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寻找，直到二〇一八年春天，我走遍马陵山下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庄，最终在一个叫“花厅”的村子，找到剪影戏创始人丁汝成的后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过程中，我发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窑湾一带流行的剪影戏在历史上是空白的，甚至在地方的文史资料里也没有什么记载。一场大火后，当年在大运河沿岸让人津津乐道的剪影戏每况愈下，以至于后来成为一个只听说过却没见过的传说。时间的大风迅疾而猛烈，不但将剪影戏吹得无影无踪，也将它的传承人像纸屑一样刮得不知去向。不过，说丁汝成的那些后人是剪影戏的传人并不准确，因为他们没有谁以剪影戏为生。让我意外的是，每当提到剪影戏，他们都讳莫如深，仿佛那是需要他们整个家族共同维护的一个秘密。

花厅村离今天的新沂市只有十多公里，在马陵山最高点五华顶的西北面。三十年前的一次发掘，让这个村庄在考古界闻名遐迩。一大批随葬的玉器、陶器和骨器被厚土掩埋了五千年后重见天日，生命繁衍与消亡的秘密有一部分有幸被揭开，而花厅考古墓地，也因此被学界誉为“东方的土筑金字塔”。

如今住在花厅村的丁家骐是丁汝成的长子，其余的两个儿子丁家驹和丁家骥分别住在马陵山下的王庄和小余庄，还有一个女儿是遗腹子，现居住在新河镇，隔着运河与窑湾遥遥相望。丁家骐所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墙体没有粉刷，房前的院子杂乱，进门左手边有一口巨大的陶缸，半人高，里面装着苏北一带用来过冬的腌菜。院子边是红砖砌成的围墙，两米来高，墙顶插满了大大小小的玻璃片。院子的一角，还有一棵掉光叶片的柿子树，春天的大风刮过，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挂在树枝上猎猎作响。尽管小楼看上去只有五六成新，院子却给人一种衰败迟暮的印象。

提到剪影戏，丁家骐的口风极严，让我怀疑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被他刻意隐藏。为了让他放松，我掏出一包重九烟，抽了一支递给他。我发现丁家骐夹着香烟的手在我点火时抖得厉害，以至于我捧在手中的火苗差一点燎到他的眉毛。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与他身体反应迟缓形成反差，丁家骐的思维敏捷，对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有所防范，常常要深吸一口烟，想清楚了再回答。整整一个下午，我几乎一无所获。丁家骐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剪影戏，是人们的谣传。提及他的父亲丁汝成，丁家骐说父亲只是早年在剧场扮过小生，后来做了酒生意，在窑湾开了个很小的酒铺，卖当地产的绿豆烧。

我找到丁家骐的时候，丁汝成的这个儿子已经八十多岁，看上去是一个貌不惊人的老头儿，五官紧缩，布满皱纹的脸警觉而多疑。在与我交谈的那个下午，他一直心事重重，目光里充满了审视。我还发现，在我们交谈的两三个小时里，院子里除了我和他，再没出现过其他的人。我问他，丁家骐回答说他的老婆前几年过世了，而子女们都在外地打工，只在春节回来住上几天。也就是说，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丁家骐都独自一人生活。

花厅村的三月，大地一片萧瑟，土地大多裸露在外，灰黑色，只有少许的田地生长着绿色的麦苗。在丁家骐那儿，我一无所获，这令我感到沮丧。离开丁家骐家时已近黄昏，西坠的太阳透过不远处的一排杨树照耀过来，带着几分温情。此刻大地还没有彻底回暖，那些杨树形销骨立，还没长出新年的叶芽。我站在村口，看到几只喜鹊在树梢间跳窜，不时传来喳喳喳的鸣叫。离开花厅村之前，我穿过村庄，看到村后有一块面积几百亩的土地被剥开，露出下面黄褐色的肌理。隔着几十米远，我还看到一块石碑孤独地立在道路一侧，我当时就猜测那应该是发掘地。走过去一看，果真是，石碑上雕刻着“花厅遗址”几个字，颜体，阴刻，用红色油漆涂抹过。

那一瞬间，我感到时间其实就像是透明的泥土，随时随地以变形、扭曲和篡改的方式，对往事进行遮蔽和覆盖。也许，有关剪影戏的一些秘密，也会像花厅村那些被泥土掩盖起来的殉葬品一样，等待着重见天日的机缘。那天下午，对丁家骐的采访让我备受挫折，但也激起了我一探究竟的决心。我隐隐约约感到，除了一九四〇年的那场大火，一定还有其他原因导致剪影戏日渐衰落。早夭的孩子，生命短促，没来得及留下痕迹，就在它的出生地销声匿迹。

离开花厅村返回县城的宾馆时，我驾着租来的越野车，先经过一段凹凸不平的泥路，最终才驶上宽敞平坦的柏油马路。血色的太阳悬浮在远方的山冈，红色的弱光像油漆那样泼洒在大地上，宁静而温暖。车窗外，公路两旁的柏杨树一闪而过。我暗自祈祷，希望自己也能像发掘花厅文化遗址的那些考古队员一样好运，我渴望剪影戏消失的秘密，能够重新浮出时间的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