独自沉默，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读了很多书。一开始读的是《安妮日记》，后来又读了好几遍，也许我隐约希望翻开某一页能找到您。后来我读了《出埃及记》和里昂·尤里斯（Leon Uris）的《米拉18》（M ila 18）。其中一本从难民营幸存者的角度讲述了以色列国的诞生，另一本则讲述了华沙犹太人聚集区的起义。这些书中的人物都能一一对得上号，我童年的“克维茨”变成奥斯维辛，而我童年噩梦中的可怕景象竟然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可爱诗歌。
您一直没告诉我的那些事情，我通过小说和目击者的叙述了解了几分。这种通过第三方了解真相的方式同样具有情感冲击力。如今历史资料数不胜数，但依然珍贵非常：我第一次听说的那份档案汇编于1960年运抵科隆，名字叫《我的奋斗》（M ein Kampf）。这本书的内容掺了很多水分，但发行时依然引起轩然大波，不过当局禁止16岁以下的人阅读此书，就像封杀当时最后一批“裸体”电影一样。
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解释您的缺席，也不足以解释我们之间的沟通困难。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种状态已经渐渐变成一种常态。我贪婪地阅读，想了解那些让您深受影响的事情，再加上当时刚刚兴起有关“集中营现象”的演讲，这些都让我不知不觉中拉开了和您的距离。我把自己也当成“被驱逐出境者”名单中无名无姓的一员，这样您的过去就不会那么显眼了。我对集中营那段“经历”的有关“知识”越来越多，我内心的重大疑问也有了答案，那是小孩通常都会问父母的问题：“我是谁？”答案总是“我来自奥斯维辛，我的故事从那个地方开始，我的生命与那个地方相关，我的性格在那个地方形成，我的起源仍然停留在那里”——我带着这个答案生活了很久很久，太久太久。
那些折磨我的东西再次和其他痛苦交织在一起。我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我想知道评判好坏的标准。因为您和您的娘家人都保持沉默，所以我不知道您到底是谁，那种沉默依然笼罩着您的整个生活，所有这一切，也让我过得很艰难，而且是毫不夸张的艰难。我经历两次重大危机之后，才更加理解您的那段往事：一个是令人头疼的青春期，一个是1964年。
您在科隆那段时间，眼前的未来一片黑暗。您认为自己上了年纪，也感到孤独，这番景象让您害怕。您想再婚，关键是再生一个孩子。可能的话，最好是女孩，就像那个失踪的女孩一样，取名“莉迪娅”，就当是对过去的最后补偿。
您找了几次对象，都以失败告终。您的娘家人从美国偏远乡下给您找了个丈夫——给未来的莉迪娅找了个父亲。那桩婚事定下来的时候，您大概没有勇气亲自告诉我，而是希望其他人转告我，用各种方式向我解释，您这么做有自己的苦衷。
我眼前又浮现出我们四个人围在家里客厅桌子旁的情形：我们两个，还有您的母亲和继父。您的继父当着您的面，开玩笑问我如果您再婚，我会怎么想？您沉默不语，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那一刻真是太悲哀了，就像意大利喜剧中的某个场景一样。世界颠倒了。说得直白点，他们是在征求我的同意，同意您再婚，然后搬到离我一万公里的地方。
从谈话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事不是玩笑，而且你们可能早就做好了决定。我的内心就像果冻一样脆弱，我还在安慰自己，只要不失去您就好，我哪里有其他选择，只能认命。所以我只能盼着，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年能见上您一次：20世纪60年代初，去一趟美国要花太多钱。当时我没有能力去抱怨，甚至没有能力去承认别人这样看轻我，这种感觉至今让我自己感到惊讶和反感。
这桩没有感情的形式婚姻，居然要征求我的同意。无奈之下，我愤怒地反抗那些不能忍受您自由自在生活的人，尤其是那些把您从我身边带走的人。35年之后，我仍然在想，您是不是曾暗地里希望我假装癫痫发作，要不就是用撒泼打滚的方式来要挟：这样就能趁势帮您或者逼您下定决心，您就能表明自己不得不反抗，因为自己的儿子也需要妈妈在身边。我那时候却保持沉默，我无法原谅自己，但我的愤怒不仅针对您，也针对我自己。除了继承您偏头痛的毛病之外，也许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位，也是从您那里继承来的？
最后您去了美国，结了婚。我去看您的时候，是1963年夏天，我的妹妹莉迪娅刚刚出生。我们很疏远：几乎见不到彼此，更别说交谈了。我去散步是一个人。我去看电影是一个人，去打保龄球也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看书也是一个人。您很累，产后恢复得不好，而且还要照顾那个小家伙。您和您丈夫还有女儿——我还没有把她当成我妹妹——住在美国中西部偏远小镇的一处小房子里，那里是俄克拉荷马州的费雷德里克，距离得克萨斯州达拉斯西南350公里，有一条长长的街道，3000名居民，30座教堂，一家电影院和一个游泳池，周围全是沙漠。据我所知，这里的主要社交活动似乎就是去邻居家串门、吃烧烤、欣赏别人家的冰箱。
