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关于事件的计划性

没有后续计划的袭击事件

20世纪30年代初是一个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的时期。除了有人实际遇害的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其他诸如神兵队事件等未遂恐怖袭击事件亦是屡见不鲜。迄今为止关于上述事件的研究经常会讨论,为什么事件策划者在杀害政界、财界巨头之后,往往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换言之,为何这些恐怖袭击事件往往显得缺乏后续的计划性101。关于这一点,筒井清忠的研究102给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释。筒井认为,当时的青年军官运动本就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本身以“斩奸”为目的的天皇主义派运动,另一类则是希望通过疏通上层人脉的方式来实现政治变革的改造主义派运动。

此外,牧原宪夫针对旧自由党左派引发的大阪事件(30)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分析视角103。牧原首先着眼于大井宪太郎等人为大阪事件筹集的资金总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疑问,如果大阪事件的目的真像谋划者们所说,是为了支援朝鲜独立运动的话,哪里需要筹集这么多钱。而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大井等人又为什么要在审判过程中将大阪事件粉饰成支援朝鲜独立的义举呢?最终牧原在参考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如果大井等人一口咬定大阪事件是为了支援朝鲜独立,那么在审判中他们最多会被以外患罪论处。换言之,大井等人如此强调乃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法庭战术。

当时大井等人预想不久之后明治政府制定颁布的 《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及帝国议会的相关规则将会非常保守,根本无法令民权派满意,进而认为必须发动政变逼迫政府进行内政改革。这才是大阪事件的真正目的所在。而在被捕之后,大井等人为了隐瞒在国内发动政变的计划,这才在审判中编出了所谓支援朝鲜独立这套无稽的谎言。

大审院(31)主持审理的神兵队事件

沿着上述牧原研究的视角,我们再来看一看神兵队事件的具体情况。由于东久迩宫的随从武官安田銕之助因该事件被逮捕,因此当时各方面都担心神兵队事件的公审会牵连皇族。日高义博、石村修、大谷正等人在对神兵队事件被告辩护律师今村力三郎遗留的史料进行分析后,推测当时政府很可能为了避免皇族在审理过程中受到牵连,因此希望以涉嫌“内乱预备罪”起诉神兵队事件的被告,并由大审院对该事件进行审判104。实际上,当时大审院法官三宅正太郎也曾私下向原田熊雄透露,在神兵队事件的预审过程中,伏见宫和秩父宫的名字被嫌疑人多次提及105。三宅便建议原田“尽量以涉嫌内乱罪对本案被告进行起诉,这样就可以将本案直接送交大审院审理。为此我们也已经搜集了足够的证据”。

如果以涉嫌内乱罪对神兵队事件的被告进行起诉,那么按照当时的 《裁判所构成法》,该案件的审理权将会直属大审院,且一审即为终审。在大审院对神兵队事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检方曾主张:“被告人策划的本次暴动之目的,在于颠覆政权中枢,并对宪法等诸般制度从根本上进行不法变革。因此构成内乱预备罪。”106对此辩方表示,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是自救之行为,主张被告无罪。

最终大审院驳回了检方的主张,以杀人预备罪和放火预备罪的罪名对神兵队事件的被告做出了判决107。大审院方面给出的判决理由说,内乱罪只适用于以“紊乱朝宪”为目的的犯罪行为,而神兵队事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杀害阁僚更迭内阁,并没有企图颠覆内阁制度本身,亦没有对其他“朝宪”进行不法变革的动机,因此不能适用内乱罪。

“五一五”事件审理中辩方的逻辑

接下来,笔者想要探讨一下在“五一五”事件审理过程中辩方的逻辑。“五一五”事件发生后,菅原裕承担了参与该事件的陆军士官学校学生的辩护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战后菅原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担任了荒木贞夫的辩护人。1933年8月23日,在陆军第一师团的军法会议上,菅原为被告学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辩护。菅原表示已经从全国各地收到了5万多封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发落的请愿书,甚至有多人同时还寄来了断指。

在辩护过程中,菅原提出“五一五”事件应当适用国家防卫权理论108。所谓国家防卫权理论,是指在国家面临危急情况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国民有行使一切手段防止国家遭受侵害的权利与义务。菅原主张,1932年5月,也就是“五一五”事件发生时,日本正处于极为危急的状况下。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在法庭上将“九一八”事变至“五一五”事件期间日本社会的危机状况总结为以下三点,其中不乏一些我们经常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内容:经济上,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造成了巨大打击;外交上,由于中国东北问题,日本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孤立;日本东北和北海道等地的农村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农民暴动、共产革命可谓一触即发。菅原认为,青年军官们正是认识到了以上种种社会危机,才决心在国家危急存亡关头有所作为,因此主张依照国家防卫权理论裁定被告军人无罪。

此外,为了论证日本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使被告人获得国民的同情,菅原还准备了一个撒手锏。1932年1月,全国农民联合会青森县分会委员长淡谷悠藏109在对青森县西北部歉收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有关东北农村穷困状况的报告。菅原就在法庭上朗读了这份报告,并在报告中添加了自己的解说内容,将其做成传单在社会上广泛散发。

淡谷这份报告的内容可谓触目惊心。其中记载青森县车力村的学童“几乎全员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中”.该报告还在总括部分写道:“(1)歉收的影响:与佃农相比,渔民和其他农业劳动者的状况更为凄惨。(2)救济措施:当下政府完全没有制定相关的救济政策。恐怕将来也很难有针对渔民和其他农业劳动者的救济措施出台。被国家抛弃的老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五一五”事件是一场由海军士官、陆军士官候补生以及民间右翼发动的,以国家改造为目标的恐怖袭击事件。而在法庭辩护过程中,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辩方甚至将全农联合会县分会这一农民左派组织的报告拿来作为武器。通过这一手段,辩方成功将舆论中对体制内的政党、财阀和地主的愤怒转化成了对被告的同情。淡谷基于实地调查数据撰写的这份报告所反映的农村歉收、饥荒的景象,与以往人们心目中以佃农、地主矛盾为主轴的农村印象完全不同。在1931年7月7日开始的针对“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32)的审理中,法庭上被告人的陈述成了共产党干部们宣传自身主张的良机。借此机会,共产党的主张也首次在舆论当中宣传开来。可以说,这次审判在日本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与此类似,在针对右翼·国家主义运动的审判过程中,法庭陈述也成为右翼、国家主义者向大众宣传自身行为正当性的工具。

在“五一五”事件庭审之际,社会舆论环境中“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关头”这种印象与氛围越是浓厚,辩方逻辑的说服力便会越强。从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实际行动中,我们确实无法知晓事件发起者们制定的具体的国家改造计划。从这个角度来看,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会被认为“在对现体制进行破坏后,并没有对下一步的建设计划做充分的考虑”110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其中或许也有类似的法庭战术的因素存在。有关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事件的计划全貌,至今还有许多不甚明了之处。作为今后研究的课题,我们可以通过对藤井齐以及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制定的运动纲领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事件的详细经过进行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