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爱尔兰人

英国公众通常怀着一种自豪，宣称他们理解不了萧伯纳。这一现象存在许多原因，都是本类书应当充分考虑的，但第一个原因也是最明显的原因，仅仅是乔治·伯纳德·萧1856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英国人理解不了萧伯纳的原因至少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从不费心去理解爱尔兰人。他们有时会对爱尔兰人慷慨大方，但他们慷慨的对象从不只有爱尔兰人。他们会对爱尔兰人说话，他们会为爱尔兰人发声，但他们不会听爱尔兰人在说什么。毫无疑问，大多数英国人对爱尔兰人怀有一种真正的亲切之情，但不幸浪费在了一类根本不存在的爱尔兰人身上。英国滑稽剧里的爱尔兰人，口音土里土气，性格大大咧咧，热心但不负责任，是本应获得无限赞美和同情的形象，如果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获得这些。不幸的是，每当我们试图在小说中创造一个滑稽的爱尔兰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悲剧的爱尔兰人。如此恼人的南辕北辙，可能连三幕闹剧中都从未出现过。我们越是把爱尔兰人看成热心而弱势的忠诚之人，他们就越是以一种冷酷的愤怒看待我们。压迫者越是以一种亲切的怜悯去俯视，受压迫者就越是以一种不太亲切的轻蔑去睥睨。但事实上，不用说，这种滑稽的南辕北辙是可以用在戏剧中的，它们也确实被用于一部戏剧中——也许是萧伯纳最真实的戏剧——《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

设想一个没有读过萧伯纳戏剧的人会读一本关于他的书，这似乎有点荒诞。但要这么说的话，（我清楚地感觉到）写一本关于萧伯纳的书更是彻底的荒诞。一个人一生的全部目标就是解释自己，试图去解释这样一个人，真是愚蠢得无可辩驳。但即使是废话，也需要逻辑和连贯性，因此让我们继续这个假设：当我说萧伯纳的血统和出身都能在《英国佬的另一个岛》中找到时，某位读者可能会回答说，他不知道这部戏剧。再说，让读者正确认识英国和爱尔兰，甚至比让他正确认识萧伯纳更重要。如果读者提醒我这是一本关于萧伯纳的书，那我只能向他保证，我会在恰当的时间，合理地记住这一事实。

萧伯纳自己曾经说过：“我是个典型的爱尔兰人，我的家族来自约克郡[2]。”除了典型的爱尔兰人，几乎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了。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是悖论，刻意的悖论。悖论只是一种人们愚蠢地无法理解的自相矛盾。它是对某件事的迅速概括，而这件事又是如此的真实和复杂，以至于具有敏锐智慧的说话者本人能理解它，却不能耐心解释它。神秘教条多半是这类。教条常常被认为是人类思维迟钝或耐力强的标志，事实上，它们是思维敏捷和清醒急躁的标志。一个人会神秘莫测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是因为他没法浪费时间来条分缕析地表达。教条并不黑暗也不神秘，它更像一道闪电——把全貌撕开的瞬间的明亮。爱尔兰悖论具有与教条相同的性质，它们都是那种太过真实以至于无法不矛盾的概括。爱尔兰人使用悖论的原因和他们接受教宗训诫的原因是一样的：言语宁可像圣人一样大智若愚，不可像老学究一样大愚若智。

这是关于神秘教条和爱尔兰悖论的真相，也是关于萧伯纳的各种悖论的真相。它们都是被不耐烦地缩短为隽语的论点。它们每一个都代表着一条真理，这真理被一种近乎轻蔑的暴力加以锤炼和硬化，直到它被压缩到一个小空间里，直到它变得简短而难以理解。那句关于爱尔兰和约克郡的简短表述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萧伯纳真的打算把他这句玩笑话中各个合乎情理的层次逐一列明，那句话就会是这样的：“我是个爱尔兰人，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事实，从我身上的许多东西中都可以找到这一事实的证据：我的一丝不苟、我的极端苛求，以及我对纯粹快乐的不信任。但这个事实必须用来自我身上的东西验证。不要自作聪明地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家族在爱尔兰生活了多少个365天。不要拿我是不是凯尔特人来做文章，这个词人类学家没弄明白，对其他人也毫无意义。不要发起关于‘萧’这个词是德语还是斯堪的纳维亚语或者伊比利亚语、巴斯克语的无聊讨论。你知道你是个人，我知道我是个爱尔兰人。我知道我属于某一类人，具有某一种社会属性。我知道各种血统的各种人都生活在那个社会，并且靠那个社会生活，他们因此是爱尔兰人。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人类学书籍滚去地狱或者牛津了。”如果萧伯纳认为这值得他花时间的话，他会这样温和、精巧、详尽地解释他的意思。但他没有，他只是抛出了这个符号一般但非常完整的句子：“我是个典型的爱尔兰人，我的家族来自约克郡。”

