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出席寒光绚烂、景象簇新的新年大会

1921年1月1日清晨，毛泽东出门，去出席新民学会年会。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里面，是这样描写这一天的：“1月1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陶毅、陈书农、易礼容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出席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主席何叔衡。”

中国传统文化里有“瑞雪兆丰年”的说法，因此人们往往希望在新年到来之际，能下一场雪，这不仅应验了古人的传统吉祥说法，而且对土壤来说，也确实可以起到保持水分、杀死害虫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不是每年都能见到雪的南方民众来讲，洁白的雪让他们生活的地方变成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足以满足大家的新奇感！雪后的大地让毛泽东十分高兴，尤其是踩着积雪时，咯吱咯吱的声音很有节奏。踩雪的喜好毛泽东到晚年在中南海时还保持着。每年下雪时，他都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雪扫掉，而是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地在雪地上踩，享受着咯吱咯吱的响声与律动。由此可见，伟大人物的性格中也有很天真可爱的一面！

1921年的元旦就下了一场大雪。雪后的长沙，城墙内外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毕竟是年轻人，还是一群怀着崇高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全然不顾下雪天的天寒地冻，仍然迎着寒风，从不同的地方聚集到一起。

据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

新民学会是怎么成立的呢？它成立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并没有改变，国内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持续不断，全国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阿Q充斥国内，闰土还是那么木讷，祥林嫂仍是那么可怜，“人血馒头”仍然有人抢着买了吃，中国大地仍然是沉睡的“未庄”。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满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仍在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一批有志青年的努力下，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里成立。

后来，学会人数不断增加，共有会员74名，主要分布在长沙和巴黎两地。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会员有31人，先后担任过中央委员的就有十几位，其中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蔡畅、谢觉哉、郭亮、夏曦等后来均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有30多人从事教育和科技事业，只有熊梦飞等少数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这说明，新民学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进步分子。

对于新民学会成立会的情况，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中追述得更为详细：

现在述新民学会的第一次会——就是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新民学会成立，在湖南省城对河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开会。到会的人如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陈赞周、罗章龙、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周晓三、陈启民、叶兆桢、罗云熙。通过会章。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新民学会。

第二条 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第三条 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会员须守左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

二、不懒惰；

三、不浪费；

四、不赌博；

五、不狎妓。

第五条 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

第六条 本会设总干事一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助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三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

第七条 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并得召集临时会。

第八条 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入会费银一元，每年纳常年费银一元；遇有特别支出，并得由公决征集临时费。

第九条 本会设于长沙。

第十条 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

第十一条 本简章有不适用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章表决，推举子升为总干事。是日叙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用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当天的景象，说明这次成立大会开得很成功，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包括“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

成立大会选举产生了新民学会的领导机构，萧子升被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后来萧子升去了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对于新民学会的前途，蔡和森充满信心地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这些年轻人的雄心充分体现了湘楚文化滋养出来的湖南青年气吞万象、舍我其谁的气魄！

新民学会的成立，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也给与会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李维汉回忆：

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

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泽东同志平日所主张，而为一九二〇年七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一九二一年一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他们为什么会为这个团体组织取名“新民学会”呢？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腐朽、混乱的时代。康有为将当时晚清以降的国情概括为四个字：弱、昧、乱、亡。强横者恣意横行，不可一世，作威作福，压榨百姓；卑弱者奴颜屈膝，低声下气，曲意逢迎，麻木愚钝。可谓已经到了天不亡之亦自亡之的地步。更可危的是，当时的西方列强已怀吞并中华之心，瞵其鹰目，涎其虎口，待机而动。而我国民众却依旧毫无警惕之心，麻木不仁，国势岌岌，有如危屋。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仁人志士在努力，鲁迅弃医从文，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等，目的都是为了唤醒国民的爱国精神与文明意识。在此过程中，梁启超作出了特殊的努力和贡献——新民学会的近代涵义主要来源于梁启超的“新民说”。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半月刊）在日本横滨正式出版发行。在这期创刊号上，梁启超开始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大力鼓励人们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新民说》主要期望唤起中国人民的自觉，要从以前皇帝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

《新民说》的发表，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尤其是“新民”对于“新国家”的必要性。梁启超“新民说”的贡献在于其系统地深入分析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改造社会的途径。这为改造国民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毛泽东是在1910年秋天到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接触“新民说”的，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新民丛报》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他差不多都能背出来了，还在上面写了一些批注。在第四号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这时，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只是反对君主专制，而赞成君主立宪制，希望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进行改革。他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新民说是赞同的。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有写道：“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梁启超的“新民说”对毛泽东产生了较长时间的影响。1917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同学张昆弟到湘江游泳后来到蔡和森家里，晚上就住在蔡家，与蔡和森挑灯夜谈。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因此，当时毛泽东主张的“革命”与我们今天理解的革命有很大的不同。张昆弟在1919年9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毛君润之云……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但是，因为现实的残酷，让毛泽东放弃了“温良恭俭让”的努力，决定用“激烈的办法”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到后来，遂形成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武装斗争思想。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风云人物。他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里。1884年，11岁的梁启超考中秀才。1889年，16岁的他到广州参加乡试，榜列第八名，考中举人。1890年春天，在父亲的陪同下，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结果名落孙山。同年8月，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梁启超拜见了康有为，受其影响，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之后与康有为并称“康梁”，活跃于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

