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的经济哲学分析
卜祥记 李娜
立足于经济哲学的理论视域，去探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的内在关联，就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经济哲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借助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理论，紧紧围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的内在互动机制，呈现改革开放前后财富观嬗变的社会动力机制、历史进步寓意及其承载的社会责任、公平意识、人格品质、道德秉性、价值目标、体制约束以及发生现实扭曲的深层根源，以期为面向未来的财富观的形塑与重构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路径。这一现实性的任务与目的本质性地规定了它赖以展开的理论前提、由这一理论前提决定了的基本思路以及作为这一基本思路之展开的基本观点。
一 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关联性分析的理论前提与基本思路
社会阶层结构从本质上说就是特定的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财富观则是基于特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而形成的对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财富占有的均衡度、财富的本质与财富的象征和意义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因此，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就必须紧紧把握住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这一核心要素。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全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是物质利益关系和物质利益格局。正是物质利益关系与物质利益格局决定了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但是，我们又绝不可以因为物质利益和物质利益格局的主导性作用，而忽视政治与文化等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和财富观嬗变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去探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的内在关联时，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立场，并把这一基本立场凝练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理论分析范式，又要合理吸收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理论的研究成果。据此，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内在关联的研究，必须遵循以下基本理论前提。
1.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关联性分析的理论前提
①唯物史观是分析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的根本理论基石。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财富观的秘密存在于生产方式之中。唯物史观是开启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和财富观嬗变之锁的钥匙。②经济哲学是揭示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中国人财富观嬗变内在机制的直接理论前提。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根源于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财富观的嬗变根源于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经济哲学从作为直接驱动力的经济利益关系出发，对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等社会整体运行机制的分析模式，是呈现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内在机制的直接理论前提。换言之，经济哲学的理论视域是贯通唯物史观与财富观嬗变的根本理论中介。财富观的嬗变与重塑有着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多重分析路径，但经济哲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它从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理论出发，经由物质利益原则、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演进机制等理论中介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理论过渡，并最终通达本质上由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并反制特定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财富观问题。③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理论是把握财富观嬗变的直观理论坐标。现代阶层结构变迁理论既看到了物质利益关系和格局的变动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又同时关注到非物质利益因素在阶层结构形成、划分和测量中的意义，甚至有些现代社会分层理论直接把与物质利益关系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政治、文化、社会声望等因素作为阶层划分与测量的主导性标准。当我们面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阶层结构变迁这一特殊研究对象，并以社会阶层结构的改良而非革命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分析的根本宗旨时，现代社会分层理论的现实合理性立刻呈现出来。因此，我们看到国内社会阶层结构的当代划分与测量大多以与物质利益直接相关或间接相关的职业、文化等因素作为主要依据。据此，我们把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理论视作把握财富观嬗变的直观理论坐标。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和分析方法是我们的根本理论前提，作为唯物史观与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分析之理论中介的经济哲学是揭示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中国人财富观嬗变内在机制的直接理论前提，而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理论则是把握财富观嬗变的直观理论坐标。在这一直观性的理论坐标中，我们可以看到：完整意义上的利益格局——不只是物质利益格局——的变动直接表现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而财富观的嬗变不仅直接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中生成的，而且直接是一定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反映。