那么，这个以具有种种怪异之处的萧伯纳为其典型人物的爱尔兰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至少可以做出一个概括：爱尔兰具备一种特质，使它（在基督教禁欲主义最盛的时代）被称为“圣人之地”，这可能也是它被称为“处女之地”的原因。一位爱尔兰天主教牧师曾经对我说过：“我们的人民对情欲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甚至比基督教还古老。”凡是读过萧伯纳关于爱尔兰的戏剧的人，都会记得爱尔兰女孩对于在公共街道上被亲吻的恐惧。但任何了解萧伯纳作品的人，都会在萧伯纳自己身上看出这种恐惧。偶然存在着一幅萧伯纳年少时没有胡须的画像，其线条的严肃性和纯洁性，确实会让人联想到禁欲主义早期耶稣基督的一些没有胡须的画像。或许他会爆粗口，或者试图破坏神龛，但无论如何，他身上总有某种东西在暗示着，如果是在一个更美好、更坚实的文明中，他本来会是一位圣人，他本来会是一个严格的禁欲主义圣人，也许是严厉、消极的类型。他身上有一种奇怪的圣人气质：他确实是超凡脱俗的。世俗对他没有对一般人的魔力，他既不被地位所迷惑，也不被欢乐所吸引。他无法理解势利小人在智力上的放弃。他或许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他身上所有的美德都是英雄的美德。萧伯纳就像米洛斯的维纳斯，他的一切都令人钦佩。

但无论如何，他身上这种奇特的爱尔兰人的天真是他固有的。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我认为他有关性革命的主张跟他的天真有很大关系。这样的人在理论方面是相对大胆的，因为他的思想相对干净。欲望强烈而意志坚强的男人会花费力气为自己锻造苦修的锁链，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锁链需要打造得多牢固。但世间还有其他灵魂，他们就像在林间行走的狩猎女神狄安娜[3]一样，看似狂野实则贞洁。我承认，我认为这种爱尔兰式的纯洁使得一个评论家在谈论婚姻法的根源和现实时有些力不能及，就像萧伯纳那样。他忘记了，驱动天地万物各行其道的那些不可撼动的基本原理，具有一种超越其本身的原动力，而这种原动力并不总能轻易恢复。所以最道德的人们可能会设立法律来监视自己，正如最明智的梦中人可能想要闹钟把自己唤醒。不管怎么说，萧伯纳无疑具备与爱尔兰的这种原始品质相匹配的所有美德和力量。其中之一是一种可怕的优雅，这是一种危险的、有点不人道的品位，它有时似乎会自己避开事情，就像避开泥浆那样。萧伯纳说过许多真诚的话，其中，他说自己是素食主义者不是因为吃肉不道德，而是因为肉不好吃，这句话是真诚的。要说萧伯纳是素食主义者是因为他来自一个素食者种族，他祖上是被迫接受成天吃土豆这种简单生活的农民家庭，这简直是异想天开。不过，我敢肯定，他在这类事情上的极端严谨，与他身上的爱尔兰式天真是同素异形体[4]。这种极端严谨与马修神父[5]的美德相比，就像煤炭在钻石面前那样不值一提。当然，这种极端严谨的品质具备所有特殊和失衡品质的共性，那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它会在哪里停下，不知道具备该品质的那个人在哪些事情上又不再极端严谨了。萧伯纳曾说享用死尸或是把一个曾经的活物砍成块很恶心，我能明白他的大概意思。但我永远也不知道，对于砍倒一棵梨树，或是把可怜的连呻吟都不会的曼德拉草从土里连根拔起时，他会不会同样感到恶心。这种奔放恣意的对优雅的追求，没有自然类别限制，当适用于万事万物。

