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第一章
美国最初的组织
一
美国宪制外组织的萌芽。波士顿俱乐部;党团俱乐部。通讯委员会。革命初昙花一现的县大会。以巴黎雅各宾俱乐部为榜样组建的“民主社团”。
在美国这个共和国中,宪制外政治组织是在殖民地时期的俱乐部中形成的。俱乐部在波士顿尤其兴盛,这些俱乐部所代表的人群,基本上是通过行业关系 (商人俱乐部、机械师俱乐部)或是友谊联系起来的,他们定期在小酒馆或私人宅邸聚会。大约在18世纪中叶,当母国政府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的时候,俱乐部自然而然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很快,它们还得到了像“自由之子”(Fils de la liberté)这样的爱国者社团的强化,成为反抗英国议会专断法案的动力来源。在波士顿的这些俱乐部中,党团俱乐部 (Caucus club)1尤为与众不同,它容纳了爱国派的精英。这些或多或少有些隐秘的聚会带着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它将有极为辉煌的未来,但是学者们对其起源依然众说纷纭2,这些聚会长期以来关注的都是公共事务,或是殖民地议会正面对的事情,或是地方选举,后者尤为引人注意。类似聚会的最早痕迹要追溯到美国革命前半个世纪的时代。英国的美国革命史专家戈登 (Gordon)如此看待党团,“这个词并非最近的发明。早在五十年前,塞缪尔·亚当斯3(Samuel Adams)的父亲以及其他二十多个人,就常常聚会,他们组建了党团。参与者中有一两个来自城市北部街区,那里正是处理所有航运事务的地方。他们聚集在一起制定方案,并根据方案决定登上要职的人选。在做出决定后,他们分开,各显神通地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被选中者获得优势。亚当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手握写有他们所支持者名字的选票,他们在选举当天分配这些选票。由于他们的行动步调一致,全情投入,又控制了大量选票的分配,他们基本上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选举。这就是塞缪尔·亚当斯先生首次当选波士顿代表的缘由。”4
对于党团的另一份描述,则要追溯到1763年2月,在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的日记中。亚当斯本人之后成为党团最为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今天得知,核心小组曾经在波士顿团军士汤姆·道斯 (Tom Dawes)家的阁楼上聚会。他的房子很大,阁楼有一块可以被取下来的移动隔板,整个小组就在这一个房间中碰头。与会者在房间里喝鸡尾酒、抽烟,烟雾弥漫以至于无法从房间的一头看到另一头。他们还会从中选出一位主持人,按常规提出需要表决的问题;在城市的选举开始前,行政委员、估税官、征税员、消防队长和议员的人选一般就定好了。”5核心小组当时在公众中有着公认的权威,甚至在发给选举团体的公开信中公然以“党团”署名。6很快,可能是为了能够在城市中的不同地方更频繁地活动,它又建立了另外两个党团,即南端党团和中区党团,它们与最初的党团——北端党团协同行动,为爱国者的事业奋战。7正是北端党团决定以“生命和财产为代价”反对母国政府对茶叶课税,也是它发起了在波士顿港的那次声名远播的抗议,将英国船运来的货物扔进海里。8
同样也是在党团成员,尤其是其中的塞缪尔·亚当斯的倡议下,人们创造了“通讯委员会”(Comitéde correspondence).正是这一爱国党的可敬组织为革命与独立做了准备。波士顿的通讯委员会,公开负责处理动乱,指导其工作的是秘密工作的党团9。该委员会拥有24名成员,他们是由全体合法选民通过公开会议选出的。依据波士顿通讯委员会的模板,每个城市或是通过公共会议,或是通过合法选民,在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建立了众多委员会。包括弗吉尼亚在内的其他殖民地也仿效这一模板;在这些地方,委员会是由殖民地议会任命的,然而很快,在这些官方委员会以外,通过在城市中本地居民的选举,产生了一些群众的委员会10。这些通讯委员会在未来共和国的各部分之间建立起常态的联系,令各地区的代表通过会议会集一处,它们激励民众走向联合,并在公众精神中注入反抗英国镇压的决心。通过在关键时刻的行动,可以说是它们动员了殖民地的舆论,威吓乔治三世的政府做出让步。之后,当和平解决冲突的手段尽皆无能为力时,由通讯委员会搜集积蓄的燃料引发了滔天烈焰,永久摧毁了英国对其美洲殖民地的统治。11
通讯委员会的任务随着殖民地的独立而结束。通过武装斗争,他们保卫了所追求的宪政自由。但这个新共和国在其初生的几年中,又频繁地受到美国人自己的威胁。面对战后袭扰全国的大规模经济动荡,当局把无限制的超发货币或更肆无忌惮的手段当作灵丹妙药。这激起了广泛的反对,反对者成群结队地组织起代表大会以向宪治权力(pouvoirs constitués)和议会抗议,甚至准备取而代之。1784—1786年间,这场运动在新英格兰诸州,尤其是在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孕育了许多“县大会”(conventions de comté).12由于一时兴起而前来的地方上的小政治家们在这些会议上高谈阔论。但这些代表会议本身的存在只是昙花一现,在持续几天的吵闹会期后,就纷纷瓦解了。数年之后,宪政秩序得到了巩固,然而法国革命又在此时波及美国。与英国的情形类似,革命的影响在美国催生了一些名为“民主社团”(Société Démocratique)的常设政治组织,它们是对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效仿。这些组织迅速在全国扩展,遍及各州、各市与各个村子,它们采取通讯委员会那样的方式在彼此之间维持着联络。它们以保卫自由和人权为名,日复一日地发起抗议,这些抗议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它们投票通过决议,内容是谴责僭主,支持巴黎的雅各宾派。它们为恐怖统治的暴行欢呼,在聚会中颂扬法国革命者并抨击所有美国宪制权威。这些“民主社团”成了动荡的因素和对公共秩序的威胁,最终导致华盛顿总统在1794年11月4日发给国会的信件中,要求让各州注意这些“自己成立的社团”。这些社团试图为自己辩护,却没能赢得舆论的支持。在热月9日法国恐怖主义者倒台后不久,这些美国政治社团也名声扫地。它们在数年之后销声匿迹,但直到最后一刻,它们依然在散布充满仇恨的谴责,并且毒化了选战的氛围。13
二
在联邦 (l'Union)的最初几年,政党还未能充分地发展,领袖群体的影响也依然很强大,党团以政党组织取代领袖。组织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始酝酿;市镇代表为了候选人的提名产生了联合的雏形;通过多县的特别代表之间的通信或会议,交流意见,确定候选人名单;自提名;新英格兰在党团中公开提名候选人。初级代表大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政党利用它们组织了一个宪制外的机构,为国家立法机关做好了准备。立法机关中政党成员的正式会晤,以提名为国服务的候选人。立法党团成为常态。
选举之战总是充满硝烟,较之不同派系间地方性和个人性的竞争,各党派在原则和议程上的分歧反而没有那么突出。即使在这个新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最高舞台——美国国会中,由于对宪法的不同解读而形成的政党,也需要一些时间来完成组织。华盛顿凭借他的威望,在他的任期内让敌对的两派暂时收起敌意,它们分别是由杰斐逊领导的极端民主党及其对手联邦党,后者最为出色的领袖便是汉密尔顿。政党的地方性组织自然成立得更晚;但是一般说来,政党的地方性组织一开始并不需要严密的结构,因为选民的数目一般是根据纳税额的情况定的,而且选举授予的职务在公职中所占比例也不大,最后一个原因是在美国社会,尤其是新英格兰,依然存在着一个领导阶层:这个领导阶层指的是一些由男性组成的群体,有能力利用其个性、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赢得同胞的信任,并使同胞无怨无悔地接受他们的指引。虽然候选人是在市镇集会或县集会上提名的,但一般情况下,领导人小集团会在他们秘密的党团会议中提前做好选择,而会议仅仅是批准这些选择而已。因而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依然是政党组织的骨骼”14。
