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冻土之下

那是1946年12月，或是1947年初，战争刚结束不久，学制将改未改之时，我还是一名旧制国民学校六年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位音乐老师，但其却在毕业前布置了一个任务，要求全班同学写论文，题目自定，篇幅是四百字的文稿纸五十页。是毕业论文。让小学生写毕业论文说来也许有点奇怪，但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想就动手开始写了。

我向我的两个好朋友提议，三人一起写运平，即森近运平先生，因为我在翻阅父亲书架上的一本像是资料之类的书时，发现了运平先生的名字。那本书的名称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但我记得书的纸张已经变质，上面满是茶色的斑点。那本书上有很多人的名字，为什么会选择运平先生呢？现在想来有点不可思议，或许是因为书上写着运平先生的家在田口地区，而我家的亲戚也住在那里，感觉比较近吧。当时母亲提醒我，最好不要去调查这个人，但是运平先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心中的疑问却与日俱增。

我们向町里的各种人打听“运平先生是怎样的人”，尤其是老人，我们都问到了，但是谁都不告诉我们。不知为什么，一提到运平先生大家都不吭声了。甚至还有人用凶兮兮的口气问我们：“你们现在为什么要打听那些事？”也有人告诉我们，就算是知道，谁也不会说的，即使去森近先生的家，也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这些话让我们感到吃惊，开始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于是对运平先生的兴趣也变得越来越浓厚了。我想当时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小孩子的好奇心吧。

一起写毕业论文的小朋友中，有一个就住在运平先生出生的老宅附近，过去我们就经常一起去那里玩，还在老宅院子前面玩过穿绳游戏，帮在那里洗红薯、白萝卜上面的泥巴的“大妈”干过活。记得“大妈”还请我们吃过蒸红薯，说：“你们几个真要好啊，吃吧吃吧。”于是，我们决定去向运平先生家的“大妈”打听。

一月底的一个星期天的午后，冬日和煦的阳光下，街上暖洋洋的。在首都圈私营铁路沿线一座小车站附近的地下咖啡馆里，聚集着许多年轻的恋人和带着家人的顾客，环境有点嘈杂。我坐在今川德子这位在小学六年级时就将森近运平写入毕业论文中的女性史研究者面前，听她讲述。近代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开始向着殖民地帝国暴走。同期，1910年到1911年，发生了“大逆事件”，出生于冈山县高屋村（当时）的森近运平在该事件中被处死。随着她的讲述，周围像是一下子变得安静了，在我的面前呈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一群1935年出生、受过“天皇乃神之后裔”这一皇国史观教育的12岁的少女，在日本战败后不久，写下了一篇毕业论文，这篇毕业论文的主人公就是被强行牵连进明治“大逆事件”的森近运平，而该事件是日本近现代史上最大的国家犯罪。

在该事件中，以宫下太吉制造炸弹为开端，幸德传次郎（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指企图暗杀天皇，以“大逆罪”交付法庭。大审院特别刑事部在非公开审理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仅用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在1911年1月18日做出判决，以“大逆罪”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同时以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判决后仅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被判死刑的秋水、运平等十二人，就分别于1月24日、25日被绞死。其余十二人虽经天皇“恩命”被减为无期徒刑，但是判决本身并没有得到纠正。因为当时规定“大逆罪”一审即终审，所以在法律程序上没有补救的余地。

战后有关这一事件的诸多研究清楚地显示，该事件是当时的政府为彻底消灭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铲除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所实施的国家犯罪。然而直到战败前为止，事件的真相一直被隐藏在黑暗之中。遭受连坐者们被交付法庭公审、盖上了谋害天皇的“逆徒、国贼”的烙印，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大批处刑，导致社会上弥漫着对天皇制国家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害怕，几乎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事件。虽然森鸥外、平出修、石川啄木、与谢野宽（铁干）、佐藤春夫、冲野岩三郎、永井荷风等人在小说、诗歌或随笔等作品中对此事件有所涉及，但是这些都是在言论自由受压制时期写的作品，当时的小学生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即便有机会看到，对于这些十岁左右的少女而言，要读懂这些作品也是困难的。

