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酷吏政治的逻辑
用恐怖手段维护统治,不仅仅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普遍存在。酷吏政治是对人性的操弄,上疑而下惧,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大多数时候,酷吏的权力来源是君主。他们只不过是君主的白手套,通过合理伤害权打击政敌。所谓合理伤害权,就是表面上看来酷吏所为都有法、有规则可依,但是大众都清楚他们是在刻意打击政敌。仔细分析武则天时代的酷吏,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中有相当比例的人精于律法,善用条文整人。
告密是对人伦最大的破坏。虽然中国古代一直有“首告”和“连坐”制度,但是也提倡“亲亲相隐”,目的就是维护最基本的社会秩序。但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告密成为一条隐形的国家制度,成为部分人向上爬的手段。这是对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酷吏也就招致了广泛的反感甚至仇恨——这也就注定了他们最终悲惨的结局——当其使用价值耗尽,副作用凸显时,很可能会被君主抛出来作为安抚人心的替罪羊。
垂拱二年(686)三月,徐敬业的叛乱刚刚被镇压。武则天心不自安,时刻感到危机。就下令:
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1]
武则天在朝堂上设置铜匦guǐ(一种铜铸的大匣子),分别接收歌颂君主、进谏、申冤、报告天象等各方面的奏疏,并且由专门的官员负责管理,形成制度。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意见箱”。
设计铜匦的是一个叫鱼保家的人——姓鱼,且善于制造各种器械,可能是个粟特人。他是武则天信任的酷吏、侍御史鱼承晔之子。徐敬业造反的时候,鱼保家曾经帮他制作刀车和弩,不过事情没有暴露。当武则天希望收集天下人的意见时,鱼保家上书提出,“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2],武则天很高兴。但讽刺的是,很快有人向铜匦投书,举报鱼保家为叛军制作兵器,给朝廷军队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武则天就把他给杀了。鱼保家成了铜匦的第一批牺牲者,制作断头台的人最终死于断头台。
司马光认为,告密之风兴起,最早可追溯到光宅元年(684)。那一年,中宗被废之后不久,有飞骑十余人在酒馆喝酒,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庐陵。”[3]——我们参加了这次政变,也没得到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中宗。他们中的一人起身去北门(即玄武门,羽林军驻兵于此)告发,酒还没喝完,剩下的人就被捕入狱。扬言造反的人被斩首,知反不告的人被处以绞刑,告发者被授予了五品官。告密之风自此兴起。此后,告密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常规动作。史载: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每日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4]
告密者有真凭实据,会被授予官职,如果不属实也不追究。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告密成风,人人自危。
武则天要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受到武则天鼓励,酷吏纷纷出头,蔚为风潮,从垂拱二年(686)到天授二年(691)大约五年中,告密、冤狱、迫害成为一道残酷的风景。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提意见:“况以九品之官专命推覆,操杀生之柄,窃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审复不由门下,国之利器,轻以假人,恐为社稷之祸。”[5]李嗣真说武则天任用一帮小人来操弄刑罚,他们审案不走正规途径,是对制度的破坏,是对权威的破坏,是对政局的破坏。但武则天不听——她正是要破坏现行政治秩序,“打鬼借钟馗”,依靠酷吏消灭反对势力,如此才能维护自己定于一尊的权威。这一时期有名的酷吏包括来俊臣、索元礼,合称“来索”(“来索命了”)。其他有名的还有周兴、侯思止、王弘义等。