但我认为，在古老爱尔兰的众多道德遗产中，这种不可思议的纯洁是次要的。还有一项更重要的遗产，众圣徒称其为对贞洁的奖赏，那就是一种水晶般异常清晰的思维。这当然是萧伯纳所具备的，而且达到了一定程度：在某些特定时刻，他的思维堪称犀利，而非“清晰”所能形容。但所有最典型的爱尔兰人物都是如此，爱尔兰人的思想态度本就如此。这很可能就是爱尔兰人在众多需要极度务实精神——尤其是对结果——的领域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比如士兵和律师。这些领域为犯罪提供了充足的机会，但几乎没有让人产生错觉的空间。如果你创作了一部糟糕的歌剧，你可以说服自己那是一部好的歌剧；如果你雕刻了一尊蹩脚的雕像，你可以认为你比米开朗琪罗更优秀。但如果你输了一场战争，你就没法相信自己赢了；如果你的客户被执行了绞刑，你就没法假装你帮他脱罪了。

每一种大众偏见，包括对外国人的偏见，肯定都是有一定道理的。英国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固有印象，认为爱尔兰人温和可亲、不讲道理、多愁善感。这一温柔而不负责任的传说有两个根源，爱尔兰人身上有两个元素使得这个错误印象成为可能。第一，爱尔兰人的逻辑使其认为战争或革命不合逻辑，是理性手段无用之后所采取的最终手段。因此，当与强大的敌人对抗时，他们不再纠结于他们的指控是否准确、他们的态度是否庄严，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不再担心炮弹是否匀称、作战计划是否如画一般形象。他们只是不顾一切地进攻。看起来爱尔兰人只是在爱尔兰闹事[6]，而实际上他们是把战争带进了非洲[7]——或者说英国。曾有一个都柏林商贩，用不再通行的爱尔兰凯尔特语把他的名字和业务印在他的手推车上。他知道几乎没有人能看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惹人厌烦。从他的立场来看，我认为他做得对。当一个人受到压迫时，为了伤害压迫者而伤害自己，这是骑士精神的一种表现。但英国（自中世纪以来就从未有过真正的革命）人很难理解受压迫者这种对于当一个讨厌鬼的持续激情，而将其误解为异想天开的冲动和愚蠢。当一个爱尔兰议员为了阻挠下议院[8]的事务而就他这流血的国家侃侃而谈五六个钟头时，单纯的英国议员会认为他是个感情用事的人。但事实是，这位爱尔兰议员是一个轻蔑的现实主义者，只有他不受下议院感伤主义的影响。他既不够浪漫，也不够势利，不会被那些温和的社会及历史潮流冲垮，这些潮流倒是会轻松将激进自由派和工党成员裹挟而去。他不断要求一件事情，是因为他想要；他试图伤害他的敌人，是因为他们是他的敌人。这是使得强硬的爱尔兰人显得软弱的第一件怪事。在我们看来，他既野蛮又不讲道理，但这是因为他实在太讲道理了，以至于他在抗争的时候除了凶狠别无他法。

在此基础上，不难看出萧伯纳身上的爱尔兰气质。虽然他本人是善良的，但他写作的本意通常是为了伤害别人；不是因为他恨某些特定的人（他还没有那么热情和兽性），而是因为他真的恨某些特定的观念，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他会挑衅，他不会任由人家自己待着，人们甚至会说他是个恶霸。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总是希望对方能够反击。至少他总是在挑战，就像一个真正的绿色岛民[9]。这种民族特性的一个更强有力的例子，可以在另一位杰出的爱尔兰人身上找到，那就是奥斯卡·王尔德[10]。他的哲学（是邪恶的）是一种安逸、忍受和恣意幻想的哲学；但是，作为爱尔兰人，他情不自禁将它写进了好斗而具有煽动性的隽语中。他用强硬的方式来宣扬他的温柔，他有意用让人痛苦的话语来赞美快乐。这种全副武装的傲慢无礼，是他身上最高贵的特质，也是爱尔兰人的特质。他向所有来人发起挑战。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民间传说是有道理的，即使它是错误的，英国人以谚语的方式理解并保留了爱尔兰人的这一基本特质。爱尔兰人确实说过“谁要来踩我外套的尾巴？”