1946年1月1日，昭和天皇发表宣言，否定了自身的“神性”；根据同年11月公布并沿用至今的宪法，原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人神天皇”变成了象征天皇；但是社会上对天皇的观念以及对于该事件的看法并未仅仅因为这些而发生戏剧性变化。原来的《刑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加害或者试图加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或者皇太孙者处以死刑”，在明治“大逆事件”中，这一罪名夺去了十二人的生命并将另外十二人长期关押在狱中。虽然在今川她们想要调查运平的1947年年初，“大逆罪”已经因为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1)下达的取消令而奄奄一息，但毕竟还苟延残喘地存在着；1908年起施行的《刑法》第七十三条至第七十六条“对于皇室的犯罪”这一罪名在当时仍然有效，这些条款直到1947年10月才被废除。在此之前适用“大逆罪”罪名的事件，明治末年导致秋水等人被处死的事件是第一起，之后还有三起。一是1923年12月27日的“虎之门事件”，当时难波大助用一把长柄枪向正要去参加议会开幕式的摄政宫（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射击。1924年11月13日，难波被判死刑，两天之后就被处死。接着是“朴烈、金子文子事件”。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不久，1923年9月3日，因为其他事项受到检控的两人被诬陷企图在皇太子举办婚礼时投掷炸弹。一切都像计划好的那样，1925年7月17日，两人以大逆罪、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遭到起诉，大审院于1926年3月25日判处两人死刑，后由检察总长出面减为无期徒刑。金子于同年7月23日在栃木县监狱上吊身亡，朴烈则在狱中活了下来，于战后1945年10月27日出狱。第三起是“樱田门事件”。1932年1月8日，在樱田门外警视厅的正门附近，李奉昌向昭和天皇乘坐的马车投掷手榴弹。9月30日，李奉昌被判处死刑，10月10日被处死。

有关秋水等人被处死刑的“大逆事件”的最初记录等，是到了战后，经由《幸德一派大逆事件始末》（1946年年底）一书才为普通公众所看到，该书的编者宫武外骨是一名记者，性格有点古怪却具有叛逆精神。

《世界评论》杂志从1947年11月号开始连载神崎清写的《革命传说》，作者通过深入发掘被隐藏的资料以及仔细采访当时还活着的事件相关者等，详细地揭露了事件的真相。该连载后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另一位是住井末，她从1958年开始写作长篇巨著《没有桥的河流》（共七部），该书以作者读小学时所听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传说为起点，但写作时距离战败已有十多年。

石川啄木早就看出“大逆事件”的本质在于思想镇压，当时他就写了与该事件相关的报道，他整理的收录有判决书全文等资料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阴谋事件经过及其附带现象》，以及收录有秋水给三位辩护人的“陈辩书”等资料的《狱中来信》（其中还附有他自己写的非常重要的“编者注”），于1951年公之于众。1957年7月，人们又发现了他当时写的评论《所谓这次的事情》，在这篇评论中他指出，用权力来压制思想是做不到的。

我一边听今川讲述她的“毕业论文”的故事，脑子里一边转着这样那样的事，尽管当时今川这些孩子们知道有运平这个人，但是对她们而言，“大逆事件”是不存在的，因为那时在国民学校读书的少女们连该事件的名称都没有听到过。正因为如此，今川她们陷入了未曾料到的、宛如不知八幡森(2)似的迷宫。

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四周的树木和泥土像是被冻住了一般，悄无声息。孩子们来到了位于山沟里的高屋町田口村，访问了住在那里的“大妈”。

院子前面有一口井，井边有一只吊桶，孩子们突然问在院子里的“大妈”：“运平先生是怎样的人啊？”

没有想到这些经常来玩的熟悉的孩子会问起运平的事情，大妈的眼神像是有点吃惊，她停了一会儿没有回答。突然，“大妈”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大妈”怎么哭了？孩子们完全不知道“大妈”为什么而哭。看着吃惊的孩子们，“大妈”顾不上擦去眼泪，连忙对她们说道：“你们还小，我说了你们也不懂。”

“大妈”的眼泪，和町里的人们的那种让人无法理解的沉默加在一起，使得今川这些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充满了疑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们急切地想弄明白。

过了一会儿，“大妈”喃喃地说了一句：“运平啊，他被国家杀死了。”

“被国家杀死了！”孩子们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怎么回事？

“大妈”摇着头，像是在对孩子们说，“我无法给你们讲清楚”。孩子们无法知道当时“大妈”在想什么，但是她确实说了：“运平被国家杀死了。”

当时我们并不能理解“大妈”的眼泪和“被国家杀死了”这一不寻常的话语的含义，也完全没有看到在其背后深不见底的黑洞。

此后，为了写毕业论文，我们三个女生又分别向町里的其他人反复打听运平是什么人，以至于后来别人一看到我们就说“又来了”，都要躲避我们了。有一次，一家卖豆腐的老铺的掌柜对我们说，你们还是适可而止，不要再问了吧，但是我们坚定地回答道，我们要写毕业论文，必须进行调查。我们到处搜寻有关运平先生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纸片。有人告诉我们，过去有他留下的东西，但是在战争时期，因为物资匮乏，被当作点火材料烧掉了。听到这个回答我们非常失望。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就去和班主任老师商量。他听了我们的讲述，皱起眉头对我们说，原来你们在写这么难写的题目啊。但是他没有教我们应该怎么做，当然，也没有说你们放弃吧。

