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访谈

顾骧：先锋派作品基本无法通过

问：多次担任茅奖评委，可否谈一下您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是什么印象？

顾骧：我曾参与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具体评奖工作，担任第二届、第四届评委。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应该追溯到1945年6月，重庆曾举行“茅盾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在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经理将一张十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茅盾表示自己生平所写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不多，引以为憾，建议以这些捐款举行一次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有奖征文。之后，由老舍、靳以、杨晦、冯雪峰等人组成茅盾文艺奖金评奖委员会，举办了一次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征文活动，反响很好。这应该是茅盾第一次设立文学奖。

三十多年后，茅盾临终前再次设立文学奖，这一次他奖励的对象是长篇小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时候，长篇小说整体上还是处于萧条状态。新时期文学先是发轫于诗歌，然后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兴起。后来参评的长篇小说大多写作于“文革”末期。李国文写《冬天里的春天》时“文革”还未结束。1979年刚摘掉“右派帽子”，李国文将书稿试投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周克芹写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初稿是在1978年，1980年《红岩》杂志全文刊发，小说表现极左路线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巨大破坏，立刻引发反响。《将军吟》讲一位将军对极左路线的抵制，作者也是在“文革”中顶着风险写成。

问：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是否一开始就受到大家的关注？

顾骧：茅盾文学奖备受关注，还与获奖作家有太多利益关系。从第二届起，茅奖的声誉日隆，开始受到各省市的重视，成为地方政绩。第三届路遥获奖后，回到西安是省委领导到机场亲自迎接。第三届天津作家的《都市风流》得奖，书是浙江一家出版社出的，责任编辑被提成编辑室主任，还分了一套房子。

问：在这种情况下，您作为评委是否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顾骧：有个作家曾给我写信，信里直接说：他们领导说了，如果他得了茅奖，马上升文联副主席。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时，来说情走后门的作家只有一两位，第三届时请吃饭、送礼的就开始多起来，到了第四届，评奖工作还没有启动就有关系托过来了。各种评奖规则卡住了这种不正之风，比如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入选的规定，要活动遍及三分之二以上的评委，恐怕不是易事。

问：能具体谈谈您所参与的评选工作吗？

顾骧：第二届茅奖于1984年7月启动，1985年11月选出获奖作品。这一届获奖作品中，《沉重的翅膀》是有很大争议的。因为小说写早期改革的内容，有一些很尖锐的、当时忌讳的话。出版这本小说之前经过了审查，提了很多修改意见。评选的时候，《沉重的翅膀》是以修订版入选的。

读《平凡的世界》，当时几个评委都有同样的感觉：第四十页之前的内容很沉闷。但是到了90年代末，我到外地出差发现年轻的大学生都在看这部小说，感到非常奇怪。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还能有这样强的生命力？

问：第三届评选时，是否还具有这样的特点？

顾骧：“现实主义独尊”在前两届基本没有引起争议。争议出现在1985之后，马原、刘索拉、格非、残雪等一批中国先锋派作家和作品出现。他们的创作与茅盾文学奖倡导的传统现实主义、宏大题材、史诗叙事看来格格不入。在90年代初第三届茅奖评选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一批优秀的现代主义手法的长篇引起了文学界的反响。包括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张炜的《古船》等。这些小说没有进入读书会推出的十五部初评书目名单，作为当时的评委会副秘书长，我曾提出增加五部手法较为现代的小说作为备选，就包括这几部作品。但最后好像都没有提到评委会去讨论，或者拿过去就给否定了。在那个时候，先锋派作品根本无法通过，多数评委接受不了。

（顾骧，担任第二届、第四届茅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