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回顾
1.2.1 亲社会行为的经典理论解释
亲社会行为是旨在造福他人或促进与他人和谐关系的自愿行为，包括安慰、帮助和分享（Eisenberg，N.，et al.，2007）。社交媒体用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亲社会参与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发生于线上环境的亲社会行为，本质上都是有益于他人的积极的社会行为。正是由于亲社会行为的目的是有益于他人，但人又是理性人，即人是自私的，会将自我利益最大化，那么人们为什么又会参与亲社会行为呢？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亲社会悖论。对此，经典的行为理论给出了如下三种解释。
1. 进化心理学理论对亲社会行为的解释
进化心理学通常根据自然选择的原理和基因进化传递过程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使基因存活下来，能够促进个体生存的基因更易被大自然所选择。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亲社会行为并非由高尚的人格或其他因素所引发，而是遗传和本能的结果。在进化心理学视角下，亲社会行为有亲缘选择观、互惠观不同的理论解释。
首先是亲缘选择（kin selection）。亲缘选择的观点认为，基因使人们愿意关心与之有亲缘关系的人。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人们会产生基于生物学层面的偏向，即偏向于那些存在亲缘关系的个体。因此，亲社会行为个体倾向于帮助与之存在亲缘关系，即相同基因的其他个体。其意义就在于确保自我的基因能够存续并在未来世代中得到传承。但戴维·迈尔斯（David Myers，2016）指出，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帮助他人之前会先计算基因的相关度，而是说帮助近亲是人的本性。此外，亲缘选择也会带来种族的群体内偏好。其次是互惠（reciprocity）。针对陌生人之间的亲社会行为，进化心理学家又提出了互惠观。戴维·迈尔斯认为，在小的、隔离的、外界的群体中，互惠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原因是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可以看到被自己帮助过的人。这一观点可被理解为，我现在帮助了你，是因为我确信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将有所回报。
2. 社会交换理论对亲社会行为的解释
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在《社会行为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指出，个人行为就是个人之间进行报酬和惩罚的交换，人们总是追求报酬，同时逃避惩罚。社会交换理论假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到社会经济学的指引，其核心观点是，人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目的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报偿。虽然社会交换理论并不主张人们有意识地监控成本与收益，但却表明这类因素可以用来预测人们的行为。尽管社会交换理论并不赞成进化心理学家对亲社会行为的解释，但这两种理论取向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亲社会行为产生于利己而非利他主义。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个人在提供亲社会行为之前会对行为可能获得的内部报偿与外部报偿进行精细衡量。至于亲社会行为所涉及的内涵维度，本书将在后续章节中给予回答。
3. 社会学习理论对亲社会行为的解释
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77）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着眼于观察学习和自我调节在引发个人行为中的作用，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的行为可以通过联结、强化和观察学习三种机制习得。联结机制认为学习就是刺激–反应联结；强化机制表明人的行为是直接强化、替代强化与自我强化的结果；观察学习机制则表明人们通过观察他人或模仿榜样，来学习某种社会行为及行为规则。社会学习理论明确了亲社会行为是习得的，亲社会行为可以是强化的结果，也可以是观察学习的结果，包括直接强化和替代性强化。
社会学习理论中的大多数亲社会行为研究与媒体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大众媒体在塑造榜样并提供榜样示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与电视、音乐和视频游戏等相关的亲社会行为研究。有些学者对媒体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早期研究。他们发现，在电视节目中接触亲社会内容的孩子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Sprafkin，J. N.，et al.，1975）。而相反的情况其结果亦然，如暴力电子游戏会降低亲社会行为的可能（Bushman，B. J.，et al.，2001）。