派系间的冲突在宾夕法尼亚州尤为激烈,政党的选举组织在这里也比别处发展得更早;但政党组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以一种不确定和不连续的方式运行,因而很难从中观察到有规律的演进过程。我们发现了不少会议召开的痕迹,参与会议的代表都是经过登记检定的,他们由各自的市镇任命 (与1786年在马萨诸塞昙花一现的县大会类似),有着或多或少的权力;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各县决定候选人的集会,是一些自愿参加的大众集会,临近会场的居民来得多,离会场较远的居民里却没有多少代表来。当需要任命跨县级竞选的候选人的时候,人们一般是通信沟通,他们发出大量的信件经过遥远的路途,再根据收到的回复,将获得最多票数的候选人编写成名单,再用同样的方式将名单发给各县复核。主导这些征询意见流程的是一些有着良好动机,同时对选举工作有兴趣的男性,他们是照着通讯委员会的状态组织起来的。除此以外,还有另一种流程,适用于州参议院或联邦国会成员的预提名。参与进行预提名会议的是来自不同县的代表,这些代表是专为了这个任务在各县全体大会上任命的,他们要把大会上批准的决定呈给预提名会议,这些大会,就像在原始民主体制中那样,在理论上保有全权。然而,代表制的实践还是赢得了一些空间的,在19世纪初,这一制度在各县似乎已经常态化了。代表制的实行也有一些孤立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到1788年,15当时是为了召集全国的代表来决定国会的候选人,或负责选举美国总统与副总统的选举人团的候选人。
但所有这些代表会议都是在完全不规律的情况下召开的,而且不同地方的代表性常常既不完整也不直接。此外,这些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也很难保证反映了个人意志:有时领导人会用他们自己的权威,根据选举的情况,修改已经确定的选票单 (ticket);有时地方的选举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修改名单,人们并不总能看到政党间的区隔,而定出的名单也非常驳杂。而候选人也并不自认为受制于提名,16竞选的参选者常常并不能获得或保持政党会议的候选人资格,于是直接面向选举团体。直到19世纪初,这种自我提名在宾夕法尼亚州都随处可见,在其他州甚至更多。马萨诸塞州曾经在革命的最初年代孕育了最初的政治组织,但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它们却没能在这里得到发展。候选人往往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产生的:他的某个朋友或仰慕者会给报纸写信推荐候选人。信件是匿名的,落款或多或少具有指向性,比如“一位选举人”“一个诚恳的人”“完全的真相”“一个忠诚的人”等。17但是,在19世纪初,我们在马萨诸塞州已经发现了一些由县或国会选区代表组成的大会组织,这些组织与直接任命候选人或代表的政治集会平行发展或相互对抗,人们在新英格兰地区开始称它们为党团,党团前时不时还被加上了“总”这个前缀,以便更好地与那些选举操纵者的私密党团相区分。18
在变成政党的惯例同时,这些代表会议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赋予它们这种宪制外存在固定的结构,因为它们自身缺乏组织。实际上,每一次会议召开的发起者都是非官方的,或是由政客组成的小团体发起号召,或是某个城市的公共集会邀请周边派遣代表来参加公共会晤。美国政党的宪制外组织一开始借鉴体制结构的模板而运作。它们借鉴的结构是立法机关,有各州立法机关,还有美国国会。19
在各州,对于由全体选民选举授任的职务,比如州长和副州长或总统选举人职位,在候选人之间进行预先协调,比在次级的地方单位之间进行协调要重要得多,而且达成这种协调,只适合在面向全州的单次大会中进行。在平时定期地组织类似的由各地代表组成的全员大会是极为困难的,部分是因为糟糕的路况,使前往州首府变成一场艰难甚至危险的征途,其困难之大,据我们所知,有人情愿用搬家的方法来完成选举这个临时的任务。不过,获得选民信任的人早已作为立法机关的职员会集于首府。难道不正是他们最有资格向委托人指明,哪位候选人能够在全州赢得最多选票吗?这种想法在精英尤其是立法机关的成员中非常普遍。立法机关的成员们负责决定写入本州总名单的候选人。在两院属于同一个党派的成员正式会集在一起,一般就在立法大厅做出决定,并通过致词 (公告)形式告知选民,他们是以个人身份联署这份文件的。有时候,人们还会邀请当时在首府的其他有名望的公民参与联署,从而让立法者做出的推荐更有分量。为了获得更稳定的优势,议员们很快采用通讯委员会的体系,用于在全州成功地形成名单。
在州内推举候选人的这种方式,很快在全国推广。它的起源很早,我们在1790年的罗得岛州找到了最早的例子,该州的州长和副州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推选出的。20同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相互竞争的党派用相似的方法,在由党派在立法机关中任职的成员参加的大会,以及为了制定新的州宪法而召开的制宪大会上,确定了竞争州长职位的候选人。1793年,州长的提名完全是由立法机关的成员单独决定的。21 1795年,纽约州也用了这种方法提名约翰·杰伊 (John Jay)为州长。22 1796年之后,这种方法已经在全国各州建立起来。因此,长期的政党组织第一次被引入,它在立法机关的影子下悄悄建立起来,由立法机关成员组成。它超越了那些在城市或县里偶尔召开,通过直接或两轮选举,选出当地选举性职务候选人的会议。在这种形态下,这一组织表现得与革命年代诞生的组织非常相似。在革命年代,这些组织在一些州是按照波士顿的模板,由人民在城市里组建“通讯委员会”,在其他州以更贵族化的弗吉尼亚州为模板,由殖民地议会建立起通讯委员会。州立法议员负责领导对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挑选,或许也显得有贵族制色彩,但选民团体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立法机关很好地代表了选民团体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它容纳了大量过去的“领导阶层”的成员,这些人当时依然被视作社会天然的领袖,在他们身边还有另一个日益壮大的年轻政治家群体,这一群体在民主催化剂的推动下,不知疲倦地为国工作。比起在大众集会 (mass meeting)或者某些人所谓的乌合之众集会 (mob meetings)中选出其他职务的候选人,这些议员似乎提供了更多保障,也表现出了更多体面。这些立法机关成员举行的正式会议,因其秘密的特性赢得了“党团”的称号,因为这与革命前波士顿党团组织的那些秘密会谈非常相似。在各州,“立法党团”成为这些会谈的正式称呼。除了州长与副州长职务的候选人,也就是州政府领袖外,立法党团也要决定选举人的候选人。选举人由人民选出,是选举联邦政府首脑的选举团成员23。但对选举人职位的决定权很快变得没那么重要,因为就在同时,依照各州立法党团的榜样,联邦国会内部也形成了党团,负责决定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这一行动使得选举人特权黯然失色。
三
国会党团。政党在国会的成员提名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这一方式是如何在持续不断的抗议声中建立和发展的。批准提名规则如何消除了投票者的行动自由,以及让选举人团变成了一个登记团。领导人的社会声望,以及他代表政党党团的最高利益,如何保证成员服从国会党团的决定。这些最高利益涉及的是自由和平等,而联邦党人被认为威胁到了这些利益。
在最早的两次总统选举中,候选人的选择是由华盛顿自己做出的,可以这么说,所有精英都将华盛顿视为共和国的第一位领袖,他的两次当选都得到了一致的欢呼,而约翰·亚当斯也跟着他当选了两次副总统。但在华盛顿于1796年退休之后,战争就开始了。联邦党反对派的候选人无需挑选,自然是托马斯·杰斐逊,而在联邦党人那一边,曾在华盛顿身边当了八年副总统的约翰·亚当斯,虽然未能获得其政党的一致拥戴,也还是被定为华盛顿的继承人。尽管联邦党人筹划了一些反对他的阴谋,他终归还是当选了。但他激起了若干联邦派领袖对他的反感,尤其是汉密尔顿,后者在1800年选举前夕带领着一股新势力崛起。因华盛顿的逝世而起的混乱进一步加重了联邦党阵营内部的分裂,因为只有他的声望才能保护联邦党。联邦党在全国不断地丢失阵地,同时在国会中也失去了多数党的地位。杰斐逊赢得大选和激进主义取得胜利,这一迫在眉睫的危险迫使国会中的联邦党人干预总统大选,而宪法本来是精心设计为阻止他们干预的。24国会中的联邦党人,首先是参议员,他们已经建立了定期举行正式会议的习惯,这一习惯在当时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人们给这些会议取名为党团,它们的目的,是预先决定成员在讨论最重要问题相关会议上的行动方针。由大多数出席会议的成员所做出的决定,被认为对未参会的少数成员也有约束力,因而这些会议获得了一种道义上的赞同,甚至近似法定的承认。所以甚至在国会内部,很早就建立起了一种宪制外机制,以预见以及干预国会的行动。这一机制甚至将在国会权能之外继续扩展其影响力。这一现象似乎正是在汉密尔顿的煽动下发生的。他一心要让亚当斯出局,还要阻止杰斐逊当选,于是便有意通过国会中党派成员的一项正式决定25,坚持应用他认为有利于实现其目的26的选举方式。这些成员们计划这样行事:他们就联邦总统和副总统的竞选人达成一致,并保证会尽力让这两个人被选举人接受。27这次提名作为一个先例,开创了一种竞选方式,彻底摧毁了宪法对于总统选举的精心布局。联邦党党团所采用的这种选举组合,透过其中一名成员写给其委托人的信件而泄露出来。党团成功地避免了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件事情上,它将所有的勾当掩藏,使其成为绝密。反对他们的著名记者 W.端纳 (W.Duane),为费城的一家报纸 《曙光》(Aurora)工作,当他在这份报纸谴责联邦党的勾当之后,他因为“其错误的、诽谤的、抹黑的和恶意的言论”而被传唤到参议院,好不容易才从针对他的多起正式诉讼中脱身。在波士顿的反联邦派报纸中相应地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抗议,反对“部分国会成员的目中无人,他们组成党团,目的是在公民行使其宪法授予权利的时候操纵他们”28。尽管如此,反对联邦党的民主共和党 (Républicains)29在国会中的成员,自身也同样秘密地建立了党团,负责决定竞选联邦最高的两个行政职务的人选;虽然杰斐逊早已被定为总统大位的第一候选人30,但民主共和党的党团依然要确定副总统的人选。麦迪逊(Madison),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似乎在这一党团中扮演着主要角色。31
