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甲午战争研究的现状

教科书的内容

1894年7月25日至1895年4月17日的甲午战争,可以说是此后日本国民关于中日关系的历史记忆之滥觞。而关于甲午战争,日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是如何说明的呢?以山川出版社出版的《详说日本史》为例,这版教科书对甲午战争的背景做了如下说明:

受到1882年壬午军乱和1884年甲申事变的影响,日本对于朝鲜的影响力明显下降。而另一方面,清朝却加强了对朝鲜的影响力11。此后为了恢复在朝鲜的影响力,日本一边着手增强军事实力,一边企图通过经济手段扩大在朝鲜的权益。面对日本的企图,朝鲜政府开始以清朝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对日本展开抵抗。受此影响,日朝两国的关系日渐恶化。1894年在朝鲜以东学信徒为核心力量,爆发了要求减税、排日的农民叛乱 (甲午农民战争、东学之乱)。为了镇压叛乱,清朝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朝鲜。出兵之时,清朝依照 《天津条约》对日本进行了“行文知照”.得知清朝出兵的消息后,日本政府为对抗清朝亦决定出兵朝鲜。虽然在清朝和日本出兵后,东学农民军方面迅速与朝鲜政府达成了和解,但中日两国还是因朝鲜的内政改革问题陷入了对立,最终引发了战争12。英国方面最初认为,中日对立会损害其在远东地区的权益,因此对两国的冲突积极展开了调停。但随着1894年7月16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英国放弃了之前的调停态度。8月1日,日本正式对清政府宣战。

山川版教科书的记述在立足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日两国对立的直接原因归结为朝鲜的内政改革问题,同时也提到了英国方面起初反对日本对清朝开战的历史事实。然而,通过教科书来了解历史事实毕竟有着非常大的局限性。首先,教科书一般会尽量避免“两论并记”,即回避同时记述关于某一问题的不同学说。其次,出于篇幅的限制,教科书也很难对书中记载的各种结论的推导过程,即历史学的研究史进行记述。因此,在阅读教科书时,想要理解教科书编写者的真实意图,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值得注意的是,山川版教科书明确记载围绕着朝鲜内政改革的对立是甲午战争的直接契机,而不是以战后的1895年4月签订的 《马关条约》第一条“清朝承认朝鲜国的完全独立与自主”为依据,主张日本仿佛是为了让清朝承认朝鲜独立才对其宣战的。

古典研究

围绕着甲午战争开战过程的研究史,大致分为古典研究、修正主义研究以及最新研究这三个阶段。其中古典研究阶段的代表作是中塚明的 《日清战争的研究》13。中塚认为,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将朝鲜的混乱局势视为扩大日本在朝鲜权益的良机,于是在1894年6月2日做出了出兵朝鲜的阁议决定。而这是之后日本走向对清朝开战的直接契机。

当时自由党方面一直在批判第二次伊藤内阁推行的行政改革和海军改革不够彻底。同时,一直以来企图阻止条约改正的对外硬六派 (主张应对欧美国家更加强硬的政治势力)也和自由党联合起来掀起了反政府运动。在此背景下,伊藤博文不得不在6月2日宣布解散众议院。也在同一天,伊藤内阁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20世纪60年代关于甲午战争的古典研究大多认为,伊藤之所以选择出兵朝鲜,是为了将国内的政治矛盾和不满情绪通过对外战争的方式转向国外。而针对伊藤博文在6月2日决定派遣战时混成旅团前往朝鲜一事,当时的研究往往以林董外务次官的回忆录《后日览昔记》(後は昔の記14)为依据,认为伊藤博文中了陆奥宗光外相和川上操六参谋次长的圈套,即伊藤错以为战时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和平时一样只有2000多人,而实际上战时混成旅团的兵力有6000人之多。在内阁商议出兵朝鲜的过程中,陆奥和川上对伊藤的这一误解加以了利用15。

关于甲午战争的古典研究,大多没有重视1894年6月14日伊藤内阁向清朝提议两国共同主导朝鲜内政改革这一事件的重要性。此后不少研究指出,伊藤博文在向清朝发出这一提议的过程中,已然下定了对清朝开战的决心。古典研究之所以大多没有重视这一事件,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学者多拘泥于陆奥外相在三国干涉还辽之后写的 《蹇蹇录》中的记述。众所周知,陆奥针对上述对清提案在该书中回忆说:“清政府十有八九不会同意我国的提案。”因此,当时内阁方面并未对该提案抱有太大的期待。伊藤内阁之所以提出该提案,其目的在于故意让清朝拒绝日本,这样即便对清开战也能够让日本“立于被动者的地位”16。

