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似在人间:《散文海外版》2018年精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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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特别推荐》:我与泰山的情缘

冯骥才

在人生的几十年里,我登过各地各处乃至各国的大山小山名山不止数百座;然而泰山是与我纠结着的一座山。它绝不只是风光卓然地竖立在我的面前,而好像原本就在我的世界里……我有那么多诗歌、散文、绘画,以及文化事件乃至人生故事都与泰山密切关联在一起。一个人能与一座堪称国山的名山如此结缘,是一种少有的福分。

一、初识挑山工

初登泰山的情景如今已经化作一团烟雾,因为中间相隔了四五十载,然而一些记忆碎片却像一幅幅画在岁久年深的烟雾里忽隐忽现。

那年我二十二岁,正处在一种向往着挺身弄险的年龄。一天,在老画家溥佐先生家里学画,溥先生忽对我们几个师兄弟说:“跟我去泰山写生吗?”先生胖胖的脸充满兴致。那年代难有机会登山,我和几个师兄弟更没去过泰山——这样的天下名山,便立刻呼应同往。行前的几天兴奋得夜里闭不上眼,还跑到文具店买了一个绿帆布面的大画夹,背在背上,把自己武装成一个“艺术青年”。

泰山对我有种天生的魅力,这可能来自姥姥那里。姥姥家在济宁,外祖父在京做武官,解甲后还乡,泰山是常去游玩的地方。姥姥好读书,常对我讲泰山的景物和传说。那时家中还有几张挺大的“蛋白”照片,上面是一九二二年外祖父与康有为结伴游泰山的情景。照片里母亲那年五岁,还是一个梳着一双抓髻的活泼好看的小姑娘。背景的山水已教我领略到五岳之宗的博大与尊贵。

记得那次在泰安下了车,隔着一大片山野就是泰山,远看就像谁用巨笔蘸着绿色及蓝色、混着墨色在眼前天幕上涂出一片屏障似的崇山峻岭。待走进山里,层层叠叠,幽敻深邃,蜿蜒的石径把我带进各种优美的景色里。那时没有相机,我掏出小本子东画西画,不知不觉就与溥先生和几个师兄弟都跑散了。

那次,我们好像是坐着夜车由天津来到泰安的,火车很慢,中间经过许多小站。德州站的记忆很深,车到站一停,没见月台上的小贩,就见一只只焦黄、油亮、喷着香味的烧鸡给一张纸托进车窗。当然,我们没有钱买烧鸡吃,我口袋里仅有的三十块钱有一半还是向妻子(那时是女朋友)借的呢;我只能在山脚下买些煮鸡蛋和大饼塞进背包,带到山上吃。我还记得坐在经石峪刻满经文的石头上,一边吃大饼卷鸡蛋一边趴下来喝着冰凉的溪水,一边看着那些刻在石头上巨大而神奇的字。还记得一脚踩空,掉到一个很大的草木丛生的石头缝里,半天才爬出来。我想当时的样子一定很狼狈。

在这陌生的山上走着走着,就走入姥姥讲过的泰山故事里。比方斗母宫,它真像姥姥讲的是座尼姑庵。里里外外收拾得幽雅洁静,松影竹影处处可见,坐在回廊上可以听见隐藏在深谷里层层绿树下边的泉响。还有一种刚刚砍伐的碧绿的竹杖修长挺直,十分可爱。姥姥多次提到斗母宫的青竹杖,可惜姥姥已不在世,不然我一定会带给她一根。

再有便是回马岭。姥姥当年对我说:“登泰山到回马岭,山势变得陡峭,骑马上不去,所以叫回马岭。你外祖父属马,当年到这里不肯再登,没过两年人就没了。你也属马,将来要是到回马岭一定要上去。”于是那次穿过回马岭的石头牌坊时,是一口气跑上去的。

我一路上最重要的事当然是写生。我在山里写生时,完全不知上边的山还有多高路有多长,到了中天门,见溥佐先生已经到达,坐在道边一家店前边喝茶歇憩边等候我们,待人会齐一同登朝阳洞,上十八盘。那个时代,没有旅游,上山多是求神拜佛的香客;种种风物传说都是从山民嘴里说出来的,也都是山民深信不疑的。我在小店里买到一本乾隆年间刊印的线装小书《泰山道里记》,版味十足,软软厚厚的一卷拿在手里很舒服,低头看看书中记载的古时的泰山风物,抬头瞧瞧眼前的景物,对照古今,颇有情味。那时没有真正的旅游业,这是唯一的一本堪作导游的小书了。我也不知道山上小店里怎么会有这么古老的书卖。比起当今已陷入旅游市场里被疯狂“发掘”和“弘扬”的泰山,那时才是真正的原生态。这一次种种感受与见闻都被我记录在后来所写文章《十八盘图题记》《泰山题刻记》《挑山工》和《傲徕峰的启示》中了。

