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毫无疑问，就毛泽东在1921年的经历而言，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多读者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可以成为党的一大代表？以今天人们的认识来说，能当选为党的代表，一定要是党内的优秀分子。毛泽东当然是当时党内的优秀分子，那么，他的优秀体现在哪里呢？需要指出的是，理解这个问题，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客观因素。

毛泽东能够出席党的一大的原因，可以从建党初期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一是与毛泽东追求进步并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关。

走出韶山的毛泽东，其思想和视野上的开阔源于1912年下半年的自修。1911年春，已经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毛泽东到了长沙，在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根据研究者最新考证，毛泽东改写的那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其实是他离开家乡去长沙读书时的作品。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当了几个月兵。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此时，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毛泽东在行为上有了自己的主见，表现出特立独行的性格。因为感觉在学校里学的课程很有局限性，毛泽东在入学不久后便主动退学，离开了这所当时很多少年梦寐以求的著名学校，改由自己安排学习计划——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己找书读。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安排人生的开始。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涉猎广泛，主动追求进步，这些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年后，第四师范学校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后的四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修学储能的重要学习阶段。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聚集了一大批学问好、品德高、思想进步的教员，在当时被称为“进步青年的摇篮”。正是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从这些老师那里，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并将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相结合，形成了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政治思想。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月，他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等24人一起乘火车去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湖南的学生起草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并四处奔走，为这些学生筹措赴法的经费。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湖南籍学生陆续进入各预备班学习，准备学习一段时间后再赴法。

这里需要回答一下大家可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作为湖南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毛泽东自己为什么不去法国留学呢？

1920年3月14日，他在致周世钊的一封信中，给出了答案。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毛泽东对自己暂时不出国留学的原因的分析，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启示。

毛泽东在信中这样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概括而论，毛泽东对自己不出国的解释是：第一，读中文比外文快，获得的知识多；第二，东方文明占世界文明的一半，而东方文明又以中国文明为主，因此要先研究中国文明；第三，留在国内便于研究和掌握中国国内的情形。

基于以上认识，毛泽东鲜明地表明态度：“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但是，不去法国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不去其他国家留学。对于留学问题，毛泽东有着自己的主见，要去更合适的地方。

1920年2月，他就写信给新民学会的会员陶毅，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国去勤工俭学，而准备“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为什么想要去俄国呢？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因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是一个随大流的青年，凡事他都有自己的主见。

在毛泽东等人第一次到北京的这段时间里，有的人报考了北京大学等学校，杨昌济老师也建议毛泽东去考北京大学，但是毛泽东没有报考。这可能与经济上的困难有关，也可能与毛泽东一贯主张自学为主的立场有关。同时，当时教育部还规定：中等师范院校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总而言之，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没有去考北京大学。

既然不进大学，就要找个地方立足，来解决生活来源问题。于是，经杨昌济介绍，由李大钊安排，毛泽东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记”。我们现在习惯将“书记”说成“助理员”，其实当时并没有“助理员”这个词，这是一个现代名词。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提道：“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有学者考证，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没有“助理员”称谓。后来所说的助理员，可能是因斯诺使用英语翻译而来。“书记”是那时北大图书馆的初级职务，享受的是最低一级的工薪。当时，毛泽东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还包括在沙滩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每月薪金八块银元。现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沙滩红楼）一层复原了当时的场景。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对毛泽东来说，一是有了经济来源，二是可以阅读许多书籍报刊，三是可以结识很多名流学者和进步青年。

1919年12月，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经过了实际斗争锻炼的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探索、寻求科学真理。1920年2月，在给陶毅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材，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到黎锦熙的住处与他谈到深夜，一起讨论改造中国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的问题。

为了不断寻求真理，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中途特意下车，游览了泰山、曲阜等地。5月5日，毛泽东再次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5月8日，在上海半淞园，毛泽东召集了从北京、长沙、天津到达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了一天的会，然后送别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并讨论确认了新会员入会的四个条件：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在沪期间，毛泽东还试验了一次工读互助生活，几个人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承担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但这一试验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

毛泽东向陈独秀谈了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一些计划。此次会谈之后，毛泽东在思想上“终于与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决裂，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自己思想的转型”。

在思想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毛泽东，当然符合当党代表的条件。

二是与毛泽东开展的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有关。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经在该校任教的一师同学周世钊推荐，校方聘任毛泽东当历史课教员。毛泽东对这份工作很满意。课时不多，每周上六节课，虽然工资不多，但毛泽东觉得很好，因为这样他就有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和长沙新民学会会员们联系，投身社会活动。毛泽东头脑冷静，办法多，讲话有感染力，组织能力强，是当时湖南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