2.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关联性分析的切入点
当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追问国人财富观念的变化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之间有何内在关联时，它们之间的关联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即使我们把利益驱动机制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观念世俗化等利益分析机制引入进来，财富观念的变化与社会阶层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无法直接呈现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讨论问题的切入点，即从国人财富观的冲突和扭曲现象入手，并从国人财富观发生冲突和扭曲的根源展开分析，那就很容易看到它与财富总量的增长与财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利益格局的调整与利益群体的分化、利益集团的形成与利益格局的固化以及阶层结构流动性的缺失和阶层结构的固化等，有着直接性的关联。就此而言，我们不仅抓住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且把对财富观嬗变之根源的分析，以利益关系结构变动为中介，决定性地引向对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分析，从而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间建构起一种内在关联机制。换言之，如果说当代国人财富观念的冲突和扭曲之发生的现实性根源不仅在于经济体制的变动，更在于由这一变动而生成的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阶层结构的变迁；如果说当代国人财富观念的冲突和扭曲之发生的思想性根源不仅在于欲望支配世界与消费主义、经济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和价值通约主义与财富拜物教，而且这些思想性的根源本身就植根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利益格局变化和阶层结构的固化，那么它就必然会启发和引导我们把对国人财富观念之嬗变根源的分析，从直观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一般性思想根源的分析深入对阶层结构变迁的分析，深入对作为阶层结构变迁之本质关系，即对利益格局变迁的分析。就此而言，对当下国民财富观冲突和扭曲现象之根源的分析，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对作为国民财富观念嬗变之极端形式的财富观冲突与扭曲之根源的分析，引导我们在国人财富观的嬗变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之间建立起某种必然性关联。换言之，如果说当下国人财富观的冲突与扭曲现象根源于利益关系变化导致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根源于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关系和阶层结构的固化，那在一般意义上对国人财富观念之嬗变的分析，也必然要追溯到对社会利益关系变动和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
二 社会阶层变迁与财富观嬗变的内在关联机制
1.划分社会阶层和分析社会阶层变迁的基本标准
对社会阶层变迁的分析必须以社会分层为前提，而不同的社会分层理论在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和理论逻辑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一般而言，对社会阶层划分依据的标准无外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
第一，就经济因素而言，马克思依据经济因素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是最具开创性和代表性的。韦伯最早提出了多元社会分层理论，把法律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作为社会阶层结构的多元标准，对后来的社会学理论影响甚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韦伯对经济因素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对吉登斯和戈德索普具有直接影响。第二，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理论最早关注到权力分层问题；达伦多夫甚至把政治因素作为社会阶层结构分析的主要因素，而把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作为政治权力不平等的特殊表现形式；普兰查斯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并非经济因素单一作用的结构，而是经济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赋予政治因素以首要地位。第三，在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勃伦最早以文化因素为切入点分析了阶级阶层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在日常生活、服装、宗教信仰、礼仪规范、生活品位和教养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布迪厄依据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把由文化资本熏陶而成的“惯习”作为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依据。第四，以社会资本划分社会阶层的分析路向当首推《美国社会阶级》的著者沃纳，布迪厄和科尔曼等人也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系统了分析了社会资本对社会阶层结构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所谓社会资本实际上就是特定的社会结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际上意味着一定的社会资源，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1]，“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2]。第五，社会声望也被作为社会分层分析的因素之一。社会声望既是一个人在一定社会分层中的社会地位，更是其他社会成员对其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可和价值评价。马克斯·韦伯最早分析了社会声望对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沃纳与伦特运用这一主观分层理念，借助社区居民的主观评价，分析了美国社区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帕森斯认为，人的主观评价标准与社会认可标准共同决定了特定社会群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主观因素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在经济领域的具体反映。在通过数学统计发现社会声望与经济地位存在不一致性的基础上，特雷曼也主张引入社会声望分析维度，全面把握社会阶层结构分析。第六，基于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细致区分，科尔曼、舒尔茨、贝克尔等着重分析了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综合素质、专业性技能和服务社会的能力等后致性（非先赋性因素）因素，对个人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以及对社会分层的影响。