此后的研究动向

此后,高桥秀直对以伊藤博文为首的长州系政治家遗留下来的一手史料进行了详尽解读,发现当时在对清、对朝鲜政策领域,与萨摩系政治家相比,长州系政治家的政策具有更高的稳定性17。在此基础上,高桥认为甲午战争对日本而言并非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而是一场不必要的战争。高桥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古典研究的结论,开创了甲午战争研究的新篇章。

在高桥研究的基础上,大泽博明的一系列研究18进一步推进了修正主义的研究潮流,为当前的甲午战争研究奠定了基础。大泽研究的主要特征在于,对伊藤博文首相提出的日本和清朝共同主导朝鲜内政改革的提议给予了很大重视。对伊藤博文来说,1885年与李鸿章谈判签订 《天津条约》的经历,让他对李鸿章抱有非常深厚的信赖感情。在此感情的基础上,当时伊藤博文是真心期待李鸿章能够同意由两国共同对朝鲜内政进行改革的。然而,尽管伊藤本人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但6月21日清朝还是表示:“正因日本是最早承认朝鲜自主权的国家,日本更不应干涉朝鲜的内政,而应让朝鲜自主进行内政改革。”19在遭到清朝的回绝之后,伊藤内阁可以说失去了其他可能的政策选项。

事实上,如果想要了解伊藤博文最初提案的意图,我们可以看一看1894年6月2日阁议做出的关于派兵朝鲜的决定的具体内容:

为了尽快对我国在朝鲜居民提供保护,应按照条约规定,在行文知照的基础上立刻向朝鲜派兵。完全不必等待清朝的答复。根据驻京城公使馆杉村书记官的电报,朝鲜政府已向清朝求援。虽然当前还不清楚清朝是否会答应派兵,但考虑到未来清朝派兵的可能性,当下我们应当提前考虑此后与清军展开联合行动,应朝鲜政府要求履行援助防护任务的可能性。

正如下划线部分所引用的,当时日本政府在认真考虑与清军联合镇压朝鲜农民运动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当6月7日日军在仁川登陆之际,大山岩陆相和西乡从道海相对陆军的福岛安正、上原勇作以及海军的伊集院五郎发出了如下训令:“本次出兵完全是为了保护我国在朝鲜的公使馆、领事馆,以及旅居朝鲜的帝国臣民。绝非为了挑起帝国与清朝之间的争端。”20此外,当时日本政府原计划在大鸟圭介公使返回朝鲜时,派宪兵保护其进入首尔。但伊藤首相由于担心这一计划会引发宪兵与清军之间的冲突,最终给陆奥外相写信,要求让警察来替代宪兵执行保护任务。

从以上事实出发,我们可以认为,6月2日伊藤内阁作出的派兵朝鲜的决定,是为了和清军共同镇压朝鲜农民叛乱,并与清政府一同推动朝鲜内政改革。而之所以在之后导致了甲午开战的结果,也并不是伊藤内阁所谓“被动地”引发战争的策略的成功,相反是伊藤内阁在追求既定政策目标失败之后失政的结果。

朝鲜中立化论与帝国议会的混乱

在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日本和清朝联合推行朝鲜内政改革的构想究竟有多大的现实可能性;二是清朝拒绝日方的提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和意图。

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日本和清朝联合推行朝鲜内政改革的构想表面看来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但在日本政界高层中,很早就有人提出在多国担保下维持朝鲜的中立化,以此确保日本的国家安全。1882年井上毅提出的 《朝鲜政略意见案》,便主张应当模仿比利时和瑞士的模式来推进朝鲜的中立化。井上认为,朝鲜虽然是清朝的朝贡国,但并不是附属国。清朝和朝鲜之间的朝贡关系与朝鲜的独立之间并不矛盾21。1885年6月,井上馨外相在 《办法八条》中也提出,日本应在承认清朝对朝鲜的优势地位的基础上,敦促清朝对朝鲜政府进行改革,建立中、日、英三国的协调机制,从而防止俄国染指朝鲜半岛。