在紧随其后的1804年总统选举中,国会党团再次出现,但这次不再是秘密的了。为决定候选人,国会中的民主共和党成员举行了公开会议,并完全采用合议性团体 (assemblées délibérantes)的规范,好似这是依据他们所受的委托而采取的行动。在1801年杰斐逊获胜以后,联邦党人作为一个党派几乎已经被消灭,他们永远放弃了组织党团。从此只有一个国会党团,也就是民主共和党的党团,每隔四年,定期在总统选举前夕登上舞台。为了进一步在全国提高行动效率,它 (在1812年)组建了一个特殊机关,即一个通讯委员会,各州均由一名委员会成员代表,该成员负责监督党团的决定是否得到了尊重。各州党团偶尔也会在决定联邦总统候选人时选定立场,它们也提出人选,但每一次都依然是国会党团做最终决定。在1808年要为杰斐逊挑选继任者的时候,富有影响力的弗吉尼亚党团提名了两名强有力的竞争者,麦迪逊和门罗 (Monroe).国会党团选择了麦迪逊,并且委婉地宣称,与会者都是以其“作为公民的个人品德”为依据而做出这一推荐的。许多并不支持麦迪逊的国会成员向本州求助,他们抗议的不仅是此项行动不符合党团流程,还有这一体制本身。32党团最终取得了胜利,全国的民主共和党接受了它的决定,麦迪逊当选。在1812年的选举中,纽约州试图另立山头,其立法机关公开反对麦迪逊,试图推选声名卓著的政治人物德威特·克林顿 (DeWitt Clinton),麦迪逊依旧赢得了最后的大选。纽约州立法机关在当时的一份宣言中反对一直选择弗吉尼亚州公民竞选总统,反对“弗吉尼亚王朝”的延续,试图激起各地对弗吉尼亚州的嫉妒,这一行动终究徒劳无功;它还谴责了国会党团的小集团篡夺了本属于人民的权利,33试图激起人们的民主情绪,这同样只是徒劳的行动。麦迪逊再次当选。1816年,当党团为了决定麦迪逊的继任者再次集结的时候,亨利·克莱 (Henry Clay)提出了一项动议,宣称由党团决定总统提名是不合适的,但他的提议遭到了拒绝;另一项由其他议员提出的动议也遭逢了同样的下场。党团选择了门罗作为候选人,门罗得到了麦迪逊的支持,恰似麦迪逊本人也差不多是由其前任杰斐逊指定给党团的。门罗获得的票数优势相当微弱 (65对54),但投票结果一宣布,克莱就急切要求大会宣布门罗的候选人资格获得了大会的全体一致支持。34这就是党团多数成员的决定对全体成员的影响力,不管是对于他们自己还是对于党派在全国的支持者,这种影响力被认为是必要的,违者将受到谴责,被视为异端甚至被革除党籍。作为对这些理念的支持,它在美国选举体系中建立了一套规程,即常规提名的程序,这套程序由党派的委员会采用,它是唯一有权发动大众投票的。35依照宪法,选举人本来是人民的自由受托人,而且应该仅凭他们的智慧与良知选择最高长官36,但现在他们服从党团的规则,所能做的仅仅在于记下国会党团在华盛顿做出的决定。
在国会党团的权威下,人们以惊人的热忱接受它的推荐,它的提名几乎等同于选举。这建立在两件事情上。一方面,是党团成员所属阶层拥有的声望,以及他们个人在全国的地位。他们在联邦首都代表的,是与各州立法会议成员相同甚至更高的政治与社会构成,即自然形成的领导权,这些领袖的权威是获得普遍承认和心照不宣的。杰斐逊登上总统宝座常被称作“1801年政治革命”,但这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新轮回的开端。这场“革命”远非彻底颠覆旧体制,它只是将民主学说作为一种政府理论确立起来,并未改变民众的风俗习惯。要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政治领域之外事件的激烈竞争背景下,这类学说和理论才最终在人民的政治习惯中转为实践。37国会党团以及各州立法机关的党团成员,或者用汉密尔顿的说法,“第二等级的领袖”38,实际上组成了一个政治集团,后者自发地成为前者的代理人,用现在的说法,他们成了前者的“总督”39,只通过私人通信来行动。
另一方面,党团成员代表了民主共和党利益的主要力量,后者设定纪律,让他们忠实地服从它发出的命令。反联邦党人认为共和国和自由面临着致命的威胁,无论他们的感觉是对是错,在他们看来,是联邦党人威胁了共和国与自由。联邦党人怀疑人民,蔑视人民的智慧和品德,梦想着一种强力的威权政府。联邦党人的政治理想是建立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而联邦党人的敌人,甚至在华盛顿时期就谴责联邦党人编制了所谓的君主制方案,这些谴责现在看来像是愚蠢的中伤,但它们在被灌输了民主派思想的简单头脑那里大有市场。执政的联邦党人做下的各种蠢事,他们限制出版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举措,成功激起了人民的反对。联邦党很快寿终正寝,但它曾对自由和平等造成威胁,获胜党派的领袖始终没有忘记这样的联邦党,将其视作假想敌,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对它的记忆让获胜党派的领袖小心地避免行差踏错,以巩固其权力。为了防止联邦党人的一切反击,民主共和党必须严格避免分裂,而为了避免分裂,为了将全党所有力量集中到总统竞选这场大战里,国会党团必须恪尽职守。
选举模式补充到这些威胁性手段中,使得少数处于绝对弱势,并给予党团突出的地位。
四
通计式选票单 (general ticket)模式是如何寻求党团的服务的。它实行的目的是巩固党派的主导权,同时保护州的独立性。这两者是如何导致投票人和选举人丧失独立性的。通计式选票单激起的攻击,对党团加以质疑;国会关于修正宪法以引进分区计票制 (district system)的大量讨论。40
宪法将决定选举总统选举人团方式的权力留给了各州,各州则采用不同的选举体系来运用这一权利:某些州将本州分成与选举人人数相等的选区,每个区任命自己的选举人;某些州则由全体公民投票选举全体选举人,形成一个单一的名单 (通计式选票单);最后还有些州立法机关自己选择选举人。第一种体系在政治讨论中褒贬不一,而后两种体系很快在联邦的大部分地区占据了上风。它们或是导致少数派的声音遭到无情碾压,或是造成少数人篡夺多数人的权利。即使在实行分区计票制的州,占据主导的政党也会用极为专断和不合规则的方式划分选区,让其支持者在这些选区中恰好微弱地占据优势。选区并不总是包含相邻的领土,而且也并不总是拥有相同的代表性:某个选区任命一个代表,而另一个可能任命两个,三个或者四个代表41。在美国的政治社会中——作为第一个正式以权利和多数人合法表达的意志为基础的社会——永久掌权的渴望也需适应新的形势。它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混淆多数与少数,这是用估算选票的手段,而非蛮力来干的。从那时起,对于宪法本身和对于宪法的解读所产生的分歧,却成了某类行动在原则和信念上的依据,即通过选举中数字上的权宜之计来阻碍对手。无论是以“民主共和党”之名,还是以“联邦党”之名,多数派或者所谓的多数派都寻求以正当理由消灭各处的少数派。
除了上面由“党派”引入的原因,还有另一种焦虑,它所触及的政治偏见,正是这个年轻共和国在组织上和初生时期最为强力的要素。我们知道,联邦是很勉强才建立起来的,用一句名言说,它的成立,是迫于“顽强人民不可或缺的需要”。旧殖民地从英国当局治下解放,它们之间在领土和人口上都极不平等,这些殖民地对“主权”极为猜忌,而且怀有极度的恐惧,害怕会在联邦中“溶解”,或是沦为受人口众多、富足和强大的大州宰割的鱼肉。在一系列重要转折后,这个勉强降生的共和国又面临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各州成功联合的基础是一种妥协,联邦政府只拥有明文授予的权力,而且在参议院中给了小州与大州同等的代表性。而众议院是由各州按照人口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而选举人团中各州选举人的数目则与本州国会成员数目相当,于是大州与小州又这样对立起来。行使选区制的各州,包括大州,按照选区选举代表,不同选区的多数有时属于不同政党,最终所派出的代表也很复杂,可能互相对立,而州内的大人物也不能解决这一点。而用通计式选票单选举代表的各州,不理会州内的不同舆论,派出的是同质的与紧密的代表团。在这种情况下,州对自治权笃定的关切,就给党派利用通计式选票单打击竞争对手的行动,开了口子。这种行动现在变成了保护州在联邦中地位的必要手段。也是出于这些原因,一些在最初采用分区计票制的州也改用了通计式选票单。弗吉尼亚州在1800年就做出了榜样,即便它依然在引入通计式选票单的法令序言中谴责这套制度。
