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只有我是这样的人”》：一颗真诚的苦难之心
让—雅克·卢梭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在他那充满坎坷的一生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抗拒的心灵力量和激越澎湃的思想热情，不仅成为19世纪西欧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要源泉，而且也成为现代社会中所有敏感心灵的永恒的精神家园。他的影响深深地渗透到他以后一切时代的精神生活中，以至于在现代人眼里，卢梭已经成为一种以真挚情感和内在道德来超越平庸的世俗生活以及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楷模和象征。
18世纪是伏尔泰和卢梭的世纪，而且整个19世纪也是在这两个人的精神力量的感召下度过的。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把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一切社会动荡的责任都归于伏尔泰和卢梭，他借用流浪儿伽弗洛什的嘴说：“这是伏尔泰的罪过！这是卢梭的罪过！”可以说，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一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这一段历史无疑是在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影响下发展的。
著名的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他的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中，对伏尔泰和卢梭对于法国大革命的不同影响做了精辟的概括。他写道：“毕竟是伏尔泰在整个革命时期构成了破坏性的原则，正像卢梭是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一样。因为伏尔泰为个人的思想自由辩护，从而破坏了权威原则，而卢梭则以普遍博爱、互相依靠的感情代替了它。这两位伟大人物设想的东西，革命使之实现了；它是他们意志的执行者，个人自由的思想变成了破坏性的行动，互相依靠的感情变成了起团结作用的东西。伏尔泰唤起了革命者的愤怒，卢梭则唤起了他们的热情。”[1]
然而，卢梭不仅仅属于18世纪和19世纪，他也同样属于20世纪和以后的一切时代。伏尔泰主要是一个批判家，他的影响将随着他所批判的那个时代的终结而逐渐消失；卢梭则不仅是一个旧时代的批判者，而且更是一个新时代的设计者——他在批判旧宗教的蒙昧野蛮的同时树立了真正的信仰原则，在揭露旧道德的虚浮伪善的同时奠定了新道德的基石，在抨击专制制度黑暗腐朽的同时昭示了共和国的曙光。最重要的是，卢梭在对被法国百科全书派和整个欧洲知识界奉若神明的理性原则进行怀疑的同时，确立了情感生活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开创了欧洲近代文化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浪漫主义运动之先河。
伏尔泰活着的时候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们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围绕着他，法兰西知识阶层对他趋附奉承，整个欧洲上流社会也对他顶礼膜拜。伏尔泰就像一个骄纵任性的白马王子，尽管他尖刻辛辣地揶揄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他仍然得到了宫廷贵妇和名公巨卿的宠爱偏袒，这种娇宠使他得以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批判活动。伏尔泰始终以一种优雅的贵族方式进行批判和生活，在他的文风和举止中，流露着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贵格调。这格调既是那样的崇高典雅，同时也难免带有一些矫揉造作的痕迹。
与伏尔泰的幸运恰成鲜明的对照，卢梭在有生之年则历尽艰辛，领略了难言的屈辱、失意和贫穷，特别是他那颗天真质朴的平民之心与他所处的法国上流社会的矫饰浮夸之间的巨大反差，令他备感痛苦。这种心灵的痛楚迫使卢梭长期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因此招致了普遍的误解和诽谤。晚年的卢梭不仅面对着社会的猛烈攻讦，而且也忍受着他自己敏感心灵的内在撕咬，这种双重的煎熬将他推至疯狂的边缘。朋友们的误解和反目使卢梭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孤独之中，种种恶意中伤的流言蜚语更使他在法国乃至整个西欧知识社会中成为一个洪水猛兽式的怪物。面对着生活的逆境，他不得不孤身一人向整个社会挑战，并在不断降临的迫害与威逼之下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在这种状态下，他开始变得猜忌和多疑，一种受虐狂的妄想不断地折磨着他那颗伤痕累累的衰竭之心。乖戾的命运和孤傲的性情使卢梭对人类文明及其道德生活采取了一种贬抑态度，对纯洁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初民状态却极尽讴歌赞美之能事。他以他的自然情感作为武器来写作和战斗，以质朴平实的风格与伏尔泰的华美典雅形成鲜明对照。在愤世嫉俗的孤傲中，卢梭逐渐产生出一种超逸卓越和孤芳自赏的圣徒意识，这种超凡脱俗的圣徒意识在他的自传《忏悔录》的开端与结尾处都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2]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人知道有些事情和我刚才所叙述的相反，哪怕那些事情经过了一千次证明，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谎言和欺骗。如果他不肯在我在世的时候和我一起深究并查明这些事实，他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我呢，我高声地、无畏地声明：将来任何人，即使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能用他自己的眼睛考查一下我的天性、性格、操守、志趣、爱好、习惯以后，如果还相信我是个坏人，那么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掐死的坏人。[3]
关于卢梭的真诚，人们素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样地，关于卢梭的思想和性格，各种说法也莫衷一是。事实上，卢梭其人就是一个痛苦的矛盾体，他把一切最不协调的东西集于一身，这种内在的矛盾和冲突把他推至濒临疯狂的边缘。他在一生中曾经做过许多按照一般的伦理准则来衡量是极不道德的事情，然而他坚持认为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时怀着一颗善良之心。对于卢梭来说，效果是不重要的，道德的标准在于动机，他因此而成为欧洲近代伦理学中唯动机论的创始人。在政治思想方面，卢梭既是法兰西共和国和近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先驱，同时又鼓舞了一切用心险恶的政治独裁者和个人野心家。罗素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既成为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政治领袖的《圣经》，同时也成为黑格尔为普鲁士独裁制度进行辩护的理论根据。从它里面，既产生了罗伯斯庇尔的共和，也产生了法西斯德国的暴政。[4]
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矛盾和痛苦的灵魂！这个灵魂一味关注内在感受和真实情感，因此对于它自身可能导致的自我分裂的客观后果丝毫也不予考虑。卢梭注重的只是“道德良心”和“天然情感”，他活着的时候只想做一个真实的人，这一点在他所处的那个普遍虚伪的社会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他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难。卢梭从来也没有想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一个伟人，更没有料到他的思想会引起他身后的那个时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以只属于他自己的方式经历了生活并超越了生活，像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圣徒一样，他只对自己的心灵负责。他的所有弱点、忧郁、疯狂和夸张，恰恰表现了他对于自己灵魂的真诚。正如卢梭的一位朋友特鲁布勒神父所评价的：“他的心是真诚的，至少在现在是真诚的，也许他开始做得并不十全十美，不过，即使他有装模作样和虚伪的地方，但他并无恶意。真正的伪君子是为了表现而表现，而卢梭则是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做出那种人的样子。”[5]如果说这样一个灵魂也是虚伪的，那么只能证明人类的本性就是虚伪。而卢梭至少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他在面对自己的虚伪（亦即人类本性的虚伪）时是真诚的：
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6]
注释
[1]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分册《法国的反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2]卢梭：《忏悔录》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3]卢梭：《忏悔录》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09页。
[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3页。
[5]雷蒙·特鲁松：《卢梭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6页。
[6]卢梭：《忏悔录》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