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数字经济与数字化战略
一、数字经济概览
(一)数字经济发展的内涵和外延
1.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2.数字经济发展特点
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绿色健康发展为总体目标,以数据为新生产要素的数字化、智能化进程,重构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运行及政府治理方式,引领经济社会变革。与此同时,在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空域融合的共同推动下,出现了平台化、共享化、虚拟化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个性化定制新消费需求。
3.数字经济发展根基
一是关键技术创新方向,如万物互联、智能计算、软件技术、量子技术、数字金融、绿色安全等。二是数字基础设施架构。三是信息基础设施,如5G、数据中心、云平台、光网+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等。四是融合基础设施,如数字能源、智能交通、智慧电网等。五是创新基础设施,如联创中心、重点实验室、产业服务平台等。
4.狭义数字经济的内涵
一是数字产业化,以云、管、端、芯、屏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所驱动的核心产业。二是产业数字化。数字技术赋能生产、生活及社会运行各领域。
5.广义数字经济的外延
围绕数据要素价值化、数字治理,呈现数字经济的两大外延。一是数据要素价值化。“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促进数据流通及价值化发挥,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抓手。二是数字治理。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了传统世界的运行方式,需要创新治理技术、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提高治理水平,保障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二)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场景
1.数字经济——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
新业态、新模式是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牵引,以数据要素价值转化为核心,以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为方向,经产业要素的重构融合而形成的商业新形态、业务新环节、产业新组织、价值新链条,是关系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因子,具有强大的成长潜力。
数字经济的业态和模式有两种发展态势。一是数字化、平台化。即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通过整合数据、算法、算力实现居中撮合、链接多个群体以促进其互动的服务中枢,提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服务等信息收集、处理、传输以及交流展示的数字交易服务和技术创新服务。数字平台大致可分为交易结算和物流配送类(B2B电商)、信息撮合类(网贷平台)、技术赋能类(工业互联网平台)三类。二是共享化、聚集化、智能化。共享化经济是从服务业向制造业延伸的过程,未来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归A所有、归B使用。聚集化产业群是对产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在线虚拟产业集群是未来产业集群的一个模式,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智能化无人经济是将流程化的固定工作交给智能产品,通过智能服务引导,打造无人超市、无人工厂,实现无人配送。
2.数字社会——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疫情催生出新需求。使包括在线化服务及消费、在线教育平台、互联网医疗、协同办公平台和软件等,在疫情中大量涌现并被广泛应用。消费者对便捷、绿色、健康生活的新追求所催生的新需求,包括智慧家居、智慧社区等。平台经济与移动互联网应用所催生的新就业需求,包括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灵活用工新模式(如短期、任务制用工模式)、职工个性化就业需求(如基于平台做网红、知识分享等)、突破传统的利益分配方式(如个人与平台利益分成合作模式、个人微经济模式等)。
3.数字政府——政府治理的新机制
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融合发展,使得治理新技术、新手段、新模式在技术创新和需求的强牵引下不断涌现,为实现超大范围协同、精准滴灌、双向触达和超时空预判提供了可能。一是数字化的服务创新。政府部门依托“数字政府”建设,发挥数据资源的核心作用,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一网通管等政务平台涌现,提速社会治理和资源调配的反馈效率。二是服务化的制度创新,立足于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牵引企业合规,构建符合新业态、新模式、新机制、新需求的服务型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
(三)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的关系
加快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目标的主要路径。数字化转型是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变的动态过程。从构成要素来看,数字经济包括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两个关键要素。在向数字经济迈进过程中,数据要素的价值不断显现,成为并列于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新要素;数字技术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渗透融合,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与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需持续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据技术产品、应用范式、商业模式和体制机制协同创新,并支持经济、社会与政府的数字化应用成功。这一动态创新过程即为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是发展手段与发展目标的关系。一方面,数字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将引领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变革调整,驱动实体经济体系重构、范式迁移,由此,需对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基础设施、产业形态、治理体系等进行数字化变革,从而实现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坚持以数字化发展为导向,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广阔市场空间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据促进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高效贯通,促进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各领域广泛深入渗透,推进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融合创新,形成以技术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领域应用带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格局,最终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目标。
国家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
二、美国数字经济领先战略
在美国,有关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其相关的战略和政策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新闻媒体的日常热门话题。美国主要商业和政策智库近年来持续发表有关的研究和咨询报告。反映高层主流战略政策意图和思路的刊物《外交》杂志在过去一年中,几乎每期都刊有与网络经济、网络安全和大数据战略有关的主题论文。总之,互联网和大数据在美国和全球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规模和程度——没有一个商业、产业或政府可以对其影响所及熟视无睹。美国从政府政策层面到行业层面对数字经济领跑全球都有一系列战略举措。
(一)在IT和互联网领域的扩张上,美国强调把美国的标准哲学推广到全世界,试图建立全球统一标准
美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信息通信产业,把产业自愿原则及美国标准推向全球,是有利于美国信息产业界的。2020年10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明确指出要引领反映民主价值观和利益的全球技术规范、标准和治理模式的发展。
具体来看,在5G领域,2020年3月通过的《美国保护5G安全国家战略》,强调通过“布拉格5G安全会议”机制参与国际5G安全原则的制定。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国防部已针对未来智能化战争推出人工智能伦理准则。在基础设施领域,美国的“网络空间日光委员会”提出“分层网络威慑”战略,计划在ICT领域直接派遣外交官参与安全标准的制定,力求让美国在高技术标准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在太空探测领域,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了月球探索国际合作的“阿尔忒弥斯协定”,要求参与的国家遵循其一系列原则。
