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

李 皖

毋须特别留意就可以发现，我们处在一个被情歌包围的年代。空中飞来飞去的电波充斥着流行歌曲的旋律，它的主题十之八九是关于爱情，并且是带着蓝调子的爱情。“爱情是蓝色的。”这个说法从美国飘到中国，从七十年代飘到九十年代，结果依然成立。如果对中国流行歌坛略加观察，我们会发现在近十年的流行中，有一些自始至终受欢迎、出片特别频繁（一年两三张）的人却几乎从未改换过形象，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王杰的“心痛”和姜育恒的“感伤”。这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江念庭在一首歌中唱道：“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

真的，我们不禁要问：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

T.S.艾略特曾用一首诗揶揄商业文化下城市人的千篇一律。他说：“《波士顿晚报》的读者们，像一片成熟了的玉米地在风中摇晃。”对于商业性爱情歌曲，我们大可以也用这种揶揄将之轻轻一笔带过，但这同时却可能带去一些“有意味”的东西。

我曾经说过，流行音乐是社会的晴雨表。满世界泛滥的爱情歌曲，同样在无意中泄露了这个时代的秘密。

从1987年出道至今[1]，王杰大概出了十四张专辑。十四张专辑几乎张张只唱爱情，而且是只唱失恋的爱情。对这个痛不欲生、哭哭啼啼、痴情得一塌糊涂的男人，每出一张这样的“新”作，同样众多的人却照样去捧场购买、一哭百应。

一首歌可以作为王杰的自画像：“阳光之中找不到我，欢乐笑声也不属于我。从此我只有独自在黄昏里度过，永远没有黎明的我。”（《没有黎明的我》）王杰的歌从总体上凸显出一种失败，有一种“抓不住”的特征。就像刘恒小说《虚证》里的主人公，所有的闲碎都被最后走上自杀之途的主人公，作为一次次证明与他的“命”联系起来——“我这个人，命不好。”当王杰唱着爱情失败的闲碎时，则无不暗含着对整个生命“注定心痛”的说明。

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缘分？爱你有多深，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为了爱，梦一生》）

流行音乐一半完成于音乐工厂，另一半则完成于市场间嗷嗷待哺的听众行为之中。王杰用失恋主题一再完成了这一个完整的循环圈。当王杰的“心痛”被滚烫的市场反复咀嚼，这种“失恋”就不光是王杰的，而是一群人“集体的失恋”。而失恋又不光是爱情之论，也是际遇之论。

与王杰相若，姜育恒的成功同样超出了流行音乐制作中仅仅是产品定位的那点准确。

一曲《一如往昔》可作为姜育恒的自画像，歌曰：

一如往昔，天已微明。一如往昔，寂寞冷清。一如往昔，我没有你。有泪、有酒、有我自己。

酒气弥漫了姜育恒的每一张专辑，酒的意思是不如相忘。钮大刚给他写的词真是不错的概括：“但愿长醉，忘了我是谁。”（《但愿长醉》）但愿长醉，这是姜育恒在上百首歌曲中一再表达的态度。

从《孤独之旅》到《驿动的心》，从《一个人》到《旅》，姜育恒一直“在路上”。听众们跟着他走呀走，从俗世的失意一直走到形而上的忧愁。

流浪，是姜育恒歌曲中同义反复的一个巨大现象。就像“失恋”是王杰的同义反复一样。纵观每年出产上千首的流行歌曲，没有承诺，身不由己，等候、错过、疏离、去留，则是另一些同义反复的巨大现象。这些爱情中的低回之处恰似现代人精神上的低回之处，只是对象不同罢了。爱情不光有这些特征，但现代的情歌却几乎都是这些特征。就在这样一些歌曲的这样一些片段反复吟唱之际，这不同的对象也转化了。形为爱情的际遇，却能形而上地表现出现代人精神上的深刻失落感。如，你单独听这句：“你的泪一颗颗坠落，落入我的手，又从手中轻轻溜走。”（伍思凯《等你缓缓靠岸》，厉曼婷词）再这句：“整个世界的寂寞，像个影子跟着我，我不愿再停下来等候。”（伍思凯《整个世界的寂寞》，陈家丽词）这种失落感深不深刻？

事实上，正有越来越多的情歌从文本本身就在走向形而上。八九十年代出现了越来越多试图造永远的情歌，而多位歌手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从俗世爱情渐渐走到非俗世爱情的情形。这是最有意味的。七十年代末邓丽君式的爱情小调正在转成八十年代末齐秦式的爱情大调。过去那两个人间私下里的海誓山盟，现在正变成面向整个世界的《爱情宣言》。

一直在生命的荒原里踽踽独行的狼，它是孤独的、迷惘的、找不到方向的。当它找到了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不得不权且找一个什么的时候），它找到了什么呢？

1991年，《爱情宣言》之后，齐秦推出了《柔情主义》，封套里写着这样的题词：“柔情也是主义，爱情总是红艳似血。”在这首同名歌曲中他进一步唱道：“我不知不觉、无可救药地为爱感伤……柔情是我们的主张，我们说着千篇一律的地久天长。”（王念慈词）在题词的结句齐秦高呼：“柔情主义万岁！”

