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至临安上篇
童贯使辽，归次卢沟，有名马植者求见。马植，燕人，仕至辽光禄卿[1]，刻下“得罪于其国”[2]。是时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荒淫失道，东部女真部落反迹已萌。马植既见童贯，献策云：“本朝若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直，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3]童贯还朝，奏闻。马植遂暗与宋通，数上书于徽宗，深获嘉纳，“赐姓李名良嗣”[4]。时徽宗政和元年1111也。
图辽之议虽现，犹未付诸行，盖辽国情势仍非显明。越四年，阿骨打建国“大金”，上尊号、即皇帝位。是岁三月初，李良嗣密遣人潜至宋境雄州，投蜡丸书，示投奔意。徽宗命议。蔡京、童贯奏称，良嗣弃暗投明“故当收留”。李良嗣遂于四月初一日深夜，偷渡界河入宋，得旨赴阙，护往汴京。十八日，徽宗即于延庆殿召见，良嗣以“愿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为对。徽宗大悦，恩赐国姓，“姓赵，授朝请大夫秘阁待诏”。[5]以政和五年1115用赵良嗣为界，北宋亡国大幕启矣。
蔡、童受命备兵，兴支用，厉行茶盐法以增收，严督州县按历年最高额搜刮租赋，且大扩粮储，不数年民力疲甚。[6]
政和七年1117七月，登州守臣王师中奏：辽民船两艘载老幼二百余抵至文登县，为首者名高药师。询之，知因渤海变乱、女真侵暴，欲往高丽避乱，不意为风漂来于此。[7]蔡京、童贯以为赵良嗣之策终遇良机。八月三日王师中被诏，选将吏七人携高药师等，以兵船往女真。[8]“涉海结好女直”开始实施。按：宋与女真间海上原有“故道”。宋初，太宗征辽亟需战骑，“屡市马女真”[9]，女真人乃频频泛海至登州。后征辽不利，复虑“其地接诸蕃”，遂“禁商贾舟船不能通，百有余年矣”[10]，“故道虽存，久闭不通”[11]。眼下百年之禁忽欲废弛，议者谓：“一旦启之，惧非中国之利。”然而“不听”。[12]“不听”原由有二。其一，经海路联络女真乃唯一可避辽国耳目之途径；其二，未知女真虚实前，市马名义绝佳，能进退，走漏风声亦便于掩饰。八月二十二日，高药师等号称商旅，“赍市马诏”[13]启行。
此虽援于故事，而却不堪回首，且颇具难言之隐。当年太宗市马女真征辽，结果略如王船山十六字所述：“天子亲将，倾国大举，死伤过半，亟议寝兵。”[14]雍熙三年986歧沟惨败后，对辽决战之念泯灭，转求“选使通好，弭战息民”。[15]复历十八载，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盟约达成。互录誓书，昭布天下，载明“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16]史称“澶渊之盟”。其性质，与现代国家间所签国界协定+友好条约相仿。宋承诺放弃对石敬瑭所割燕云旧汉地领土要求，而与辽订为兄弟之邦。辽以兄礼事宋，宋视辽为弟，平等相待。又约宋对辽“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17]，岁予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仁宗时修约增至五十万匹两。味其字眼有军事赔偿之意，惟措词为“助”，非“纳”非“贡”。实质略同于近世借经援名义，掏钱买和平及友好。翌年，真宗遣使贺辽国太后生辰，所赍正式国书自称“南朝”，称辽“北朝”，彼此对等。史馆官员认为乖乎经典、不合体统：“《春秋》外夷狄，爵不过子，今从其国号，足矣，何用对称两朝！”[18]真宗未予理会。以往“中国”断不能容“夷狄”平起平坐，至是一大变。过后，赵宋于盟约颇能信守，辽方虽有反复，总体亦未生大滋扰。验诸实效，因双方主要利益均获满足，澶渊之盟造就和平长达百年。自辽国言，其生产力水平较低，赖之有所输血；宋付出岁币，一则避战，二则得以解散天下休息之，长远看反大有利于国内发展。从理性角度，结果对双方十分平衡，各有所得而无输家，洵然“双赢”。太宗以来宋历六代君主，对辽战略由战而非战，再至于和为贵，初出乎不得已，终则蜕演为对时势与自身利益之清醒审视。真宗当时战况非不利而毅然订盟，自是跳脱一时一境，以长远目光作澄明之选，而后百余年历史则证明其正确。眼下徽宗重出“市马诏”，不惟将百年明智抉择丢弃，更将经受一严峻挑战：面前横亘一纸盟约，其为国家信誉所系，没来由予以背毁，必陷失信泥坑。
果然，反对声四起，廷议纷陈背信弃义万不可。朝散郎宋昭奏：“两国之誓，败盟者祸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圣之灵乎！”[19]所论即盟约原文“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殛之”，直指背盟为不孝。徽宗不悦，将宋昭除名。太宰郑居中试图以凶吉阻其事，认为本朝坚守誓书“一百十四年，四方无虞。今若导主上弃约复燕，恐天怒夷怨”[20]。名将种师道谏：“今日之举，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无乃不可乎！”[21]从日常做人角度，批评夺燕图谋理亏缺德。辽国闻报，遣使如宋，让曰：“救灾恤邻，古今通谊”，宋“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22]不特辽国齿冷，同谋者金国实亦为此暗怀睥睨。后来宋金反目，金人恰是以爽约成性为借口伐宋。