1.2.2 互联网环境中的亲社会行为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数字技术为社会行为创造了新的机会，使得亲社会行为可以在线进行（Yew，J. C.，2011）。互联网在线环境中的亲社会行为近来开始被研究者关注，并直接以“网络亲社会行为”来指称。虽然心理学等学科领域关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成果颇丰，同时学术界对网络在线行为的探讨也十分深入，但二者相结合的网络亲社会行为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尤其是相对网络欺凌、网络攻击、网络造谣等负面在线行为，学术界对线上亲社会行为的探讨并不充分。由于在国内研究中网络亲社会行为与网络利他行为存在概念混用的情况，因此本书以“网络亲社会行为”“网络利他行为”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期刊论文检索，不限定时间，检索结果分别为55篇、79篇。除此之外，有部分文献针对网络亲社会行为的一些子类型进行研究，如网络捐赠、网络知识贡献行为、网络志愿服务等，但研究者大多并未从网络亲社会行为的视角进行理论观照。在检索到的134篇文献中，最早的研究出现在2002年，随后每年呈缓慢增长趋势，年均发文量比较多的是2017年，数量为15篇。文章主要来自《心理科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等心理学学科的核心刊物，新闻传播学类的刊物较少。
针对国外研究概况，本书以2000—2020年作为文献检索的时间区间，以全球知名科技文献（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平台中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作为数据库来源展开了分析。WOS涵盖了SSCI全部来源期刊，其子数据库在学术界享有较高权威。本文以“internet prosocial behavior”“online prosocial behavior”作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文献类型限定为学术期刊文章，语言限定为英文。按照此检索策略分别检索到262篇、107篇，剔除重复信息进行组配后，最终得到322篇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的学术文献。最早的文献出现在2004年，相比之下，国内对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的起步时间更早。在322篇文献中，占前三位的学科领域分别是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从统计模块图来看，网络亲社会行为涉及的学科领域以心理学及其分支学科为主，同时涵盖传播学、管理学、家庭研究等领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主题。但相关领域的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成果数量均在100篇以下。传播学领域的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成果有33篇，主要刊载于New Media Society，Cyberpsycholog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Media Psychology，Communication Research等核心刊物中。
尽管国内外关于在线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少，也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已然反映了线上亲社会行为的普遍性及其重要价值。相关文献所涉及的有关线上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框架、测量方法、影响因素等也为本书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交媒体用户亲社会参与带来了重要启示。综合文献回顾成果，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了用户在网络游戏、虚拟社区、社交媒体、数字媒体等网络互动环境中的亲社会参与行为。
1.2.2.1 对行为表现与维度的研究
一般而言，对于一个新兴课题的研究是从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的探讨正式开始的，在这之前往往是一些现象描述与经验归纳。在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概念界定上，研究者一般认为网络亲社会行为是个体亲社会行为向网络中推广和延伸而产生的（Wright，M. F.，et al.，2011），是亲社会行为在网络空间的发展。
1. 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类型与表现
关于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内涵界定，研究者基本上是将亲社会行为的内涵拓展到网络环境之中，但在其外延的认知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异。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类型与表现涉及的正是网络亲社会行为外延的问题。宋凤宁等人（2005）通过调查发现，高中生在网络上的亲社会行为表现从高到低依次为抚慰、合作、分享、帮助。范德博斯等人（Vandebosch，et al.，2018）将青少年参与网络亲社会行为分为实施和接受两个维度。
此外，研究者更多的是从网络利他行为的概念维度来进行研究的。例如，王小璐、风笑天（2004）将网络利他行为划分为提供技术服务、提供信息咨询、提供在线资源、提供精神支持、提供游戏支援、提供社会救助六个维度。安晓璐（2005）认为，网络利他行为从动机考察角度来看包括主动和被动，从行为主体考察角度来看主要包括专业救助网站、各类活跃的虚拟社区、基于网页和服务器的资料共享、公共聊天室和电子邮件中偶发的对于求助的回应。郑显亮、王亚芹（2017）将大学生网络亲社会行为划分为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和网络提醒四个维度。
2. 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维度与测量工具
网络亲社会行为测量工具比较常见的使用方法有：一是直接使用亲社会行为量表，二是对已有的亲社会行为量表进行改编并突出网络特性后直接将其用于网络亲社会行为测量，三是从已有的有关网络行为测量工具中获取有关亲社会行为测量的部分题项，对其整合后再使用。
