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笔者的研究方向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军事、外交史。如若各位读者能够拨冗一读笔者所著 《摸索中的20世纪30年代——日美关系与陆军中坚层》(模索する一九三〇年代日米関係と陸軍省中間層)一书,或许便能够理解笔者长期关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事、外交史的根本原因。这一时期,美国开始逐渐取代大英帝国掌控国际秩序的霸权,而在国防和经济两个领域,美国制定的 《中立法》与 《互惠通商法》仿佛“坂上之云”横亘于日本的眼前。在此背景下,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一直努力强化自身在国防和经济问题上的政治发言权。考虑到以上时代背景,本书特将日本陆军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之一。
以上这段归纳略显“冠冕堂皇”,甚至印在本书的腰封之上亦无不可。而除了上述归纳之外,一直以来支撑笔者对近代史进行研究的问题意识其实另有所在。
长久以来,每当我们思考战争的历史时,以下两种思维模式似乎总会贯穿在我们的脑海中。一是要“铭记”历史的苦痛与教训,二是要尽可能去“发现”战争的前兆。然而,仅靠“铭记”历史和“发现”战争前兆,我们真的就能够理解战争的本质吗?换言之,这两种思维模式真的是我们思考战争历史时的万能处方笺吗?对此,笔者从一开始就抱有一丝怀疑。
众所周知,220多年前康德便提出,共和制是维持永久和平不可或缺的条件1。康德认为,由于一般国民必须亲身承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苦痛,因此他们不会沉溺于战争这种“输多赢少的赌博”.在这一前提下,如果赋予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即广大国民决定国家与自身未来的权利,那么理论上战争便永远不会爆发。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即便能够充分预见战争所带来的悲惨与痛苦,很多时候国民还是会选择投身于这场“输多赢少的赌博”。
100多年前,在日俄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幸德秋水感慨道:“如今日本人已然将日清战争 (甲午战争——译者注)时的痛苦忘得一干二净了。”2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国民迅速忘记了战争带来的痛苦,并且在完全没有意识到战争爆发原因的情况下奔向了下一场战争。幸德秋水正是在目睹这一荒谬的状况后,才在文章中留下了上述感慨,表达了对于国家未来的担忧。
笔者认为,通过正常手段根本无法打破这种令人叹息的恶性循环。因此,我们既不能只从“暴力、非合理”的角度来对军队进行阐释3,亦不能仅仅将日本的征兵制军队描绘成“身为下贱,却欲将奴隶枷锁套于他人之身的,最为残忍的代理人”形象4。在本书中,笔者希望首先将近代日军特别是陆军,视为一个与国家安全概念形成以及外交政策制定紧密联系5的政治主体,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描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军队在政府决策方式发生本质变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力。
本书出版之际,笔者在书名中加上了“天皇”与“军队”这两个带有强大磁场的词汇。2019年春天,由于明仁天皇的让位,皇位发生了轮替。这在日本近代史上尚属首次。值此皇位轮替之际,笔者担任了历史学研究会主编的 《皇位是如何被继承的》(《天皇はいかに受け継がれたか》,绩文堂,2019年出版)一书的责任编者,并借此机会对近代天皇的特征重新进行了一番思考。
简明扼要地说,天皇亲自统率军队这一理念是近代天皇制的根本特征。正如笔者在总论中详细叙述的,明治初期为了应对士族叛乱,日本国内多个政治主体之间围绕着军事力量的再编方式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在此过程中,天皇与军队之间被人为地赋予了上述的特别关系。当时,西乡隆盛发起的内乱(1)刚刚平息,对于日本社会来说,废除旧时私兵联合式的军队,取而代之建立一支不为国内政治势力控制的中立军事力量乃是当务之急。
1882(明治15)年颁布的 《军人敕谕》在形容天皇与军队之间的亲密关系时,使用了“股肱之臣”这一表达。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更是赋予了天皇统帅大权 (第11条)与编制大权 (第12条)(2).然而,明治时代确立的天皇作为军队最高统帅者的权威,却在近代的第三代天皇,即昭和天皇在位时期出现了变化与动摇,甚至当时昭和天皇本人都明确表达了对于陆军的绝望感。1939(昭和14)年1月,围绕 《德意日防共协定》的强化问题(3),昭和天皇表示:“陆军实在是不让人省心,不到世界各国强迫日本放弃满洲 (中国东北——译者注)和朝鲜的那天,陆军那帮人是不会醒悟的。”6