索元礼可能是粟特人,或者来自中亚伊朗。他为人十分机灵,懂得武则天的心思。武则天把他擢升为游击将军,让他主管专门成立的专案组,来迫害李唐的大臣。索元礼是武则天信任的第一批酷吏,为人残忍,审讯一人动辄牵连成百上千人。武则天对他特别赏识,经常召见、赏赐他,以伸张他的权势。周兴、来俊臣这些人纷纷效仿,后来周兴做到秋官(刑部)侍郎,来俊臣升迁至御史中丞。武则天基本上把政治性的案件都交给这帮人来处理。他们养了很多眼线,专门以告密为事;想要诬陷一个人,便安排数名眼线同时告发,所告内容全都一致。为了指导办案,来俊臣跟万国俊甚至一起编了一本叫《罗织经》的书。这是本数千字的小册子,专门教大家怎么罗织罪名。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酷刑,比如“死猪愁”“求破家”等,抓到犯人,先给他们展示各种刑具,犯人吓得自己诬陷自己。武则天认为他们很忠诚,愈发宠信。天下人则以虎狼视之。
来俊臣是长安万年县人,人很聪明,从小不事生产,是武则天的重要爪牙。每次审讯的时候他根本不关心发生了什么事,逮着人,或往犯人鼻子里灌醋,或不给人饭吃,有的人饿得受不了,把自己衣服里的棉絮扯出来吃。每次大赦,他先把那些重犯全部杀光,之后才拿出大赦敕书。
长安醴泉人侯思止,原来是个卖饼的,后来给游击将军高元礼当仆人。恒州刺史裴贞杖责了一个判司,判司指使侯思止诬告裴贞与舒王李元名谋反,最后李元名被流放,裴贞被灭族,侯思止被拔擢为游击将军。当时告密者授五品官,侯思止不满意,想当御史,武则天就说:“卿不识字,岂堪御史!”侯思止脑袋挺灵光,反驳说:“獬豸何尝识字?但能触邪耳。”(獬豸头上长有一角,能分辨善恶,会用角撞奸邪之人)武则天就让他当朝散大夫、侍御史。有一天,武则天要把罚没别人家的房子赏给侯思止,侯思止为了表示自己很忠心,说:“臣恶反逆之人,不愿居其宅。”[6]又获得了武则天的欣赏。
另外还有衡水人王弘义,外号“白兔御史”。他有一次到地方上去,看到老百姓种的瓜,非要问人家要,瓜农不愿意给。他怀恨在心,跟当地的县令说,我在瓜田里看见了白兔。白兔在唐朝的时候是祥瑞,按照制度要上报,这是地方官的职责。县令就派了一帮人去抓白兔,一顿乱踩,瓜田里的苗全都被踩坏了。内史李昭德说:“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7](“苍鹰狱吏”指汉朝酷吏郅都)王弘义利用制度来害人,瓜农有苦说不出,这就是合理伤害权。有乡间父老做宗教仪式,王弘义诬告他们聚众谋反,杀了两百多人。后来王弘义被授予游击将军,又升任殿中侍御史。有人告发胜州都督王安仁谋反,武则天让王弘义去逮捕他。王安仁不服,王弘义直接砍了王安仁的脑袋,又把王安仁的儿子斩首。他路过汾州,汾州司马毛公正跟他一起吃着饭,他突然就砍了毛公的脑袋,用长枪顶着人头,浩浩荡荡回到洛阳,见到的人无不惊恐。在这种情况下,朝臣都有种朝不保夕的感觉。每次上朝之前都要跟家人诀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
告密这些事,武则天也知道很多都是捕风捉影。就像陈子昂说的那样:“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8]武则天只是用这个手段铲除政敌。高宗后期的宰相郝处俊曾反对武则天监国,等到武则天大权在握时,郝处俊已死,他的孙子郝象贤被仆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就让酷吏周兴审问,定罪灭族。他的家人到朝堂讼冤,监察御史任玄殖一看卷宗,认为并没有证据能证明郝象贤谋反。结果任玄殖直接被武则天免官。郝象贤临刑前大骂武则天,揭发了很多宫中隐秘的丑事,还夺走市井百姓的木柴击打行刑者,最后被金吾卫打死。武则天非常生气,下令将郝象贤的尸体肢解,把他的父亲、祖父的棺材全都刨出来,毁棺焚尸;而且定了个制度,以后再处决犯人,都要先用圆木塞子塞住嘴,以防他们说话。
在这种氛围里,很多人会因为一些非常细枝末节的过错被牵连,甚至丢掉性命。宰相范履冰因为推荐过谋逆的人,下狱死。酷吏诛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正常的政治秩序已经被破坏,趁机报复、浑水摸鱼的人也不少。比如左肃政大夫、同平章事骞味道一向与殿中侍御史周矩关系不好,认为周矩办事能力不行。这时正好有人罗织罪名告发骞味道,周矩负责审查。周矩对骞味道说:“公常责矩不了事,今日为公了之。”[9]骞味道和他儿子都被杀了。
徐敬业弟弟徐敬真被流放到绣州,又逃了回来,准备逃去突厥。徐敬真路过洛阳时,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给了他一些盘缠,结果三人在定州被官吏捕获,弓嗣业上吊身亡。张嗣明、徐敬真被抓后供出很多认识的人,说他们图谋不轨,以求免死,朝野上下受到牵连被处死的人非常多。张嗣明诬陷内史张光辅,说他“征豫州日,私论图谶、天文,阴怀两端”[10],即指控张光辅在征讨越王李贞时,私下讨论帝王受命的预言和天象,对朝廷和叛乱者两头下注。张光辅与徐敬真、张嗣明等都被抄家斩首。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也被牵连进去,被徐敬真诬告曾参与徐敬业谋反。临刑前,武则天还是决定网开一面,让凤阁舍人王隐客骑马赶去宣读赦令。郭正一、元万顷等最后被流放岭南。