2.物质利益关系依然是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根本标准
不论是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还是社会资本、社会声望和人力资本等，它们实际上都是一定的利益关系。不同学者会赋予这种利益关系以不同的内涵，从而表现为不同的社会分层标准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划分。但是，其中最核心的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物质利益关系。当韦伯提出多元社会分层标准时，他敏锐地关注到政治、文化和身份声望等因素对于社会阶层形成与划分的影响力，但他不仅没有排除经济因素，而且还非常重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把财产、收入和市场机会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达伦多夫、普兰查斯把政治权力结构作为分析社会阶层结构形成与划分的依据，但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政治权力结构不平等的根源时，它依然要被引向对作为基础性和决定性因素的经济因素分析。因此，达伦多夫、普兰查斯的社会阶层分析理论绝不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阶级阶层分析理论的颠覆，它的理论意义只在于对后者的推进和补充。由凡勃伦开启并由布迪厄推进的文化分析路向为我们提供了社会阶层分析的另一种理论范式，它以个人品位和惯习划分社会阶层。然而，在一定的个人品位和惯习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除了家族渊源等先赋性因素外，根本性的决定因素依然是一定的最低程度的经济地位和经济能力；而且，作为家族渊源之类的先赋性因素等，它本身就是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的经济地位和经济能力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这样一种文化性维度的社会阶层分析，更多地仅仅适用于某些独特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因而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即使这种分析方法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性，它也大多只适用于发达社会。就社会资本而言，一定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之所以被称为资本，它本身就意味着经济性的内涵；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可以把社会资本看作是获取其他经济利益的手段。但是，当我们进而追问作为社会资本的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根源时，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依然是经济地位和经济权力。同样，对于社会声望和身份地位而言，作为一定的价值评价和主观认可，其中的影响因素虽然是多样化的，因而并不完全是由现有的经济因素决定的，但制约价值评价和主观认可的所有非经济因素，也无不都可以而且也必须追溯到既往的经济性因素中。
把物质利益关系作为划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根本标准，这也是我们分析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动以及它与财富观嬗变之内在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奠基于这一基本原则之上，我们才能正确对待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在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划分中的恰当地位及其对国人财富观的内在影响。因此，当我们看到陆学艺先生采取涂尔干的职业分层标准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十大阶层进行分析时，这样的分析不仅不是违背唯物史观原则的，而且恰恰是对唯物史观原则在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分析中的灵活应用。这样的分析同样也有助于我们探讨阶层结构与财富观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即对这一内在关联机制的分析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同时也要考虑物质利益因素之外的其他政治、文化因素。这就意味着，我们据以划分社会阶层结构的众多因素实际上不过是不同形式的利益因素，而所有这些利益因素都以物质利益为基础，不过是物质利益因素的直接或间接的存在形式；而就作为其根本基础的物质利益因素而言，又从根本上表现为对一定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财富分配状况。这是我们把握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及其与相应财富观嬗变之内在关联机制的根本点。就此而言，马克思据以划分社会阶级与基层的唯物史观标准，依然具有重要的宏观性指导意义。
3.以物质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关联的不同类型
在一般的意义上，对社会阶层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内在关联的分析，主要包含两个层面或两个角度，即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与社会整体性财富观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一定社会阶层的流动是如何影响阶层财富观的嬗变的。当然，这里可能还包含着就社会个体而言的另外一种情况，即个体归属于其中的社会阶层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他的财富观念却可能发生某种变化。问题层次的如此细化，与我们对财富观类型的分类有关。在我们看来，依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大致可以把财富观划分为物质财富观与精神财富观、主流财富观与非主流财富观、整合性财富观与冲突性财富观、整体性财富观与阶层性财富观等。
首先，就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与社会性财富观的嬗变而言，它所表达的乃是随着主导性或整体性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与原有主导性或整体性社会阶层结构相适应的整体性或主流性财富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由“差序格局”的农业社会结构向“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中国社会的整体性或主流性财富观也相应地体现为由安贫乐道的财富观向安贫乐道的传统财富观与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资本化财富观二元并存格局的历史性变化。这一分析角度的优点在于它可以直接凸显出社会阶层结构的历时性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间的宏观性内在关联，并且其内在关联机制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立场具有高度一致性。