齐秦结束“狼”之生涯后的皈依使我想到了一个“同构”——诋毁和调侃了一切价值的王朔，独独没有诋毁爱情。爱情是他最后一个憩所，在那里他倾倒了自己的感动和脆弱。

回家的人都在向同一个方向走去。在读者中一度极有市场的琼瑶、三毛也是同构：琼瑶的死去活来，对应了王杰；三毛的两大话题——流浪和爱情，刚好也是姜育恒的话题。周围是一片贫乏的精神世界，与之相反，爱情却被琼瑶、三毛提升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你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吗？”琼瑶答，“为了——爱人和被爱。”（见《月朦胧，鸟朦胧》）在今天的流行情歌里，我们听到了愈来愈升华的爱情之音。它们将爱情或处理得永远，以获得一种依靠，所谓《青鸟》（伍思凯）、《一生守候》（陈淑桦）、《天变地变情不变》（张学友、伊能静）；或处理得遥远，以获得一种追求，所谓《蝶恋》（文章）、《一世情缘》（童安格）、《你是我永远的乡愁》（费玉清）。它们显示的是：在没有信念的时代里，爱情被升华成了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这是中国台湾人民的深刻，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社会问题被浮华掩盖殆尽时必然产生的一种深刻：精神世界贫乏得美好得只剩下风花雪月了。走情歌路线的人物中，周治平是最自觉、最深入地触摸到这一深刻的歌者:

他们说过去已过去不会再来，他们说岁月一天天不断地更改。因为流行的爱情里没有海枯石烂，那些古早的誓言早已不存在。他们说春天的花会谢了又开，游戏的规则里没有伤心无奈，新潮的诗句不需要缠绵的爱。为了什么？亲爱的我不明白。明天会是怎样的一个未来，他们像是孩子似的满心期待，但是原谅我悄悄地走开，因为我把心遗落在1989。（《我把心遗落在1989》）

同王杰和姜育恒相比，周治平的坚持是端庄的，是带着抒情的批判的。从这些歌曲，我们能够多么清晰地看到现代人一次次被空虚和改变袭击时的躲闪。当没有什么可以坚持时，坚持的态度本身也成了一种崇高。现代人那光裸殆尽的精神在寻求遮蔽和安慰时，往往选择爱情作为坚持的代用品，几无例外。应该看到，爱情并非天生造就的流行素材，也不是唯一可以流行的素材，但现代的唱片商选择畅销素材时，他们却居然都选定了爱情，这一点在各发达国也几无例外。遍寻世间物，好像也只有爱人可以相依了，也只有爱情还有些说头，可以借此说说痴话。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爱情成为普遍的话题并非偶然，而且它愈来愈有条件成为一个“通用货币”。当社会走向平稳、走向城市、走向经济，城市人在理想失落的基础上，又日渐沉重地背上了匆忙、疏远、物化。一个事实也许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长长的一生中，人未必有信仰的需要，却不能缺少抒情的需要。他需要一件贴身的抒情媒介，在脆弱时抵挡人生的寂寞无依。这媒介前几千年是书画、戏和宗教，这一百年更多是影视，是歌，这是一种更快速、更便捷、更随时的抒情，除了技术的进步，这里面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某种对应。

为每一个人抒情，这是情歌的另一层妙用，以此来化解越来越深的冷漠和异化。张洪量对此曾有十分深刻的表达。面对电脑管人的世界，张洪量唱我们“有种”，生物和人的那个“种”。爱情的冲动、本性和纯真，特别有涤荡以规范、功名、老成、金钱为特征的“异化”的虚伪面目的作用。《有种》专辑里用了近千字的篇幅写了《胡想十八次》，不厌烦碎地摹写了十八种相思之态，好像在为即将成为历史的人之性情做一个标本；题名《纽约》的歌却令人惊异地总共只九个字：“破吉他，烂城市，想回家。”

情歌，就拖着这些潜在的景物，一天天地在城市上空飞翔。还有其他风景，比如结构过于紧锢的婚姻，社会变动过快里容易错位的家庭（城市情歌），比如青春期的白日梦（偶像情歌）。从音乐本身来说，姜育恒音乐中一支口琴、一把二胡、一把小提琴，颇具中国文人气质的空灵而饱满；周治平繁茂的和声配合气度雍容的旋律，衬出一片深情郑重；王杰作品中配器的细密丰厚，也都是流行的重要理由。

1993年，娃娃带来新专辑《我对爱情不灰心》，潘越云带来《痴情不是一种罪过》。十分巧合，1992年美国歌手惠特妮·休斯顿以一曲《我将永远爱你》（I Will Always Love You）成了流行乐坛的大赢家。她将一首原本十分婉约的老歌唱得激情澎湃甚至近乎庄严，再次给贫乏的现代人以一记沉重的打击。

虽然唱着“平平淡淡才是真”，但现在人多想再被什么痴狂玩一把呵。在爱情的神话和自欺中，他们找到了。辉煌灿烂却透着悲哀。

童安格的《花瓣雨》（王中言词）真是绝妙：

你的谎言像颗泪水，晶莹夺目却叫人心碎。花瓣雨，飘落在身后。

1994年4月3日于武昌

（原载1994年第7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