酷吏政治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就军队来说,由于王方翼、程务挺这些有传承的将领都被铲除,唐朝军队的指挥系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军队的战斗力下降得很厉害。右武卫大将军、燕国公黑齿常之是百济人,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因被周兴等诬告而自缢身亡。因此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将领出现断层,有时候率军出征的只不过是中郎将这样的卑官。689 年到 694 年甚至是由和尚薛怀义带领唐朝军队,主持对突厥的战争。高宗对军队的指挥权是垄断性的,武则天跟军队没有渊源,她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提拔了薛仁贵的儿子薛讷。
武则天并非昏庸,其实她对人性的洞察强于常人。武则天信佛,一度禁止天下屠杀牲畜以及捕鱼虾。右拾遗张德因家中生了儿子,偷偷杀羊宴请同僚。其中一个同僚补阙杜肃偷偷藏了一块,宴会结束后竟上表告发。第二天,武则天把张德找来,对他说:“闻卿生男,甚喜。”张德拜谢。武则天说:“何从得肉?”张德叩头服罪。武则天又说:“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然后拿出杜肃的奏章给张德看。杜肃非常惭愧,满朝官员都看不起他。
天授二年(691),武周政权已经建立两年,逐渐稳固,而酷吏的边际效用递减,成为统治秩序的包袱,武则天需要恢复正常的秩序。这一年,丘神与周兴被告通谋,被杀。同年,索元礼被处死。长寿元年(692),整个舆论氛围开始发生变化,万年主簿徐坚直接上书说应该把酷吏赶出司法队伍:“法官之任,宜加简择,有用法宽平,为百姓所称者,愿亲而任之;有处事深酷,不允人望者,愿疏而退之。”[11]当时告密者不可胜数,武则天感到很厌烦,让监察御史严善思去办理,一次性惩办了虚假告密者八百五十多人。自此之后,“罗织之党为之不振”[12],酷吏政治走到了尽头。长寿二年(693),侯思止被李昭德在朝堂上杖杀。王弘义被流放琼州又逃了回来,也被杖杀。来俊臣则因试图网罗武氏子弟和太平公主的罪名而被反告,在 697 年被处死,因为作恶太多,死后在街头被众人割肉分尸。酷吏的横行让大臣们寝食难安,也跟不少家族和派系结下血海深仇。武则天将所有的罪过都推到几个酷吏身上,把他们作为替罪羊,安抚人心,可以说榨干了他们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图1 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有学者认为这尊佛像的面容是四十四岁的武则天。
没有人是完美的,哪怕是圣人也难免会有缺点甚至秘密。告密破坏了人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是对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的破坏。在政治领域,鼓动告密是破坏现有政治秩序和权力结构的有效手段。告密者得到短期的丰厚回报,但是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反噬。《旧唐书》曰:
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酷之为用,斯害也已。[13]
开元十三年(725),御史大夫程行谌上奏:
周朝酷吏来子珣、万国俊、王弘义、侯思止、郭霸、焦仁亶、张知默、李敬仁、唐奉一、来俊臣、周兴、丘神、索元礼、曹仁哲、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刘光业、王德寿、屈贞筠、鲍思恭、刘景阳、王处贞二十三人,残害宗枝,毒陷良善,情状尤重,子孙不许与官。陈嘉言、鱼承晔、皇甫文备、傅游艺四人,情状稍轻,子孙不许近任。[14]
这些酷吏遭到了进一步追杀——他们的子孙后代,世代不得为官。
[1] 《资治通鉴》卷 203《唐纪十九》,第 6837—6838 页。
[2] 《资治通鉴》卷 203《唐纪十九》,第 6838 页。
[3] 《资治通鉴》卷 203《唐纪十九》,第 6818 页。
[4] 《资治通鉴》卷 203《唐纪十九》,第 6438—6439 页。
[5] 《资治通鉴》卷 204《唐纪二十》,第 6471 页。
[6] 《资治通鉴》卷 204《唐纪二十》,第 6464 页。
[7] 《旧唐书》卷 186《王弘义传》,第 4847 页。
[8] 《资治通鉴》卷 203《唐纪十九》,第 6440 页。
[9] 《资治通鉴》卷 204《唐纪二十》,第 6454 页。
[10] 《资治通鉴》卷 204《唐纪二十》,第 6459 页。
[11] 《资治通鉴》卷 205《唐纪二十一》,第 6483 页。
[12] 《资治通鉴》卷 205《唐纪二十一》,第 6485 页。
[13] 《旧唐书》卷 186《传》,第 4836 页。
[14] 《旧唐书》卷 8《玄宗本纪》,第 187—18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