商量之后，我们决定还是写运平先生。我们跑东跑西，到处打听，但面对遍布全町的沉默还是找不到办法，最后没办法，写了五十页的毕业论文。文章是我汇总的，只是记录了我们四处寻访的过程以及一肚子的疑问，根本不成其为“论”。也因为如此，我记得文章的标题也定为《你知道这个人吗？》。我那时不知道町里的人为何沉默不语，但是“大妈”眼中掉下来的滴滴泪珠以及她的“运平被国家杀死了”的喃喃自语却留在了我的心中。

您想看我们写的“毕业论文”吗？非常遗憾，已经没有了。其实我自己也想看一下。读高中的时候，曾经去过学校，想让老师把毕业论文还给我们，但是老师说已经处理掉了……

“毕业论文”完成了，今川上了初中，但是她的心中充满疑问，就像是夜间被落在了路边的迷路的孩子。

也许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在新制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当地的老师们制作的一张《历史年表》上发现了森近运平因“大逆事件”被处死的记载。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行，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大逆事件”这四个字。当时我想，周围的人之所以对运平先生的事情讳莫如深，好像与这个令人恐惧的“大逆事件”有点关联。原来如此啊，我终于明白，荣子——那位“大妈”，就是运平先生的妹妹。我多少理解了，她说的“运平被国家杀死了”应该就是指的这件事。

今川真正关注“大逆事件”是在1949年前后，那时，天皇从现人神摇身一变，换上了象征天皇的衣装，规避了来自盟国等的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带着推销“国民天皇”的不可告人的企图巡幸全国，并且在各地大受欢迎。

既然如此，“大逆事件”算是怎么回事呢？看到这幅景象，当时今川的心头又涌现出了新的疑问。她决心以森近运平的事为线索一探究竟，于是就和当初一起写“毕业论文”的朋友们一起去探访了运平的墓。当她们拨开密密麻麻、长得比大人的身高还高的杂草踏进森近家的墓地时，看到那里有大大小小二十多座墓，墓碑上分别刻着逝者的姓名和戒名等，但是不知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刻有运平名字的墓。在墓地的右边深处有几块小小的天然的石头，但是看上去不像是墓。

“为什么没有运平先生的墓？”今川她们问荣子。

“他的墓不让建。”荣子伤心地答道。啊，是那么一回事啊。大概是因为“大逆”吧，此时今川觉得自己像是明白了。但是，为什么“大逆”就不能建墓呢？她还是觉得难以理解，今川又产生了新的疑问。

2007年9月下旬，我来到了森近运平的出生地，井原市高屋町。那时吉备路(3)一带刚刚进入初秋，阳光依然强烈，在耀眼的阳光照射下，不到黄昏感觉不到秋天的凉爽。

在山阳新干线的福山站换乘开往府中方向的JR福盐线，第三站就是神边站。在这里乘上由第三部门(4)井原铁道负责运营的井原线开往总社方向的列车。这条线路是1999年开通的，历史很短，据说受旧国铁分割民营化的影响，导致开通时间大幅度推迟。我乘坐的是一列有两节车厢编组的列车，式样新颖，车窗很大，坐在车内视野开阔、心情明亮。看着窗外的景色，距离秋色还很远。在轻微摇晃中大约过了十分钟，列车从广岛县进入冈山县，抵达了井原站。井原市约有四万六千人，车站位于市中心，但是上下车的乘客却寥寥无几。这个城市过去生产以备后絣(5)为代表的纺织品，但是20世纪7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这里的织机的声音迅速地消失了。之后一度成为知名的牛仔裤产地，现在是一个小城市，有一些承接IT产业订单的企业。

从井原站向西，车行二十分钟左右，有一条由东西向南北拐弯的狭窄的河流，名叫高屋川，贴着高屋川和县道的深山之中有一块平地，那里就是田口——运平的出生地。映入眼帘的只有零星的几户人家和一些小块的耕地，看上去没什么人气，很是冷清。根据市志记载，在运平的时代，这里叫作后月郡高屋村；大正年间后期的1922年，改成了町；到了战后的1953年，在井原町等十个町村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了井原市。