亲社会行为的量表主要有拉什顿（Rushton）开发的自我报告利他量表，尼克尔（Nickell）编制的助人态度量表，艾森伯格（Eisenberg）提出的帮助量表。这些量表虽然在过去被广为使用，但是人们并没有对亲社会行为本身的可操作化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了解决上述亲社会行为测量中存在的问题，卡罗等人（Carlo，G.，et al.，2003）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亲社会行为的五个类型，分别是利他的亲社会行为、依从的亲社会行为、情绪化的亲社会行为、匿名的亲社会行为，以及公开的亲社会行为。寇彧等人明确了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六个维度，分别是利他的、情绪化的、依从的、公开的、匿名的和紧急性的亲社会行为。后来寇彧等人又发展了亲社会行为概念的因子结构，分别是利他性亲社会行为、遵规公益性亲社会行为、关系性亲社会行为、特质性亲社会行为。
有学者改编了亲社会价值观子量表的六项，以此来测量网络中的帮助行为（Wang and Wang，2008）。还有学者提出了五个等效的亲社会行为四项测量量表，该测量量表的题项涉及“说好话”“提供帮助”“为某人加油”“让某人知道我关心他”，该量表分别针对四种不同的网络媒体类型。博赞查努等人（Bosancianu，et al.，2013）在研究线上与线下亲社会行为时，编写了一个包含11个题项的网络亲社会行为量表，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将网络在线亲社会行为区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类型，前者是通过维基百科、论坛、MSN等既定的渠道进行的亲社会行为，后者则通过非制度化的网络渠道进行。姚倩在研究网络游戏内的亲社会行为时，参考了网络游戏行为，尝试编写了“游戏内亲社会行为”量表，题项涉及合作、共享、帮助、指导、情感支持、公德维护等诸多方面。
专门针对网络亲社会行为测量的研究屈指可数，其中埃吉尔斯等人（Erreygers，et al.，2018）从实施与接收两个维度建立量表，以对青少年的网络亲社会行为进行有效测量。而较为系统地研究概念结构及测量工具的是国内学者郑显亮等人，他们采用经典测量理论、概化理论等多种理论技术，开发了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其中包括网络提醒、网络指导、网络支持、网络分享四个维度。
总体而言，在相关文献中，大多数研究尚且停留在对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概念及表现形式的初步描述与经验归纳上，而关于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概念维度、结构，乃至测量方法的研究屈指可数。正是由于对网络亲社会行为概念维度与测量工具研究的缺失，才导致了当前对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探究缺乏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科学研究。
1.2.2.2 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对网络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探究是随着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继续深入而开始的，也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研究者通过理论阐释或实证研究的方式主要探讨或验证了与网络亲社会行为相关的互联网因素和用户个体因素的影响。
1. 互联网因素
由于亲社会行为受情境因素影响，因此互联网带来的互动情境的变化是研究者关注的影响网络亲社会行为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互联网的技术特征及其带来的人际交互特征，也包括互联网信息内容形式与传播特征，以及个人在线交往的规模等，如互联网的匿名性、公共性，立即接触大量受众的可能性，互联网人际交往中的社交线索、信息传播模式，个性化信息，社交媒体好友规模，线上环境的社会透明度等诸多方面。研究者多采用实证研究来验证相关因素与网络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某些互联网因素能够促进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对其产生积极作用，但个别线上交互特性可能会降低网络亲社会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总体而言，互联网因素对网络亲社会行为的正向影响远远超过负向影响。
福森和瓦尔肯堡（Vossen and Valkenburg，2016）认为，网络文本缺乏非言语行为线索，可能会减少移情反应，进而减少利他和情感驱动的亲社会行为。这与法特金（Fatkin）的研究结论类似。法特金（2015）在其博士论文“亲社会媒体：利用关键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提高社交媒体网站上的亲社会参与度”中进行了三项研究，其中一项实验研究考察了社交媒体好友的性别、外貌、数量如何影响个人在社交媒体上的帮助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性别、外表和责任的扩散并不影响帮助行为。这一结论与线下情境中面对面交往时的亲社会行为不同，社交媒体亲社会行为并不易受性别和外表的影响。他认为这正是由于社交媒体中的计算机中介传播（CMC）减少了社交背景线索，缺乏丰富的信息所致，即在线照片对于性别或外表的暗示与面对面交流中的丰富度不同。法特金认为社会存在理论同样能够解释这一结果。但在社交媒体交互中，参与者缺乏用来决定是否进行帮助的可供参考的信息。
网络匿名性、能够立即接触大量受众的可能性，以及互联网平台的公共性质也会对用户在线进行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例如，匿名带来的网络行为的便利性可能有助于网络亲社会行为，社交媒体平台或公共论坛吸引大量受众的潜力可能会促进亲社会行为，这些亲社会行为的动机是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多布林严（Dobin Yim）研究了Twitter在网络筹款活动中对慈善捐赠这一具体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且对社交媒体如何在网络环境中影响慈善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互联网信息传播模式对慈善捐赠行为存在影响，主要表现为通过大众广播模式发送的大众化内容具有负面影响，而通过窄播模式发送的个性化内容对捐赠行为具有积极影响。另外，他还注意到互联网“可观察性”带来的影响，网络环境为参与亲社会行为提供了多种机会，使个体能够不同程度地参与。例如，在线活动的可观察性使个人可以在决定参与之前观察某些亲社会行为是如何在网上完成的，这有助于他们学习如何参与网络亲社会行为。
