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军的逻辑与“幕府论”的存在

昭和天皇的辞世御制(3)

上文提及1940年“纪元二千六百年”阅兵式和观舰式中展现的天皇与军队的关系,以及战争末期的1945年,日美双方为了避免本土决战所制订的对天皇加以利用的计划。我们如果单纯将1940年和1945年两个时间点联系起来思考,似乎会觉得天皇一旦下发军令或停战命令,这些命令都能够立即在军中得到贯彻实施。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从下面一段昭和天皇晚年的小插曲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

1988年秋天,即昭和天皇去世前几个月,天皇本人还在对其在终战之际所写的8首和歌进行推敲。当时昭和天皇找到专门负责和歌相关事务(4)的宫内厅特别雇员冈野弘彦,让冈野从8首和歌中挑选一首作为正式对外公开的终战御制。冈野从中挑选了 《思民之涂炭,为止战身亦可舍》(身はいかになるともいくさとどめけり ただたふれゆく民をおもひて)一首。根据冈野日后的回忆,当时他便隐约觉得昭和天皇或许是想要挑选辞世之句10。在明治维新后建立的近代国家中,天皇作为军事领导者,在明治政府这一复古·革命政权当中起到了核心象征的作用。作为大日本帝国宪法体制下的第三代,也是最后一代天皇,昭和天皇的辞世御制以“止战”一词为核心,这本身便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昭和天皇在终战之际的各种行为背后,其实有着一系列凶险异常的时代背景11。而孕育这种危险状况的,正是1945年7月举行的围绕是否接受 《波茨坦公告》进行讨论的御前会议和重臣(5)恳谈会。当时在上述会议中,以陆军为核心的彻底抵抗派,与以东乡茂德外相、米内光政海相为首的,主张以国体护持为唯一条件接受 《波茨坦公告》的一派发生了激烈的对立。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第七章详细论述。彻底抵抗派认为,一旦日军接受同盟国的条件解除武装,则天皇制的维持,即所谓的国体护持将难以得到保证。8月10日,作为前首相参加重臣恳谈会的东条英机以“天壤无穷之神敕”(神话中天照大神下赐给天孙的敕语)为依据,主张只有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国体护持才有可能实现12。当然,所谓“神敕”本身并没有关于论证国体护持与军备维持的密不可分关系的内容。然而,东条在重臣恳谈会上将陆军比作海螺的壳,说一旦失去了壳,海螺本身 (即天皇制)也就难以生存了。总而言之,强调军队与天皇、军备与国体13的不可分性,是以东条为首的彻底抵抗派的核心主张。

昭和时期天皇与军队的对立

在这部分里,笔者还希望对昭和时期天皇与军队之间的对立关系进行简单的梳理。从关东军密谋制造“九一八”事变的1931年,至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的1933年,日本国内外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在国外,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而在国内,三月事件、十月事件(6)、血盟团事件14、“五一五”事件15以及神兵队事件16等恐怖袭击和武装政变频发。关于这一时期,笔者对以下两件事尤为重视。一是1932年7月11日,昭和天皇出于安全考虑未能出席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典礼17。二是在1932年初至5月期间,内大臣牧野伸显、内大臣秘书官长木户幸一等人开始筹划颁布类似 《五条御誓文》性质的诏书18。在此之前,关于天皇与军·军队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从一些零星史料当中一窥其片鳞,很多时候想要把握其全貌是非常困难的。对此,笔者在本章中希望首先点出30年代初期天皇与军·军队之间的关系已然发生大幅动摇的事实。

作为否定词的“幕府”

当时,青年军官和民间的国家主义者经常给批判对象贴上“幕府”的标签。例如,神兵队事件(7)的被告之一天野辰夫,就曾经将自1925年起成为惯例的两大政党制(8)下的政党内阁比作“政党幕府”.其后,他又单方面地认为滨口雄幸内阁在签订 《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时并未取得加藤宽治军令部长的同意,并因此将滨口内阁比作未经孝明天皇敕许便与外国缔结条约的幕府,将滨口首相和币原喜重郎外相比作井伊直弼加以批判19。

除此之外,“幕府”作为否定词登场的事例还有不少。例如第六章所提及的,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后,近卫首相自1940年8月起正式推动新党运动。对此,当时的精神右翼20批判说:“身为首相,以公权力为背景行一国一党之实,同时还身兼该党之总裁一职。如此行为 ‘实为扰乱一君万民之国体本义之举’,当下我们绝不能忘记前人依靠国体意识的自我觉醒推翻幕府统治的历史。”2 1原本,近卫及其智囊、政治学者矢部贞治(9)希望通过新党运动以一国一党的形式集结政治力量,从而实现对军部的抑制。然而,由于受到精神右翼方面“决不允许幕府性质组织的存在”这类反对论的影响,近卫等人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另一方面,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等人从军部的立场出发,也曾要求通过一国一党的模式建立军事优先的强力政治体制。但陆军的这一要求最终也由于精神右翼方面的攻击而流产。从这一事实来看,当时精神右翼拿来作为批判武器使用的“幕府”概念主要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指将行政和立法权囊括于一身的集权体制;二是指以军事力为背景形成的足以对抗天皇大权的集权体制22。

针对上述第二种含义的究极个例,即将政治和军事,或是军政 (预算、编制)和军令 (作战、用兵)的权力集于一身的集权体制的建立,军内部和其他各派政治势力当时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正如第五章所述,战时围绕着飞机生产所必需的铝资源的分配问题,陆海军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矛盾。以此为契机,当时身兼首相和陆相两职的东条英机提出,希望进一步兼任参谋总长。对此,1944年2月21日,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昭和天皇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表示,东条首相希望将军队的编制、兵力决定权和战时的统帅、调遣权集于一身的做法,是“复辟幕府”23的行为,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态发生。但杉山的反对意见最终未被采纳。就在同一天,东条英机正式兼任了参谋总长,海相嶋田繁太郎也兼任了军令部长一职。最终,由于1944年6月马里亚纳海战的失利、7月塞班岛的失守以及英帕尔作战的失败,东条英机内阁于7月18日引咎辞职。除了战事失利之外,上述军政大臣兼任军令长官的人事决定,也是造成东条内阁倒台的远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