谏劝另一重点，在愚智去就、利弊权衡。中书舍人宇文虚中与种师道打了同样比方，而着重强调联金攻辽非智：“譬犹富人有万金之产，与寒士为邻，欲肆并吞以广其居，乃引强盗而谋曰：‘彼之所处，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盗从之，寒士既亡，虽有万金之富，日为切邻强盗所窥，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23]“今舍恭顺之契丹，不封植拯救，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国……臣恐中国之边患，未有宁息之期也。”[24]宋昭见与此同，要言不烦，归于八个字：“辽不可攻，金不可邻。”[25]更堪警醒者，是属国高丽之敦劝，其与女真为邻久，颇知究竟，特忠告：“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犹足为中国捍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而徽宗“闻之不乐”。[26]
为使徽宗转意，群臣乃至细算经济政治账。蔡京透露图辽起因之一是“上厌岁币五十万匹两”，郑居中就此奏：“岁币五十万匹两，比之汉世和单于尚给一亿九十万、西域七千四百八十万，则今与之岁币未为失策。”[27]以具体数字对比，说明相较汉代和边支出近二亿，本朝年予辽五十万百余年合计约四五千万价不甚昂。继而讲：“用兵之道，胜负不常，苟或必胜，则府库乏于犒赏、编户困于供役，蠹国害民莫过此也。”[28]亦即岁币毕竟属于明确、可计账面数字，而战争代价无法估算；即便战而胜之，国与民亦必倾尽所有，何况战败？总之，无论算经济账、政治账，战争皆下下之选，但有非战争选项一定比开战合算。又有知枢密院事邓洵武“疏伐燕利害二十七条”，此疏今未见，揣以字眼当是就“伐燕”细算二十七项得失。《三朝北盟会编》述其事，将邓疏所附赵普《谏太宗北征疏》全文照录，可借以转窥邓疏。当年赵普反对兴兵燕云，立足得失严重失调，“何异为鼷鼠而发机，将明珠而弹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29]，围绕于此从农业、民口、税费、输纳等逐一论之。
余若“以史为鉴”之类泛讽，自更不乏。布衣安尧臣[30]“昧死裁书”，重温始皇“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汉武“资累世之积蓄，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务恢封略，图制匈奴”而终“至于用度不足，算及舟车，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等教训，乞请当朝引以为戒。[31]
诸般苦口婆心，徽宗不闻不恤。“通金”照计施行，使团依旧跨海而去。
历三月有余，政和八年正月初三日，高药师等回到青州——有司奏闻“虽已到彼苏州今大连，辽时属东京道界，望见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竟空跑一趟。徽宗“赫怒”，将所派“将校一行并编配远恶”。临岸不登，固属畏葸，然使团非驴非马及诸事粗漏少筹画，亦是实情，即登岸料应不为金人所纳。徽宗不弃，命重作准备，再建新使团。今番筹画相对周全，武义大夫马政领衔，呼延庆副之，配译员，随行将校七人兵丁八十人，仍由高药师领航。八月四日下海，九月九日达北岸。金人执缚以行，经十余州送至其国主驻地。未获阿骨打接见，粘罕完颜宗翰等出面。马政告曰：“契丹天怒人怨，本朝欲行吊伐，以救生灵涂炭之苦，愿与贵朝共伐大辽。”金国君臣共议数日，决定扣宋方数人为质，遣使李善庆等偕马政如宋。[32]
至金国遣使回访，宋金结盟之箭终于离弓，射向不可知未来。
到最后翻脸前，宋遣使赴金先后十一次。交涉内容包括商定夹攻方案、互谈条件与利益分割，及两国相待礼仪等。几乎所有事乃至琐屑末节，于双方友谊均未起增进作用，反为未来交恶作铺垫，观之历历如凿。
金使李善庆来，“赍国书”[33]及礼物。待其回程，宋遣使同行。与前两次“赍市马诏以行”探路之旅不同，作为正式订交后首度出使，一切规格须予明确。因此徽宗命“议报女直仪”，为今后以何礼仪待金作决断。图燕始作俑者赵良嗣主张“以国书，用国信礼”，亦即视女真为完全平等之国。身为辽旧臣，良嗣素知“蛮夷”之所忌嫉，而力主此议。直秘阁赵有开却说：“女直之酋止节度使，世受契丹封爵，常慕中朝，恨不得臣属，何必过为尊崇，用诏书足矣。”[34]诏，《广韵》释为“上命”，“自秦汉以下，唯天子独称之。”[35]用诏书不用国书，是以臣属视金。最终，朝廷“从有开言”，不听良嗣，且以赵有开为此行正使。[36]赵行至登州，不料意外病亡。与此同时接获谍报，称金辽暗中修好。徽宗不爽，临时更降一格，撤回副使马政、王瓌与整个使团，改差呼延庆“持登州牒送李善庆等归”[37]。地方移文女真，是直以其为府州矣。前述真宗以来，使辽例用国书；眼下待金，先拒用国书礼，继而撤回使团、改为地方移文，是不特明示金不如辽，以至暗含不认女真为国家之意。阿骨打、粘罕君臣俱极恚恨而当面质问呼延庆，一责宋方“中辍”中途撤销使团，二责“登州移文行牒之非”。出于报复泄忿，呼延庆遭到扣留。半年始放归，召而告之：“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议夹攻，匪我求尔家。尔家再三渎吾家。吾家立国已获大辽数郡，其他州郡可以俯拾。所遣使人报聘者，欲交结邻国，不敢拒命。暨闻使回不以书示，而以诏诏我，已非其宜。使人虽卒，自合复差使人。止令使臣前来议事，尤非其礼。”严申金宋结盟必以对等、尊重为前提，“果欲结好，同共灭辽，请早示国书。若依旧用诏，定难从也”。[38]
只此一事，迭误以三。置女真于“奉诏”，一误；使团既出，中道撤回，二误；以地方移文公开贬辱对方，三误。此三误也，起初是倨傲自大，后则对人出尔反尔、肆予羞薄。金人怒言“再三渎吾家”，反感溢乎言表，仇怨自兹盖已暗结。蒋廷黻先生谈鸦片战争有警句，“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39]，大可用诸此。宋“通金”本欲结友，观其行则竟相悖，友未结而新敌已树。当国者依何逻辑处事，实不可稽陟。