通计式选票单的好处,是可以保证政党的统治权和州权的独立性,但这些好处也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实现:这份通计式选票单必须常常符合投票人的心意,否则永远不可能在全州实现所希望的选票集中。考虑到这一点,国会党团及其地方机构,所能做的也就是毛遂自荐,它们负责提出名单,而人民负责给名单投票。通计式选票单召唤了党团,而党团则替通计式选票单开辟道路,双方互相交与人民的权利,即完全独立行使选举自由的权利。当通计式选票单号称巩固了各州内部的时候,党团在各州巩固了掌权者对手中权力的掌控。此外,因为通计式选票单的存在,也不能任命持异见的总统选举人,选举人接受“强制委托”42是自然的,几乎自发的规则。这是为了保护党团所支持的候选人的利益。在这两个层次上,投票者和选举人都分别放弃了他们的独立性。
当选战偶尔极为激烈,胜负难料的时候,党团的领袖会害怕少几票。如此,这些受委托的提线木偶,就不会收集授予选举人职务的必要的所有人民选票,而是将提名选举人的任务委托给立法机关,因为他们本人就在立法机关中并且占据多数。甚至就在选举前夕更换选举制度也并不罕见。通过立法机关的某种政变,把分区计票制换成通计式选票单制或由立法机关提名。当权的政党不在乎任何原则和规章,根据自己的便利,如同洗牌一样实行混合选举模式43。
这些不公道的行为,还有正在发生的选举体系的混乱,马上在大众中间激起了反抗,一场战役就此开始。这场战役要求的,是建立一个以分区计票制为基础的,统一的和真正属于人民的选举模式。通过适用于全联邦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势在必行。表达这一要求的一些提案,从1800年开始44,已经多次被提交给国会。而1812年选举之后,同类提案更常见了。在1813年提交的议案中,我们发现每一年,或是在参议院,或是在众议院,反对通计式选票单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这一制度鼓励了党团令人不齿的行动,甚至使这些行动变成必须45。人们苦涩地发现,党团与通计式选票单的结合,已经彻底摧毁了宪法作者为总统选举做的精心设计。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种反对通计式选票单的论调,它在概述了种种不满的同时,也阐明了长期政党组织与选举体制关系上的问题.“至于选择元首”,评论者这样说,“最初的行动应该由选举人自发采取。他们应该自由地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选……但实际上是多么扭曲和畸形啊!本来宪法禁止干涉选举的人在选举中最先行动,他们却踏出了第一步。国会两院的成员集合在党团或大会中,投票选择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与副总统。而他们的选举结果,会以推荐的名义向全国宣布。这一谨慎的推荐随即就到了各州的立法机关成员面前。而正是他们任命选举人,人民什么都不用忧虑,因为人民已经被排除在所有的工作之外了。表面上,选举人依然由人民选择,但州立法机关中彼此针锋相对的爱国人士,以自己的背书,增加了这张写有 ‘公众轻信’的支票的分量。他们还不满足于此。除了好心地向人民指出哪些代理人能够最好地处理事务以外,他们甚至还自己组成了选举人团的一票……所有这些举动都可谓骇人听闻。必须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政府的性质将完全改变。现在元首的职位已然主要是靠贵族集团的阴谋、手腕才能获取。决定选举的是早已存在的团体而非人民。类似团体的运作将无可避免地由一些领导人领导,这些人以其才能、勇气或行动对他们的同僚极富影响力。对他们而言,腐蚀无处不在。我谈的并不仅仅是满足人类最低等欲望的那种低俗的贪腐,还包括为人类堕入阴谋罗网开路的骄傲、野心、虚荣、家族牵绊以及数以千计的弱点和罪恶。这些长期团体的性质和他们的中心地位,为这些错误的不断复制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他们绝不可能长期白忙活,而被这种方式选上的人同样不可能不依赖于帮助他们获得职务的人,对于确保自己连任或是将其传递给自己偏爱的继任者的有效策略,他们也不可能放弃……我不敢说采用这一修正案 (即采用分区计票制)可以终结总统提名中的阴谋、诡计和腐败。没有什么人类能用的手段可以完成这一目标。但我认为,这一修正案显然可以去除这些阴谋集团勾结的便利,降低阴谋的严密程度以及减少腐败发生的几率……团伙始终存在,但会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46
不过通计式选票单也有自己热情的辩护者,他们狂热地坚持,强调从各州权利以及大小州之间权力平衡的角度,47改用分区计票制显示的危险。与此同时,通计式选票单最为顽固的捍卫者承认在总统选举中走偏的大量权力的滥用,比如像鲁登道夫,就宣称选举人提名已经变成了一场笑话——镜花水月 (the shadow of a shade).但他们坚持认为分区计票制并非一剂良方,因为问题并不是出在选举模式上,而是出在党团的行动上:“你们将州划分为选区是白费工夫,难道这可以摧毁党团吗?并不会,从中得利的人会小心地保留这个怪物,并且会继续轻松地决定总统的上台和下台,就像古罗马的近卫军随意指定罗马帝国的主人一样……只有国会中的多数不再组织为党团,只有当国会中的多数不屑于再充当党派的工具,不屑于再用违反宪法的方式推选总统。这才是解决方法。”48而分区计票制的支持者,则在他们的立场上,反复重申“问题与无法分投不同人选的投票模式密不可分”,因为正是这一制度让“选举人变成党团选票的机器”49。
年复一年,人们不断重复着两边的意见,然而问题的解决却毫无进展。众议院中人口多的州占绝对多数,它们从通计式选票单制度或立法机关提名候选人制度中提升力量,故而众议院系统地埋葬了所有相关的宪法修正案。而参议院中,小州与大州有着同样多的代表,分区计票制往往在这里更受偏爱。提案曾经三次在上院获得宪法规定的多数,却从不曾在国会的下院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支持。通计式选票单的堡垒依然屹立不倒,而党团也在其庇荫下继续存在。
五
就算无视对自己的进攻,通计式选票单依然无力支持党团,后者的基础在于领导者的社会名望与政党利益的主要力量,而这些自身在党团制度下正在衰弱。党派之分不再存在 (好心情时代50),党团的行动不再是为了抗敌而集合人马,而且因为有着为数众多相互竞争的候选人,政党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内部阴谋的所在,也就不可能实现这种集结了。在日渐增长的平等观念面前,领导人的权威也得低头,滋养这种观念的,是空谈理论者的宣传和个体的骄傲。这些个体颂扬的是在改变大陆面貌的经济发展中涌现的个人胜利,西部被这种经济发展改变得尤其明显。民主性的猜忌,在人民中间觉醒,并且转向党团。针对国会党团下一次集结的暴烈战斗爆发。报刊界、公众集会以及州议会在各自立场上的态度。
然而通计式选票单为党团提供的保护并不能持久,因为党团自身的力量,即领导人和政党不容置疑的命令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力量衰减了。这些力量缓慢但持续地衰减,而衰落的进程几乎从19世纪初,也就是杰斐逊胜选和民主原则在政府理论中赢得胜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联邦党的解体结束了党派的对立,杰斐逊曾有名言:“我们都是民主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这句话很快就成了现实的写照。联邦党的残存者渐渐被民主共和党吸纳,待到门罗掌权的时候,过去的分界已经完全消失了。曾激起无数激情和憎恶的宪法,从此在所有公民中唤起的都是同样的敬慕和热爱之情。国家在它的保护下大步迈进,跨过所有的党派带来的烦扰,在政治生活中,好心情时代到来了。然而国会党团还是推出它的候选人,老调重弹地劝说人民团结在其周围以应对敌人,但当时它已经没有敌人了。它还在援引政党的伟大事业,但当时政党已经不再有任何特殊的事业,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忆。然而,政治领导人在原则上的分歧越小,他们这个狭小的圈子就越容易成为充满内斗与阴谋的修罗场。差不多就在他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 (在1821年),门罗就被称作“发热总统”(president making fever).他制造了好几个候选人,每一个都自称代表民主共和“党”的利益,每一个在国会都拥有朋友,为支持他而策划阴谋诡计,这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争,挑动了每一个参赛者。他们很乐意将他们的主张建立在一些“大原则”上,但我们没能找到明显有区分的原则,打着灯笼也找不到。51总统竞选的参选者之一,克劳福德 (Crawford)找到了另一类资源:作为门罗政府的财政部长,他拥有相当强大的赞助 (patronage),拥有大量职位和资源区分配,以此巩固他的支持者,也是很划算的选择。这些交易和阴谋,似乎证实了围绕通计式选票单出现的长期争议中的抱怨。这些辩论争论的主题往往是国会成员在总统选举中的干预行为。领导人的声望再也不足以打通去往华盛顿的道路,这种声望已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美利坚合众国内的经济与社会变化在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系统性地摧毁了这种声望。
