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钱理群

乡风与市声，似乎是古已有之的；在我们所说的20世纪散文里，却别有一种意义：它与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状态，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息息相关。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出现，人们听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的“市声”。在广大农村，尽管传统“乡风”依在，但小火轮、柴油轮毕竟驶进了平静的小河，“泼剌剌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玷污了绿色的田野，无情地冲击、改变着旧的“乡景”与“乡风”（茅盾《乡村杂景》）。理论家们、历史家们在“乡风”与“市声”的不和谐中看到了两种文明的对抗，并且慨然宣布：这是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旧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中国之间的历史大决战，它们的消长起伏，将决定中国的命运，等等。

但中国的作家，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呢？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做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这种情感倾向在我们所讨论的描绘乡风市声的现代散文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大概是因为现代散文最基本的特质乃是一种“个人文体”，最注重个性的表现，并“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文章”（周作人《杂拌儿·题记》）的缘故吧。而本能的，主观的，情感、美学的选择，是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某些精神特质的；我们正可以从这里切入，对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散文做一番考察。

请注意下面这段自白——

“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都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念，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

说这话的正是中国都市文明第一部史诗《子夜》的作者茅盾。这似乎出人意料的表白，使我们想起了一个文学史的重要现象。许多现代中国作家都自称“乡下人”。沈从文自不消说，芦焚在他的散文集《黄花苔·序》里，开口便说：“我是从乡下来的人。”李广田在散文集《画廊集·题记》里也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并且说：“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李广田还提出了“乡下人的气分”的概念，以为这是他自己的以及他所喜欢的作品的“神韵”所在。大概用不着再多引证，就可以说明，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的农村社会及农民的那种渗入血液、骨髓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生活方式、心理素质、审美情趣不同程度的“乡土化”，无以摆脱的“恋土”情结，等等。这种作家气质上的“乡土化”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并且是现代文学发展道路的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是我们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所不可忽视的。

当然，无论说“乡土化”，还是“恋土”情结，都不免有些笼统，它实际包含了相当丰富、复杂的内涵，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多层次的再分析的。

说到“乡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北平）的风貌；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恋土”情结的，莫过于对北京的怀念。在人们心目中，北京与其说是现代化都市，不如说是农村的延长，在那里，积淀着农业文明的全部传统。土生土长于斯的老舍这样谈到“北京”——

“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地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

老舍在北京捕捉到的，是“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的温暖、安稳、舒适的“家”的感觉；所觅得的，是大“自然”中空间的“自由”与时间的“空闲”。“家”与“自然”恰恰是农业传统文明的出发与归宿。这正是老舍这样的中国作家所迷恋、追怀的。老舍把他对北京的爱比作对母亲的爱，是内含着一种“寻找归宿”的欲求的。

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郁达夫，他在同为古城的扬州，苦苦追寻而终不可得的，也是那一点田园的诗意，他一再地吟诵“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句，觉得这里“荒凉得连感慨都教人抒发不出”，是充满着感伤情调的。具有艺术家敏感的丰子恺从二十年来“西湖船”的四次变迁里，也发现了传统的、恰如其分的、和谐的“美”的丧失，与此同时，他又感到了“营业竞争的压迫”与他称之为“世纪末的痼疾”——与传统诗意格格不入的“颓废精神”的浸入，他以为这是“时代的错误”，因而感觉着“不调和的可悲”。正是由这不可排解的“失落感”，形成了现代散文的“寻找”模式——寻找失去了的过去，寻找一去不返的童年，寻找不复重复的旧梦……既是题材，又是结构，更是一种心态、调子。

可以想见，这些已经“乡土化”了的、怀着不解的“恋土”情结的中国作家，一旦被生活抛入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会有怎样的心境、感觉，他们将做出怎样的反应。于是，我们在描写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的一组散文里，意外地发现了（听见了）相当严峻的调子。尽管角度不一：有的写大城市的贫民窟，表现对帝国主义入侵者盘剥者的憎恨（王统照）；有的写交易所“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却又“成为较多数人的不可测的‘命运’”（茅盾）；有的写夜上海赌场的“瞬息悲欢、倏忽成败”的人生冒险，以及“冒险中的孤独”（柯灵）……但否定性的倾向惊人的一致。只有周作人的“否定”别具一种眼光：他不仅批判上海“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更发现“上海气的基调即是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恶化’”（《上海气》）；他是希望实现中国文化的真正现代化的。柯灵的《夜行》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似乎发现了别一个宁静的夜上海；据说“烦嚣的空气使心情浮躁，繁复的人事使灵魂粗糙，丑恶的现实磨损了人的本性，只是到了这个时刻，才像暴风雨后经过澄滤的湖水，云影天光，透着宁静如镜的清澈”。但当他到街头小店去寻找“悠然自得的神情”，“恍惚回到了辽远的古代”的感觉时，他就于无意中透露了他向往的依然是一个“城市里的乡村”世界，他醉心的仍旧是传统的“静”的文明。真正能够感受与领悟现代工业文明的“美”的，好像唯有张爱玲。尽管茅盾也曾宣布“都市美和机械美我都赞美”，但这大多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张爱玲却是用自己的心去贴近、应和现代大都市脉搏的跳动的。只有张爱玲才会如此深情地宣称：“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这里传达的显然是异于“乡下人”的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状态与习惯，但再往深处开掘，我们又听到了如下心理剖析——

