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李氏将兴”还是“刘氏当王”

隋炀帝跟他的父亲一样，在晚年都面临着继承人的问题。当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齐王杨暕，但这对父子也矛盾重重。有一次在榆林打猎时，齐王暕打了很多麋鹿，而杨广没打到，就怪罪属官。属官说，他们都被齐王暕的手下抑制，没法靠前。杨广大怒，从此不让齐王参与政治事务，还派人监视他。江都兵变的时候，叛军攻到大殿，杨广还跟萧皇后说：“得非阿孩邪？”[1]意思是说，是不是齐王政变了。另外一边杨暕也被叛军抓住，以为是隋炀帝要杀自己，临死前还说：“诏使且缓，儿不负国家。”[2]

没有明确继承人和隋炀帝过于富有野心的内外政策，导致刚刚统一的国家迅速陷入内战之中。一般认为，内战的导火索是对高句丽旷日持久的战争。山东的王薄、左君行等首先起义于长白山，揭开了隋朝瓦解的序幕。最终的崩溃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隋末农民战争中争夺天下的群雄，像李密、李渊、杨玄感等都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唐朝建立之初，众多的文武大臣实际上也是杨隋的旧臣，如率先造反的杨玄感是隋朝宰相杨素的儿子，也是隋朝皇室的亲戚；李渊和杨广的母亲还是亲姐妹。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唐是对杨隋的延续和巩固，只不过皇室发生了变化。

隋朝的崩溃来得非常迅速，而隋炀帝却选择了偏居东南的江都作为自己最后的据点，将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抛弃在群雄逐鹿的汪洋大海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在隋炀帝退居江都后，群雄蜂起，其中的主要势力最后形成了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和李渊四大集团，隋朝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任何专制政权，都必须一手持剑、一手布道，劝服被统治者相信它们代表的是神圣的力量、历史的趋势、正义的方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古时代，天命说在塑造统治合法性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其构成挑战的，主要就是实力说——即“逐鹿”说。不过“逐鹿”说基本上是被统治阶级所排斥和打压的，被视为是乱臣贼子频出的根源。比如东汉时割据一方的隗嚣认为西汉的建立，是“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3]。刘秀当然非常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刘家做皇帝是上天选定的天子，不是凭阴谋或实力夺取来的。所以班彪写下了《王命论》，极力为刘氏的天命辩护而否认“逐鹿”说，认为刘邦建汉是早有征祥，是天命所在，不是力所能致。沈约撰《宋书》之所以立《符瑞志》，目的也是为了“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4]。隋朝李德林因为梁士彦及元谐等人频有逆意，抗衡隋朝，仿照班彪作《天命论》，极力攻击逐鹿之说。这跟《旧唐书》描述隋末群雄的态度是一样的，《旧唐书》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5]“逐鹿中原”这个说法在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中是歪理邪说。

逐鹿中原的群雄以智谋、强力夺取政权，但是在论述自己统治合法性时，却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天命学说，将自己说成是接受上天的天命来统治人民。隋末群雄中，不但李渊、李密如此，窦建德、萧铣也不例外。这是当时他们能利用的理论武器，但用现代理性去看，就会觉得古人非常荒诞。不过也许我们的后人将来也会认为我们非常荒诞，这是历史的常态。

在隋末群雄的竞逐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假天命而号令天下者，只有李、刘二氏。李渊以“李氏将兴”为号召，认为自己就是谶谣中的“桃李子”；而发端窦建德集团的刘黑闼等，则打着“刘氏当王”的大旗，与李家的谶言相对抗。其实，“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并非简单的谣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根基。唐朝之前，汉朝是唯一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统一王朝，谶纬之学从兴起就与今文经学结合在一起，宣扬刘氏才具有天命，比如《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6]光武帝刘秀制造“刘氏复起，李氏为辅”[7]、“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8]的谶语。王莽末年开始流传的“刘氏复起”的谶记，在东汉王朝覆灭之后再度出现，预言“汉祚复兴”、刘氏“系（继）统先基”。西晋至南北朝时代先后爆发的张昌、刘尼、刘伯根、王弥起义，以及刘芒荡、刘黎、刘灵助的起兵，甚至三国时期刘备建立蜀汉、匈奴贵族刘渊的反晋战争，都是在“汉祚复兴”这个谶记号召之下发动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卯金刀”就成了统治者敏感和警惕的符号。