清教徒们在新英格兰建立起的政治—社会阶层结构,是行政官、教士、富人与文化人组成的联盟,这一结构倒塌了。联邦党人曾是领袖政府活生生的化身,他们的倒台也摧毁了这一政府最为坚实的基础。教士曾经是联邦党人最强力的支持,他们的影响那时却已经被世俗化社会所抑制。在阿利根尼山 (Les Alleghanies)的另一边,西部的处女地上,形成的是一个新世界,它逃脱了传统的限制,因为它并没有过去,它处处平等,因为它的居民全是新近抵达的旅客,是字面意义上的暴发户,他们彼此相似。这片西部国土的人口、财富和政治上的影响力都日渐增长。原有诸州的商业和工业也有了极大飞跃,但他们新拥抱的繁荣,发挥的更确切地说是瓦解旧秩序的作用:它创造了由商人和爆发的制造业主构成的新富阶层。这些新富排挤掉老富人,但却没有替代他们在人民中的地位和尊重。城市的快速发展也为摧毁旧的社会关系提供了贡献。与此同时,个人也在人与事物的直接鼓舞下挣脱旧的奴役以及伴奴役而生的事物。杰斐逊在1801年的胜利,尽管没有在习惯上带来一场民主革命,却极大地推动了民主思想的传播,为这些思想罩上了一层仪式性的崇拜。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表示,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在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所有人都必须低头。一些作家也普及和阐述了这些思想。写给农民和工人的一些小册子鼓动他们发起斗争,反对金钱权力、银行、政府任命的法官以及所有其他贵族性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存在就是对人民主权的损害。52
美国公民从这些事情中获得的经验是令人振奋的。福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提高。一系列伟大发明的诞生为这个世纪揭开了序幕,蒸汽船在共和国的辽阔国土上划下痕迹,这片土地上的大河比道路更多,而从土地中产出的自然财富让全世界都得以享受经济革命的好处。在合众国的每一个居民面前,都打开了无限的活动前景。美国公民的心中充满了骄傲,充满了作为自给自足者的信心,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他很快发现,自己如此尊重的政治主权,也是自己的个人财产。那么,既然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运用权利不需要其他人的智慧,为什么在公共事务上运用权利就需要其他人的智慧?在国会或州立法机关中的公民精英们,会集到党团中,向其他公民发号施令,选择他们倾心的代理人,授予他大任,这些公民精英的行为就像是一帮篡位者。而猜疑精英们所谓的优先的美国公民,也不再能容忍精英们的统治。
这些职业政治家团体,会集在联邦的首都,投身以联邦最高长官为目标的钩心斗角中,而只要人们因循前例,这些钩心斗角将会在国会党团中迎来最后的结局。这结局将会是什么?有人敢去这样做吗?人们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很快,整个联邦又变成了一场激烈大论战的舞台,其主题正是下一届国会党团。人们在报纸上谈论它,各类会谈的主题是它,议会内,人们为以它为主题的解决方案投票。总统候选人之一是安德鲁·杰克逊 (Andrew Jackson),他并非职业政治家,而且从不止一个方面来看都是新人。他不能指望国会党团的支持,而他的选举团队也估计要确保杰克逊的胜利,打击党团是势在必行的。他们将这一行动作为反对党团的公开战役重要的一部分53。在为数众多的舆论抗议中,大部分都是对党团有敌意的。群众集会,几乎无一例外地谴责由党团做出提名,将其视为对人民权利明目张胆的篡夺54。各州议会的分歧更为严重。在东部,纽约州、缅因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党团宣布将采用传统做法,由国会成员进行提名55。在马里兰州以及西部新建立的一些州,立法机关在正式磋商后,却通过了正式的提案,愤怒地拒绝了党团。这些西部州的领头羊是田纳西州,该州正是杰克逊将军所在的州。当地的立法党团早在两年之前,也就是1822年8月,就急急忙忙通过了一个提案,推荐将军为总统候选人。该州议会之后又正式行动,以极大的热情坚决反对国会党团,并且将该态度通知了全联邦各州议会。56而其他州议会对它们在田纳西州的姊妹的干预并未给予热情的欢迎,大部分州坚持不审议田纳西州的意见,其余各州,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了反对。57然而在群众集会中,以及大部分报纸上,对于党团的攻击一刻也没有放缓。
六
1824年国会党团的惨败。参议院中的大辩论.“党团这个国王已经退位了”。党团确实制造的有害影响。
在国会,敌对派系间的钩心斗角依然在继续;除了克劳福德的朋友之外,所有候选人的朋友都坚决不参加党团,因为一旦他们出席,根据党团不成文的规矩,他们就要被迫服从由党团根据多数票做出的决定,就要放弃支持他们自己偏爱的候选人;无论如何,要是没有任何候选人能在党团中赢得多数票,所有人都会因为票数不足出局,考虑到候选人人数众多,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国会之中三分之二的民主共和党成员拒绝组建党团,这一状态早已经得到证实,而克劳福德的支持者则坚持召集党团。面对将党团称作“雅各宾秘密会议”的批评,党团的组织者决定公开举行会议。它于1824年2月14日在国会大厅召开。会场大门一敞开,拥挤的人群就冲入了走廊,然而在灯火通明的大厅下层,党团成员的座位却几乎是空的。最终,我们看到,在216名被召集的成员中,共有66人响应。克劳福德几乎获得了与会者全体一致的支持,但这种一致只不过是党团的一部分少数,而这种结果,反倒证明党团实现集中能力的不足,但这种能力正是它存在的理由。它坚持发表了一篇长篇声明,声明有必要坚持采用传统提名方式,并警告党派要防止废弃传统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仅仅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受到打击,整个提名选举性职务的现行体系都将被摧毁,而民主共和党的霸权也会立即被摧毁。该声明的署名者坚定地相信,这事关“党派的存亡”58。而唯一的希望,最终就在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党派的传统组织体系上。
这一声明没能够打动舆论,而党团的战士们很快就不得不经历与国会相关的大战。这场战役的起因,是关于选举体制、通计式选票单或者分区计票制的永恒问题。在国会内部进行的漫长讨论,几乎马上就转变成了关于党团的激烈辩论。在之前的讨论中,党团已经在讲坛上被标记成通计式选票单制的同谋,这一次则是专门针对它的审判。作为建国一代最后的在世者之一,鲁弗斯·金 (Rufus King)用一篇长文率先开火,指控“一种自我创生的,已经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权力,这一权力所带来的威胁,可能摧毁联邦与州之间的平衡,实现联邦行政权的扩张,削弱立法权,把政府送入小团伙手中,这些团伙以共济会的形式,通过其符号与密语在全联邦扩展开来”,诸如此类。59其他参议员通过支持鲁弗斯·金的攻击来表达抗议,他们反对这样一种说法,即党团的推荐仅仅是部分公民的个人意见,从来不曾为任何人背书。他们强调,正是国会成员头衔的影响力为国会党团带来了力量。他们进一步发问,有谁敢说,在国会山举行的,有议长(Speaker)和守门人 (huissiers aux portes)出席的会议只是私人性质的会议?这就好比一个在大街上被人羞辱的神父,一边把他的圣袍脱掉,一边说“在这里等会我,神啊,等我解决掉这个倒霉蛋”,事后再重新取回他的神品,好前往教堂宣扬慈善,为那些被遗忘的受屈者祈祷60。国会党团的延续为最大限度的滥用权力和腐败开启了大门。它是对于人民主权最为耸人听闻的蚕食,它运行在一种被赞助61和行政权影响毒害的环境中。让我当上总统,之后我就让你们当部长或国务卿,或者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你们一个与你们的需求而非能力相匹配的好位置。在宪法起草者的思想中,总统和国会本该成为天平两端的砝码,现行体系却让这一健全设置的好处荡然无存。62
党团的支持者在参议院的人数更多,他们在对手面前表现得颇为趾高气扬。他们宣称,党团制度从来就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它是与革命一起诞生的,是广受尊敬的塞缪尔·亚当斯或他的父亲提议成立的。党团的推荐如果与人民的意愿相悖,自然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人们现在是倒果为因。这二十年来,党团行动的结果是什么?宪法有被违反吗?我们的兴旺发达难道不值得赞赏?所有渴望摧毁身上奴役枷锁的民族,难道不都是把目光转向我们,视我们为应该引领他们的指路明灯?这一体系的成果,在1800年以来直至今日的总统选举中都被人们遵循,是人民和绝大多数公职人员都支持的。63反党团的攻击多是源自失败党派的怨恨和个人的考虑。参议员诺布尔 (Noble)说:“正是通过党团,我们才从联邦党手里夺取了权力,我年轻的时候这样说,我现在也会这么说。”64最后一任党团主席史密斯 (Smith)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宣布正是党团让民主共和党获得了权力.“一座桥只要能让我安全顺利地通过,我就说这是一座好桥。作为党派一员,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想让自己的党派继续掌权,而且我认为党团体系是最有效的手段,而当我们停止用它服务自身的时候,我们就亲手丢掉了一件好用的工具”。在一个许多高级职位都由选举产生的民众政府中,必须建立一种模式来集中人民的选票。而党团体系肯定是所有可能模式中最好的。比如说,对于总统选举,“难道不可以合理地设想,较之于从来没有见过候选人而且从来没有跟候选人打过交道的人,国会成员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候选人的才能和品质?如果说党团体系被批评了,那么何不让我们看看你们用什么代替它?”65