梁启超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今天享有盛誉，一是他参与领导了晚清的维新改良运动；二是他倡导并阐述的新民学说涤荡了旧时代的污垢；三是他以强烈的爱国心，写出了《少年中国说》一文，号召国内青少年为国奋斗；四是他优良的家风影响至今，受人传颂。

《少年中国说》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以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不拘格式，多用比喻，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能够鼓舞少年的志气，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兹录如下，大家来读一读，看看是否能够激起大家的热血沸腾。

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细心比较一下，我们会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和梁启超的文风是有相似之处的。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其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湘江评论》第4号的文章中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与梁启超的“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以及《少年中国说》的文风何其相似！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新民学会年会会场。

当天会议由主席何叔衡主持。何叔衡请毛泽东首先向大家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成立以来的经过。

毛泽东说：“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去年以前，因种种变故，致未开成，现在算是不能再缓了，趁在新年，各处都放了假，特为较长期的集会，讨论同人认为最急切的各种问题。至于本学会经过情形，可大略报告。”

于是，毛泽东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国外各方面做事求学的经过情形大略报告了一遍。

毛泽东报告完毕，何叔衡将会议要讨论的问题提出，大家围绕“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屋外冬雪飞扬，寒气逼人；屋内激情四溢，大家畅所欲言。

这真的是一派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气氛。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也有人主张“改造世界”，还有人提出“改造东亚”。而毛泽东的发言与众不同，他说：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

经过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共同目的。

即使今天读来，毛泽东的发言仍是既有理想的远方，又有脚踏实地的着眼处。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已经展现了不同凡响的思想境界。这个思想境界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解放全人类”极其相似！这正是毛泽东能够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基础。这个大格局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事业能够成功的坚固基石。

1月2日，学会会员继续开会，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的方法。在讨论前，由毛泽东介绍了巴黎会友的意见，并将当时世界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纳成了5种，供大家讨论参考。这5种方法是：（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主义）；（五）无政府主义。

然后，大家自由发言。主席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年龄较长、一向温良和善的何叔衡为什么会有“过激主义”的主张呢？这跟他的成长经历与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有关。

1902年7月，何叔衡遵从父命，报名参加县科举考试，一举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这是一个有油水的美差，但他却不满于旧衙门的黑暗腐朽，宁愿回家种田、教私塾，也不在旧政府里做官。这个举动虽然使他被一些人讥笑为迂腐的“穷秀才”，但却体现了他正直和疾恶如仇的品格，为此受到众多乡亲的称道。

不久，因晚清朝廷实行“新政”，其中一个举措就是办新式学堂，有秀才“文凭”的何叔衡于1909年受聘于云山高等小学堂当教员。在教文史的同时，他开始阅读外界新书，接触到了孙中山倡导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何叔衡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暑假时，何叔衡回到家中，看到守旧的妇人仍不肯解开裹脚布，便说：“看来只动笔动嘴不行，还要动手动刀。”他操起菜刀，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当众剁成稀巴烂。

由于在云山高等小学堂受到守旧势力的排挤，何叔衡愤然辞职，来到长沙。1913年春，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与20岁的毛泽东成为同学。这时，1876年出生的何叔衡已经37岁了，校长颇为惊诧，问他：“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当学生？”何叔衡很认真地回答：“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想为国为民出力。”校长听后，欣然赞许。

正是因为有对残酷现实的认识，“老秀才”何叔衡才主张走革命道路去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理想。

其他会员在认真思考、分析之后，也都各抒己见，争论得十分激烈。对于何叔衡的意见，会员中有不同意见，而毛泽东则赞同，他说：

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这是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其中已经蕴含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因子。

讨论之后表决，毛泽东和何叔衡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在毛泽东的引导、启发下，经过3天的热烈讨论，大多数会员对学会的方针和实现这一方针的方法与途径等重要问题达成一致的认识。大会临近结束时，雪霁天晴，湘江两岸银装素裹，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彩画。参加大会的会员都觉得会议开得很成功。他们走出文化书社，心情像万里晴空一样，异常开朗。这次年会对提高会员觉悟，纠正错误思想，引导会员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同志鉴于会员分散在国内外各地，为了使会员能了解会务进展情况，交流政治思想，亲自主编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印发给会员人手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