科技战略竞争既是创新力的比拼,更是规则话语权的较量,而掌握安全规则标准主导权就容易建立科技霸权“软”约束条件。西方国家数字科技领域的标准制定已然政治化,美国及其盟友担心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组织渐长的影响力,因此将进一步重视在该领域的合作。
(二)美国信息产业发展战略最突出的表现之一,是由政府精心选择并牵头组织部分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有助于产业技术领先地位维护的重大科技项目
美国政府力图全面控制和抢占新时期科技制高点,保持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优势地位。美国颁布《高性能计算法案》,并据此实施了《高性能计算与通信计划》(HPCC)。该计划的目标主要是扩大美国在高性能计算与通信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并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撑技术和应用软件。2018年12月,美国通过《国家量子计划法案》,授权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能源部(DOE)三家机构在2019—2023年投入12.75亿美元资助相关项目研究,确保其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持续领先。计算机产业是美国的战略产业,美国政府通过长期基础性研究资助、计算机基础设施研究资助,以及计算机产业人才资助,支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三)美国IT企业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市场优势等形成的垄断优势,实施全球化经营战略,产品、服务遍及全球各地
美国IT企业在开展全球化经营、向各国输出资本和高新技术的同时,依靠自己拥有的核心能力,实行产品和服务的品牌输出,不仅在与经销商的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而且能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享有更高的获利空间。2020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MAGA(Microsoft,Apple,Google,Amazon)组合:它们均突破了1万亿美元市值大关,承载了“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的使命。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用户规模庞大,掌握了复杂且敏感的数据,对经济活动和社会舆论有较强的影响力。以苹果公司为例:市值超3万亿美元,按世界银行公布的2020年世界各国GDP数值作为参照物,苹果公司的市值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相当于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美国IT企业在产业链各个环节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云计算产业在过去14年间孕育出了众多市值涨幅超过10倍的千亿级世界巨头,包括开荒者Amazon、专注于CRM云解决方案的Salesforce、通过转云突破增长瓶颈的Adobe、云端HR管理软件企业Workday等。
(四)美国长期关注科技人才的培养、配置和聚集
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最优秀的科技人才队伍,是全球科技论文发表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一方面,美国重视理工科人才的培养。近年来,美国连续修订、出台了《美国竞争力法案》《加强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学及数学教育法案》等一系列有关国家未来科技人才发展规划的重要法案,并设立专门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计划,鼓励学生研修相关课程。另一方面,通过“筑巢引凤”聚集创新人才。拜登上台后提出的“美国就业计划”重点在于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新兴技术,呼吁国会向技术研发领域投资1800亿美元。美国组建了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林肯实验室和贝尔实验室等850多个国家实验室,再加上众多知名高校的研究平台,为聚集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提供了重要载体。世界闻名的硅谷、“128号公路”和北卡罗来纳州研究三角园等科技工业园区,为理工科人才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同样吸引和聚集了全球最高端的从事技术研究、发展和生产的人才。
三、中国数字经济规划与数字化转型
(一)“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
2021年3月,我国出台了“十四五”规划。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
坚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把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未来10年发展的机会窗口。数字化将成为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部件。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在重点行业和区域建设若干国际水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深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培育发展个性定制、柔性制造等新模式,加快产业园区数字化改造。深入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众包设计、智慧物流、新零售等新增长点。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
数字经济7大产业将催生10大场景。未来5年中国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浪潮不会停止,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将深度融合,催生出大量的新产业和新模式。
(二)京津冀数字化转型:一极两翼,雄安先试
京津冀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以终为始”,服务于京津冀协同一体的目标,形成了北京一极领先,天津、河北两翼紧随其后,雄安新区先行先试,带动区域内城市协同治理、产业协作,县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总体格局。从产业+数字化的角度看,打造“北京科创策源、数字标杆—天津数据创新、制造强市—河北承接技术、产业升级”的产业发展新高地;从治理+数字化的角度看,不断提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强数据资源汇聚,有序开展数据共享开放工程,全面提升城市治理和民生服务水平;从发展+数字化的角度看,呈现出三大模式:高新区走产城创新融合发展路线,城区走深度一体化发展路线,县市走新型城乡一体化发展路线;从绿色+数字化的角度看,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立体监测、智能预警、数据共享和平台协作,实现大气、水污染的联防联治,共同守卫碧水蓝天。
(三)长三角数字化转型:一超多强,多极网络
长三角地区的数字化转型形成了“一个超级城市(上海)+多个发达城市+散布的发达区县”彼此紧密联系的多点网络格局。上海市立足三大先导产业、六大重点产业,聚焦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工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两网贯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两业融合”、工业场景开放和工业数字底座等内容,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杭州、无锡、南京、合肥、苏州等重点城市围绕城市大脑、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并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建科技创新共同体,带动区域一体化、现代化先行。其他城市紧抓长三角区域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换代契机,积极承接长三角中心城市高质量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共建数字长三角,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四)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转型:开放互补,重视基建
粤港澳大湾区依靠开放与要素流动促进数字化转型,以基础设施投入服务数字化转型。一是通过数字化人才的流动与互补支撑数字化转型。一方面,依托本土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利用内地信息产业优势,实现数字技术相关专业的集群式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好香港的优势教育资源,积极吸引海外科研人员以香港为枢纽联通内地与全球,聚集世界人才,构建大湾区一体化产学研体系。二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工业互联网,对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行智慧化管理和控制。加速数字新技术在金融、医疗等现代服务业的深度应用,实现传统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三是通过以新基建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大湾区的数字化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一方面,升级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的传统基础设施,如对传统的公路、铁路等物理基础设施进行智能化升级。另一方面,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如深圳构建全球领先的5G产业生态,推进5G基础设施建设,实现5G全市全覆盖,处于全国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