辩论持续了三天,超过20名发言者参与其中。参议院厌烦了这场战争,将讨论无限期搁置。然而所有人都很清楚,党团遭到了批评,国会党团遭到了谴责。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国会中三分之二民主共和党的成员没有出席。这次失败给了参议院内的大辩论致命一击。人们到处议论,“党团被赶下了王座”。而且它再也没有尝试复辟,它在国内激起的敌意太大了。
但到目前,随着时间和事件的渐远,这种敌意显得不再那么合理了。对于国会党团的指控,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动机审判。个人之间以及派系之间斗争产生的敌意,还有泛滥着青春生气的民主精神的狂热,肯定夸大了党团的某些滥权行为,或者至少是预设了这些滥权行为存在。还有所谓的赞助的肮脏交换,以及总统与国会成员之间的交易,这些说法在被提出的时候都被渲染上了暗沉的色彩,实际上没有显出真凭实据,不过是表达了对于未来的恐惧。钩心斗角无法完全从党团的交易中被剔除出去,但它们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腐败行为。被党团推举参加总统选举的人,与其说是党团创造的,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品质及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被舆论或者舆论中最惹人注目的一部分推到台前的。然而党团依然对于联邦的未来造成了一些极其严重的恶劣影响,它建立了一些决定性的先例和思维习惯,而美国从未能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摆脱它们:在党团的操纵下,宪法为总统选举精心设计的方案化为乌有,选举人团变得无足轻重,联邦最高长官成为它的提线木偶;而为了让人民批准它的勾当,它把对于党派大会的尊敬深深扎根在人民心中,这种尊敬的外在特征,就是确立了对“常规提名”的盲从。
七
各州议会党团同样受到谴责。长期以来,它如何为了候选人提名开辟了一条通过新体系的道路,这一体系建立在人民委托权力的原则上,首先授权给混合党团,之后交予单纯的大会。立法机关党团撤销的速度较为缓慢,尽管这次放缓很有意义,但它依旧未能阻挡新秩序的来临。
正像以最后的国会党团名义所出版的声明作者预见的那样,它的崩溃造成了整个由党团提名选举职务的体系的崩溃。面对日益高涨的民主浪潮,各州的议会党团也同样有解体的危险。在19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民主情绪爆发之前,它们已经受到了打击。议会党团,仅仅由议会内的党派成员组成,而该党只占少数的选区就没有自己的代表,却要接受由全州的党所做出的决定,就算党团只能代表州内党派的少数时,情况也是一样的。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不满,党团在19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决定,在内部接受一些代表,这些代表专门由在立法机关没有代表的选区党员选出。如此就在这个寡头团体中,引入了拥有明文规定的磋商权力的民众要素。尽管这种创新的首要原因并非是认可党团篡夺人民权利的看法,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没有为党派提供事实上的完整的代表权。无论这一革新多么微不足道,缺口已经打开,它将渐渐扩大,为人民腾出位置。大约是在1807年,可能是罗德岛提供了首例混合党团,来为州高级官员提名。66第二年,我们发现这种党团被引入宾夕法尼亚州。它在该州的引入是在一场斗争之后。这场斗争中,将候选人提名授予一些专门代表的提案未能获得很多群众的支持,后者认为派遣代表将会造成“不便与花费”,而且由于竞争关系,还会造成党内的分歧。正是民主共和党党团,为了让敌对派系无话可说,自己邀请由非民主共和党代表的县派遣与该县议员人数相同的代表,与立法机关内民主共和党的代表共同推进州长与副州长的提名。这一混合党团于1808年3月7日在兰开斯特 (Lancaster)召开。67充斥宾夕法尼亚州政治生活的激烈派系斗争,经过了十多个年头,在提名候选人的大会构成上发展出了新的变体.“老派民主派”派系反对“行政权及其仆从,立法机关成员阴谋”的猛烈攻击,促使他们的敌人1817年在哈里斯堡 (Harrisburg)召开了各县代表的群众大会,而立法机关成员除非由某县专门指派,否则不得列席.“大会”(Convention)这一术语,原本是指不同地区公民的集会或某些“大会”(general meeting),就在此刻变成了代表大会的称呼。哈里斯堡大会会集了69名代表和44名州议会成员。68混合党团就如此让位给了混合大会,后者的原则和基础是群众特性,还有,立法机关成员只能以辅助身份参加。他们为此目的,常常获得一种准委任(quasi-mandat):不想要选择特别代表的人民“授权”他们在立法机关的代表填补他们的位置;或者大会通过专门提案,同意他们“作为成员投票”69。
混合大会最终被纯粹大会所替代,后者仅由每次专门选出的群众代表组成。后一种形式的大会在“政党政府”中,明确和永久地确定了以代表人民行使权威为原则和实践,而先前我们已经看到偶然出现的类似情况,就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初生阶段,无论是在一县之中的若干市镇代表组成的会议,还是在几个县代表组成的会议,甚至是在全州代表偶尔召开的会议中,都可以见到这些情况。第一次纯粹大会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组织的,与在哈里斯堡召开的第一次混合大会处于敌对状态,组织这场大会的派系曾在先前宣称哈里斯堡大会不过是“混血党团”,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卡莱尔 (Carlisle)召开了自己的大会。70尽管当时是“混血党团”取得了胜利,但就是在1823年,两党都采用了一般大会体系。
在大部分其他州,立法党团的消失过程更为缓慢。在纽约州,坦穆尼 (Tammany)的民主社团自1813年以来就要求召开代表大会,来决定州长和副州长竞选者的提名。但这一建议没有产生任何作用,立法党团依然掌握大权。第一个混合党团直到1817年才在纽约州出现,而且只是部分异见分子的行动;在1824年,依然是党团决定该州的提名71。但同年的风潮之下,纽约州最终建立了一系列代表大会,这些大会的肇始是犹提卡 (Utica)大会,这次大会“就是为了颠覆党团召开”.“整个党团体系,正像这次大会所宣告的那样,都被人民发自心底地厌恶。反对党团的愤慨和嫌恶的呼声已经在全国响起。它不能再存在了。”72在马萨诸塞州,直到1823年,一些专门代表才加入到了立法党团的成员中73。在罗德岛,群众代表加入立法机关成员决定提名的做法引入得很早,人民没有很着急地任命自己的代表。在1824年,我们发现某些选区几乎没有回应号召,没有派出代表,而在由超过66名成员组成的大会中,只有不到12名或13名代表是真正选出来的74。在好几个州,纯粹的立法党团决定州长和副州长候选人的做法,甚至在1824年之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些事情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广泛的惰性,习惯的力量或者领袖的威望,这些在日益壮大的民主浪潮面前,具体地证实和解释了,国会党团是如何顶着针对它的攻击,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保持和行使它的寡头权力。它依靠的正是散布在全联邦的几帮头面人物。然而民主观念不是一下子突然就变成不可阻挡的力量,要不是这种观念全无章法的迅猛发展,它是无法通过每一天每一刻的工作,在全国人民的内心积聚的。与此同时,立法机关的党团创造了混合党团和混合大会,自己建构了一套新架构。现在只需一场意外,就能让被抑制的力量爆发并把旧模式扯碎。这场意外就是1824年国会党团的崩溃,它曾是传统领导权的安身之所,为其提供了行动的中心。它的失败,远比它所依靠的“政党”更为彻底,后者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丧失了全部活力,失去了明确的原则或自身的目标。而且一切的崩溃恰是在同时发生:追求存续的政党组织被摧毁了,虽然它的生机早已经消逝,而附着于其躯体之上的领袖,也随之垮塌。美利坚合众国政治生命中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揭开了序幕。
注释
1．Le Caucus Club,国内美国史学界通常将其翻译为波士顿核心小组,这可能是党团 (Caucus)一词第一次被用来称呼某个运动或某个政党的一群人定期开会以统一立场的活动。——译者注