裘德等人（Jude，et al.，2011）提出了一个社会技术框架来解释在线混音共享社区中个人的亲社会行为，以及是什么激发了这些亲社会行为。他认为，个人愿意分享他们的原创音乐以供他人重复使用应当归因于行为动力学，这主要是由影响用户交互的技术因素和社会规范所致。这里的技术动因正是社交媒体创造的“社会透明度”，也就是社交媒体能够提供个人行为的可视化并显示系统上所有用户及其活动的视图。裘德用戈夫曼的隐喻观点来解释技术动因如何作用于网络亲社会行为。如果将网络亲社会行为视作一种在线表演，那么在社会透明的在线环境中，人们可以公开观看自己的在线活动，“相互监督”效应的存在促使人们采取亲社会行动。社会表现框架表明，网络环境的社会透明度创造一个反馈循环，有助于加强和维持成员之间的亲社会行为。
互联网信息的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个性化。赫尔韦格（Heerwegh，2005）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他发现通过电子邮件向参与者发送需要对方帮助参与一项网络调查的信息，或者发送包含他们名字的个性化邮件时，参与率明显更高。同样的结果在一项专门针对社交媒体亲社会参与的研究中被证实。法特金的一项研究明确了社交媒体线上群体规模和个性化信息对Facebook中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发现群体规模所测量的旁观者效应影响不显著，但信息个性化却使得在线帮助行为增加了两倍以上。
二是信源可信度和信息质量对网络亲社会行为具有积极影响。薛可等人基于传播说服理论和精细加工的可能性模型，进行了一项关于自然灾害事件网络报道对大学生利他行为意愿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信源可信度和信息质量均对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意愿产生了促进作用。巢乃鹏（2015）发现，网络游戏内容和网络游戏情境的亲社会性对青少年游戏内互动性亲社会行为有着积极影响。
旁观者效应也是被研究者讨论的与网络亲社会行为相关的重要因素。社会心理学家观察到的“旁观者效应”是指当有帮助的机会出现时，人们对周围其他人的存在的一种反应，其他旁观者的存在对个人提供帮助的动机起到了削弱作用。斯普劳尔等人（Sproull，et al.，2013）发现，在网络环境中，旁观者效应是反向的，因为在网络世界中，其他潜在的帮助者有时是看不见的，这可能会使个人感觉到提供帮助的需要或价值更加突出。但法特金（2015）通过实验研究得到了旁观者效应并不影响线上亲社会行为的结论。
虽然法特金（2015）指出社交媒体是一种强大工具，可以用来有效地促进亲社会行为。但他也在一项焦点小组访谈中发现，社交媒体的信息过载、情绪问题、隐私问题等也成为线上参与亲社会行为的障碍。社交媒体信息过载是一个普遍现象，但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这就可能使得很多事情没有被注意到，从而减少亲社会行为的发生。另外，个人在社交媒体上遇到的挫折或消极情绪似乎也是帮助行为的负面影响因素。而出于对社交媒体环境中隐私的担忧，个人在发布信息时会非常谨慎，从而减少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此外，在研究Facebook对线上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时，有些学者发现，在社交网络上，独自交流的盛行可能会导致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从而使得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被削弱（Chiou，W. B.，et al.，2014）。
2. 用户个体因素
除互联网情境因素外，研究者还主要从个体认知、情绪、共情、动机、人格及用户互联网使用因素等方面研究用户个体对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个体认知包括作为行为主体的用户个体对在网络中参与亲社会行为的事件、能力及资源的自我评价，对行为效果的预期，以及个体对他人处境的认知和判断。在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机制中，个体认知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艾森伯格提出的亲社会行为模型标明了亲社会行为产生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对他人需要的注意，其次是确定助人意图，最后是将意愿与行为相关联。在第一阶段，需要个人对他人的处境进行关注并做出认知判断；在第二阶段，个人一般会考虑自身能力水平并对行为结果进行预期。研究者研究了网络亲社会行为与行为者对自身能力水平认知与行为结果预期之间的关系，如研究发现了个体对自身所掌握网络技术能力、娴熟程度，自我效能感，对网络亲社会行为的积极影响（Wasko，M. L.，et al.，2005）。
心理动机是网络亲社会行为发生的驱动因素。作为一种个体行为，网络亲社会行为既受外在动机的刺激，也受内在动机的驱动。切希尔和安廷（Cheshire and Antin，2008）发现，“被告知有很大比例的用户喜欢个人的贡献”能够促进其在互联网上的贡献行为。这一研究发现暗示了人们是否决定采取网络亲社会行为可能会受作为群体认同指标的感知贡献价值的影响。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年轻人在网络游戏中的亲社会行为主要受到利他主义和互惠互利的驱动（Wang and Wang，2008）。斯普劳尔等人（2013）调查了线上团体中的帮助行为，发现其动机主要是共情、社区兴趣、普遍互惠、个人学习回报和声誉提升。张杰、覃柯文（2017）对新媒体慈善行为的情感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认知移情–生理移情–文化移情的重叠构成了捐赠行为的情感唤起心理动因。