运平生于1880年（正确的出生日期是1880年10月23日，但登记的日子是1881年1月20日），是家中的长子。他的父亲名叫嘉三郎，母亲名叫千香。他与出生于仓敷的山川均同年，后者是活跃于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者。运平可以说出生在豪农家庭，当时家里的土地一部分自己耕种，另一部分租给佃户。他家的宅邸相当宽敞，当然，我去的时候老宅已经不在了，只剩下旧址。

“荣子过去一直住在那里，晚年生病后才搬到大阪的女儿那里去了。之后，房子就没人住了，最后爬满了爬山虎，房顶也塌了。”运平的第四个弟弟、良平的孙子间贞雄，眼望着摆放有祖母（良平的妻子）和母亲相片的小小的佛龛，喃喃地说道。

荣子生于1897年，哥哥运平被处死的时候，她十四岁不到一点。今川这些孩子向她打听运平的事情，如果发生在1946年年末、1947年年初的话，当时她大概在五十岁左右，那时在当地“大逆事件”仍处于被封闭的状态，不能提及。

运平小时候在此生活，1975年去世的荣子直到晚年也一直住在这里，有几张旧宅的老照片留了下来。其中一张上面印着“拍摄于1996年”，看着它让人觉得历史就在身边，我甚至想到，那个在与事件有关的相片集等资料中经常看到的戴着礼帽、天神似的嘴边耷拉着两撇八字胡(6)、显得有点懒散的运平会不会突然从他出生的旧宅遗址中走出来？

在距离他出生的旧宅呼之可闻之处矗立着一座近四米高的巨大的诗碑，碑的正面朝南。在诗碑的周围，种着杜鹃花、山茶花和柿子树。“我想这棵柿子树在运平活着的时候就有了。”给我带路的井原市原市议员广畑耕滋抬头望着不太大的柿子树说道。

石碑上分两行刻着一首诗，虽然历经风霜，字迹已经有点模糊，但还是可以看出诗的内容：

魂牵梦萦犹伤故乡

依稀又见　雷霆中的父亲　还有涕泪交垂的我

运平的理论和实践得到堺利彦（号枯川）等人很高的评价，堺利彦是与幸德秋水齐名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他在大逆事件中幸免于难。运平出身于农业学校，虽然他在工人运动中也做了很多工作，但本质上是一名从事实践的农业家，他的目标是要对农业进行结构性变革。在被卷入该事件前，他一直在当地从事先进的高级园艺，建造了玻璃温室。他的性格不那么洒脱，不像同样因“大逆罪”被处死的新宫的医生大石诚之助，后者有丰富的海外逗留经历，多才多艺，评论、情诗、俳句等样样在行，甚至还在本行之外办过一家供应西餐的饭店。运平在文学方面好像不太擅长，他在撰写评论等文章时经常使用的雅号是“觅牛”。他写过一些简单的俳句，如“冬日晴和，早梅稀疏，芬芳素雅”“细雨青岸，少女浣足，水鸟嘤嘤”，但是感觉有点咬文嚼字。

就是这样一个运平，在他被处刑后差不多过了十年，即1920年左右，在堺利彦家中保管的运平的遗物中发现了他在狱中写的两首诗，这两首诗像是用指甲刻写在西蒙斯（Simons）写的《社会主义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ism）一书内侧的扉页上。森近研究的先驱吉冈金市（已故）在《森近运平——大逆事件中最悲惨的牺牲者之思想与行动》一书中写道，据说这两首诗是由出生于高屋、当时寄居在堺利彦家的书生(7)冈本八枝太发现的，堺利彦挥毫抄录后将其交给了来东京治疗眼疾的运平的弟弟良平。据良平的孙子间贞雄讲：“堺先生写了三幅字，当时由祖父，也就是良平收藏。祖父死后由祖母贞世保管。诗碑上的那首诗是其中之一，据说是请人按照堺先生写的字原封不动刻上去的。”诗碑上刻的字现在已经有点模糊不清了，但是仍然可以看出“とし彦”(8)的落款。

刻有运平狱中遗诗的诗碑，是1961年1月24日由“刑死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委员会立起来的，该委员会以农业学校的后辈吉冈等人为中心组成。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扩展到了全国，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申请复审“大逆案”的活动，在有事件牵连者的地方，工会和市民等开始尝试在社会层面为事件受牵连者平反，建诗碑也是其中的一项活动。那是距离今川等孩子四处打听运平事迹约十五年后所作的首次尝试，它有助于社会回忆起死于非命而且已被封杀了半个世纪的运平。在留存至今、已经泛黄的书有“刑死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委员的名单上，有律师、大学教员、该县选出的国会议员以及周边地区的市长和町长等人的名字，却没有看到运平的出生地井原市市长的名字，或许那时在当地，运平和“大逆事件”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人们即使明白该事件是国家犯罪但也很难接受他。