2．Voy,supra,vol.I,p.110．
3．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堂兄。——译者注
4．History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1788,I,363．
5．The Works of John Adams．Boston,1850,v.II,p.144．
6．在1764年5月14日的 《波士顿晚报》(Boston Evening Post)中我们发现了以下这份倡议:
致诸位业主等:
谦逊的品质阻碍了个人主动要求您选他作为代表 (在别的地方司空见惯)维护您的利益,故而我们请求您将票投给过去坚定捍卫您利益的绅士们,尤其是在贸易事务上,在我们的代理人要求下,他们会及时发出与之后在议会中修订的贸易法案相关的指示。
您谦虚的仆人,
“党团”
(引自 R.Frothingham,The Rise of the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Boston,1872,p.169.)
7．Life and times of Joseph Warrens,by R．Frothingham．Boston,1858,p.50．
8．History of the siege of Boston．B．,1849,p.29,30,par R.Frothingham,et Life of Warren,pp.238-248．同一位作者,手中掌握着北端“党团”在1772—1774年的确实会议记录。这份记录标识着:“自1767年以来的记录丢失”。
9．刚刚提到的党团的会议记录,显示了党团对通讯委员会的领导……“任命一个三人组成的委员会在通讯待命并期待他们的出现”……(Siege of Boston,p.30．)
10．The Rise of the Republic,313,327．
11．这里的美洲殖民地 (colonies américaines)是字面翻译,其实作者应该指的是参与独立战争的十三块殖民地,不包括英国在北美的加拿大等殖民地。——译者注
12．Cf.McMaster,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I,306-312,337．
13．比如在179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约翰·亚当斯在宾夕法尼亚州遭到了民主俱乐部极其严重的暴力攻击.(Cf．Mc Master,II,297．)
14．Alexandre Johnston,Nominating Conventions(Lalor's 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15．在1788年之后的二十五到三十年,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还找到了两个例子:分别是在1762年 (怀疑是作者笔误——译者)和在1812年。关于与这些大会以及其他在宾夕法尼亚州政党组织发展途径的史实,参 Nominating Conventions in Pennsylvania by J.S.Walto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an．1897).
16．提名,指的是对选举性职位候选人的确定,它在英文政治学术语中仅仅指选举程序的第一阶段,该阶段是在选举人最终选定候选人的选举环节之前。
17．F.W.Dallinger,Nomination for elec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N．Y．,1897,p.23．
18．我们在马萨诸塞州还碰到了有着更为响亮前缀的同类名字:大党团,指的也是大众代表的自由集会。参Proceedings of the Grand Caucus composed of Delegates from the several towns in the country of N．Assembled．．．February 9,1809,Pro Bono Publico;and to examine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Union whether the people of New England are ripe for rebellion,and whether means are to be used to prevent their resistance to measures of government．Print Mass．1809.用另一个视角看待这个前缀更有趣:它显示了在大众心理中被挑起的,反对联邦党人的仇恨程度是如此不可思议的深。
19．无需在这里回顾美利坚合众国在联邦层面的宪制结构是如何在联盟中的各州催生了类似的结构:各州均有独立的立法权与行政权,有人民选举的立法机关和州长。联邦拥有的是一个独立的立法机关,即合众国国会,它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成员由各州公民以人口为基础选举,参议院则由各州立法机关任命的代表组成,无论该州人口多少,均有两名参议员。联邦行政权首脑为总统与副总统,由各州专门为选举这两个职位选出的选举人团选举出来。
20．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minating convention in Rhode Island,by Neil Andrews Jr．(Publications of the Rhode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vol．I．Providence,1893)．
21．J.S.Walton,Nomin．conventions in Pennsylvania．
22．J．D．Hammond,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Albany,1842,v.1,p.90．
23．联邦宪法将总统与副总统的选举交由选举人团决定,选举人团由各州按照本州在国会众议院的议员数量提供,宪法同时将选择选举人的模式交由各州自己决定。在许多州,州议会授权自己在立法议会期间任命选举人,而在另一些州,议会授权人民在选举期间选出选举人。今天各地的选举人都是由人民任命。
24．宪法禁止将选举人位子授予国会成员或联邦官员,以使得行政权免受立法权影响,并从总体上保证其独立性。
25．Cf.la letter de Hamilton à T.Sedgwick du 4 mai 1800(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ed．By J.C.Hamilton．N.Y．,1856,v.VI,p.436)．
26．根据通行选举模式,选举人选两人作为总统和副总统,但不必指出选谁做总统或副总统;得票最多的人就成为总统。汉密尔顿的方案是给亚当斯配上一位很受欢迎的次要候选人 [平克尼 (Pinckney)],并建议选举人为了不使选票分散,而给两个候选人同样投票:他希望亚当斯会缺上那么几票,从而被排挤出去。
27．Memoirs of the administrations of Washinton and John Adams,by Geo．Gibbs,N.Y．,1846,v.II,P.347;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Rufus King．N.Y.1896,v.III,pp.238,240．
28．这句抨击的作者署名为老南方 [这是著名合众国作家本杰明·奥斯丁 (Benjamin Austin)的笔名],我们通过这个机会看到的是表现当时时代风格的一个极好样本。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抨击泄露联邦派党团消息的联邦党人:“竟然如此!德西乌斯 (Décius)!你竟然如此大胆,竟敢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在国会的仆从已经替他们的投票做出选择,干扰他们的投票!你竟然这么卑鄙,用阻碍人民自由行使投票权的方式打击宪法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你们竟是如此丧心病狂”,等等.(citédans Niles,Weekly Register,Baltimore,XXVI,178．)
29．这一党派为杰斐逊和麦迪逊在1792—1793年之间建立,是美国第一个以共和为名称的党派,也是现代美国民主党的前身,被历史学家称作民主共和党 (现代民主党由第七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于1828年创立).要注意的是,现在的美国共和党是19世纪中叶建立的新党派,最初成员为前辉格党成员,并非民主共和党的后继者,其称呼确实由向民主共和党致敬而来。——译者注
30．Niles,XXVII,66．
31．Annalsof Congress,séance du Sénat,18 mars 1824,discours de Smith de Maryland．
32．R．Hildreth,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VI,63．