我不理解您，而您能够表达对我感情的唯一方式就是送我礼物。就这样我有了一支“派克”笔，是您送给我的，我现在还在用。您那聪明风趣的丈夫似乎很关心您，他对我也友善体贴，可是当我看着您的时候，只看到了空洞。
之前我们在科隆就过得不开心，这次在美国重聚也谈不上开心，似乎再正常不过。我们也不知道这次相见会是最后一次。我准备出门搭飞机回国时，您很伤心、很难过，所以我用手臂搂着您的肩膀。作为安慰，我记得自己还跟您说我还会回来的——可是来美国这事我做不了主！这些话在我脑海里晃荡，我把一团紧紧的抽泣声憋在喉咙里，您可能也这么憋着。到了道别的时候，我的舌头打结，说道：“下次再见。”我现在依然感到痛苦，即使那一刻我也无法向您坦白，您的离开对我有多大的影响，我是多么多么想了解您。
科隆，1964年7月
火车在呼唤迟到的人，我的母亲要走了。她必须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才能走到月台。她在进站口，我向她伸出手。她沿着大厅往前走，我想把她拉回来。她越走越远，远到看不清形状。我喊了她一声，她转过身来，淡淡地笑了笑。
露丝告诉我埃尔莎去世了，葬在得克萨斯州的威奇托福尔斯。当时我正在科隆度假，和露丝在一起。尽管我想努力忘记母亲，但几个月前我就知道她得了癌症。母亲在信中告诉我，因为身上有多处囊肿，每周都得去做几次“放射线”治疗。我的父亲，有一回总算有了父亲的样子，想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您会不久于人世。这件事太严肃、太重大，重大到我无法承担，所以我从心理上拒绝了父亲的提议。
宣布“噩耗”的电报真真切切地到了我手中，我再也装不下去了。我是多么多么希望，希望我从来没说过那些话，可是无济于事。木已成舟，您已不在。
就像每个人在收到亲人噩耗时会做的那样，我努力在脑海中勾勒母亲的身影，却发现耳边只剩下她的声音。我相信当时她仍然活在我的心中，但那一刻，我却想不起她的样子。也许母亲去世，让我精神陷入混乱，以至于我对她决然抛弃我感到愤怒？母亲在离我一万公里的地方去世，让这件事情变得抽象。埃尔莎的死，直到30年后，当我在妹妹的文件资料中看到她坟墓的照片时，我才能悼念，才平静下来。
但那个夜晚，我成了“孤儿”，我没有疯是因为我极度愤怒：我怪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不管他们是对是错，是他们让我遭受丧母之痛，他们还指望我感恩，指望我祈祷，感谢上帝带走了母亲，而母亲从来没有故意对别人有半点刻薄。露丝也希望我祈祷；我不知道露丝是希望我尊重那些人的想法，还是因为她本身也相信祈祷。
我对这一切的荒谬感到愤怒和恶心，我诅咒所有人，除了露丝。那一次，我看到了教会堂里面的景象，也是最后一次：那些怪诞的老人像精神病患者一样来回摇晃，吟唱着什么，但根本无法帮我找回我那早已失去的信仰。
* * *
母亲埃尔莎早早离开人世，对我有一种矛盾的影响。她变得崇高起来，变成了圣人，神奇又不可触摸。母亲似乎取代了脸色红润的莉迪娅，占据了家里的象征性地位，而且她身边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圈子，专门守护她的光环。我没在这个圈子里。她的母亲和继父是组织者，自始至终把我排除在外，甚至他们放声啜泣的时候，也没让我参与。他们让其他人看到这种痛苦了吗？这个冷冰冰、看不见摸不着的物体，是我已故的母亲，那东西只不过是一座想象出来的坟墓。我不想要这种东西，我讨厌它；这座坟墓掩盖了母亲本该有的活泼和天真率直，让母亲的秘密变得更加沉重，让我在母亲去世之后也与她保持距离，就像她活着时那样。
我这般反应，一部分是因为当时正处在青春期，但最重要的是为了不切断与埃尔莎的联系，随着年岁渐长，这种联系变得更有意义。我断然拒绝简单哀悼了事，也排斥提议这样做的人。我很快意识到，家里所有人都被笼罩在一种严严实实又说不出轻重的内疚感中，包括我在内。这种内疚，是因为我们不必像母亲那样煎熬地活着，是因为我们没有被关押到集中营，亲眼见到那么多人没能活着回来：莉迪娅、罗莎、大卫（David）、我的外祖父，还有其他人，都没活着回来。一家人身上的沉默越来越凝重，越来越扛不动。
我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或者说，与其他人相比，我也算不上“纯粹没有私心的人”。我孤身反抗，满心愤怒，感情冷漠，就为了留住埃尔莎活在我心中的回忆，那是一种跟这个金色相框里的人像完全不一样的回忆。