俟赵良嗣出使，虽未“以国书，用国信礼”，然“付以御笔”[40]，持徽宗亲笔信前往。此次宋使获阿骨打亲见，终于开展实质对话。要点有五：一、按约定之期夹攻辽；二、以旧汉地还宋；三、宋以付辽岁币许金；四、均不得对辽乞和；五、夹攻不如约则地不可得。
后来，第一、二、五点各生事端。
关于旧汉地所指与范围，谈判过后金致国书于宋，记录了协商内容，《三朝北盟会编》可见全文，相关一语曰“燕京并所管州城，原是汉地”[41]，明限于今北京周边即当时所谓“山前”诸地，而未及“山后云中府地”。嗣后，宋遣马政持国书赴金报聘，国书正文亦作“所有五代以后所陷幽蓟等州旧汉地及汉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关，已议收复”，与对方无差异。然所附“事目”相当于备忘录却写：“昨来赵良嗣等到上京计议，燕京一带以来州城自是包括西京辽西京即今大同在内。面奉大金皇帝指挥言：‘我本不要西京，只为就彼拿阿适辽主小字去，且留着，候将来拿了阿适都与南朝。’”随之事目提出，“山后云、寰、应、朔、蔚、妫、儒、新、武皆系旧汉地”，将所指及范围从今北京周边扩至晋北。这番话之所以不写入国书、只见诸事目，是因对方国书但云“燕京并所管州城”，未提“山后”。同时，事目特别叙以差“昨来赵良嗣等”，示其据自赵良嗣口头汇报。以上处理皆属严谨有分寸。惟金方断然否认事目所述为实，“不认所许西京之地”。后赵良嗣在《燕云奉使录》中，记与阿骨打会谈内容：“阿骨打云‘西京地本不要……待与南朝’”，是此事除事目外另一记录，然同样出诸赵良嗣，金方则从头至尾否认。[42]真相终成悬疑，《续资治通鉴》作者毕沅就此说：“金主不认此语，岂果彼之食言乎？或云，此良嗣实为奸以罔上，致事妄求，为国家之祸本也，此说得之。”[43]暗示阿骨打食言可能性小，而赵良嗣编造邀功可能性大。毕沅身事清室，为阿骨打讳、以媚满人之嫌或不能洗，然而史上“奸以罔上”故事却亦着实不少。
到后来，许还地是兼含燕云还是有燕无云已不重要，金人连“山前”诸地也加以克扣压缩。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金方通知宋使赵良嗣，决定仅归还燕京府与蓟、景、檀、顺、涿、易六州，且强调此犹属念及友好、网开一面：“今更不论夹攻元约，特与燕京、六州、二十四县汉地、汉民。”
何欤？“以出兵失期”[44]。
宋金立约，以对辽夹攻为先决条件；不如约则地不可得，是谈判五要点之一。阿骨打反复说“夹攻不可违约，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并于国书中写明“贵朝不为夹攻，不能依得已许”，赵良嗣《燕云奉使录》亦有记录。[45]宣和四年三月，金人来约夹攻，徽宗遂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领十万军马发兵，诏云：“已遣领枢密院事童贯董兵百万，收复幽燕故地，与大金国计议，画定封疆，大信不渝，中举外应。”[46]以上俱有案可稽。五月，童贯麾兵于白沟、范村二路侵辽，而竟不堪一击，辽军反追至雄州城下。十月，童贯复点刘延庆、郭药师将兵十万，出雄州、渡白沟，至于良乡，辽萧幹仅以万人拒。黎明火起，刘延庆“以为敌至，即烧营遁，士卒蹂践死者百余里，幹因纵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丰以来所储军实殆尽”。[47]两次进军俱以惨败告终。金兵则连克连捷，十二月初完成围燕，五日阿骨打亲临，辽诸臣奉表降。[48]不久赵良嗣前来交涉还地事宜，金遂责宋失约，告知只许一府六州，复藉国书陈之：“所谓夹攻者，宋朝自涿、易二州等冲要处进兵至燕京，金国自古北口、乌鸦岩冲要等处进兵至燕京。至日临期，当朝兵马攻下居庸直抵燕城即日款降外，贵朝兵马从无一人、一骑、一鼓、一旗、一甲、一矢，竟不能入燕，已被战退。”语极蔑，然无一字非事实。
待人失礼有歧视，立约不践无担当，国格迭隳。眼下彼作馈贻之态，暗居恩赏，许以一府六州，而与宋原则立场出入极大。从维护尊严计，该当续申前言，拒不接收才是。实际不但觍然受之，复又隐忍对方节外生枝新要求。金以“己力下燕”而燕京“每年租六百万贯”为由，索部分租税为补偿，宋竟同意岁币外，“每岁更加燕京代税一百万缗”。[49]屈辱如此却苦果强咽，皆因徽宗欲将“复燕”奇功揽入怀中。
此事，太祖、太宗不能致而己成就之，徽宗以为足可光耀千秋。数月前，彼已深陷“复燕”喜悦和想象难以自拔，十月九日“御笔涿、易八州并赐名”，亲自为回归版图后燕地州县逐一定名，十三日举典受百官殿贺，面聆诸臣“王者大乎一统，有开必先。天方授我以故疆，虏自窜身于穷漠”，“陛下性备尧仁，智兼汤勇。诞敷文德，同四海之车书；肃将天威，辟三王之境土。凡此濯征之策，仰系独断之神，料纤悉于九重，契几微于万里……”歌颂赞美，而其答诏亦可谓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将尽复燕云之故疆，聊共成祖考之昔志。君臣有庆，中外交欢。”胡吹海讴之余，又宣布“新复州县”将大赦、蠲除全国民户税赋积久所欠等[50]，以助其兴。实则此时前线童贯宋军继五月折戟后，正经历二次攻辽惨败，惟京师尚未闻讯耳。
初，金实不知宋虚实强弱，一来二去，渐窥本相而欺心遂生，几将柳河东“黔之驴”演为人间活剧。继于五十万岁币外平白敲得一笔“燕京代税一百万缗”后，女真人再起波澜：“粘罕欲止割涿、易两州，阿骨打不允”[51]，斥之“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自为之”[52]。拜阿骨打不肯食言，粘罕始未得逞，而徽宗“复燕”美梦未至破碎。但粘罕等终是不甘，亮出强盗嘴脸，将“富民、金帛、子女……尽掠而去”。最终，徽宗“复燕”伟业真实结局是：“竭天下之财以北征，仅得七空城。”[53]宣和五年1123四月九日，金使杨朴赍誓书以燕京及六州来归。八天后童贯等入燕山府；暌隔近二世纪，这座名城总算回归汉族怀抱，而史家再次强调，“所得者空城而已”[54]。为粉饰真相，徽宗生生将沮折办成喜事。命童贯以胜利姿态“班师”，命满朝文武五月七日诣文德殿称贺，继而大封“功臣”——王黼授太傅进楚国公、郑居中授太保进燕国公、蔡京子蔡攸授少师、童贯加节钺仍以太傅领枢密院事，“余进秩有差”[55]。