运平留下的另一首诗是“被囚不觉两月，秋风已至，却未捎来故乡讯息”。看到诗碑上的那首诗以及留存于资料中的这首诗，我的眼前浮现出了在严寒将至的季节、被独自囚禁在三畳(9)大小的牢房中的那个运平的形象，他相信自己将重获清白，用指甲刻下了胸中的遗恨和难以割舍的思乡之情。他是多么想回到故乡啊，那里有等待他的病弱的妻子繁子，那也是他在生石高等小学读书时的同学，还有他俩已满七周岁的女儿菊代。他大概没有想到最后只有自己写的诗才能回去，更不会想到自己的狱中诗会在半个世纪后被刻在诗碑上吧。看着这两首遗诗，我想，当初建碑的时候把两首诗都刻上去就好了，虽然我知道那样做是不可能的。

今川读初中时没找到的运平的墓，其实是在1961年1月24日与诗碑一起建起来的。沿着离他出生的房子稍微有点距离的一条田间小路向上走十米左右，贴着山边，坐落着细长形的森近家的墓地，运平的墓就在墓地的正面。一开始是建在墓地的右侧里边的，2002年，荣子的四子细井好将其移到了墓地的正面。运平的戒名是“法运院真哲义范居士”，这一名称令人感觉有一股凛然之气，像是要回应给无辜的亲人打上“大逆”者烙印的国家。不过，我心里还是在问，为什么过去那么长时间没有给他建墓？

一直确信自己无罪的运平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会被判处死刑，收到死刑判决后的他无比惊愕，从狱中给包括家人在内的村民写了一封信，表示这一判决“完全出乎意外”。患有肝病的运平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逃脱被执行死刑的结局，于是希望死后能将自己的遗体交付解剖以贡献于医学的发展，堺利彦为他办理了相关手续。

位于东京市谷富久町的东京监狱（1922年10月改名为市谷监狱，1937年迁至巢鸭）旧址的东北角是当时刑场的遗址，现在那里已变成了儿童乐园。在它的一角静静地伫立着一座“刑死者慰灵塔”，那是在律师森长英三郎的呼吁下，由日本律师联合会部分会员捐款于1964年建立起来的，不过现在已经不大有人去了。森长英三郎是1983年去世的，他生前为此案的申请复审四处奔忙，倾注了大量心血。1911年1月24日，从上午8点不到开始在这一刑场上执行死刑，幸德秋水是第一个，随后依次为新美卯一郎、奥宫健之、成石平四郎、内山愚童、宫下太吉。运平是第七个，他于下午1点45分死亡。当天傍晚，运平的遗体被从东京监狱的不净门运出，送入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但是原来同意接受其遗体进行解剖的大学或许是顾忌到国家权力的意思突然改变了态度，表示拒绝，于是三天后的27日，运平的遗体在落合火葬场被火化。其实在当时被判处死刑的人中间，还有一人希望将自己的遗体交付解剖，他就是第十一个被处死的古河力作。他的遗体和运平的遗体一起被运到了大学，但是也遭到了大学方面的拒绝。与力作同样出生于福井县若狭的水上勉在小说《古河力作的生涯》中讽刺道：“这个国家说来有趣，学问不是折服于真理，而是折服于权力。”

遗体交付解剖的愿望未能实现，在被处刑后的第五天，运平的骨灰由其表哥大西道太郎带回了故乡。2月1日出版的《山阳新报》上有一篇题为《逆徒运平的遗骨》的报道，其中写道：“森近运平的骨灰由其亲属大西道太郎携带，于同一时间（1月29日下午5点40分）在冈山站下车，于同日夜间回到后月郡高屋村。据说在火车上他的亲属看上去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指责。”根据同一报道，在这趟列车上，还有被处刑的新美卯一郎的骨灰，他是报社记者，参与过熊本县的社会主义报纸《熊本新闻》的创办，他的遗骨由其亲戚新美三郎带回。

骨灰回来了，但是警察严令家属：“把骨灰埋在墓地的角落里，墓碑之类的一律不许建。”不得已，运平的遗属只能将其骨灰葬在墓地的一角，在上面放置几块小石头代替墓标。今川等人初中时在墓地看到的小石头，应该就是代替墓标用的。