为响应五四运动，毛泽东发起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湖南学生进行反帝爱国运动。同时毛泽东还想要创办一个刊物，不仅可以指导湖南学生运动，也能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毛泽东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准备，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出版发行。这个刊物标明“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刊物从创办到停刊，共办了一个月，出版了五期。《湘江评论》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在湖南产生了很大影响。湖南不少著名革命者，如任弼时、郭亮、萧劲光，都在后来谈到，他们是在《湘江评论》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湘江评论》被查禁也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酝酿发起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请愿团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独当一面地发动起来的第一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他以小学教师的身份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这场运动胜利了，主政湖南的谭延闿声称将采取“湖南自治”“还政于民”的政策。在毛泽东的发动下，1920年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名群众冒雨上街游行，到达督军府门前，由彭璜等代表递交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对所提各项要求却在事后断然拒绝。11月下旬，取谭延闿而代之的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更是撕下开明的伪装。他们制造谣言，警察厅甚至把毛泽东召去诘问。于是，“一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好似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也从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作为湖南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心力交瘁，他告诉朋友：“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11月下旬，他决定离开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乡。11月25日，毛泽东在同一天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信，总结自治运动的教训。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他写道：“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在给罗章龙的信中，他写道：“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抛弃改良的幻想之后，毛泽东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进行党的创建工作。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约于1920年11月成立。至此，青年毛泽东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八个组织的创建者之一。

三是与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的关心和培养有关。

如果说韶山私塾的邹春培、毛宇居，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贺岚冈，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柳潜，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老师在毛泽东的求学、成长道路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那么，在毛泽东的思想进步、政治成长的道路上，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党的主要创始人则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从时间先后上来讲，毛泽东应该是先“结识”了陈独秀。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接触到的《新青年》。后来毛泽东会见远道而来的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他说：“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经杨昌济推荐，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只不过当时用的是笔名“二十八画生”。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在未见面之前已经神交已久了。正因为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思想非常赞同，所以在陈独秀领导五四运动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时，毛泽东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声援营救陈独秀。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

文章最后高呼：“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当时对陈独秀思想的深刻理解以及对陈独秀革命精神的崇高敬意。

两人的见面，应该是在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只不过当时两人身份悬殊：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月薪300元；而毛泽东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记，月薪8元。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的接触。陈独秀关心爱护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他对毛泽东等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此，毛泽东在1936年进行了回忆总结，他说：“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还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仍和陈独秀保持着密切联系。陈独秀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中国共产党宣言》起草等情况，写信告诉了毛泽东，并委托毛泽东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1月，毛泽东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他们关于在长沙建立党组织的正式委托。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打算邀请陈独秀到长沙出席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但因陈独秀去广州赴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而未能实现。

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在上海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将其命名为“中国共产党”，而且亲自指导毛泽东等人建立了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是基于这些经历，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给中共七大代表们谈了陈独秀，高度肯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和中共创立中的地位，他说：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毛泽东与李大钊是在1918年10月认识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就得到了李大钊的关照和帮助，有了立足之地。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不仅生活有了着落，思想也不断进步。根据学者考证，毛泽东是1918年11月进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到1919年3月离开，在北京大学工作了近半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虽然双方身份也很悬殊，但两人有共同的思想志趣，可以说是接触比较密切的。

对于李大钊的知遇之恩，毛泽东一直铭记在心。1949年3月，毛泽东以胜利者的身份来到北平（今北京），这也是毛泽东第三次来北京。“三十一年还旧国”，回忆起30年前的往事，他还说了这么一番充满感慨的话：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这句“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情溢言表，感人肺腑，充分流露出毛泽东对李大钊的怀念与感激。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不断进步。尤其是1919年底到1920年夏在北京和上海期间，毛泽东频繁和李大钊、陈独秀接触，又读了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深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逐渐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毛泽东回忆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毛泽东认为：“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毛泽东做了解释：“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

在具体开展革命工作方面，毛泽东也得到了“南陈北李”的帮助。文化书社创办时，毛泽东请陈独秀担任“信用介绍”。由于得到陈独秀的帮助，上海《新青年》社、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社等都免去押金，优先卖书报给文化书社。书社同时也得到了李大钊的“信用介绍”，打通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潮社、学术讲演会及《晨报》社的关系，可以免交押金先提货。

希望以上叙述与分析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共一大代表。总体来说，因为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为了革命事业和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得到过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导师的亲自指导。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毛泽东是完全有资格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千万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和标准去要求建党初期的党员，毕竟那时我们党处于幼年时期，很多事情大家都不懂，没有经验，也没有那么多的制度和程序，因此，也就没有严格的代表选举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