燕地一府六州交割毕，宋金联合图辽之事告一段落。两国对其结果表示接受认定，为此互致国书，又专门签署誓约，为以往作结，为今后立则。誓约写明：“不得密切间谍，诱扰边人”[56]，立有“各不收纳叛亡”[57]之禁。
然而不久，宋再度违约。此番失信，终致金人彻底反目。
起因是平、滦、营今河北卢龙、滦县、昌黎三州。宋将其置诸所求旧汉地内，而金以三州乃当年辽国以兵自取、非石敬瑭所割让，无关“归还”，故不允。是时，辽崩析未久，情形犹乱。平州由辽节度使张瑴管治，此人虽已降金而暗存异心。宣和五年五月，张瑴执杀金吏，对宋示归顺意。宋守燕之臣王安中，认为平州“形胜之地”“张瑴文武全材，足以御金人”，“劝朝廷纳之”。徽宗虽惧失信金人，又难拒嘴边肥肉诱惑，而御笔亲示：“本朝初与金国通好，彼此著誓甚重，岂当首违？”“理当速示羁縻。”羁縻即遥控与笼络，暂缓纳入版图。不料，王黼、蔡攸等建功心切，竟许张瑴“纳土来归”，拜之为泰宁军节度使世袭平州。赵良嗣闻讯大惊，“力争，以为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然而“不从”。其间，金人因张瑴执杀其吏兴兵问罪。张瑴敌之，金人以军少，未交锋退却，留书：“夏热且去，秋凉复来。”金人不战自去，张瑴却“声言战败金人，杀伤甚众，妄申宣抚司以大捷闻”，宣抚司“厚以银绢告敕赏其军”。“告敕”二字乃是大祸根。两月后，金兵果再来，围平州，张瑴弃城走，而“所赐诏书尽为金人所得”。[58]诏书被人缴获，宋“收纳叛亡”、背盟失信行径无从狡辩。张瑴逃入燕城，王安中将他藏匿。金军至，急索张瑴。“王安中取貌类瑴者，斩其首与之”。被识破，索益急，威胁攻燕。“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缢杀之，函其首，并瑴二子送于金”。[59]
平州事件至此收场，时为宣和五年秋。从诏书被获到献出张瑴首级，宋朝弃誓违约两大铁证已握金人手中。实际此时金人灭宋决心已定，之所以暂未南伐，乃因辽残余势力有待尽殄。
平州事件除注定招致金军南侵，对内还造成一大后患，即郭药师兔死狐悲，最终反戈。
郭药师，辽末大将。宣和四年九月以涿、易二州降宋，所部号“常胜军”，战力为当时宋军翘楚。张瑴死后，郭药师口出一语：“金人欲瑴即与，若求药师，亦与之乎？”尽显物伤其类之态。后来金军南下，郭药师果速降于斡离不完颜宗望，且在整个伐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常胜军”曾是粘罕等惟一顾虑，直至接获谍报，“常胜军惟郭药师有南向心，如张令徽、刘舜臣之徒，以张瑴故皆觖望”，这才“决意南伐”。宋所侦知者亦如此。童贯忧“常胜军”尾大不掉，问马扩马政子，亦数使于金“欲消之，如何”。扩答：“今金人未敢肆而知有所忌者，以有此军也。”足见“常胜军”叛变，对宋如釜底抽薪，而溯其因则张瑴事也。[60]
越二载，宣和七年1125八月四日，金军俘获耶律延禧。辽末代帝就擒，竟敲响了北宋丧钟。是时金太祖阿骨打已死，太宗吴乞买在位。八月五日以其事告太祖庙，两日后解延禧见太宗，降封海滨王，辽亡。仅隔五天，吴乞买迅下备征令：“命有司拣阅善射勇健之士备南伐。”[61]此距徽、钦被掳北迁，只剩一年八个月。
起1111年讫1127年，满打满算十六载若自政和七年高药师等赍市马诏往女真起算则只有十年北宋亡国。其间，宋无一谋属善，无一举称智，步步自取灭亡。抉其致亡之由，比比矣，而以“失信”为特著。在前，若守约而不失信于辽，犹可岿然自存免于惹火烧身；在后，若守约而不失信于金，又岂至授人以柄、引狼入室。
要之，“北宋亡于失信”并非史论批评，而为一桩史实，惜此点未被史书标明与凸显，无论元修《宋史》及汉人史撰，于北宋之亡皆泛泛以言，而未确指其事实经过，以致后人率视二帝北迁为界。其实二帝北迁并非北宋政权终结标志，之前另有重大情节发生，北宋就此亡，二帝北迁实为其后续结果之一。此即《三朝北盟会编》所称“大金皇帝圣旨指挥”[62]，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为“金主诏书”者。二书并有南宋官方色彩，皆叙其事，惟均未照录原文而留遗憾。《三朝北盟会编》叙录重心置于宋方留守人员辩请情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存史料相对直接齐全，既于“金主诏书”内容转述较具体，亦就下达时间及经过有详切记述，而钦宗付诸留守官员之亲笔“手札”尤为重要。兹据后者，将北宋“亡国”确切史实经过，复原如下——
丙寅日靖康二年二月初六日夜间，粘罕召宋钦宗“传其主之命”，地点在端诚殿。时钦宗滞于金营，既获召见，“从官皆喜，谓果得归矣”。及至，“则已望北设一香案，随驾官于百步外排立，帝独前下马”，金臣高庆裔读诏，宣布赵氏为“待罪之人”，决定“议立异姓”。读诏毕，高庆裔下令钦宗“易御服”，以致撕扯，“金人迫上脱去赭袍，尽皆扯裂”。[63]随后连夜通报外间宋方留守官员，此处对“金主诏书”内容转述较具体：
是日夜漏下二鼓，金人以檄来议立异姓，且令迁都。金主诏书略云：宋之旧封，理宜混一。然念举兵，且非贪土。请前宋在京臣僚，一面请上皇并后妃儿女亲眷王公之属出京，仍集耆老军民，共议荐举堪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贵道德隆茂、众皆推服、长于治民者，从军前备礼册命。[64]
“混一”犹“统一”，自金而言即“吞并”之意。诏书声称，伐宋无关“贪土”仅为问罪，故不拟吞宋疆土而许“宋之旧封”存续，但二帝及整个赵氏作为罪孥不能享其国，宜由异姓者代之。与获知“金主诏书”同时，宋方留守诸臣得见钦宗一函亲笔“手札”：
渊圣皇帝亦附手札，略云：今于元帅府拜受大金皇帝诏书，以屡变盟誓，别立异姓。自惟失信固当如此，犹许旧地、别立贤人，其于万姓为幸非细。[65]