有关母亲被驱逐出境的事情，在了解各种信息、翻阅证词、观看照片和电影之后，变得越来越清晰。英国多名记者在贝尔森拍摄了一部骇人听闻、广为流传的电影，在电影中，成堆的尸体像垃圾一样被机器铲运走。我问了自己一个问题，相信每一位幸存者的子女都有这样的疑问：“她要怎么做才能活下来？”有一次，我跟外祖母讨论遗产继承问题，我听到她嘀咕说，埃尔莎“没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堕落，这笔钱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作为对战时所受伤害的补偿，埃尔莎能从联邦政府领取抚恤金，所谓遗产就是我能从这笔抚恤金中分到的部分。这笔抚恤金在德语中叫做W iedergu tm achung，字面意思是“让一切重新变得美好的行动”。
外祖母的话说得委婉，我无法判断“奥斯维辛”是否一般用来代表“驱逐出境”，也无法判断埃尔莎曾经是否真的被关押在那里。虽然我在心里记下了这件事，但没有对这个词做过多的解读。光是想象埃尔莎被关在奥斯维辛，对我来说都太残忍，也有辱她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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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这一连串杂乱无章的推理，还有一些不大真实的联想，母亲的形象变得更加细腻、更加平和。这个过程分了很多阶段才完成，就像解压要一点一点才能完成一样。
我最初注意到的，是其他人向我谈起母亲时的那种矛盾。我从父亲和埃尔莎的兄弟那里了解到，母亲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可是我从来没看她演奏过任何乐器。她有一双精通音乐的耳朵，歌也唱得好听。我正是在家里，通过母亲的引导，听了最初的几张古典音乐唱片，斯美塔那（Smetana）的《莫尔道河》（M o ldau）、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及门德尔松（Mendelssohn）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Concerto in E m inor）。我知道母亲曾有过一把小提琴，莉迪娅出生之后，我还把它装在一个有划痕的凹陷琴盒里，带去美国给了她。
我们俩，也就是我和母亲，曾与这把小提琴有过特别的相处时光。那一刻，我几乎就快接近事情最核心最本质的真相，可惜我让那一刻溜走了。当时我们在房间里，母亲打开琴盒，开始调音。那把小提琴有些年头了，品相也不是很好，声音听起来怪怪的，母亲花了几分钟调音。琴弦已经磨损，琴弓的松紧性不好，琴桥也需要更换。她像音乐家那样，按部就班地完成一整套调音动作，每一步都不假思索，因为在这之前母亲已经重复过100遍了。调完音之后，母亲演奏了几个音符。她有点紧张，不是很有把握的样子。调子不对劲，必须一次又一次重新调音。我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做这些动作，感觉肯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发生。母亲最后试了一次，调子还是不对，她叹了口气，然后把小提琴放回琴盒，坚定地盖上盒子，走去隔壁房间，去看正在哇哇哭的莉迪娅。我们本来可能聊些什么，但这一刻又一次与我擦肩而过。
我脑海里盘旋着几个问题。一个人怎么才能成为出色的音乐家？换句话说，为什么长时间不演奏就无法重拾原来的本领？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玩音乐，但我很早就开始听音乐。我只是想不通，埃尔莎怎么会把对自己如此重要的事情搁在一旁，而且不会心心念念惦记。我没法直接问她，可不管怎样，对母亲而言，拉小提琴肯定跟一些无法忍受的回忆相关。不知不觉，从小提琴到驱逐出境，再到妹妹出生所起到的弥补作用，我将种种联想完整串连起来。可是，这些答案没有像拼图那样，每一块都完美契合。相反，这些零碎的信息只是东拼西凑，左右不搭；抛开我和母亲之间的隔阂不说，母亲不是单纯为了生养孩子才活着，她的神秘、她的沉默，她的心不在焉和无法身体力行，都是有原因的，她身上还带着复杂、矛盾、难懂的东西。对我而言，母亲变得捉摸不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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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年来断断续续的信息，我开始勾勒事情的全貌，让我迈出这一步的可能要归功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了一位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囚犯，双手被绑着，站在一辆破旧的推车上。这辆推车之前可能是个玩具，因为它就是一个安了几个轮子的板条箱而已。其他囚犯都穿着条纹囚服，正往前拖着这辆车。他们驼背屈膝的样子十分引人注目，那身囚服甚至都要招架不住这样的姿势。他们的头发都剪得很短，看上去千篇一律。站在推车上的那人，目光低垂，脸也比其他囚犯压得更低。这张照片的标题只是简单地说，被判绞刑的囚犯正押往刑场。