“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公寓生活记趣》）

原来张爱玲所要捕捉的，也是“家”的温暖、亲切与安详，她在文化心理上的追求，与老舍竟如此地相通。但“家”的意象在她的情绪记忆里，唤起的是“孩子”的“吵闹”的动态，以及“由疲乏而生的驯服”的安静，而不复是老舍的“母亲”的爱抚与召唤，其间的差异也是颇值得玩味的。

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化现象：中国作家可以比较迅速、也相对容易地接受外来的文化观念、方法，并因此而唤起对传统文化观念、方法的批判热情，但一旦进入不那么明确，有些含糊，似乎是说不清的，却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这些领域，他们就似乎很难抵御传统的诱惑。对这类现象，简单地作“复古”“怀旧”等否定性价值判断，固然十分痛快，但似乎并不解决问题。这里不仅涉及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民族性，而且也与如何认识人的一些本能的欲求有关联。鲁迅就说过，“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这就是说，“人”在生命的流动中，本能地就存在“向前”与“反顾”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心理、情感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怀旧”心理、情绪是出于人的本性的。鲁迅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小引里，谈到“思乡的蛊惑”时，曾做了这样的心理分析——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明知是“哄骗”，却仍要“时时反顾”，这执拗的眷恋，是相当感人而又意味深长的。读者如从这一角度去欣赏收入本集的一些“思乡”之作，例如叶圣陶的《藕与莼菜》，周作人的《石板路》，大概是可以品出别一番滋味的。

事实上，对于有些中国现代作家，所谓“恋土”情结，实质上是对他们理想中的健全的人性与生命形态的一种向往与追求。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沈从文。他在《湘行散记》里谈到他所钟爱的“乡下人”时，这样写道：“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地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唯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沈从文醉心的，显然是人性的原生状态，与“自然”相融合的，和谐而又充满活泼的生命力的生命形态。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原始人性与生命形态正是“存在”（积淀）于普通的“乡下人”身上，中国的“乡土”之中。于是，我们在收入本集的《鸭窠围的夜》里，读到了如下一段文字——

“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

“……这些人房子窗口既一面临河，可以凭了窗口呼喊河下船中人，当船上人过了瘾，胡闹已够，下船时，或者尚有些事情嘱托，或有其他原因，一个晃着火炬停顿在大石间，一个便凭立在窗口，‘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带三斤，冰糖或片糖带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顺顺大爷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莫错账！’‘是的，放心呵，你说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这样那样地说着，我一一都可听到，而且一面还可以听着在黑暗中某一处咩咩的羊鸣。”

在小羊“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与乡民平常琐碎的对话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这河面杂声却唤起了一种宁静感——这是动中之静，变中之不变，凝聚着和历史、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永恒。作家以忧郁、柔和的心态去观照这一切，就感到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沈从文说，这里“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另一位经历、风格与沈从文很不同的诗人冯至，也从“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里，感受到了“无限的永恒的美”。他大声疾呼：“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在人事里，我们尽可以怀念过去；在自然里，我们却愿意它万古长新。”（《山水·后记》）于是，在冯至笔下出现了《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这里的森林“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这里的山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的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这里也曾有过山村，“它像是一个民族在这世界里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人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诗人果真从这里的鼠曲草、菌子、加利树，以至幻想中“在庄严的松林里散步”时“不期然地”在“对面出现”的鹿，得到了生命的“滋养”，于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联”。这里也是从“生命”的层次超越时空与一切人为的界限，达到了人与自然，今人与古人的融合。对于“乡风、山景”的这类“发现”，确实是“意味不尽”的。

当然，在20世纪中国散文中，更多的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现”。读者是不难从收入本集的茅盾“战时城镇风光”速写《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以及贾平凹新时期乡风长卷《白浪街》《秦腔》里，看到中国乡村的变革，社会历史的变迁的。与前述沈从文、冯至的文字相比，自是有另一番风致与韵味。至于收入本集的许多散文，所展示的北京、上海、青岛、南京、扬州、杭州、广州、福州、重庆、成都等大中城市的不同个性，南、北农村的特异风光，在独立的美学价值之外，还具有特殊的民俗学价值，这也是自不待言的。由此而展现的散文艺术多元化发展的前景，也许更加令人鼓舞——尽管读者对收入本集的散文，即使在风格多样化方面，仍然会感到某种遗憾。

1989年5月23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