“金主诏书”或所谓“大金皇帝圣旨指挥”相当于战胜方对战败方之审判，而钦宗“手札”盖即承认和接受审判之君命。靖康宋金战争，因以作结。审视其关节，明确在“渝盟失信”四字，赵宋皇室以此自去合法性而被勒令“别择贤人以王兹土”[66]。
据上，援钦宗“自惟失信固当如此”为证，北宋亡国确切历史表述，可以且应该固化为“亡于失信”。就此来论，北宋被灭，道理却在金人一边。
获知金帝“指挥”、钦宗“手札”后，宋朝官员与庶民多有辩请，以期挽回。奔走最力者为同知枢密院孙傅，率众联名请愿先后凡六次。资政殿学士张叔夜、御史中丞秦桧亦甚积极。后来他们都为此触怒金人，被逮送北地。递状不约而同提出三点。第一，承认宋“渝盟失信”罪责乃客观事实；第二，何人应该担责，秦桧指为“奸臣”，孙傅表示“今来渝盟失信止是上皇，与前主其子及支属并不干预”，即责任惟在徽宗，钦宗新立无罪可咎；第三，关于易姓，强调现政权虽眼下“罪在不赦”，但赵氏王朝“自祖宗以来，德泽在人”，于民功大于过，总体不至失国。[67]
孙傅等保赵努力虽然失败，但所辩实有历史支撑。大宋立国百六十余年，总体的确配称“德泽在人”。即以“失信”论，徽宗之前宋非但无此恶习，反而内外皆能守信。太祖“勒石立戒”，意在导子孙以守信，“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足见信而能守。对外，与辽盟约既订而守之如初；与西夏边衅屡开当战则战，但从无背毁劣迹。国格堕地，实惟徽宗一朝有之。景德以来，宋因守信百年承平；政和已后，宋以失信十载倾覆。金人借十年否定百年，明显以偏概全；假徽宗一人之过灭赵氏全国，亦自别有用心。
职是故也，后人多指女真虎狼其性而实以亡宋，非宋自取，纵无徽宗及其一班佞臣，金人亦必灭宋而后快。
然而却有相反例证。曩时阿骨打起兵反辽，西夏非但不事苟且，反助辽抗金，将兵三万以援，公然与金为敌。孰知金人竟不以为逆，转生敬意。斡离不呈书其主曰：“夏王，辽之自出，不渝终始，危难相救。”[68]建议本国，“若能如事辽之日以效职责，当听其来，毋致疑贰”。辽既亡，金夏果然相安。“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69]西夏续其国祚复有百年，直至被蒙古所灭。实际上，与金为邻百年竟是西夏版图最稳固时期之前与宋、辽多有拉锯。
宋通金而成仇雠，夏助辽反赢尊重。两个例子截然相反。自前者言，金人虎狼成性、难以共处，断然矣；自后者言，此说明显不足论。我们剔却意绪、抉以理性，从中惟一所见应乃“信义”不可弃。不弃，人不之欺。弃，人怒天怨。靖康二年金人对赵宋确有赶尽杀绝之心，然溯至早前，终是徽宗执意自蹈覆辙所致。
有关徽宗作以自毙，之前还曾提及一点，即早先女真对宋不摸底细，颇存忌惮。宋，堂堂上邦，文明昌盛。乃至宋朝军力，金人亦因不详而未敢轻视。宣和二年十一月，金人曾就对宋策略“帐前月余议论不决”。当时强硬如粘罕尚且认为：“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未可轻之。”[70]《三戒》形容虎于驴由“庞然大物也”，而“稍近益狎”，进悟“技止此耳”，绝然金宋关系演进写照。设若徽宗不图侥幸，自持自重，金人多半不敢妄逞其图。然徽宗既相与“荡倚”，继又反复言而无信，直至将不堪一击本相暴露无遗。试问金人如何不从“未可轻之”，终至于“跳踉大㘎，断其喉，尽其肉”？
金太宗下备征令，便是“跳踉大㘎”那一刻。
以下无须细说。宣和七年十月，斡离不、粘罕从冀晋分两路入寇。宋帅童贯得讯即走，自太原逃归。十二月廿一日，徽宗忽以太子桓为开封牧，示禅位之意。三天后，书“传位东宫”四字付蔡攸，禅位诏乃下。不十日“宣和”改“靖康”，钦宗立、徽宗退居上皇。烂摊子一旦推卸，赵佶随即奔命，正月初四日已抵亳州，元宵节逃至镇江。佞臣童贯、蔡京等，俱以护驾名义南行，百官亦多潜遁。正月初七日，斡离不扑至汴京作围攻之势；旋以宋主内禅、祸首退位而同意和谈，边攻边谈。条件是：一、赔付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绸缎百万匹；二、尊金帝为伯；三、归还燕、云之民在汉者；四、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五、以亲王、宰相为质，送大军过河北还。宋廷集议，决定接受所有条件。拟誓书，包括称“伯大金皇帝”“侄大宋皇帝”并金银、割地、遣质等，悉依金方。二月九日，金军引去，汴京解严。钦宗遣李纲迎上皇归，四月三日还至京师。冥冥中，此事神差鬼使，对宋朝可谓幸与不幸参半。设若赵佶执意不还，则明年金人就不能将二帝尽掳于北，令宋室几濒香烟断灭绝境；反过来，赵佶明明已是逃网之鸟却重入阱渊，这才根除其复辟可能，使赵氏移祚于高宗而另辟中兴新局。至于钦宗，从被父亲抛出当替罪羊到沦为阶下囚、最终死在苦寒北国，人生悲惨已极，而其处境，确亦无可奈何。虽然金军撤后，似有大半年时间以寻转圜，其实余地可怜。所允金人财货，远超支付能力，割地则不甘予之。若谓“三十六计走为上”更谈何容易，弃子民与社稷于不顾，非君主所宜行。钦宗眼前惟有“拖延”而已。一直拖到初秋，对金承诺毫无兑现。金人遣使来索而逾月不果，只是软磨硬泡滞金使不归。金副使赵伦含恨，乃以诡计害宋。此人应是汉人出身，假装通宋，称金有辽降将耶律伊都，“领契丹兵甚众，贰于金人，宜结之使南向，宗翰、宗望可袭而取也”。宋竟信以为真，而致密信于耶律伊都，“使为内应”。斡离不得信即奏，“金主大怒，复议南伐矣”。[71]靖康元年十一月，金军再围汴京，闰十一月廿四日城陷。之后数月穷搜狂刮，以偿前约之所欠。翌年三月廿七日，斡离不撤，掳走徽宗。四月初一日，粘罕撤，掳走钦宗。
有关自汴京陷落至徽、钦北去史事，《靖康稗史笺证》辑有史料七种，多为亲见实录。取读是编，北宋亡国情形可知以概。显著者在三方面。
一、金军大索金帛不止。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以降君入金营，而后金人日以勒逼财货为能事。《瓮中人语》对此逐一记录。如“虏索马七千余匹出城”，“虏索绢一千万匹，军民般赴南薰门交纳”，“开封府报纳虏营金十六万两，银六百万两疑误，《靖康要录》卷一五记为‘银二百万两’”，“虏索府库绢四百余万匹”，“虏入内廷，搜取珍宝器皿出城”，“虏掠内藏库”等。[72]