从东汉末年起，由道教《太平经》衍生的“太平世”历史观深深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与社会，那时代社会上弥漫着“末世将至、大劫轮回之期已到”的观念。这与其说是政治家利用谶纬去迷惑民众，不如说是政治家顺从了当时普遍的“末世之劫、救世主下凡”的信仰。于是“刘氏”谶语就与道教的类弥赛亚信仰结合起来，宣扬“刘氏当复兴”。但是同时，“李弘”作为老君的化身出世拯救世人之说，越来越被大众所认知。“李弘”或者老君出世，是道教终末论和类弥赛亚信仰不断发展的产物，在中古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早在隋唐之前，以“李弘”“刘举”为号召的政治事件已经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而这些政治蓝图往往跟宗教信仰紧密相关，道教的李弘、佛教的弥勒都被用来作政治性的解释[9]。比如《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魔品》：“至甲午之年，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悉居山薮，不在中川。道法盛矣。‘木子’‘弓口’，当复起焉。”[10]预言李弘会在刘氏“继统先基”之后“复起”。“木子”“弓口”就是“李弘”，而李弘实际上就是道教塑造的理想君主，他将会来到世间，建立理想国度。从北魏到唐朝，起兵造反者多打着“李弘”或“刘举”的旗号。北魏寇谦之曾借老君之口，批评借助李弘、刘举起事的行为：“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11]史书中记载过很多“刘举”起兵，仅北魏时期就有好几次。

这些救世主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想，对北朝到隋唐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面临的第一场严重的谋叛事件即与此有关。他诛杀了颇有野心的大臣刘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刘昉“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12]。在诛杀刘昉的诏书中，隋文帝严厉驳斥所谓“刘氏应王”的谶言，强调天命在自己。

从隋朝瓦解之后的情形看，诸雄逐鹿中原，绝大多数以“李”“刘”为号召。天下不是姓“刘”，就是姓“李”，似乎已经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共识[13]。当时有童谣云：“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流），不决则为李（沥）。”[14]意思就是隋杨灭亡之后，要么是刘姓、要么是李姓当皇帝。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初，大臣李孝常和刘德裕就谋划推翻唐朝，建立新的刘姓王朝，刘德裕对这首童谣的解释是，“李在未决之前，刘居已决之后。明知李氏以后，天下当归我家。当为决之，顺天之命耳”[15]——池水在决堤流（刘）出之前，必有水沥（李）入地下，但是最后还是要决堤流（刘）出。在这一新的解释中，李唐王朝变成了过渡政权，将来会被刘氏取代。

唐朝建立之后，刘姓大臣仍屡屡被猜忌贬斥，比如唐初的重要将领刘师立被人揭发“姓在符谶欲反”[16]；另一位将领刘兰因为“刘将军当为天下主”[17]的预言被杀；贞观十九年（645），又有刘道安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等等。一直到唐高宗时代，高宗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李弘”。敦煌两件《洞渊神咒经》抄本P.3233 及P.2444，末均题：“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洞渊神咒经》预测李弘出世，真君降临，其文多有刘氏复兴、李弘继立的政治性预言，可能就是李弘的父母（高宗和武则天）强调自己的儿子李弘是应谶当王，合乎天意。武则天上台之后，“代武者刘”[18]的谶言引发其激烈反应。有的人说此“刘”当是流放的“流”，指流放在外地的流人，武则天就把很多流放的人都杀死了。当时刘思礼谋叛被杀也与此类谶言有关。睿宗时代，长安有刘诫之谋反事件的发生。玄宗的开元年间，大量的造反也都跟刘氏有关，比如开元十三年（725）的洛阳刘定高、开元二十三年（735）的洛阳刘普会、开元二十四年（736）的长安刘志诚，等等。玄宗对“卯金刀”非常敏感，以至于他将杨钊的名字改为“杨国忠”，“国忠本名钊，以图谶有‘卯金刀’，当位御史中丞时，帝为改今名”[19]。