正是在这种高度一致性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呈现出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而构成这一内在机制的主要因素就是利益关系——主要是物质利益关系。换言之，当我们在宏观意义上去呈现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与整体性财富观嬗变之间的内在关系时，我们只能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去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并把这一变化本质性地归于利益关系变化的结果，并据此描述作为这一利益关系之观念表达的财富观的整体性嬗变。因此，把社会阶层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与整体性财富观嬗变内在关联起来的因素，乃是利益关系的变动和利益格局的调整。这就意味着，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本质上不过是某种形式上的利益格局，而财富观则是对一定利益格局的基本看法；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本质上不过是利益格局的变迁，而财富观的嬗变则是对利益格局之变迁的观念表达，是一定利益格局变迁的必然结果。
其次，就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阶层财富观嬗变的内在关联机制而言，它所表达的则是当某一社会成员在相邻社会阶层之间发生阶层流动时，他所拥有的与原有社会阶层位置相适应的财富观是否会发生相应的流动；如果存在相应的流动性，其内在机制何在？如果说前一种分析方式是总体性的，这一分析就是具体性的。这种分析维度的优点不仅在于它的微观性与精确性，而且在于它能够更为直接地在社会阶层流动性的缺失与财富观的扭曲之间建立起内在关联性的分析机制。但是，问题在于在相邻社会阶层发生流动的情况下，其财富观是否会、是否立即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内在关联机制何在？按照目前对社会资源的划分状况，大致说来，主要表现为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等。就经济资源而言，它又涵盖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收入、市场机会等一系列因素。不论我们按照任何一种或几种因素来划分社会阶层，任何一种社会阶层及其相邻社会阶层的流动都是由社会资源的占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获利性所决定的。就此而言，随着社会成员在相邻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发生，其相应的经济、政治或文化地位必然会发生变化；当这样的变化发生后，他对待财富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占有均衡度和财富本质，尤其是对待财富的象征与意义的认知，必然会程度不同的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这里出现的乃是一个定性判断。基于这一定性分析与判断，对社会阶层流动与财富观相应变化的定量分析将成为一个艰巨的课题。
再次，当我们面对另一种情况，即个体归属于其中的社会阶层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他的财富观念却也可以发生某种变化时，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何在？实际上，这种情况不过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内在关联的一种特殊表现。在按照一定标准（如收入标准或职业标准）所设定的阶层结构中，对于处于同一社会阶层的社会成员，如果我们按照另一个子标准对他们进行再分层，比如按照年龄结构或素质教育结构等进行再分层，我们将会看到：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不同年龄阶段或不同文化程度的成员，他们对待财富的看法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归属于同一职业阶层的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社会成员，在看待财富的象征与意义时，在对待消费和信贷的态度上，就会有不同的看法。然而，这种情况的存在并不与社会阶层的流动与财富观的相应变化冲突，它只不过是这种对应性变化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虽然他归属其中的大的社会阶层（比如，职业阶层）并没有发生变化，但随着他的年龄层次或受教育程度的变化，他的财富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造成变化的根源同样也可以追溯到经济性因素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但是，就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而言，经济因素依然是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约性因素。毕竟，一定的年龄段或一定的受教育程度，总是与一定的经济收入水平直接相关的。因此，看起来年龄段或受教育程度的变化似乎是一个与经济收入水平无关的独立变量，但实际上它们不仅意味着，而且总是受制于经济收入水平的变化。尤其是，当我们把年龄段的变化与财富观的变化关联起来时，不同年龄段的社会成员的财富观的变化，已经不再是单纯年龄段的变化，而是隐藏在年龄段的变化背后的经济收入水平的变化，正是后者真正影响着他的财富观念的变化。
最后，社会阶层流动性与阶层财富观嬗变之间的内在关联，不仅直接体现在社会阶层流动性与相应财富观嬗变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上，也不仅体现在阶层结构的差异性与阶层财富观相应差异性的关联性上，而且更突出地表现为社会阶层流动性的缺失与财富观扭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后者表现为一种极端性状态，但恰恰是这种极端性状态非常鲜明地反映出阶层结构变化与财富观之间的内在性关联，同时也非常鲜明地反映出这种内在性关联的机制性因素——利益关系，而且主要是物质利益关系的固化。如果说对社会阶层流动性与阶层财富观之关联性的分析是一个需要给予细致论证的问题，那么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缺失必然导致财富观扭曲的认定，则几乎是一个可以直观确认的事实。它以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形式反过来确认了社会阶层流动性与阶层财富观嬗变之间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当然也集中体现在利益关系中，即社会阶层流动性的缺失本质地表现为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固化，并因此而导致财富观念的扭曲。
三 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国人财富观的嬗变、扭曲及其矫正路径