当时各地的警察就“大逆事件”中被处死者的安葬和墓标等事项对遗属进行了严厉的干预，但是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法律依据。1891年7月出台的内务省第十一号令《关于刑死者之墓标及祭祀等事项件》（1947年4月废止）中有五项规定，但是其中没有禁止竖立墓标的内容。警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社会中植入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人是死后“连墓地也不能有的逆徒”。其迫害行径无异于鞭尸。

就那些对在“大逆事件”中被强行连坐、遭到杀害的死者怀有种种思念之情的遗属以及幸存者而言，守夜、葬礼、墓标或者纪念碑等形式以及墓志铭上的文字等，不仅是怀念死者、治愈伤痛的方式，也是他们对残暴处刑表达愤怒的共同所在，还是他们传递记忆的言论空间。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明治国家绝不允许其存在。

1961年立起来的运平墓的墓标正面是他的戒名，背面和左右两边都刻着铭文：

森近运平生于明治十四年（1881）1月20日，为家中长男，其父嘉三郎、母千香。明治三十五年（1902）9月1日，与浅口郡金光町大字佐方二二四五之弓削繁子成婚，同三十六年（1903）7月14日有长女菊代。运平刑死后三年，大正三年（1914）7月29日，妻繁子于佐方娘家病故。/森近运平于冈山县立农业学校毕业后在冈山县官厅工作期间，因撰写《产业工会手册》、参加反战运动而离职，后组织伊吕波俱乐部，编辑《大阪（日本）平民新闻》，撰写《社会主义纲要》，在大逆事件中遭强行连坐并被处死刑。为雪冤屈于其刑死五十周年之忌申请复审。/森近运平，明治四十四年（1911）1月24日于东京监狱被处刑，建墓碑之事亦曾遭禁止压制，后在东京成立“大逆事件真相揭示会”，在冈山成立“森近运平刑死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委员会”，如今真相已明，故于五十周年之忌立之。

吉冈金市撰写的碑文文笔平淡，却强烈地传递出五十年间运平的冤死给遗属们带来的愤怒和悲伤，其内容几乎要溢出狭窄的碑石。在那些因“大逆事件”被处死的人们的墓中，只有他的墓标三面都刻满了铭文。

2001年1月，在运平诗碑的左侧，建起了一块题为“森近运平出生旧宅遗址”的解说牌。牌子上写道，森近认为当时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虽然他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中，但他更是一位充满人道精神的社会活动家，虽然他被当时的国家权力当作“大逆事件”的谋划者，以不当的罪名处死，但是作为一位走向现代的先驱，他应该受到赞扬，等等。在解说牌末尾标注着这块解说牌是“森近运平讲述会”为纪念其刑死九十年而建。2007年4月，运平的外甥细井用结实的石制解说牌替换掉了原来用塑料板制作的解说牌。

“讲述会”是由原仓敷市市议员久保武组建的市民团体，久保武是一名历史研究爱好者，他一直对运平持肯定的态度。他组建这一团体的目的是要在社会上为运平恢复名誉。这一团体的成立得到了乡土史研究团体井原史谈会，冈山大学教授坂本忠次以及吉冈的继承人、金泽星陵大学教授森山诚一等的支持。久保武说自己是看了冈山县出生的检察官、“大逆事件”中以司法省民刑局长身份坐镇指挥的平沼骐一郎（号机外）写的《回忆录》之后，“燃起了战斗的激情”。他积极投身于相关活动，1991年，运平被处死八十周年时，他筹划了研讨会等活动，坂本、森山等人参加；次年即1992年开始，他组建的“讲述会”每年在诗碑前举办扫墓活动；他还将自己家里的书斋取名为“有运文库”，陈列其从全国各相关地区收集来的有关运平和“大逆事件”的资料；他做有关方面的工作，致力于向市民传播运平的事迹，争取在新的井原市史中对运平重新作出评价；他甚至还梦见过市议会通过了恢复运平名誉的决议。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热心人士，却在2006年10月因患淋巴癌突然去世，终年八十二岁。久保担任过五届仓敷市议员，在去世前一年，他给今川德子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上面这样写道：

最近政府对我说，要以天皇的名义给我颁发五等勋章，我拒绝了。运平是在天皇的名下被处死的。我过去的工作并不是为天皇做的。虽然五十岁的时候接受过仓敷市功劳奖，但那是因为我感到自己为仓敷市的自治做了事而收下的。我想要的是给运平平反。

我是通过“讲述会”发行的会刊认识今川的。

出生于高屋的今川那时住在关东，她是通过1991年的研讨会开始与“讲述会”建立起联系的，在那次会上，她与坂本、森山等人一起作为嘉宾参加了研讨。“讲述会”的会刊是从1995年开始发行的，一年一期，今川时常给会刊投稿。1996年发行的第二期会刊上刊登了她写的文章，题目是《致我所怀念的井原的各位》。文中写道：