可见，不同情境下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动机不同。对于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而言，其心理动机也各不相同。阿尔弗森（Alverson，K. M.，2015）根据网络亲社会行为参与的四类用户来描述这些广泛可能的参与动机，这四类用户分别是惰性行为体、随机行为体、有意行为体和无私行为体。惰性行为体是指不参与网络亲社会行为的互联网用户；随机行为体是指参与随机的网络亲社会机会，但不主动寻求参与机会的互联网用户；有意行为体是指有意参与网络亲社会行为，并主动寻求参与机会的互联网用户；无私行为体则指为亲社会的在线行动创造机会的互联网用户。他认为声誉是有意行为体的参与动机，无私行为体的主要动机是共情，而从随机行为体转移到有意行为体的动机是由一个人在社区中的社会身份所驱动的。
不同互联网使用、社交网络自我呈现、线上参与微电影传播行为等对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受到了既有研究的关注。斯普劳尔等人（2005）认为，网络搜索引擎使用可使个体在线获得提供和接受帮助的机会，从而促进帮助行为。刘勤学等人（2019）研究了社交网站自我呈现与网络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两类自我呈现均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利他行为。埃吉尔斯等人研究了社交媒体、情绪与青少年网络亲社会行为、网络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平台和视听媒体的使用与网上的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表现与接受均密切相关。青少年在娱乐或非正式交流中使用数字技术的次数越多，他们在网上的亲社会和反社会行为就越多。薛可等人（2017）以GLM模型为理论视角，研究了大学生公益微电影接触程度、评价水平、传播行为和参与意愿四个维度对大学生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学生公益微电影接触频率、线上参与公益微电影传播行为水平对亲社会参与有正向影响。
另外，网络社会支持也是影响网络亲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网络社会支持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个人认知，但是由于其产生于个体互联网使用与线上互动过程中，并且研究者在区分维度时往往也与网络使用的不同偏向相关，因此本书将其作为个体使用因素来看待。
在已有研究中，赵欢欢等人（2012）发现，网络社会支持能够完全中介特质移情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其中情感支持和友伴支持效果尤为突出。此外，在亲社会行为研究中被重视的个体属性性别，在网络亲社会行为研究中同样被给予了关注，但相关结论并不一致。美多维塔（Lehdonvirta，2012）研究了在线游戏环境下的求助行为，发现游戏角色的性别是目标人群寻求帮助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与使用女性身份的玩家相比，使用男性身份的玩家获得帮助的可能性较小。法特金（2015）也发现社交媒体中的亲社会行为并没有遵循线上帮助行为的相同规则，在以往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中通常可以增加帮助行为的变量。
1.2.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亲社会行为研究
目前，专门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体亲社会行为的研究成果较少，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该事件引发了研究者对此类事件中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关注。回顾该领域的新近研究成果，几乎都与这起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
阿尔维斯等人（Alvis，et al.，2020）研究了新冠疫情发生期间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且发现向慈善机构或有需要的人捐款是青少年面对突发卫生公共事件时亲社会行为的主要形式。研究者试图去回答在这起事件中人们为什么表现出亲社会行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原因有哪些等问题。
一些学者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的现状进行一项定量研究的结果显示，更强烈地认可公平作为核心价值观和更高水平的感恩倾向都与亲社会反应和行为意图呈正相关关系，即个体公平和感恩的人格特质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亲社会性。乔丹等人（Jordan，et al.，2020）关于新冠病毒感染的研究也证明了个体处于危险境地时，其涉及预防意图的亲社会行为将更加积极，个体更愿意采取相关行动以避免病毒的传播。有研究也得到相对一致结果，即个体对于社会所处环境的认知越负面，其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性越高。艾贝尔等人（Abel，et al.，2011）基于风险感知理论讨论了新冠病毒感染风险认知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结果显示风险的感知程度会对人们在危机中的行为产生影响，风险认知的提高会促使个体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如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洗手等。