基于对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内在关联机制的建构，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间的关联性变化，进行阶段性的分析。在阶段性的划分方面，我们采用了学术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段方法，即首先以改革开放为界把新中国成立的70年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并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界，把改革开放后的40年发展历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依据阶层结构本质上不过是一定的利益关系——其中主要是物质利益关系——结构，而财富观正就是一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观念表达的基本原则，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依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所出现的一定程度上的阶层流动性缺失和利益格局的固化，展示了国人财富观冲突和扭曲现象的发生，从而得出构建面向未来的财富观必须从优化利益格局着手，进而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只有从根本上解构利益集团，实现利益格局流动化，才能建构起充满流动性的社会阶层结构和阶层准入机制，并最终推进、矫正、重塑面向未来的健康财富观。
1.新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国人财富观的嬗变
历史唯物主义是解码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与财富观嬗变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作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财富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什么是财富？人们对于财富有什么样的态度？财富是如何被生产与分配的？财富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财富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了财富观的主要内容。从本质上看，财富观具有历史流变性，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对于财富的目的、生产、分配、消费等问题的认识呈现出整体性。但从财富观的存在状态看，财富观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其主体具有多样性，不同的个体、群体、组织、阶层的利益需求和满足能力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所以，不同群体的财富观也客观地存在矛盾与冲突，而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结构总是一种差异性结构，并且在一定时期表现为阶级结构——总是生成一定时期阶层财富观差异、冲突甚至扭曲的直接现实性根源。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3]就此而言，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财富观的嬗变、差异和冲突，甚至扭曲现象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大致说来，与自给自足、地域性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以亲属关系为主轴、依据血缘伦理关系来维系的、长期处于封闭均衡状态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由此而形成的乃是以安贫乐道的利益取向、以义取利的价值标准、为富不仁的道德评价、平均主义的理想诉求为基本内涵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财富观。19至20世纪前半期，随着民族工业的诞生和近代工业的起步，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结构开始发生错动、变迁与转型，突出表现为物质利益原则的区域性凸显以及由此导致都市化进程扩速与“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结构更趋分化和复杂化，从而出现了安贫乐道的传统财富观与近代工业化社会的资本化财富观二元并存的格局。20世纪后半期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极度扩张的国家行政权力下沉、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行政分配机制等从根本上取消了物质利益原则，从物质利益关系格局变动到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再到财富观嬗变的分析逻辑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作为阶级阶层结构固化的特定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国人的财富观以虚无主义和平均主义为突出特征，从而表现为财富就是罪恶、穷与富的差距等同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等政治化扭曲与幻化的财富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资本逻辑的彰显和社会阶层结构的急遽变迁，现代财富观进入孕育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进入利益驱动机制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观念世俗化的博弈时代，传统的“2+1”阶级阶层结构已经瓦解，城乡二元结构面临巨大挑战，由此导致一方面，以致富光荣、勤劳致富、以富为荣、诚信谋财、合法致富、绿色财富、合理理财、适度消费、反哺社会、共同富裕等为基本内涵的现代财富观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利益结构的固化和由之而来的阶层流动性缺失，也出现了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财富观扭曲以及“炫富”“仇富”等社会乱象。
2.改革开放后期的财富观扭曲现象及其内在根源
财富观的差异、冲突和扭曲现象只是一种社会表象，它不过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异、冲突和扭曲的直接表达。只要一个社会存在阶层差异和冲突，就一定会存在与之相适应的财富观差异和冲突。财富观的差异和冲突只不过是阶层差异和冲突在财富观念层面的直接反映。当然，就社会的阶层差异而言，它几乎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存在同一性的社会阶层结构；即使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期，人们对财富的支配和占有采取着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也必然会存在依据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劳动分工或职业分工等非经济性因素而来的差异性，并因此表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阶层差异。只有当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性进而表现为分割社会资源的权力，并进而表现为自己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同时就意味着他人对社会资源的损失时，阶层之间的差异才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阶层的财富观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相冲突的特征。如果由阶层差异而来的阶层冲突不仅表现为分割社会资源的不公正的权力，而且这种阶层之间的差异还是无法改观的，那就意味着阶层结构固化格局的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个体的存在无论怎么勤奋工作都无法改变他自身在社会阶层中的归属地位，即无法实现在相邻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以至于阶层身份的地位更多地源自天赋性的承袭因素，那么财富观扭曲现象的发生也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社会事实。