二、徽、钦以下，宋皇族男女尽掳于北。钦宗与金人初议尚见余地，第一条“准免道宗北行”[73]，允许徽宗留下，后全变。靖康二年二月也即金帝“指挥”下达后，金帅府命开封府清点一切宗室人员，遂有《开封府状》。此件堪称绝无仅有之史料，人数、性别、年龄、婚配等细节务求准确，一国王族情形纤毫毕现，通常正史“宗亲世系”所记远不能比。例如“少帝即钦宗妃嫔”条下，“严使令十四岁，名莺簧”，“姜使令十四岁，名田田”，“卫使令十三岁，名猫儿”[74]……宫秘外泄，何尝至于此？“自康王外，实皇子二十三人，近支亲郡王七人”[75]一句尤触目惊心，直楬赵构若未只身逃脱，宋室皇脉便将一网打尽。金军排查所有宗室，于其男性成员显为斩草除根计。至于女眷，起初似乎是作“抵债”之用。金军规定，所有金银“须于十日内”缴纳，“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76]。“抵债”虽为用途之一，然而目的恐不止于此。《南征录汇》一笔记载暴露了隐秘真相。靖康二年二月十六日金帅府下令，已献宋女“即改大金梳装，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77]。原来，凡女眷均须验身，已有孕者一概堕胎。可见，对宋室宗亲男女一个不放过，阴谋都是斩草除根。
三、以上金帛财货之损与宋室几遭灭门两点，非真正灾难。“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将历史视为周行不殆之客体，类乎金帛财货得而复失或失而复得，盖属常情。至于宋室被掳异邦或死或奴，则仅为赵家之厄而于文明无伤。北宋亡国，华夏文明劫在别处。《宋史》钦宗本纪末尾：
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78]
赵宋作为中原权力承继者，接收、汇聚且负责保管、守护过往华夏文明积累与遗存。而在1127年，所有一切，莫论有形无形，从器物、技艺而人杰，被金人席卷而去。这损失实非一朝一代而已，是整个中华文明永不能找回与弥补者。姑举其一隅，宋初灭南唐李氏，“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帙完具，与诸国本不类”[79]。人类印书晚唐始创，兴乎五代、精于两宋。后世宋版书价逾黄金，更何况这十余万卷南唐官藏？史载极明，这批无价之宝宋贮于“三馆及学士舍人院”，质诸钦宗本纪“太清楼秘阁三馆书”一语，明其落诸金人之手无疑矣。而后迄今九百年，南唐珍庋片纸不存、人无见者，盖已绝迹。类似劫难，又可藉赵佶私藏窥之。赵佶为君昏聩，但在某一领域，他乃旷世奇才亦无须论，仿宋体即由其瘦金书化来，工画晓音，品位奇高，在位二十五年，私下搜纳之物绝然官藏之外一大宝库，而同样悉收金人囊中：“上皇平时好玩珍宝，有司及军前莫能知也。内侍梁平、王仍辈曲奉金人，指所在而取之。珍珠水晶帘、绣珠翠步障、红牙大柜、龙麝沉香乐器、犀玉雕镂屏榻、古书画、珍珠络绎于路。”[80]可想见诸宝岂止材质珍稀，亦必技艺超绝。我国文明以秦灭六国后一段最创巨痛深，而若聚焦于亡国一瞬，则无过乎金人所为。汴京，彼时人类最繁富之都市，百多年后马可·波罗旅杭州以为所见史无前例，却不知在宋人眼中全不能与汴梁相提并论。这座人间无尚之都，三月内被金人掏之一空。钦宗本纪所述据自《三朝北盟会编》卷第七十七而有简省，后者原文自“车辂卤簿仪仗”以下，记被掠品类、数目更细，读之益知“浩劫”云何：
礼经礼图、大学轩架、乐舞乐器、舜文王琴、女娲笙、孔子冠图识、竹简、古画、教坊乐器乐书乐章、祭器、明堂布政图、闰月体式、八宝、九鼎、元圭、郑圭、大器合台、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秘阁三馆书籍、监本印板、古圣贤图像、明堂辟雍图、皇城宫阙图、四京图、大宋百司并天下州府职贡令、宋人文集、阴阳医卜之书（内元白并元祐诸名人文尤爱慕）、诸科医工百七十人、教坊乐工四百人、金玉杂伎诸工（如消、碾、染、刷、绣、棋、画、针、线、木、漆、帽、带、皮、铁之类）、课命卜祝、司天台官、六尚局、搭材修内司、广固诸司、诸军曹司……[81]
从坟典宝器到国家档案，以及大宋科技、医疗、伎艺、匠作、营造、工程等百业顶尖人才，一概“打包”发往北地。其中最高学府国子监，不光“监本国子监刻印书称监本印板”被盗，甚至“大学轩架”亦即棂栏、书架也拆除运走，直恨不能将汴梁全部搬迁而去。据实论，徒以“野蛮”“贪婪”斥金人行径，有失简单。“野蛮”背后有文明向慕之心，“贪婪”无度亦因妄想借掠夺令己之文明躐阶而进。此可藉金军某人身影加以品味，其名完颜宗宪，本名阿懒，粘罕弟也。《金史》本传云：“未冠，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82]彼作有《大金武功记》述伐宋期间亲历，于“三月初四日”记：“阿懒监押书籍、礼器千五十车北渡阳武。”[83]千五十车！豪夺规模使人瞠目。汴京文物浩劫竟由一“未冠”少年主导，跌足扼腕之余，我们颇感五味杂陈。金国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过后此人提出“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而深获“器重”。[84]“前古”便即中原汉地文明，适足表明阿懒“豪夺”之所居心。女真有人眼光抱负如许，不必说实堪刮目；又设若汴京之劫当真可促另一民族新生，似乎历史也不算白白付出……现实却是，金人毕竟甫离茹毛饮血未久，纵然涌现出来阿懒式个别人物，其民族整体对高级文明虽知仰羡，终无力持守。仅一个世纪，当大金惨遭灭国，完颜氏立回部落原形，遁迹山林，重拾穴居生涯。回看1127年汴京劫难，华夏文明诸多千辛万苦流传之物竟只落于“烟消云散”四字。那女真少年阿懒，反因爱慕而摧残了文明。