光是这张照片的存在，反人类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只有集中营的警卫才会有这种让这一幕“永垂不朽”的想法。我纳闷，到底什么样的人才会保留这样的东西当纪念品？
还有令这一幕更加骇人听闻的场景：推车后面有一些囚犯，五人一列，排成普鲁士方队的样子。这是一场游行，队伍里有几名小提琴手、一名手风琴手，还有几名长笛手。其中一位演奏者闭着眼睛，似乎想更加投入地演奏。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们演奏的是哪首曲子。除了那个闭着眼睛的人，其他人都面无表情。他们是否在演奏肖邦的《葬礼进行曲》（Funera l March），把死刑犯变成一具活生生的尸体？他们是在演奏现代歌曲，还是在演奏庆祝死刑犯被绞死的动听曲目？
作为一个玩音乐的人，我在母亲去世之后开始弹吉他，也许我更能体会用这种方式把音乐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是多么怪异。
不过，我记得集中营里确实有一些演奏音乐的人。就这样，一切都串起来，在我脑海里排列组合起来。我曾经想过，我的母亲到底要怎样出卖灵魂或肉体，才能从那个无人生还的地方活着回来？这个问题如今有了答案：要想从那个地方活着回来，她必须拉小提琴。
这个猜想虽然算不上证据确凿，也没有拉近我和音乐的关系，但至少让埃尔莎的形象更加平和。至少，我内心能接受这样的故事情节。
不过这次猜想没有很快起作用，或者说并没有顺利起作用。我脑海里的种种联想，从顺序上似乎讲得通，但大多数都是来自各种印象，来自像一捆捆稻草一样断断续续的事实。而且支撑这种猜想的，只有我自己的渴望——我渴望弄明白，我和埃尔莎之间到底缺失了什么。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那些问题，答案并没有从丰饶角自动冒出来。我寻到的每条新线索，都在整个链条中起到一定作用，我经历过的触电般的震惊、我感受到的恶心、我出过的冷汗、都是我触及真相时必有的生理反应，可以作为判断真相的标准。这些震惊，还有后来我身体归于深深的平静，都提醒我，我在她身上发现的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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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舅舅是音乐家，他告诉我，我母亲曾是比克瑙集中营女子管弦乐团的一员。他差点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舅舅有些恼火，又有一点愧疚。他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他还告诉我，我可能是整个家族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人。我知道得太晚太晚——当时我已经35岁，埃尔莎在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去世。我舅舅的话，再加上我个人做的那些研究工作，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如释重负。
纳粹想篡改过去，从生理上屠杀几代人，毁掉受难者曾经生活的地方，抹去他们在民事档案中活过的痕迹，让他们死得无影无踪。纳粹最大的恶就是将家族叙事和幸存者后代的记忆都转移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掐灭，可是虽然纳粹万般阻扰，那些像我一样的幸存者后代，还是出生了。
经过这段蜿蜒曲折、难以记录、潜意识中的旅程，我曾经的猜想得到了验证，结果是我终于放弃在奥斯维辛寻找自己的身份，而是让它成为我身份和起源的一部分。我想“重回”这个卑鄙、冷漠、工业化死亡之地的执着也不再必要。
对我来说，埃尔莎不再是神秘和超自然的存在，她（重新）变成了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所生的女儿。我那么渴望的关于她的故事，可以在罗兹、多特蒙德、科隆或威奇托福尔斯的残垣断壁中找到。她不再仅仅是“被驱逐出境者”，用不着一言一行都用那说不出口的两年来评判。虽然她经常做噩梦，我也噩梦不断，虽然她的家人总是把她当成圣人和殉道者，可我曾经爱着她，我可以爱她，我依然爱着她，我依然为我们之间的种种误会而恼怒，也依然想念她：毕竟，她只是我的母亲啊。
(1)这是一处想象中的地方，法国流离失所的犹太人认为自己会被驱逐到这个地方。
(2) 整本书中，乐团的女性成员均以她们被驱逐时的名字来称呼，大部分是她们的娘家姓。见第213页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