当然，就中国当下国人财富观的扭曲而言，它还只是局部的偶发性现象。但是，就这一现象已经发生并且在21世纪初期不断再现而言，它则已经意味着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阶层流动性缺失和社会阶层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的固化现象已经出现。对于这种基于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阶层流动性缺失和社会阶层固化而形成的当下社会阶层结构，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比如金字塔形或倒丁字形的社会阶层结构等。不论我们采纳何种表述方式，至少它目前还不是一种诸如学术界称为纺锤形的合理性社会阶层结构。因此，面对当下国人财富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所存在的扭曲现象，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乃是矫正国人财富观扭曲现象的直接突破口。换言之，只要我们能够建构起一个合理流动的社会阶层结构运行机制，以至于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而改变自身的阶层身份和社会地位，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以炫富、妒富、媚富或仇富等形式而存在的财富观扭曲现象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纾解。
3.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健康财富观的重建
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异、冲突和扭曲根源于社会利益关系的差异性、冲突性和扭曲性格局，因此健康财富观的重建本质性地有赖于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其中主要是物质利益关系和物质利益格局的合理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差异本质性地根源于利益关系，其中主要是物质利益关系的差异。同样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冲突和扭曲，也本质地根源于利益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的冲突和扭曲。相应地，财富观的差异、冲突和扭曲，本质上也是对利益关系、物质利益关系的差异、冲突和扭曲的观念表达。因此，尽管在当下国内外社会学界和哲学界存在划分社会阶层结构的多样性标准，但作为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物质利益原则依然是不可撼动的。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社会而言，在一个金字塔形或倒丁字形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依然是一个最为艰巨和最具现实性的任务。在这样的现实国情中，过分强调精神财富的意义与价值、生活品位的提升、生活闲暇和闲暇消费等，都毋庸置疑地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病症。利益共享和利益均衡——当然是有差异性的利益共享和相对性的利益均衡——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紧迫性的课题。为此，破除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冲突和扭曲，解构利益集团的垄断性格局，构建流动性的利益关系格局，实现社会利益公平公正的分割，乃是构建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破除国人财富观的扭曲，重建健康和谐的社会主义财富观的根本出路。与此根本性路径相比，任何其他思想引导、观念更新、精神升华等诸如此类的倡导与建议，都毋庸置疑地只具有从属性的意义。
当我们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立场和分析方法，把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增强社会阶层的流动作为构建和谐财富观的突破口，并依据对阶层结构之利益格局之本质的唯物史观性质的基本判断，进而把和谐财富观的构建本质性地归结为优化利益格局，尤其是优化物质利益格局的根本点时，如何优化利益格局就成为一个核心性的课题。同时，这个课题也是一个艰巨的课题。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推进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进一步释放改革活力，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基于合理差距基础上的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机制。从当下的实效性来看，这依然是一个处于探索中的课题。我们的研究与其说是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还不如说是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尖锐性和紧迫性。此外，在对社会阶层结构与财富观嬗变之内在关联的分析中，我们的分析更多的还是宏观性的定性分析，对于不同阶层财富观的差异及其与阶层结构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分析，仍然有待于在定量分析和微观分析方面继续推进。
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国人财富观的嬗变的宏观性分析，我们不仅确证了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国人财富观的嬗变之间存在内在性的关联，而且确证了构成这一内在关联的根本性机制乃是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主要是物质利益关系和物质利益格局的变迁。并且，在当下国人财富观中所存在的不同财富观念之间的冲突，尤其是财富观念的扭曲等现象，直接地根源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缺失和社会阶层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或一定阶层中的固化，但本质地源自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尤其是物质利益关系和物质利益格局的固化，源自不同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范围内的形成及其社会准入机制的排他性。据此，矫正当下国人在一定范围内或一定程度上所存在的财富观扭曲现象，构建新时期和谐财富观或健康财富观的现实性路径，就只能表现为以增强社会阶层流动性、优化社会结构为突破口，以利益共享、利益均衡、调整利益格局为根本点，从而规范财富创造机制，改革财富分配模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增强财富获得感。
四 近年来国人财富观扭曲的隐性化及其社会风险