33．Niles,III,18．
34．Ibid．,X,59．
35．Cf．le manifeste de la Législature de New York,Niles,III,17．—Mat．Carey,The Olive branch．Philad．,1818,chap.78 sur le caucus congressionnel．
36．众所周知,宪法的作者尽心竭力地设计了特别的措施,以保证选择最称职者作为最高首脑,同时还要防范阴谋和腐败。他们不敢将选举开放给鱼龙混杂、缺乏判断力的大众,但他们同样不敢将其委托给一个议会。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从人民中专门选出的选举人团,在直接民主制和寡头制之间,找到平衡之道。这些选举人是从官员 (国会成员和美国非选举性公职人员)之外选出的,散居全联邦,只负责临时任务。这项任务在开始和结束时都必须要审查,所以选举人不可能被收买,而且只受其良心和智慧的驱动,这正是他们获得同胞信任的原因。引自《联邦党人文集》(对宪法的著名解读,在1788年由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所写)的第LXVIII条,汉密尔顿所写。
37．Josiah Quincy,在1826年他留给华盛顿协会的画中评论“独立宣言中的美妙推论从来没有被严格执行。终究绅士们,才是美洲的天然统治者”.(Figures of the past,Boston,1883,p.264．)
38．Works,VI,444 et passim．
39．Niles,XXVII,38．
40．这种旨在淹没真正多数的,狡猾的划分方法很快以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之名风靡全国。它来自马萨诸塞州。1812年,马萨诸塞州为了民主党的利益,划出了一些轮廓非常诡异的选区。有好事者在一幅出版在报纸上的彩色地图上,用铅笔几笔勾出了一个形态特别扭曲的选区。这个选区的形状与蝾螈很相似.“不”,另一个人评论说,“这可不是蝾螈,这是 ‘杰利蝾螈’”,以此影射州长,民主党人杰利。
41．强制委托,指的是政治活动中的受委托人 (被选举人)只是负责传达委托者 (选举人)的意志,自己不能有做决定的自由。——译者注
42．这里以马萨诸塞州为例,它在最初三届总统选举中按照分区计票制选举,在1800年换成了议会提名选举人,1804年规定采用通计式选票单制,在1808年又恢复为议会提名。北卡罗来纳州直到1804年都采用分区计票制,1808年换成了通计式选票单制,在1812年又换成了议会提名。
43．第一批议案包括,由尼古拉斯 (Nicholas)于1800年3月13日呈交给众议院的议案,随后沃克 (Walker)以纽约州议会的名义于1802年2月15日呈交了提案,史坦利 (Stanley)以北卡罗来纳州议会的名义于1802年2月20日呈交了议案,布拉德莱 (Bradley)于1802年4月16日向参议院呈交了议案,等等。
44．Annals of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Congress of the U．S．13-th Congress,1-st session．Discours de Pickens à la chamber des Représentants,le 3 janvier 1814．
45．Annals of Congress．Discours de Gaston,pp.842-843;voy．aussi les discours de Gholson,même séance;de R．King et de Harper au Sénat,du 20 mars 1816．
46．Ibid．,14-th congress,2-d session,discours de Randolph,du 18 déc．1816;de Grosvenor du 20 déc．1816;de Barbour au Sénat,de janv．1819．
47．上文曾引用的格罗夫纳 (Grosvenor)的发言。
48．Le discours de Pickens,du 18 déc,1816．
49．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1812年战争结束后,美国人民向往团结的愿望占据了主流,联邦党也于此时解体,它与民主党之间的激烈竞争也随之结束。——译者注
50．某个党派的参议员写道:“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些大原则,并且把对它们的辩护统一起来用作支持克劳福德 (候选人之一)的宣传,我们毫无疑问会成功.”(Martin Van Buren,by E.M.Shepard,1888,p.92．)
51．Cf.W.Duane,Politics for American Farmers;being a series of tracts exhibiting the blessings of free government as it is administ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compared with the boasted stupendous fabric of British Monarchy．Wash．1807．
52．关于这一点,我们有一份证据。它来自杰克逊选举团队的主要代理人刘易斯将军 (le major Lewis).这是他在提供给帕尔东的回忆里的内容,参杰克逊的传记.(Life of A.Jackson,III,21．)
53．在这些大众集会中,马里兰州塞西尔县 (Coecil County)的公民们在1823年9月11日举行的“广泛的集会”以及1823年12月2日在俄亥俄州杰斐逊县 (Jefferson County),公民们举行的“广泛而受尊敬的集会”是值得注意的。他们拥有同样持久和强烈的决心,在主张的内容和语气上却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东部老殖民地马里兰州的居民 (Niles,XXV,40)用的是辛苦准备的、加盖了公章的法律诉状;而西部新州所使用的语言,则充满了炽热激情,而且全然无视了所有“理由”,决然地宣告:“关键的时候到了,此刻一些人试图用阴谋诡计让大多数人听他们支配行动,这些诡计中的手段非常隐蔽,甚至得到了珍爱自身权利的人民态度坚定的欢迎……对于这些公职提名,唯一没有争议的来源,只能是人民自己。只有人民拥有选择的权利,也只有他们可以进行预先的安排而不会不合情理.” (p.4 du compte rendu du meeting,publiéen brochure．)
54．Hammond,II,129．—Niles,XXIV,135;XV,292,370．
55．Niles,XXV,137-139．
56．尤其可参见佐治亚州的国民卫队指挥官 (gouverneur Troup)发给州立法机关的信息,以及纽约州参议院的决定.(Niles,XXV,293,323．)
57．Niles,XXV,391．
58．Annals of Congress,18-th Congress,1-st session,séance du 18 mars 1824,pp.355-362．
59．Ibid．,p.382,discours de Hayne．
60．在政治学术语中,人们用赞助来指任命公职的权力,或某些政治人物拥有的让别人任命自己担任公职的权力。
61．Ibid．,p.412,413,discours de Branch．
62．Annals of Congress,pp.391,392,discours de Barbour de Viriginie.
63．Ibid．,p.374．
64．Ibid．,pp.395-398．
65．Neil Andrews,The develop．of the nomin.convent．in R．I．
66．Pennsylvania politics early in this century,by W.M.Meigs(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vol.XVII,Philad．,1873)．
67．M.Carey,The Olive branch,1818,p.462．—Meigs,article cité．
68．这同样是在1825年,起源自罗德岛.Voy．Neil Andrews,op.cit．
69．Megis,loc．cit．—Walton,loc．cit．Pour la désignation des Electeurs présidentiels ou trouve des précédents de conventions pures en Pensylvanie,même avant 1817．
70．Hammond,I,437;II,156．
71．1824年9月,纽约州大会进行过程中发表的两篇演说 (N.Y．,1824,p.11).—Cf．Autobiography of Thurlow Weed,Boston,1884,p.117,qui dit que[1824年8月 (9月24日?)在犹提卡召开的大会,是一个新政治时代的开端]．
72．Niles,XXIII,343．而且这次混合大会也没有决定州提名;它处理的是当时迫在眉睫的联邦总统提名。
73．Neil Andrews,op.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