那次登山还很浪漫。在十八盘中间有个小小的方形的琉璃瓦顶的古屋,名唤“对松亭”,里边空无一物,只有粉墙。溥佐先生忽生兴致,拿出笔墨在墙上画起画来,我们几个师兄弟也跟着在壁上“涂鸦”,我还题一首诗在壁上:

已克十万八千阶,

天门犹在半天中;

好汉不做回步计,

直上苍穹索清风。

现在读来,犹感那时年少,血气愤张,心有豪情。

诗中“清风”二字,源自李白《游泰山诗》中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

待登上南天门,还真的使出全身的气力来,呼啸一声,然而天门四外寥廓,没有回音,声音刚喊出口,便即刻消失在空气里。

那次登岱还识得一种特殊的人就是挑山工。一个人,全凭肩膀和腰腿的力气,再加一根扁担,挑上百斤的货物,从山底登着高高的台阶,一直挑到高在云端的山顶。而且,天天如此。这是一种怎样的人?

虽然我和他们不曾交流,甚至由于他们低头挑货行路,无法看清他们的模样,但是他们留在了我的心里。成为二十年后我写《挑山工》的缘起。

至于那次写生收获最大的,乃是对我所学习的宋代北宗山水的技法有了深切的认识。泰山岩石的苍劲、雄浑以及刀刻斧砍般的肌理都使我找到了宋人范宽、董源、李唐和马远的北宗技法(大斧劈皴和钉头鼠尾皴)的生命印证。泰山的大气更注入了我“胸中的丘壑”。

头次登岱,目的在于绘画,收获却何止于绘画?

二、山中半月记

一九七六年春天我在天津工艺美术工人大学教书,学员都是各个工艺美术厂的美术设计。我任教国画山水和绘画史。一天我和教授工笔花鸟画的周俊鹤老师商量,决定带着学生去山东上写生课。我们计划由周老师先带着学生去鲁南的牡丹之乡菏泽上写生花卉课,同时我到泰山采景,等候学生画完牡丹来泰山,接着上写生山水课。我去过泰山,知道中天门一带下为快活三里,上为云步桥、御帐坪、五大夫松和朝阳洞,此处山重水复,怪石嶙峋,林木葳蕤,景象多变,十分适合写生。所以我这次进山后便径直上山,直抵中天门住下来。中天门位居山腰,正好是上山路程的一半,因而是香客、游者和挑山工的歇脚处,自然就有几家小饭铺、茶摊和客店。也有一些世居在此的山民,这些山民住着一种就地取材的泥石小屋,有的在路边,有的在大树横斜的山坡上。我下榻的是一座大队建造的两层砖砌的小旅舍,正好可以作为过几天从菏泽来写生的学生们的住房。

在等候学生的那几天,一边在山中写生,一边采景备课。这便以中天门为圆心,往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赏寻景色,探幽寻奇,捕捉好的画境。每到一处,见到一奇松一怪石一古寺一先人题刻,不但驻足观赏,还要向山民询问其中的典故。山民一说,原来处处皆有动听的传说。比方经石峪那一大片刻在光光的山石上的大字经文。山民说这是唐僧取经路过这里时,猪八戒身笨腿拙,一脚踩滑栽倒,把肩挑的经文掉在溪水中。唐僧气得火冒三丈。孙猴出主意,将湿淋淋的经文纸一张张揭开,放在石头上晒,待晒干揭下来时,经文竟在石头上留下了这神奇又深凹的字迹。由此叫我得知泰山人文的深厚。

记得一次随同盘山道转来转去,见一古庙,庙门紧锁,翻墙而入,院内大树垂下的古藤有如巨帘,拨开沉重的藤条,却见庙内异常肃穆冷寂,仔细看,殿内塑像东倒西歪,全被打翻,应是“文革”初之所为,然而一种历史的苍凉令我震栗。我没相机,只能用画笔将它记下来。