此外，福尔哈特（Vollhardt，2009）提出“因苦难而生的利他主义”观点，认为苦难可能会成为个体帮助社会其他弱势成员的动机因素，并且提出了一个由痛苦产生的利他主义模型，该模型指出非故意造成的自然灾害、疾病、亲人死亡等类型的苦难会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其动机包括减少自己的痛苦，减少他人的痛苦，并意识到帮助他人也意味着帮助自己。以上研究表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自我认知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研究者还关注了信任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且基于全球不同地理区域的具有代表性的23个国家（地区）大样本数据，考察了新冠疫情发生期间政府信任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证明疾病大流行期间政府的信任与个体采取亲社会行为的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构建了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的信任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公民对政府的总体信任程度越高，越会对公共福利政策表现出更多的支持，以及更愿意牺牲个体的物质利益等亲社会行为，危机背景下高信任水平会激发公民自发的社会性，即更倾向于放弃短期利益，以获取长期利益。艾贝尔（2020）则从人际信任的角度探索了新冠疫情发生期间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认为信任是在危机情况下个体采取亲社会行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并且这种信任受私人榜样行为的影响，形成危机条件下的“战略合作者”，更愿意为公共利益做出让步。
另外，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近年来才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其他突发事件，诸如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中的亲社会行为在影响因素上与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本书也对这部分文献进行了回顾，以更深入地了解突发状况中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原因。罗德里格斯（H Rodríguez，et al.，2006）在对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发现，许多市民对受害者自愿提供资金、物资支持，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且市民自发组织成非正式团体协助政府进行灾后救援工作。福尔哈特（2011）在对自然灾害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中发现，亲社会行为主要表现为长期的志愿服务和灾害援助两种类型。有学者在研究台风灾害时发现，个体出于调节灾后情绪会积极地进行亲社会行为参与，个体能在亲社会行为中体验更多的爱和关怀，以减少恐惧和悲伤的情绪。
1.2.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线上亲社会参与行为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于具有突发性、未知性、传染性等特点，以及对人体存在健康损害的潜在风险，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群体的大面积恐慌，因此社交媒体可借助自身即时性、便携性、公共性的特点，将自己打造成为个体、媒体、政府等进行信息沟通、社会组织救援等亲社会行为参与的重要平台。但目前有关用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线参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却十分有限。
阿齐赞等人（Azizan，et al.，2020）针对马来西亚新冠病毒感染（Facebook帖子中）积极话语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积极的话语内容对新冠病毒感染的负面信息存在缓冲作用，对用户具有积极的暗示作用，促进用户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另外，有研究者发现，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过载问题是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用户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长期沉浸在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信息环境中会出现同情疲劳现象，会减少其亲社会倾向。
在个体因素方面，研究者认为用户情绪也是影响其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亲社会行为的因素之一。新冠疫情发生期间，研究者对通过谷歌表单（google forms）收集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当用户处于孤立状态时容易陷入焦虑情绪，这种不安定的情绪会促使用户更加积极地帮助他人。另外，研究者还通过构建新冠病毒感染信息共享行为动机的模型进一步发现，用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更愿意克服信息共享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愿意通过分享与流行病有关的信息来回报社会。索尔尼克等人（Solnick，et al.，2020）通过对一条模拟Twitter消息进行严格的随机实验，发现医生比政府公务人员更能唤起用户在新冠疫情发生期间保持社交距离等亲社会行为倾向，社交媒体平台为医生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医生群体能够更广泛接触到群众，更直接地“面对”用户提供有效信息及行为建议。
