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积累的战争记忆

想必各位都知道1941年4—11月进行的日美外交谈判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之所以面临重重困难,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美国准备调停1937年爆发,当时仍然在进行的中日战争,而针对中日停战的条件,日美两国的意见一直无法统一;二是日美两国围绕1940年9月缔结的 《德意日三国同盟》(实质上是为了阻止美国在欧洲战场参战的条约)以及1941年3月美国制定的 《租借法案》(旨在向英国和苏联等同盟国提供武器及军需物资的美国国内法)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就前者而言,当时日方提出的中日停战条件,一是承认伪满洲国,二是在停战后维持在中国驻兵的权利。日方一直坚持上述两个条件不肯让步,最终导致日美两国的外交谈判陷入了僵局。

那么日本方面为什么坚持上述两个条件不让步呢?在左右国家命运的日美谈判过程中,又是什么因素一直在束缚着日本为政者们的抉择与判断呢?在思考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的外相松冈洋右在实质上被免职(1)前的1941年7月10日所起草的题为 《有关日美谈判的相关事宜》的文件。松冈在该文件中表示,“长年来我们排除万难,三度赌上国运,牺牲了二十余万生灵,耗费了巨额财富,才铸就了我国今日在东亚的势力基础”1。因此,日本必须坚持现有的东亚政策。

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1941年当日本走到对美开战的历史十字路口之时,除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外,当时决策者的脑海中还浮现了关于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记忆。当时为政者们引导着人们回想起甲午、日俄战争,强调“满洲”的土地是日本付出了人命和财产的绝大牺牲才获得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左右国家命运的外交谈判过程中,日方的谈判底线,即“国家形态”,其实是建立在不断积累的战争记忆之上的。

换言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个时间点,日本人或者说日本这个国家关于“满洲”这片土地的历史记忆对日美谈判产生了巨大影响。明确这一点后,我们便应当思考如下两个问题:首先,关于日俄战争这场让日本获得了所谓的“满洲权益”的战争,日本人或者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忆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呢?其次,关于战争爆发前日俄两国对立的历史经过,日俄战后和约的具体内容,特别是日俄和约签订后中日两国之间外交谈判的状况等问题,大众的理解和学界最新研究的状况之间又是否吻合呢?

近年随着日本国内以及俄、中、韩等当事国史料的不断公开,关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日本人以及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记忆 (“国家形态”),与历史事实之间很多时候其实并不吻合。而一旦日本国与日本国民的历史记忆偏离历史事实,则必将导致日本与一衣带水的东亚邻国之间围绕着历史问题发生对立。基于以上认识,本章中笔者希望在对战争记忆相关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对甲午、日俄战争的研究史进行简单的梳理与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