近年来，国人财富观的扭曲现象已经度过了它的凸显期，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过时了的或者已经被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不过是进入了一个隐性的或内在化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正是我们通过调整利益关系、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从根本上破解财富观扭曲、重建健康财富观的良机；反言之，如果不能抓住有利时机，它则可能孕育着更大的社会风险。
1.当下国人财富观的扭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现象
如果仅就财富观的差异而言，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社会事实。毕竟，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总是存在差异性的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的差异性格局，因此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言，他们拥有不同的财富观，这是一个当然的社会事实。当我们把财富观划分为主流性财富观和非主流性财富观、整体性财富观和阶层性财富观时，也是旨在说明财富观在一定社会时期的现实差异性。但是，当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财富观差异走向对立和对抗，并以扭曲的形式表达出来时，它则已经以极端性的形式给整个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不公正、贫富差距达到了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警戒点。在此，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分析人们对财产的占有从差异演变为矛盾状态的分析来呈现财富观扭曲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马克思指出：“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4]
当一个社会对财富的占有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差异扩大为对立关系，并因之而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还呈现为一种不断强化的利益关系格局时，那就意味着与之相适应的阶层结构即将演变为阶级结构。大概也正是依据这一点，国内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中国当下的社会阶层关系有演变为阶级结构的趋势，并再度提倡社会学研究要回归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每当社会财富占有出现两极分化，社会阶层对抗走向矛盾状态，从而表现为阶级对抗时，它最初的直接表达也是财富观的扭曲——一方面是富有者阶层的炫富或藏富，另一方面是贫困者阶层的媚富、妒富或仇富。在这样的矛盾状态中，任何一场不期而至的天灾人祸都可能随时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当然，依据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就当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而言并没有达到很敏感而危险的警戒线。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致力于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阶层的对抗情绪，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取得可见的成效，比如近年来，财富观的扭曲现象已经有了较大改观。但是，这绝不是我们可以轻视贫富差距的理由；相反，我们还只是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漫长路途中。
2.必须审慎地看待国人财富观扭曲现象的缓解
历史地看，国人财富观扭曲现象的缓解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从炫富事件的发生频率及其社会反响来看，最近几年来，它的确呈现明显的缓解趋势。虽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及时应对有关，但如果考虑到相关应对措施本身也曾引起社会的质疑与不满，那么这一事件的影响之所以并没有像21世纪初期的几起炫富事件那样引起持久而广泛的仇富情绪，可能就另有原因了。这个原因是贫富差距在缩小吗？也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近年来贫富差距的缩小作为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种贫富差距的缩小究竟达到了何种有效性的程度，以至于面对范冰冰的天价收入和庞大的偷漏税额，人们可以很快平复自己的妒富和仇富心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此外，我们可以设想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此类事件的屡次发生，尤其是在一个又一个贪腐事件中不断暴露出的巨贪数额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因而已经逐渐使得人们面对这样的事件波澜不惊了。
但必须看到的是，与面对炫富事件时人们所表达出来的激烈仇富情绪相比，如此淡然处之的情绪表达却是更为可怕的。因为，它可能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些事件中所暴露出的巨大财富以及由此而推想出的财富差距的巨大鸿沟已经不以为然了，他们已经接受了这一冰冷的客观事实，虽然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推想出的事实，并且尽管现实上的社会贫富差距远远没有达到他所推想的程度。但当他已经开始接受这一贫富差距的事实时，那也就意味着他已经把自己的身份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归属于某种处于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群体中。虽然他可能并不清楚他究竟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但他凭借经验直观已经意识到阶层之间在财富占有中的巨大差异，并倾向于把自己归属于较低收入阶层。这是阶层心理的形成过程，是阶层心理形成的最初阶段。尽管一个社会总是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因而也一定存在不同的阶层心理，但只要这种阶层心理不断得到强化，当阶层结构失去流动性而呈现为阶层固化格局时，它总有一天会演变为阶级心理。这将是令人非常不安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必然会产生严重社会后果的一个过程。据此，我们认为，对于当下国人财富观扭曲现象的缓解，绝不可以抱有盲目乐观的心态，也许这一缓解现象内部正在孕育着一个严重的后果。
原载《哲学动态》2019年第11期，收入本书时有改动。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1]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2页。
[2] 〔美〕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25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5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