从北朝到唐朝，“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背后深厚的宗教信仰一直在对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李渊建立唐朝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完成的，而李密宣扬的一套说辞跟李渊基本一样，他们都将自己视为拯救世人、建立新朝的救世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的建立也是宣扬建立理想国度的救世主思想的产物。新王朝建立政权，总要告诉老百姓一些道理，例如我是救世主，我能结束战乱，我能带领你们进入理想的国度，开启新的时代[20]。

李密（582—618），京兆长安人。父亲李宽为隋朝上柱国、蒲山公，骁勇善战，干略过人，号为名将。开皇中，李密袭父爵为蒲山公。大业初，以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李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与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刎颈之交。杨玄感也是非常有个性和野心的人。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再伐高句丽，征兵调粮，海内骚然，人心思乱。在黎阳督运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隋，以李密为谋主。李密献三计：上策是挥师入蓟，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计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计是就近进攻东都，陈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结果久攻东都不下，隋炀帝回师攻打杨玄感，杨玄感败死。李密在逃亡中被捕，在解送途中用计逃脱。

大业十二年（616），各地起义军都已有了很大的发展。韦城法曹翟让据有瓦岗寨，李密遂走投翟让——当然以他的智谋和知识背景，比翟让更有号召力。他为翟让画策，击败了隋朝大将张须陀。之后李密别立蒲山公营，又袭取兴洛仓，打开仓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21]。兴洛仓为东都粮食取给之所，李密势力由此大振。李密手下更是汇聚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甚至到了唐朝，仍在政治、军事领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徐世勣（即李勣）、魏徵、秦叔宝、程知节、郭孝恪，等等。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李密被海内豪杰共推为盟主。各方豪杰包括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李文相等纷纷归附，后来窦建德、朱粲等也遣使依附。甚至李渊也不得不“卑辞答李密之书”——如窦建德一样，恭推李密为盟主。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庚子，李密在巩县南设坛即位，称魏公，仿照北周时期无年号纪年之例，只称元年，并开始建立政权机构。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府，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李密移檄四方，声讨隋炀帝十大罪状，试图取而代之。当时李渊势力不够大，只是树立了傀儡政权，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而李密这时候已经膨胀了，要取代隋朝。李密也正因为张扬，成为隋军攻击的主要对象。隋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劲卒，增援东都，合军十余万，跟李密在东都坚城之下互击。在这种情况下，李密既不能攻克东都洛阳，又不能断然挥军入关中占领长安，时间一长就错失了战略机会，最终在群雄逐鹿的竞争中败下阵去，把江山送给了同出关陇军事贵族的李渊家族。

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李密诛杀翟让，虽然稳住了内部局势，但是大将徐世勣等人都开始心怀疑惧——所以后来李密战败后不敢投奔徐世勣，只好西行入关投降李渊。大业十四年（618），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引兵十余万西进，因李密占据巩、洛，便取东郡，攻黎阳，李密只好率军与宇文化及作战。本来宇文化及是隋朝的敌人，其率军西进，最担心的是洛阳的隋军，结果最后接战的是李密。从战略上说，李密、东都王世充和江都来的宇文化及是三方对立的形势，任意两方对决，第三方都会坐收渔翁之利。居于东都的隋朝越王侗授予李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等虚衔，使李密讨伐宇文化及。李密虽然战胜宇文化及，但是自身军力也遭受重创。大战刚结束，东都的王世充已经夺取实权，率军攻击李密的疲惫之师，结果李密大败。李密之前诛杀翟让引发的后遗症显现了出来：此时，守卫洛口仓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军入城；单雄信又坐视不救，投降王世充；而李密又不敢投奔镇守黎阳的徐世勣。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李密从最有希望争夺天下的地位迅速滑落，只好西行投奔李唐。然而他不肯屈居人下，试图再起，结果被杀，年仅三十七岁。《旧唐书》评论时说李密“心断机谋，身临敌阵，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给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趋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22]。唐朝人对李密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否认他的才能，认为如果他能够放弃猜忌，跑到黎阳以徐世勣为将、以魏徵为谋主，那么成败之势或未可知——不过魏徵对他的评价必然有个人色彩，因为魏徵本身是李密的臣下，最终将李密的失败归结为没有天命。