此外,当时军人自身也发生了改变。例如在 《军人敕谕》(4)中,“忠节”被定位为军人应遵守的各项德目之首,并明文规定“军人应不为舆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唯尽军人之本分恪守忠节。”《军人敕谕》制定之初,这条内容曾被解释为“军人不应干政”.然而此后,军人逐渐将这一理解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肆意篡改。例如,宇都宫宪兵队长持永浅治曾在1927年的一场座谈会上主张:“《军人敕谕》并不是让军人完全无视社会舆论的变化,也不是让军人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并进一步解释说,“入伍的壮丁和召集兵进入军队之前,在社会上难免为舆论所迷惑,为政治所左右。因此出于统率、指导入伍壮丁和召集兵的需要,将校也必须时常注意舆论和政治的走向。”7
此后,军人 (特别是军官)干政的潘多拉魔盒就被打开了。“五一五”事件发生后,在对参与事件的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进行审判的过程中,匂坂春平检察官针对“本案犯案之原因”做了如下陈述:“军人之职责在于保家卫国。因此即便是政治问题,如事关国防,军人便不能对其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8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甚至连对军人进行起诉的检察官都在重新解释军人与政治的关系。此外,当时青年军官的天皇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天皇乃是日本国的集约形态”,天皇的尊严并非来自“万世一系”,而来自“被继承的皇位本身”之类的观点开始产生。
总论中,笔者首先从明治初期的 《征兵告谕》(5)出发,对天皇制下的军队形态特征进行了归纳。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明治时代制定的各项军队原则在昭和初期的变化,对青年军官发起的国家改造运动的意义进行了重新探讨。193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昭和天皇没能出席惯例上每年天皇亲临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典礼。同年,宫中侧近甚至做好了下发类似 《五条御誓文》(6)性质诏书的思想准备。
本书的八章内容,尽管篇幅和文体不尽相同,但各章的问题意识相互间有着深层次的关联。笔者在总论中,对昭和战前期天皇和军队之间关系的危机状况进行了描绘。其后的八章内容,则可以说是关于这一危机状况产生的前提条件以及危机产生后的发展归结的说明。因此,本书各章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各位读者可以从任意一章开始阅读。
日本人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是如何通过战争记忆来构筑意识中的“国家形态”的呢?第一章中,笔者便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逐渐拥有了宪法、议会以及征兵制军队等近代国家标准装备的日本,开始企图挣脱不平等条约体制的束缚,谋求独立。而在这一过程当中,从国家安全感和对外观念的角度来看,日本的中国观和朝鲜观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质呢?这便是第二章所探讨的问题。
随着1917年美国的参战以及俄国革命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日本的军事、外交领导者们早在1916年便已着手制定战后和约方案的框架。第三章中,笔者便将目光投向一战期间日本过早的“战后”准备工作,对当时日本希望通过战后和约获得的具体利益进行了分析。
其后的第四章是本书较短的一章。1931年,陆军在国内策划了“三月事件”(7),与此同时,关东军在外部更是谋划挑起了“九一八”事变。1940年,大政翼赞会(8)宣告成立,德意日三国同盟正式缔结。而1931—1940年这十年中,日美两国对立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第四章便希望从理念角度出发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军人不干政这一军队的大原则在制定之后,逐渐被各方面势力从各种各样的逻辑出发进行了否定。在这一过程中,天皇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第五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总体战”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这一时期为分析对象,在时间轴上对该时期军人的政治介入问题进行分析。此外,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日本国内针对 《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9)的各种对立,以及“九一八”事变产生的日本与国际联盟之间的裂痕,又是如何让日本的政军关系发生变化的呢?这一章也将围绕统帅权与兵力问题的诸种议论的变迁过程,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之后的第六章以1940年为分析对象。这一年围绕着三国同盟、近卫新体制以及日美谈判这三大课题,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发生了对立。而中日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上述三大课题共通的背景。第六章中,笔者在描绘1940年日本国内政治势力的对立结构的基础上,针对当时日本构想的中日问题解决方案进行了论述。
