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精准扶贫理论内涵溯源

精准扶贫理论在中国扶贫实践中不断发展，包含着扶贫经验的总结和扶贫思想的深化。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的发展基础和挑战不同，扶贫采取的政策措施和方式方法呈现阶段性特征，精准扶贫的经验总结伴随着历来反贫困内涵的进阶，并反映为具体的扶贫方式、扶贫目标、扶贫主体、扶贫思想等的变化。

（一）扶贫方式由带动式转为瞄准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农村处于普遍贫困状态，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基本物质条件，发展农村经济是带动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3]。1949～1985年主要通过土地革命、体制变革等方式带动贫困地区解决贫困问题。这一阶段的土地改革制度、社区“五保”制度、农村特困人口救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保障，通过恢复工农业生产、促进全国经济发展推动贫困问题的初步消除[4]。

贫困人口分布由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普遍式分布为主转变为以相对集中在地理环境特殊地区以及分散在各地的个别贫困为主。由1986～2000年对贫困县的开发攻坚逐步转向21世纪对贫困村、贫困户的瞄准式扶贫。1986～2000年是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和八七脱贫攻坚阶段[5]，实施了以区域经济增长带动扶贫的贫困县开发扶贫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启的攻坚式扶贫。进入21世纪，中国的贫困问题已不再是收入性贫困，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因健康、教育等需求而带来的相对贫困，对此，中国深化开发式扶贫为瞄准式扶贫。瞄准式扶贫是从根本内涵上对过往扶贫理念的总结创新，而实现扶贫理念向精准化的转变则为下一步的精准扶贫定下了基调[6]。

（二）扶贫目标从解决收入转向实现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扶贫的首要任务。1978～1985年，农业土地产出率大幅度提高，全国农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人均纯收入增长297%；农村贫困状况大幅度缓解，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迅速下降到1.25亿人，年均减少178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7]。1985年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1993年的7500万人，年均减少625万人；1993～2000年，按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贫困标准，全国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人口减少到3209万人[8]。

国家规划的每一阶段的扶贫目标任务，都是逐步减少该标准下的贫困人口，21世纪以来，随着温饱标准的不断提升、经济的持续增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凸显。精准扶贫的目标不再仅仅是满足温饱和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还要考虑到生存环境、生态保护、能力建设等综合扶贫开发指标，实现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结合[9]。精准扶贫明确了中国扶贫目标从解决温饱向“两不愁三保障”发展需要的提升[10]。

（三）扶贫主体多元，发挥贫困对象主体性

中国扶贫过程中扶贫主体的变化是扶贫提质增效的关键之一。一方面，在通过国家行政力量的主导和干预来打破基层固化的权力利益结构的保障下[11]，精准扶贫中的扶贫主体逐渐多元化。计划经济时期扶贫由政府主导，通过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和小规模的救济方式来缓解农村贫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参与主体实现了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转变[12]。由改革开放前的政府主导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转向鼓励民间组织和机构参与扶贫，如“希望工程”、民营企业扶贫、定点扶贫、个人扶贫等社会扶贫事业。截至2018年底，东部地区组织各类扶贫主体与7373个西部贫困村结对帮扶，包括2287个经济强镇、3240个强村（社区）、6027家企业、3065所学校、1350所医院分别与西部地区2569个贫困乡镇、11799个贫困村、6267家企业、3157所学校、1424所医院结对[13]。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注重发挥贫困人口的主体性。精准扶贫基于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驻村干部、结对帮扶等设计，形成扶贫主体与脱贫主体相连接的激励机制。通过生产奖补、劳务补助、提供公益岗位等方式，让贫困人口能够以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心态参与反贫困实践，不仅行使个人应享有的权利，还自觉承担反贫困的义务与责任[14]。在调动贫困主体脱贫主体性的情况下，2017年实现577万贫困劳动力稳定转移就业；累计建设扶贫车间21902个，安排贫困户就业30万人；累计选聘37万贫困人口为生态护林员。可见，精准脱贫实践既是国家建构和发展干预的过程，更是贫困人口参与和发挥主体性的过程。贫困人口作为发展主体的认识是在反贫困实践中不断反思建构的结果[15]。

（四）扶贫资源配置

扶贫资源配置方向表现为物质资源投放与社会资源配置逐渐衔接。在扶贫初期，为解决绝对贫困，政府或其他组织向贫困人口提供生产生活物资保障。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单纯的物质资源投放已不能满足扶贫需求，物质资源投放与社会资源配置相衔接成为必然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在投入扶贫资金、改善贫困对象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加大社会资源的投入，开展科技扶贫、教育扶贫和卫生扶贫，以及产业技术培训和劳动力就业培训等，改善扶贫人口的脱贫能力[16]。

扶贫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发展为自上而下的决策与自下而上的反馈和参与相结合。政府自上而下投入扶贫资源的过程中，容易与扶贫对象需求产生错配等问题，最终难以真正改善贫困人口发展状况，影响政策效果。政府对资金投入与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扶贫资源综合治理。精准扶贫对构建自下而上的扶贫资源分配体系的探索，促进了扶贫资源的有效分配，并使有限的扶贫资源流向边际效益更高的贫困人群和项目[17]。动态帮扶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相结合，是精准扶贫成效显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扶贫思想

中国扶贫思想本质上是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关于扶贫思想转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领导人角度。毛泽东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从农村制度改革入手，保障贫困人口公平拥有生产资料[18]。邓小平将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目标正式提出来，提倡先富带后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19]。江泽民系统地提出了扶贫开发的理论，把扶贫与维护和保障人权联系在一起，从消除贫困是实现最基本人权保障的角度阐述了扶贫开发的世界性价值[20]。胡锦涛根据新世纪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需要，从理论上深化了中国的扶贫开发理论，提出科学发展观，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更加关注贫困人口对物质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的需要[21]。

精准扶贫在巩固扶贫成果和推进扶贫进程的任务下，深化并创新了中国扶贫思想。习近平提出精细化扶贫的思想，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把精神脱贫理念作为精准扶贫思想的战略重点[22]，并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既需要开创大扶贫格局，形成全社会扶贫合力，又需要通过扶志和扶智形成脱贫内生力[23]。

综上所述，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的中国扶贫策略发展到精准扶贫阶段，逐渐呈现出扶贫内涵的精准化和精神脱贫特征。精准扶贫是在中国扶贫所呈现的可行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强有力的科学理论支撑，同时也需要和中国扶贫道路上的其他阶段一样根据扶贫实践不断反思和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