1890年3月,山县有朋在 《外交政略论》中虽然也将朝鲜视为日本的利益线所在,但也并未打算将朝鲜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当时向山县传授利益线、主权线理论的,正是向伊藤博文传授宪法学说之精髓以及行政权独立之重要性的冯·施泰因。冯·施泰因认为,只有当俄国谋求在远东建立海军基地进而占领朝鲜之时,俄国建设中的西伯利亚铁路 (1891年开始施工,1904年全线贯通)才会对日本产生致命的威胁。因此,只要能维持朝鲜的中立,不让俄国成功在朝鲜建立海军基地,日本便没有必要对朝鲜进行武力干涉22。从冯·施泰因那里继承这一观点的山县也表示:“曾闻李鸿章一直主张在维持朝鲜永久中立的基础上,由各国共同对其进行保护。对此,英德两国策士当中亦不乏赞同者”,“由此可见朝鲜之中立并非清朝一国所望,英德两国亦在此问题上有间接之利害关系”.基于这一认识,山县一直在评估多国担保下实现朝鲜中立的可能性。

此外,朝鲜国内当时也存在类似的主张。例如1885年末,留美归国的俞吉濬发表了 《中立论》一文,他主张,朝鲜与清朝之间的朝贡关系,类似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而朝鲜还拥有与他国签订国际条约的独立外交权,在这点上朝鲜和比利时非常类似。1887年,朝鲜向日本派遣了公使,还在清朝的同意下派遣了驻美公使。19世纪80年代中期,清朝开始强化对朝鲜的宗主权。与此相对,朝鲜国王也开始利用外国势力在朝鲜的对立关系,设法对清朝的影响力施加牵制23。

我们再来看看上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清朝方面之所以拒绝日本提出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这与当时清朝针对日本内政局势的判断不无关系。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是一个网罗维新元勋,并与议会势力相对立的内阁。以自由党、改进党为首的民党联盟在预算审查以及轻减地租的问题上,与伊藤内阁陷入了严重的对立。在1893年12月召开的第五届议会上,为了不让主张条约励行论的硬六派的提案通过,内阁不得不多次宣布停会,并最终在12月30日宣布解散众议院。然而,在1894年3月1日进行的第三次总选举中,自由党的议席较解散前不减反增。此后自由党方面高举行政改革的大旗与政府相抗衡,无奈之下,政府于6月2日再度宣布解散众议院。在甲午战争开战之前的半年时间里,伊藤内阁两度解散了众议院24。目睹日本内政的混乱局面,清朝会认为日本没有余力冒着开战风险来独立对朝鲜的内政实施改革,也是非常正常的25。

军备扩张与战争准备的进展

最后我们需要确认的是,在国内政局深陷混乱的情况下,日本为什么非但没有答应清朝和朝鲜的撤兵要求,反而在7月25日炮击清朝军舰挑起战端呢?19世纪90年代,松方正义藏相推行的紧缩财政政策告一段落。此后,日本具备了以清朝为假想敌进行战备的财政能力。1890年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之后,日军开始进行各类防卫作战以及登陆作战的演习。1891年,青森至冈山之间的铁路全线贯通。1893年,陆军参照德式 《步兵操典》和 《野外要务令》对军队在平时、战时的编制标准进行了修订。同年,军方制定了战时大本营 (战时陆海两军的统合机关)的编制条例。又于次年相继制定了兵站、运输、通信的相关规程。有了军事力量的支撑,日本政府的对清谈判姿态也日渐强硬。在这一系列扩军、战备的基础上,1894年初日军获得了陆海军联合作战的能力,并开始有能力与清朝在战争中一较高下。因此即便1894年6月28日,英俄两国表态希望调停中日之间的对立问题,日本政府也还是选择拒绝调停,坚持对清朝开战。

神话的形成

上文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史进行了简单的总结。甲午开战后,1894年7月29日,福泽谕吉在 《时事新报》上刊文表示,“日清之间的战争是文明的战争”,“彼等清朝人冥顽不灵,不通常理。目睹文明开化之进步,不仅不效仿,反而想方设法妨碍我国之进步。因此我国才不得已对清开战”.然而不得不说,福泽这段旨在将战争正当化的发言的逻辑和甲午战争的历史事实并不相符。事实上,当时无视清朝方面提出的共同撤兵让朝鲜自主进行改革的理性提议,同时拒绝英俄两国的调停,悍然选择挑起战端的正是日本。然而,即便历史事实如此,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国内却开始流传这样一种神话:“日本打倒了阻碍朝鲜进步的清朝,进而引导朝鲜走向了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