不过，还有第二个原因造成了英国人认为爱尔兰人软弱而情绪化的谬误。这又一次源于这个事实：爱尔兰人头脑清楚，逻辑清晰。为了符合逻辑，他们严格区分诗歌和散文，所以他们的散文极其平淡无奇，他们的诗歌又充满纯粹的诗意。在这一点上，就像在其他一两件事情上，他们很像法国人。法国人把花园打理得很漂亮，因为它们是花园，但他们的田地很丑陋，因为它们只是田地。爱尔兰人也许喜欢浪漫，但他们会说——用萧伯纳常说的话说——“只是浪漫”。英国人在小说中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的小说半欺骗了他们。举个例子，如果鲁迪亚德·吉卜林[11]的短篇小说是在法国写的，公众就会称赞它们是好看、机智的艺术小作品，相当冷酷，非常神经质和女性化。吉卜林的短篇小说会像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一样受到赞赏。但在英国，他的短篇小说将不会受到赞赏，而是会被相信。这个民族会备受震惊，会严肃地将它们视作对帝国和宇宙的真实写照。英国人会匆匆放弃英国，转而支持吉卜林先生和他幻想的殖民地；他们会匆匆放弃基督教，转而支持经吉卜林先生病态解释的犹太教。而在爱尔兰，一本书产生这样道德上的鸣响，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爱尔兰人能够区分生活和文学。萧伯纳本人对这一点做了总结，他用一个紧凑的句子总结了许多事情，这句话是他在与本书作者交流时说的：“爱尔兰人有两只眼睛。”他的意思是，爱尔兰人用一只眼睛看到梦是鼓舞人心的，是迷人的或者是令人赞叹的，而用另一只眼睛看到梦终究只是梦。至于英国人，其幽默和感性使得他们总是半睁着另一只眼。另有两个小例子会证明英国人的问题。例如，我们来看看从一个更高尚的政治时代幸存下来的高尚的残留物——我指的是爱尔兰人的演说术。英国人认为爱尔兰政客是如此的急躁而富有诗意，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倾泻出一股洪流般的激烈言辞。但真相是爱尔兰人头脑清晰，善于批评，他们仍然像古人一样，把修辞视作一种独特艺术。因此，对于爱尔兰人而言，做演讲就像拉小提琴，倒也不是说他们一定不带感情，但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技巧。这件事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人们常说的爱尔兰魅力。爱尔兰人很讨人喜欢，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情绪化，而是因为他们高度文明。对他们而言，奉承是一种仪式，跟亲吻巧言石[12]一样的仪式。

最后，一个关于爱尔兰的普遍真相很可能一开始就影响了萧伯纳，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影响了他一辈子，即爱尔兰是一个政治冲突至少真实存在的国家。爱尔兰的政治冲突是有意义的，它们关于爱国主义，关于宗教，或者关于金钱——这三大现实。换句话说，这些冲突有关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家，或者住在什么样的世界，或者他如何生存于其中。相比属于同一统治阶级的两个富有表亲中，哪一个应该被允许提出同一教区议会法案，爱尔兰人的冲突不是这种类型。爱尔兰没有政党体系。英国的政党体系则是一个巨大而高效的机器，其存在的目的就是防止政治冲突，它的基本原则跟三条腿竞赛一样，即团结并不总是力量，工会从不活跃[13]。在政党体系下，没人能要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但在爱尔兰，保皇派随时准备推翻国王，就像芬尼亚兄弟会[14]随时准备推翻格莱斯顿先生[15]一样；除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愿意抛弃其他任何东西。因此，即使爱尔兰政治中存在愚蠢和狡诈，比起汲汲营营的国会议员的笨拙伪善，由外而内都更加真实和可敬。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16]的谎言都比威斯敏斯特的自明之理更加真实，因为他们连谎言都是有目标的，涉及事物的某个状态。这就好比，从现实意义上讲，皮戈特[17]的信比《纽约时报》上关于这些信的头条新闻更诚实。当帕内尔[18]在皇家委员会面前平静地说，他说某些话是“为了误导议院”时，他证明了自己是他那个时代少数几个诚实的人之一。一个普通的英国政治家是不会认罪的，因为他已经对犯罪习以为常了。政党体系本身就有个习惯，即陈述事实以外的东西。议院的领袖同时也意味着对议院的误导[19]。

萧伯纳生来就在这一切之外，他满脸都写着解脱。不管他在少年时代听到的是暴力的民族主义还是充满恶意的联邦主义，那至少是希望大家普遍遵循某种原则，而不是由什么小集团掌权。

对他进行吉尔伯特[20]式的总结并不准确，他生来既不支持自由党，也不支持保守党[21]。他不像我们大多数人，经历了一个优秀党徒的阶段，然后才艰难地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他看待我们的大选，就像一个印第安人看待牛津和剑桥的划船比赛一样，他对所有无关的多愁善感视而不见，甚至对一些合理情感也是如此。萧伯纳进入英国，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入侵者、作为一个征服者。总之，他是作为一个爱尔兰人进入了英国。