在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面临的危机情境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其他突发事件中，研究者指出了社交媒体对线上亲社会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例如，海地遭遇地震时，一条Facebook警报在48小时内筹集了近300万美元，一条Twitter在24小时内筹集了100万美元。在线捐赠物资方面，一项关于Twitter和Facebook数据的研究显示，面临突发灾害事件时，Twitter通过在线平台能够实时进行物资筹措和救济品的分发。在线上组织救援方面，有些学者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信息分享能够加快医疗队、救援队等组织援助速度。谢利等人（Shelley，et al.，2018）对2016年加拿大与火灾相关的Twitter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发现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机制能够帮助识别更多的受害者，推动Twitter平台形成“关怀精神”，促进志愿者活动、资金捐款等慈善响应的意愿，并且通过在个人主页上发布捐赠信息，一定意义上也规范了平台捐款的机制。以上研究表明，突发事件中的线上亲社会参与行为能有效进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功能及其提供的参与环境。
1.2.5 文献述评
亲社会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进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理论解释了人们为何参与亲社会行为。互联网环境中的亲社会行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于本研究的启发在于，首先，线上环境中的亲社会行为同样包含着复杂的结构与多维度，并不仅仅是一种单一的行为类型，它在不同情境之中有不同表现。其次，其影响因素较多，既涉及互联网因素，也涉及个体认知与行为因素。针对社交媒体用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亲社会参与，研究者较为关注线上为他人提供的情感支持，诸如传播内容、用户情绪、信息过载都是引起用户乐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参与亲社会行为的原因。相关研究成为本书的研究基础并对后续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经典理论较难解释社交媒体线上情境的影响。在理论基础方面，虽然经典理论对亲社会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解释，但就处于互联网环境中的网络亲社会行为而言，不考虑网络环境因素转而直接使用过去亲社会行为的相关理论来进行解释是不准确的。而目前并没有充足的理论研究能够很好地解释社交媒体线上亲社会行为的行为机理，特别是线上情境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具体现实情境下的用户亲社会参与带来了何种可能，这些可能性又是如何影响用户亲社会参与行为的。
互联网技术环境与个体内在因素相互独立。针对互联网环境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者围绕互联网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索，但较多地立足于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将互联网的技术特征视为一种刺激，从而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探究互联网技术因素对具体网络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线参与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学者要么关注信息内容所带来的影响，要么关注用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情绪等因素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作用。然而，亲社会行为处于特定的环境中，如果不考虑社会和环境背景来进行解释是不准确的，但如果仅考虑社会因素又会陷入建构论的偏狭。
因此，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用户亲社会参与行为，我们不仅要考虑互联网技术所发挥的作用，而且要注意在参与互联网互动时所产生的影响，而这一理论思路已有研究很少涉及。
虽然关注影响因素，但未研究其作用机理。有关网络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往往针对一种具体的网络亲社会行为类型，如帮助行为、线上资源分享行为等，没有系统地解释线上亲社会行为机理。而突发紧急状况下的用户在线参与的亲社会行为与一般情况下的网络亲社会行为有不同的表现。但我们进行文献回顾时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用户亲社会参与行为相关研究成果十分有限。仅有的少量文献中，研究者尝试回答了社交媒体用户在线提供情感支持等亲社会行为的原因有哪些，却没有解释相关因素是如何共同作用，从而促进用户亲社会参与的。
尚无明确的内涵维度与成熟的测量工具。在概念结构方面，当前网络环境中的亲社会行为缺乏一个能够被广泛认可的内涵维度。由于网络亲社会行为具有与线下亲社会行为不同的表征，因此无法直接套用过去关于亲社会行为结构维度的研究结论。而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用户亲社会参与的研究只是零星地探讨了在线为他人提供情感支持的亲社会行为类型，并没有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用户亲社会参与展开系统的研究，因而没有从整体上探讨其行为表现与内涵维度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
在测量方法方面，研究者对互联网环境中的亲社会行为的测量主要借助的是亲社会行为量表和网络利他行为量表。仅有少许研究专门开发了网络亲社会行为量表，但是在量表维度的设计上要么不区分维度，要么简单地区分为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接受与实施。这就使得已有研究从概念结构维度及测量方法上都不能为本书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交媒体用户亲社会参与行为机制提供可以直接参考的理论和测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