通往运平先生出生旧宅的道路，和我小时候相比，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我的脑海中多次浮现出运平先生头戴麦秆编织的宽檐草帽，身穿带着条纹的备中出产的棉和服，束着腰带，沿着那条昔日的小路，急匆匆地往回赶的身影。（中略）在整个村子魂飞魄散的那段日子里刮起的无常之风，现在好像还在老家的某个地方飘荡，这让我很担心。

在这篇短文中，今川将体弱多病的少年运平走过的路，与自己小时候也走过的同一条路重叠在一起，表达了自己对年纪轻轻就死于非命的运平的爱戴和凄恻之情。运平具有正义感，性格耿直，受到村里人的尊敬。得知他被判死刑后，当地立即出现了请求免除其死刑的活动。在那些出现受牵连者的地方，尽管受牵连者被扣上了“大逆”的罪名，但是判决一出来即出现请求免除死刑活动的，只有高屋一地，这像是在述说当时周围的人们对运平的生存方式的深深的敬爱。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被实际处死之后，村里的氛围为之一变，像是被冻住了一般。今川将当时人们的惊愕形象地描写为“整个村子魂飞魄散”，并且以质问的口吻说道，当时那种冲击带来的“无常之风”，现在不是还在“飘荡”吗？五年后的2001年，她又结合自己的体验，给第七期会刊发去了题为《致高屋的乡亲们》的文章：

过去我同年级同学的家离森近家很近，所以我们经常在他家的院子前面玩，也认识运平的妹妹荣子，不过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那里就是运平出生的地方。（中略）不禁令人感觉运平像是被封闭在了高屋的地底下。（中略）成仁后被从监狱的不净门送出来的运平回到了其本就应该回来的故乡，却没有得到故乡的接纳。但是，当时高屋人的心中对他肯定也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心情。（中略）或许当时故乡的人们也必须接受世间对他们进行的“规训”。

今川对故乡没有接纳运平一事很生气，但是她也体谅故乡因为此事件的迫害所遭受的长期的痛苦，当时从高屋出去的商人在其他地方受到人们的嫌弃，货都卖不掉。写完这一段之后，今川随即继续拷问至今仍然保持沉默的家乡人的心灵：“面对‘大逆事件’，面对森近运平，我们的视线为什么必须移开？这究竟说明了什么？我想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真地想一想。”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运平被处死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复审申请的提出，当地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在“讲述会”的努力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2005年刊行的新的《井原市史·近现代通史编》用了九页的篇幅详细记述了有关运平的内容。在2008年市教育委员会分发给所有家庭的、面向市民的《井原历史人物传·生于故乡的伟人》中，也提到了森近运平。在县的层面，在冈山商工会议所编辑、2006年刊行的《“冈山测试”官方认定教材：冈山文化旅游测试考试教材》等材料中，也出现了运平的名字，而这些材料是用来培训官方认定的观光导游的。凡此种种，综合起来看，在战后六十多年中，“大逆事件”及其受害者森近运平回归社会的步子，像蜗牛似的一点点地在往前挪，今川读小学时的那种让人感觉处于迷途之中的沉寂和黑暗似乎正在消失，天色像是已经开始发亮，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今川并不这么认为，她关注的是，在故乡高屋的人们的意识中是如何看待运平和“大逆事件”的。在她看来，在她读小学时就已经感觉到的那种深沉的缄默与黑暗，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给运平扫墓的日子快到了，井原市内和原来的高屋町中贴满了宣传广告，全国各地关注“大逆事件”的人们也得知了这一消息。我也参加了2008年4月29日举行的扫墓活动。那天，在满眼鲜嫩欲滴、正在发芽的新绿以及莺鹭天籁般的鸣叫声中，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五十人各自表达了对被国家惨无人道地夺去了生命的森近运平的怀念。但是——“今年已是第十七次了，高屋本地的人迄今为止只来过一两次，而且好像只来了一个人。……最近几次已完全不见人影。给他们发过活动的通知，但是连反应也没有。”说话者是久保武的妻子久保富美子，她在丈夫突然离世后接替丈夫承担了“讲述会”的事务性工作，她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纪念运平活动在当地所遇到的阻力之大。