注释

[1]直译为《约翰·布尔的另一个岛》，“约翰”是英国人的常用名，“布尔”在英语里就是“牛”的意思。1712年，英国作家约翰·阿布斯诺特写出短篇小说《法律就是一个无底洞》。书中的主人公约翰·布尔是一个头戴高帽、足蹬长靴、手持雨伞的矮胖绅士。不过那时的“约翰·布尔”代表的是一个为自由而战的英雄形象。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约翰·布尔被描述成一个为人愚笨而且粗暴冷酷、桀骜不驯的典型英国老牌绅士形象。

[2]约克郡位于英格兰东北部，而非爱尔兰。萧伯纳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不稳定的中产阶级新教家庭。爱尔兰的新教徒是从英国作为殖民者迁移至爱尔兰的。在19世纪的爱尔兰，新教占统治地位。

[3]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罗马名字是狄安娜（Diana），是阿波罗的孪生姐妹，掌管月亮。她也是狩猎女神。

[4]同素异形体（allotropic）是指由同样的单一化学元素组成，因排列方式不同，而具有不同性质的单质。

[5]西奥博尔德·马修（Theobald Mathew）神父是19世纪爱尔兰禁酒圣徒，其领导的禁酒运动席卷爱尔兰，获得巨大成功。

[6]英格兰人的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爱尔兰人的祖先是凯尔特人。历史上，凯尔特人比盎格鲁—撒克逊人先到英格兰，被罗马人打败后退守到爱尔兰。罗马衰落之后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英格兰，并扩张到爱尔兰实行统治，二者之间有剧烈冲突。再加上因宗教信仰等原因，爱尔兰时时爆发各种独立运动。直到1921年《英爱条约》宣布爱尔兰为英国自由邦。1949年4月，爱尔兰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为共和国，这时才和英国划清了界限。

[7]此处作者可能是指历史上爱尔兰不断反抗英国的统治，在关键时刻激励了南非的布尔人，某种意义上对两次布尔战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8]英国国会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是君主、上议院，以及下议院，当中又以下议院最具影响力。下议院是一个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

[9]爱尔兰被称为“翡翠岛”，绿色是爱尔兰的名片。爱尔兰国庆节——圣帕特里克节庆典时，爱尔兰人从服饰到妆容，甚至帽子，都是绿色的。

[10]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9世纪出生在爱尔兰，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之一，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

[11]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英国小说家、诗人，出生于印度孟买，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此奖的作家。

[12]巧言石，爱尔兰西南部布拉尼城堡（Blarney Castle）中的一块石头，传说亲吻此石后即可变得能说会道。

[13]原文“union is not always strength and is never activity”戏用了“union is always strength”（团结就是力量）、“union activity”（工会活动）。

[14]即爱尔兰共和兄弟会，19世纪成立于美国的争取爱尔兰独立的革命组织。

[15]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在1868年大选期间，为了争取选票，格莱斯顿曾为爱尔兰的芬尼亚兄弟会起义进行辩护，批评保守党镇压爱尔兰人的政策，并向选民保证要解决爱尔兰问题，但实际上他对爱尔兰采取时而镇压时而安抚的政策。

[16]贝尔法斯特，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最大的海港，自1920年起成为北爱尔兰的首府。

[17]爱德华·皮戈特（Edward Pigott），英国业余天文学家。在1785年，皮戈特通知皇家学会他发现了一颗新的变星，天鹰座η。而他在一年前就已经确认了。他在同一天致函给英国主要的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和内维尔·马斯基林。

[18]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是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1875年当选议员。在议会里采取捣乱的策略作为对英国统治阶级施加压力的手段。1877年当选大不列颠自治同盟主席，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领袖。1880年当选为爱尔兰自治党领袖。

[19]此处有文字游戏，“领袖”英文为leader，“误导”英文为mislead。

[20]杰弗雷·吉尔伯特（Geoffrey Gilbert），18世纪英国证据法学家、财税法庭首席法官。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的信徒，也是洛克《人类理解论》的编者之一。著有《证据法》等。

[21]在保守党和工党之前，英国政坛影响力最大的两个政党是托利党和辉格党。1833年托利党改称保守党，1839年辉格党改称自由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