那时,山上没电话,我与菏泽方面周老师的联系只能依靠信件。信写好,托付给挑山工带下去,扔进泰安的邮筒;菏泽方面的信到了,也都是由挑山工带上来。从信中得知在菏泽画牡丹的学生受困于连日的大雨,不能按时过来。我就安心在山上画画、等候。由此便与挑山工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这些汉子虽然大多沉默寡言,却如这大山一样纯朴、真实、踏实和可信。在他们几乎永远重复着的缓慢而吃力的动作中,我读出一种持久、坚韧与非凡的意志。后来我写散文《挑山工》中那个黑黝黝、穿红背心的汉子,就是这次在山里遇到的。比起别的挑山工,他好像稍稍活泼一些,与我有一些无言的交流,也给我一种唯挑山工才能给予我的启示。

我从当年写生的速写本中,还能看到挑山工的影子呢。

在山里爬上爬下时,我还常常碰到一间摧毁的小庙,或遗弃在坡上砸碎的碑石的碎块,碎块上的文字还有寺庙和一些建筑的名字。这些都是“文革”暴力的遗物,现在想,“文革”对泰山的破坏应是历史上最为暴烈与惨重的。南天门门楼后边的那座关帝庙像被炸掉似的,只剩下断壁残垣,唯有一块嵌墙的石碑上线刻的关公的画像完好地幸存着,线条精美而流畅,叫我十分痛惜和珍爱。我磨墨展纸,费了很大的劲,把它拓了下来。这成为我那次登岱一个“重大”的收获。

此外,还有一件小事留在记忆里。一天写生回来,天色已晚,见到中天门石坊下坐着两位老年妇女,一看就知是到山顶碧霞祠还愿,下山到了这里时,天黑路黑,无法到山下边了。可她们是穷人,没钱住店。四月的山里夜间很冷,总不能叫她们在这儿坐一夜。我在这里的小旅店已住多日,与管理员混熟了,有时晚上还一起喝酒聊天,便去与旅店的管理员说能不能帮助一下这两位老人。山里的人都很厚道,同意两位老妇在旅店里免费住一宿。第二天两位老妇走时,对我吭吭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我知道她们想说“谢”字却说不出来,但这个说不出来的谢字比说出来的谢字大得多。她们便从山边折一枝鲜黄的迎春给了我。这礼物带不回来,却叫我记得山里人的情真意切与纯朴可爱。

我还记得那天站在中天门的山口,等着学生们到来的情景。那条上来的山道特别陡。我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忽见一片连喊带叫、爬山爬得个个红头涨脸的年轻人从下边上来了。

我和学生们在山里画了五天,下山时,还有一件事印象很深——我遇到一个女挑山工。我问过许多人,包括泰山的人都说没见过女挑山工,却叫我遇到了。

我住在中天门这半个月里,捡到几块好看的泰山石。泰山石很重,但这种泰山特有的石头绿底白花,很特别,便决心带回去。我把石头塞进背包。离开中天门时信心满满,以为自己能背回去,可是才走过快活三里就肩酸腿软,力气不济。

这时,见到道边树下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方脸宽肩,模样憨厚,脸蛋红红,眼睛很亮,手执一根扁担,上边缠着绳子。她问我要不要她来挑。我说你挑不动,她笑了笑上来把我的背包行囊挑起来,说也没说便向山下走去。她走起来生龙活虎,扁担随着步伐一颤一颤很带劲,而且一直走在我前头。待到泰安车站,我离她至少半里远。她把我的东西撂在地上,使块毛巾擦汗,脸儿似乎更红。她只找我要四角钱,我说我这包里有石头,太重了,给你五角吧。她笑着说:俺知道是石头。那笑,好像笑话我自己喜欢石头却叫别人受累,使我挺尴尬。

我带了很多写生稿回来。然而四个月后唐山大地震,我家房倒屋塌,画稿损失大半。第一次登岱的画稿多半毁于“文革”抄家,第二次登岱的画稿大半毁于地震。也正为此,两次劫后幸存的几页泰山画稿,一直被我视如昔日的老照片珍藏着;还有那本古版的《泰山道里记》,时不时拿出来翻翻。