[1]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8，页531；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6，页2341。
[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2013，页2。
[3]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341。
[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1。
[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3。
[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3。
[7]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1。
[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3。
[9]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1。
[10]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31—532。
[11]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388。
[1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页1299。
[13]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389。
[14] 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2012，页49。
[15]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90。
[1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页1299。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页1299。
[18]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147。
[19]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37。
[2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3—4。
[21]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36。
[22]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37。
[23]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36。
[24]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35—536。
[25]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37。
[26]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32—533。
[27]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4。
[2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4。
[29]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6。
[30] 进士未授职，上书后补为承务郎。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
[3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10。
[32]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3—15。
[33]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15。
[34]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07。
[35] 班固《汉书》高帝纪第一下注，中华书局，2002，页53。
[36]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07。
[37]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07。
[3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24。
[39]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2012，页10。
[4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25。
[4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27。
[42]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25—29。
[43]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24。
[44]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52。
[4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26—27。
[4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36。
[47]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38。
[48] 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2013，页39。
[49]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59。
[5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71—72。
[5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113。
[52]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41。
[53]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页541。
[54]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64。
[5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118。
[5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109。
[57]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79。
[5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124—129。
[59]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71。
[60]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84—2489。
[61]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487。
[62]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593。
[6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38。
[6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39。
[65]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页39。
[6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594。
[67]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593—600。
[68] 脱脱等《金史》，页2865—2866。
[69] 脱脱等《金史》，页2876。
[7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29。
[71] 毕沅《续资治通鉴》，页2535。
[72] 《瓮中人语》，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中华书局，2010，页72—87。
[73] 《南征录汇》，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页136。
[74] 《开封府状》，《南征录汇》，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页114。
[75] 《开封府状》，《南征录汇》，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页89。
[76] 《南征录汇》，《开封府状》，《南征录汇》，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页136。
[77] 《南征录汇》，《开封府状》，《南征录汇》，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页154。
[78]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2011，页436。
[79]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引马令《南唐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页85。
[80]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596。
[8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页584。
[82] 脱脱等《金史》，页1615。
[83] 《南征录汇》，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笺证》，页162。
[84] 脱脱等《金史》，页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