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笔者不揣浅陋，冒昧接受中信出版集团史磊先生之邀，为《钢铁王国——普鲁士的兴衰，1600—1947》中译本写序，主要因为在德国亲历的两件事。一是笔者20世纪90年代访学于杜塞尔多夫时，曾在旧书市场被一套精美的普鲁士丛书所吸引。考虑到回国时行李限重，我犹豫再三，仅选了七册书中的五册。这时摊主笑着说，这么好的书，请不要拆散它们，这两册就送给您了。后来这套书成了笔者了解普鲁士的基本资料之一。二是八九年前我在柏林做研究时，一位德国朋友赠我一本德文版畅销书《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该书与《钢铁王国》皆出自“说着流利的德语”、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之手。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是世界知名的普鲁士史学者，在这一领域影响巨大。2007年德国《明镜》周刊历史专号刊发《普鲁士：好战的改革国家》，其中就介绍了他的名作《钢铁王国》（德文译名：Preusse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1600-1947）。[1]

普鲁士是近代以来德意志国家的核心因素。要了解近代以来的德国，必须先了解普鲁士。因此，尽管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1947年做出废除普鲁士邦的决议（第46号法令）后，普鲁士在法律上已经成为历史，其独特魅力却从未消失，一直吸引着史学界的注意力，有关普鲁士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人们如此关注它，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德意志邦国的历史演进有诸多令世人瞩目之处，而且它与日后形成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关系密切，对欧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在如何审视和评价普鲁士的问题上，史学界一直存在多样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历史上呈现出来的普鲁士也是多彩的。它既存在顽固保守和军国主义的一面，也有顺应时代的进步和改革的取向。诚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所言，对于普鲁士历史予以充分肯定者大有人在，但也有许多人将普鲁士与德意志政治极端主义和独裁统治传统挂钩，批评普鲁士是导致现代德国走上不同于英美等国“正常”现代化道路的根源，是负面的德国现代化“特殊道路”的始作俑者。[2]

结果，普鲁士在人们的眼中成了一个两面性的长着“雅努斯脑袋的国家”（Staat mit Januskopf）。一方面，普鲁士从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邦勃兰登堡迅速崛起为德意志乃至欧洲强权，成为近代德意志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者，自然有其令人着迷和传奇之处；另一方面，毋庸讳言，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军国主义以及追逐强权的文化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统一后的德国，与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的灾难性发展不无关系。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作为研究普鲁士历史的大家，对于普鲁士历史有着自己的独特认知。他不赞成“把普鲁士的历史记录分成善恶两类”，而是力图客观地呈现相关史实，让读者对普鲁士国家历史产生浓烈兴趣，理解其存亡之道。按照他的说法，他要在没有“义务”和“诱惑”的情况下，在无须像德国学者那样顾及“政治正确”的情况下，探究普鲁士的成功之道和毁灭之路。[3]不过，人们在阅读《钢铁王国》一书时，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这位历史学家对普鲁士历史的价值判断。

笔者以为，从历史维度考察普鲁士和德国的发展演进，要探讨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提出的“普鲁士如何取得成功，之后又如何走向灭亡”[4]的问题，必须辩证地审视普鲁士的历史发展和德国历史演进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对于普鲁士历史进程中的令人侧目、为人指责之处，也应该辩证地看待，因为二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相互转换的，难以一刀切地以善恶论之。实际上，普鲁士从一个分裂的德意志边陲小邦发展为德意志主导者的历史，就是德意志国家和德意志民族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则是二者的命运节点，此后，普鲁士的命运就与德意志民族国家命运的起伏完全绑定，最终作为纳粹德国争霸世界失败的陪葬品而化作历史陈迹。

普鲁士的历史非常丰富，令人着迷之处甚多。如果从影响普鲁士国家命运的视角看，笔者以为有两点不妨给予更多关注：其一，普鲁士并无优越的地理条件可以倚赖，其统治者开明的国家治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鲁士国家从边陲小邦崛起为欧洲强权的核心因素。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最为欣赏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身上。这位普鲁士开明君主自称“国家的首席公仆”，也因此被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称为“宝座上的仆人”（Diener auf dem Thron）。弗里德里希二世强调，君王要服务于臣民和国家，要把自己视为国家公民的一员。他曾在《政治圣经》中指出：“公民的第一责任是服务于他的祖国，这是一种义务。在朕的一生中，无论处于什么状态，都在努力做到这一点。”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普鲁士因为在经济、社会、法律和军事方面的一系列成就而成了“幸福和繁荣”的国家，成了令人敬畏的欧洲强国，他也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大王”。[5]

其二，普鲁士从德意志诸侯国之一发展为德意志的统一者和欧洲大国，频繁使用武力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也是人们称普鲁士为军事国家和军国主义国家的根本原因。以武力为后盾的强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欧洲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普遍特征，而非普鲁士所独有。英荷战争、英法争霸、普奥争霸、拿破仑战争、俄国与西欧列强的争斗等，一直使欧洲上空硝烟弥漫。在这种强权政治文化熏陶下发展起来的普鲁士，自然也不会成为一个排斥武力的国家。所不同的是，普鲁士自身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使之特别钟情于武力，并将崇军尚武发展到极致。正是勃兰登堡选侯国在三十年战争中受尽哈布斯堡军队和瑞典军队蹂躏的血的教训，使其统治者开始建立强大的常备军。而强大军事力量在欧洲国际博弈中带来的“红利”和“声望”，又使普鲁士历代统治者愈加痴迷于军事力量。最后，“铁血宰相”俾斯麦用三次所向披靡的王朝战争统一德国，将整个德国浸染于军事崇拜之中。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战火硝烟中一路兴起的普鲁士及其缔造的德意志帝国，最终就消失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硝烟中。

普鲁士从边陲小邦到欧洲大国的发迹史，它辉煌的思想和文化，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成就，让人着迷；普鲁士与现代德国的关系，它痴迷于“铁与血”以及由此给自己及整个德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则令人深思。如今，中信出版集团推出普鲁士史名作《钢铁王国——普鲁士的兴衰，1600—1947》中文版，为我们更详细地了解具有传奇色彩的普鲁士的历史提供了一条捷径。笔者特此力荐这本书。

邢来顺

于武昌桂子山

2023年9月15日

[1]“Preussen: Der kriegerische Reformstaat,”Spiegel Special Geschichte, Nr. 3, 2007, S.3.

[2]参见《钢铁王国》“引言”部分。

[3]参见《钢铁王国》“引言”部分。

[4]参见《钢铁王国》“引言”部分。

[5]Franz Kugler, Die Geschichte Friedrichs des Großen, Bayreuth: Gondrom Verlag, 1981, S.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