第七、第八章均以1945年为分析对象。战败时,日本全国范围内曾普遍存在侵吞军需物资、财产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各地士兵独断专行的结果,而是铃木贯太郎内阁在总辞职前做出的最后阁议决定。这一阁议决定究竟是如何通过军令的形式传达到军队末端的?笔者在第七章中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第八章则从花森安治的散文诗 《战场》入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国内各城市的空袭损失情况进行了考察。
(1) 即西南战争,1877年鹿儿岛私学校派等九州士族拥戴西乡隆盛发起的反政府内战,这也是迄今为止日本史上最后一次内战。废藩置县后,明治新政府的一系列近代化政策改变了士族的社会地位,导致士族的全面没落,日本各地出现了士族反政府的风潮。
(2) 《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12条: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以及常备兵额。
(3)1937年德国正式制定了吞并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由于预想到这一行为必将招致英法等国的反对,为了分散英法的势力,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提出强化与日意两国的关系,将此前德日两国签订的 《防共协定》强化发展为德意日三国之间的同盟条约。对于德方的提议,当时日本外务省因不愿公然将英法列为三国同盟的假想敌而持谨慎态度。此后,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至平沼骐一郎内阁时期,围绕着三国同盟假想敌和自动参战义务等问题,日本国内一直未能完全达成一致。甚至支持德国提案的大岛浩驻德大使、白鸟敏夫驻意大使、陆军,与支持外务省的海军方面因为这一问题一度陷入了严重的对立。
(4)1882年1月4日,在参议兼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策划下,由明治天皇向军人下发的敕谕。颁布本敕谕主要是为了在自由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之际,防止民权思想波及军队,在军队内确立天皇亲率、军人不得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则。至战败为止,本敕谕和 《教育敕语》一直是天皇制国家观念的两大支柱。关于 《军人敕谕》的具体内容,总论中有具体介绍。
(5) 明治初期,大村益次郎曾主张以征兵制建立近代化军队。大村被暗杀后,继承其遗志的山县有朋等人在1872年颁布了 《征兵告谕》,并于次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 《征兵令》,规定从1875年起在除北海道、冲绳之外的全国范围内实行征兵制。
(6) 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于1868年3月14日公布的新政方针。本誓约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发布,对内外展现并强调了天皇在政治上的主体性,对于近代天皇主权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
(7) 1931年春,陆军首脑和樱会激进派所策划的未遂政变。当时正值滨口雄幸首相遭遇暗杀受伤住院期间,陆军以小矶国昭军务局长、建川美次参谋本部第二部长为中心,联合樱会的桥本欣五郎中佐以及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人士,计划发动政变占领警视厅,包围国会,逼迫内阁总辞职,其后建立以宇垣一成为首相的新内阁。虽然该政变计划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但仍然对当时的政界、财界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8)1940—1945年间的国民运动团体。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建立一元战争指导体制,实现所谓的国民总动员,一直是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之际,近卫及其侧近有马赖宁、风见章等人开始推行所谓的“新体制运动”,并于1940年10月正式组建了大政翼赞会。之后,该会便成了新体制运动的中核组织,其总裁由首相亲自出任。关于大政翼赞会的相关问题,本书第五、第六章涉及较多,读者具体可以参见这两章的内容。
(9)1930年,围绕辅助舰艇的保有量问题在伦敦召开国际裁军会议。日本海军在参会之前制定了所谓“三大原则”,即辅助舰保有总量对美七成、重巡保有量对美七成、潜水艇维持现有78000吨的保有量。然而伦敦裁军会议上最终达成的妥协案并未满足这“三大原则”.在滨口雄幸内阁决定签署该条约后,海军军令部和政友会等政治势力打出“统帅权干犯”的旗号对滨口内阁进行了猛烈抨击,引发了一系列后续的政治问题。《伦敦海军裁军条约》问题中出现的,针对政府和宫中势力的“干犯统帅权”“君侧之奸”式的批判方式,对于之后的日本政治史也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