三、陪母亲上极顶

一九八九年是我悲伤的一年。父亲辞世,母亲不能自拔,必须由我们兄弟姐妹帮她渡过难关。我想过并用过各种办法,都不能拂去母亲脸上浓重的愁云。当年十月我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画展,不少文艺界好友由北京来津祝贺。母亲终于露出难得的笑容,这使我决定用画展——外出各地巡回画展来扭转母亲的心境。所选择外出的第一站便是母亲的家乡山东。画展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然后陪母亲经泰山、曲阜、孟县、梁山到济宁。母亲出生于济宁,在济南长大。这一带山山水水都在母亲童少年的记忆里。唯独这段记忆中没有父亲——父亲母亲是青年时期在天津认识的;而且,母亲自一九三六年来到天津之后就再没有回到过家乡。我想让母亲进入时空隧道,以摆脱现实的悲痛。

经过精心准备,画展在济南热热闹闹开幕。先陪母亲看过昔时生活过的魏公庄,重游大明湖,跟着到达泰安。这一年母亲七十六岁,此时上山已有缆车,可先乘汽车到中天门,再换坐缆车直抵南天门。我们一行人便陪着母亲到南天门后,经由天街上极顶。天街也是一段不短的路,有高高矮矮的石级,有的坡度很陡,母亲竟不觉累,兴致颇高。我说:“待您到了山顶上,我要给您发奖。”母亲仿佛明白我的意思,身上更生一股劲,一路看景观景说说笑笑,居然到达极顶。碧霞元君祠的张道长知我母亲七十多高龄,居然登上极顶,特意陪母亲交谈良久。张道长对我说:“你陪老母上山很好,老人上一次泰山,对自己身体的信心会增加百倍。”我便把一枚写着“我登上泰山”的纪念章作为“奖品”别在母亲胸前。一位朋友还把母亲此刻洋洋自得的神气拍摄了下来。

张道长的话不错。由此我们一路南行,游览颇多,母亲神采奕奕。在孔庙中行走竟有“如飞”之感,面上已经毫无先前那种愁云了。因使我对泰山感到惊讶——只有泰山能给我母亲如同新生一般神奇的力量。

我感谢泰山。

这次登山我发现,我写的《挑山工》有了效应。这散文是一九八一年写的,最初发表在《散文》杂志上;一九八二年进入教材,到了这时已有八年。而我上山的路上,多次见到一些小学生与挑山工合影,有的孩子认出我,还和我合影。我发现孩子们看挑山工的眼神不是好奇,而是敬佩。这不是我写《挑山工》时所期望的吗?

由此,我感到我和泰山的关系非同一般了。

四、泰山给我金钥匙

第四次登岱的缘由是我不曾想到的,就是因为我上边说的那篇散文——《挑山工》。

前边说了,这篇散文写于一九八一年,正是我写作的鼎盛期。那年我写了七十万字,有点发狂。大概那时我最需要挑山工背重百斤、着力攀登的精神。散文发表出来不久,就被选入教材中。由是而下,直至今日。不少孩子学过此文,便去泰山看挑山工,就像那年陪母亲登岱所遇到的情形。据一九九六年泰安市政府调查,当时近两亿中国人在课本上读过这篇散文。没想到我与中国一座名山竟有如此深刻的缘分。泰安市政府决定授我为“荣誉市民”,赠一把声称可以“打开”这座世界名山的金钥匙给我。

在授我“荣誉市民”的仪式上,我接受了煌煌夺目的金钥匙,并以“荣誉市民”名义回赠一幅《泰山挑山工图》给泰安市政府;还在与泰安小学生见面时,为孩子们写下“爱我泰山”四个字。随后便第四次登岱。

由于上次是从中天门上山,这次决定由中天门步行下山。重温一下昔日在山腰以下画画时美好的记忆。我们一行人——几位好友、妻子、学生一同乘车到中天门,然而沿路而下,这才感受到“上山不如下山难”的滋味。虽是下山,每一步同样都要踩实,以防翻滚而落,由此想到我的人生。

这一路上逢胜景必观之,遇题刻自读之。学生怕我累,代我背着相机;妻子担心我口渴——我有消渴症,一直拿着一瓶水跟在我身后。我常常会指着某一山坳,某一深谷,某一树石,某一老屋,说起先前登山作画时难忘的情景,惹起一阵怀旧的情怀,也会为某一野店的消失不在唏嘘不已。这些感觉不是很像回到自己的故乡了吗?于是在红门、一天门以及斗母宫前一一拍照留念,并和路遇的挑山工殊觉亲切地合了影。最令我惊喜的是在斗母宫前发现仍有小店出售那种姥姥提到过的青竹杖。这次选了一根,竹皮青碧光亮,竹竿挺直峻拔,回去后用墨笔题记,请擅长雕刻的友人刻上。