我也几乎每年都参加扫墓活动，但却没有来自高屋的人参加。我回到娘家，人家问我，你要去哪里？听到我说要去运平先生的墓，对方的脸色就不大对劲了，似乎在说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现在还是这样，和我小时候相比没有变化。我想，想去那里的人应该也有，恐怕是顾忌周围的人怎么想、担心被周围的人说什么才没去吧。我感觉当时“大逆事件”不仅把运平先生，也把高屋所有人都卷了进去，但是时至今日，这一情况似乎依然没有变化。我感到还是因为运平先生被国家处死这一事实的影响，当地是很封闭落后的，这种事情的影响很深远。我强烈地感觉到，有一种与运平先生正直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无关的东西在冻土里，不，在冻土之下死死地冻结着。

“冻土之下”，这一比喻让我陷入了凝思。即使判明该事件是一起冤案，在当事者的老家，谋害天皇的“逆贼”这一国家烙印所带来的黑暗仍然像漫漫长夜难以迎来黎明吗？在那里，“大逆事件”仍然继续被视为“大逆”吗？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森长律师为了鼓励遗属走出悲伤，详细探查了死于非命的罹难者的墓地等，他将自己参拜墓地的记录汇集成了一本不到六十页的手写的小册子，题为《风霜五十余年》。这本只制作了两百本的小册子尽管篇幅很短，但分量很重。1997年左右，我从“大逆事件真相揭示会”召集人大岩川嫩那里借来看过。在序言中森长这样写道：

如果不搞清楚由于大逆事件以及当局的迫害和官僚政府的宣传，众多被告人的家属以及免于死刑的被告人是多么痛苦，他们是怎样忍受那种痛苦的，就无法把握“大逆事件”的本质。一想到在五十多年后的现在，遗属们的痛苦部分地还在延续，我再次痛感“大逆事件”乃世纪大案。

森长指出，受到连坐的人们的遗属和家属所受的苦难现在（即1967年）仍在持续，他这番话令人想到，这些遗属和家属所遭受的苦难并非仅仅来自当局的迫害，也有来自社会环境可怕的压力。据说森长的这本小册子出来之后，有遗属发来了“事到如今不要再挖了”的声音，那也许正是被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遗属和家属们的悲伤的呼喊。那些从日俄战争前开始，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觉醒于社会主义，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一时间同情，甚或有时以革命为理想的人以及受牵连者，还有他们的遗属、家属以及周围的人，无论是生是死，在该事件发生之后，都一直处于大范围的、长期肆虐、冰冻刺骨的凛冽寒风中，受尽磨难。无论是那些被处刑者的遗属和家属，还是那些虽被减为无期徒刑却死于狱中者的遗属和家属，以及那些得以活着出狱的人们，都受到警察不断的纠缠，其罪名就像被用黏着剂粘在了身上一样。有人在失意之中贫困交加而亡，诸多家属、朋友、恋人因此而离散。有的宗教团体站在国家一边，非但不向被强行连坐的本门僧侣伸出援手，反而抛弃他们，甚至到了战后仍然对他们所受到的冤屈置之不理。

《风霜五十余年》问世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从事件发生时算起，将近一百年了。

森近运平预想到自己被处刑后家人会受到迫害，被处刑前的三天，即1月21日，他在给妻子繁子的信中刻骨铭心地写道：“一想到此我心都要碎了。”“后世的史家会为我们搞清楚事件的真相。”在这封信的末尾，他伤心地向七岁的女儿菊代告别：“你的父亲回不来了，他将在狱中死去，个中原因你长大后会知道的。”繁子和菊代后来大概知道了“真相”和“原因”。

运平所说的“后世的史家”绝非仅仅指专门的研究者，在更大范围内，也包括我们的社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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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HQ为General Headquarter的略称，本书中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

(2)　“不知八幡森”是位于日本千叶县市川市八幡的一片竹林，因为历史上的一些传说，该竹林被作为迷宫的代名词。

(3)　吉备路是一条位于日本冈山县境内连接总社市和冈山市的古道。

(4)　在日本，第三部门指的是那些既非政府部门，又非一般营利部门（如企业），主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公共部门。

(5)　絣是一种用来制作和服的染织布，备后地区大约在现今的广岛县、冈山县一带。备后絣曾与伊予絣及久留米絣并称为日本三大染织布。

(6)　日本画像中的天神通常嘴边有两撇朝下的八字胡。

(7)　在当时的日本，食宿于知名学者或政治人物家中，一边帮助料理家中杂务，一边跟其学习的年轻人。

(8)　“とし彦”的日文汉字为“利彦”。

(9)　此处的“畳”为榻榻米的量词。在日本，常用榻榻米来表示房间里的面积。不同的地区榻榻米的尺寸不尽相同，1畳榻榻米的面积大致在1.62至1.82平方米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