窦建德（573—621）占据河北，大业十三年（617）建都乐寿，称长乐王。618 年，改元五凤，并且改国号为夏。在李密击败宇文化及之后，宇文化及北上，在今天河北大名附近称帝。窦建德打着为隋朝报仇的旗号进攻宇文化及，最后将其擒杀。窦建德其时人才济济，手下的文臣武将比如张玄素、裴矩、崔君肃、虞世南、欧阳询等在后来的唐朝仍然是重要的学者和大臣。消灭宇文化及之后，隋炀帝的萧皇后也落在窦建德手中，后被和亲突厥的隋义成公主接到了突厥。

在窦建德于河北扩张势力的同时，河南的王世充击败李密，最后篡夺了隋朝的皇权，建立郑国。在关内，李渊已经称帝，建立唐朝，并且击败了薛举、李轨等势力，开始锐意经营关东。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扫荡河南诸郡县，将洛阳团团围住。窦建德先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不理睬王世充的求援，后来在谋士的建议下，亲率十余万大军救援王世充。李世民率军与其在虎牢关大战，由于李世民的突然袭击，窦建德被唐军所俘，王世充见援军无望也弃城投降。不过，窦建德的失败太过突然，且其在河北多有德政——在河北大名县有“窦王庙”，父老群祭，历久不衰，直到唐中后期仍然存在——河北地区也并未完全臣服李唐。之后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再次造反，前后经过李世民和李建成两次讨伐才最终平定。作为与李唐争夺天下最大的竞争对手，李密、窦建德和王世充的败亡，最终为李唐统一天下、确立其三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隋末群雄争霸，最终李渊胜出。这场斗争也影响到了唐朝前期的政治权力结构。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太子李建成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汇聚了大量的人才，可以说形成了脆弱又平衡的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从 618 年一直延续到 626 年玄武门政变，等李世民完成政权的再次整合与中央政府的统一巩固，才开启了崭新的时代。

[1] 《隋书》卷 59《齐王暕传》，第 1622 页。

[2] 《隋书》卷 59《齐王暕传》，第 1622 页。

[3] 《汉书》卷 100《叙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4207 页。

[4] 《宋书》卷 11《律历上（志序）》，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227 页。

[5] 《旧唐书》卷 1《高祖本纪》，第 18 页。

[6] 《后汉书》卷 1《光武帝纪上》李贤等注引《春秋演孔图》，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3 页。“卯金刀，名为刘。中国东南出荆州，赤帝后，次代周。”《后汉书》卷 40《班固传》李贤等注引《春秋演孔图》，第 1378 页。

[7] 《后汉书》卷 1《光武帝纪上》，第 2 页。

[8] 《后汉书》卷 1《光武帝纪上》，第 22 页。

[9] 周绍良：《隋唐以前之弥勒信仰》，收入汤一介主编：《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北京国际宗教会议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05—125 页。

[10] 叶贵良：《敦煌本〈太上洞渊神咒经〉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

[11] 《老君音诵诫经》，《正统道藏》第 30 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 年，第 24224 页。

[12] 《隋书》卷 38《刘昉传》，第 1286 页。

[13] 毛汉光：《李渊崛起之分析——兼论隋末“李氏当王”与三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9 本 4 分，1988 年，第 1037—1061 页。

[14]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 922《总录部·妖妄》，北京：中华书局影宋本，1988 年，第 3659 页。

[15] 《册府元龟》卷 922《总录部·妖妄》，北京：中华书局影宋本，1988 年，第 3659 页。

[16] 《新唐书》卷 88《刘师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3742 页。

[17] 《新唐书》卷 94《刘兰传》，第 3836 页。

[18] 《资治通鉴》卷 205《唐纪二十一》，长寿二年（693）二月乙亥条《考异》引潘远《纪闻》，第 6491 页。

[19] 《新唐书》卷 206《杨国忠传》，第 5852 页。

[20] 孙英刚：《南北朝隋唐时代的金刀之谶与弥勒信仰》，《史林》2011 年第 3 期。

[21] 《旧唐书》卷 53《李密传》，第 2211 页。

[22] 《旧唐书》卷 53《李密传》，第 222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