同行朋友笑道:“看你到了这山,好像回到你的老家。”

我说:“有了金钥匙更可随时回来,不用再敲门了,用钥匙一拧就进来。”

可是,此后不久便开始投入城市历史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经年累月各地跑,竟然无暇再来登岱。然而巍巍泰山包括挑山工的影子并没有在心中被淡漠。可是一次听说当今在泰山难见到挑山工了,还有一个说法——“最后一代挑山工”——十分牵动我的心。怎么会“最后一代”?时代变化得太剧烈,连挑山工也濒危了?这是真的吗?我想,我该抓紧时间专门去泰山访一访挑山工了。

五、寻访“最后一代的挑山工”

这次登岱纯粹是为了挑山工了。

都是源自挑山工日渐减少的信息一次次传来。还有一次与一位刚刚游过泰山的朋友聊天,当我向他询问关于挑山工的见闻时,他竟然说:“挑山工?没有见到挑山工呀。”

于是抢在入九之前赶往泰山,寻访“最后一代”挑山工。这次事先的工作准备得好,联系到两位真正的“老泰山”。一位是中天门索道运营的负责人葛遵瑞。当年他主持泰山索道修建时,所有重型钢铁构件都是挑山工连背带抬搬上去的,这位负责人对挑山工知之甚深。一位是学者型泰山管理者刘慧,他有过几部关于泰山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学术功力相当不错,还身兼泰山文博研究员。这两位老泰山为我的安排很专业。分三步,先在山下对两位老挑山工做口述;再到中天门路上去看“泰山中天门货运站”,从那里也可了解到当今挑山工的一些生活状况;最后到中天门对另两位正在“当职”的中年挑山工做口述调查。

这样的安排既全面又有层次,使我不长时间便能抓住我所关心问题的要害。我真要感谢这两位长期工作在山上的主人。

我的口述调查很顺利,也充分。我已将这次登岱最重要的内容写在长篇的《泰山挑山工口述史》中了。

口述完成后,天色尚好,幸运的是这天的天气不冷。西斜的太阳照在苍老嶙峋的山岩上发红发暖,山谷中一些松柏依旧苍翠。如果只盯着这松柏看,就像还在夏日里。我想既然人在山中不能不到山顶,可是如今我腿脚的力量不比年轻时,已经爬不动十八盘了,便乘缆车到南天门,一路景物都在不断与记忆重合,无论是天门左边巨石那“果然似我”四个豪气张扬的题刻,还是关帝庙前那块嵌墙的珍罕的石刻关公像,都是五十年前打动我的,至今未忘,再次看到,如见故人般的亲切。

在天街一侧,头一次看到我题写的石刻泉名“万福泉”,亦亲切,又欣然。我拉着妻子在这个地方留个影——我喜欢这个泉名:万福。这两个字可以把你对所有事情美好的祈望都放在里边。

然而,我还是更留意挑山工的生态。此次在山上,不论从南天门向十八盘俯望,还是站在岱宗坊前向天街仰望,竟然未见一位挑山工。是由于他们晌后收工了,还是真的已然日渐稀少?一种忧虑和苍凉感袭上心头。这正是这些年来那种抢救中华文化常有的情感,竟然已经落到挑山工的身上。谁与我有此同样的感受?于是我和泰山博物馆馆长刘慧先生谈论到建立“泰山博物馆”的话题了。

说到博物馆里的文物,刘慧对我说,他给我找到一件挑山工的文物——一根真正挑山工使用过的扁担。这扁担就是我头天的口述对象老挑山工宋庆明的,他使用了一辈子,决定送给我作为纪念。

我和刘慧都喜欢做博物馆,好似天性能从历史的证物中感受历史的真切。同时,感受到刘慧动人的心意,还有老挑工朴实的情意。

我已经将这两端带着铁尖、几十年里磨得光溜溜的扁担立在我的书房的一角。它不是一个过去生活的遗物,而是一个昂然、苍劲又珍贵的历史生命。凡历史的生命都是永恒的。

临行时,我送给泰山管委会一幅字,以表达我对泰山几乎一生的敬意:

岱宗立天地,由来万古尊,

称雄不称霸,乃我中华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