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北伐的大潮与暗流

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开始的，最初，进军速度令人震惊，在国人面前显示出蓬勃的新气象。北伐军从广东出发，3个月内就席卷湖南、湖北，并向江西推进，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兴起。汉口、九江民众在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支持下强行收回英租界。人们对北伐抱着热烈的期待。

中共中央在中央局报告中写道：“武汉下后，国民政府所管辖之地，几占中国之半（包括国民军在内），全国革命空气非常高涨。”“目前这种军事胜利，可以促进军阀政治之崩坏，可以扩大民众运动之范围，我们并不迷信他就会成功一种革命，然而现时的情况，却不能不承认是一新的进步的时期。”[1]

当时在国内有广泛影响的《国闻周报》写道：“民国十五年转瞬即尽，吾人回溯此一年之经过事实，以视十五年前之往迹，诚有翘然独异之感……中国政治受所谓北洋派势力之支配者，民元以来，至今年始得一变。”“孙中山十数年所抱会师武汉之理想，竟于身死之次年，由其党徒以极短期间达到目的。此又不可谓非军事上一大变局也。”“吾人综合本年之内政外交观察，实有除旧布新之气象。”[2]

就连原湘军第四师师长、此时改投南方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的唐生智，在1927年2月5日湖南人民欢迎他的大会上也激昂慷慨地表示：“这回革命，我们湖南人民牺牲最大。牺牲的结果，当然要造成一个新湖南，才对得住民众。”“老实的说，任何阶级的利益都是要自己去争的，农工没有组织，便不能参加政治运动，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利益从哪里说起？所以目前的阶级争斗，与其说是劳资冲突，无宁说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几千年的历史，农民都伏在统治者之下，忍气吞声。现在革命的呼声，将他们唤起了。他们从被治的地位，渐渐要爬起来了。”[3]这些给人的感觉是，世事真是大变了。

总之，北伐初期形势的发展确实令人鼓舞，北伐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中国南方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进展速度之快，变化规模之大，都是人们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从军事实力看，那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拥军35万人，仍以直系军阀领袖自居的吴佩孚拥军20万人，号称东南“五省联帅”的孙传芳拥军20万人；而广州国民政府原来只有6个军约9万人，加上后来加入并编成的第七军约4万人，双方兵力仍有很大差距。孙中山曾以广东为根据地发动过多次北伐战争，都失败了。为什么这次一开始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这需要从全国形势和南北双方内部的变化来分析。

从南方来说，最根本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它带来两大变化。一是孙中山明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以前，他两次发动北伐军事行动都打着“护法”的旗号，护的是民国成立时的《临时约法》，这难以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更激不起他们的热情。国民党一大前几天，孙中山在大本营会议上说：“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因数年来吾人护法之结果，曹、吴辈毁法之徒，反假护法之名恢复国会。北京国会恢复之后，议员丑态贻笑中外，实违反全国民意。今日不当拥护猪仔国会。”[4]国民党一大上，他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当这个问题产生争议时，他在大会上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代了！不如此是一个无目的无意义的革命，将永久不会成功。”[5]大会后，他又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响亮地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受过革命教育的士兵高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笑”的歌曲北上，精神焕发。这首歌几乎妇孺皆知，深入人心。这个目标是中国人民长时期以来深深期待的，所以能受到极大欢迎，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

二是北伐战争促进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农民协会和工会纷纷建立，声援北伐军，为军队行进做向导、侦察敌情、运输武器弹药和粮草，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等袭击敌军。担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当时对湖南的农民和工人说：“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并不是兵士的力量。我们在北伐的时候，在衡阳，在醴陵，在粤汉路，都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狠（很）顺利的杀却敌人。”[6]国民党人历来主要在上层社会中活动，对会党也只是同一些上层人物有联系，没有深入社会底层去做群众工作的经历，这些发动并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几乎都由共产党人去做。国民党粤军的重要将领（时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写道：“国民党人并不关心工农运动，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忙于向上攀爬。我同情共产党，相信他们所作的工作会刺激与鼓舞国民党。对中共党员，我印象甚好，因为我看不到他们有任何伤害我们国民党的证据。”[7]不难看出，中共所做的工作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北伐战争初期的顺利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再看北方。那时统治着中国北方绝大部分地区的北洋军阀，看起来似乎是已统治中国十多年、具有多方面实力的庞然大物，实际上却处在失尽人心、四分五裂、气息奄奄、不堪一击的垂死状态。北伐战争开始时，北洋军阀中最大的是三支力量：盘踞东北、华北并控制中央政权的张作霖部奉军；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残留的、还控制着鄂豫和冀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湘军赵恒惕也是依附他的）；统治华东、自称“五省联帅”的新直系孙传芳。这三支力量中最强大的是奉军。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后，张作霖曾想借支援吴佩孚、孙传芳之名挥师南下，进攻北伐军。但吴、孙担心奉军南下会夺去他们的地盘而婉拒。所以，直接面对北伐军作战的，其实只有吴、孙两部。

直系军阀首领是曹锟，实际上依靠吴佩孚。吴佩孚曾博得“爱国将军”的名声，在民众中有过不小影响。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都在他指挥下取胜。之后，他在洛阳练兵，颇有不可一世之概。50岁生日时，康有为送了他一副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8]可见他当时声名之盛。但曹锟贿选总统，不齿于人。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突然率部倒戈，回师北京，囚禁曹锟，直军军心尽散。号称“北洋正统”、由吴佩孚自兼师长的精锐第三师全部溃散，主力尽失。吴佩孚只好狼狈南下，旧部大多对他冷眼相向。以后重新集结起一部分力量，但远非往日可比。当北伐军北上长沙时，他正率余部主力北上，在南口进攻冯玉祥部，得讯后才匆忙指挥第八师师长刘玉春部南下赴援。结果一败于汀泗桥，二败于贺胜桥，接着连武汉也无法守住。这是北伐军北上时面对的最薄弱一环，易于旗开得胜。

孙传芳是后起的直系将领，原任驻湖北的北洋第二师师长，后来吴佩孚派第二师移师福建。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他趁着当时的混乱局面，逐走正南下的奉军，收编东南各省地方部队，先后控制江西、浙江、江苏、安徽，自称“五省联帅”，成为独树一帜的新直系势力。当吴佩孚部进退失据时，接连以急电催孙传芳出兵相助，孙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并不出手援吴。时人所记：

那位坐镇东南的孙联帅，时（与）遗老名流为文酒之会，大有轻裘缓带之风。有人问道：“北伐军已经打到湖南，吴玉帅深感燃眉之急，我帅何以自处？”孙淡然一笑说：“党军负嵎两广，正如麻绳子扭作一团，刀砍不入，火烧不断，如今他们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长江流域来，就成了一根长绳子，用剪刀一剪就可以剪断，我们岂不省力得多。”接下去，北伐军又已进入鄂南，他的部下不免窃窃私议：“直系两帅唇齿相依，我们如坐视不救，恐将同归于尽。”孙又嗤之以鼻说：“傻瓜，吴玉帅驻节两湖，咱们不能开军队把他赶走，如今他要同党军硬拼，正如两虎相斗，不久两湖地盘也是咱们的了。”[9]

其实，孙传芳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他虽然号称“五省联帅”，但只有卢香亭、谢鸿勋两师是他的嫡系部队，其他如周凤岐、陈调元、王普、曹万顺等部都是东南各省的地方割据势力，同孙本无渊源，只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混战中一时依附得胜的孙传芳。一当北伐军东向时，孙传芳作战不利，他们先是袖手旁观，之后就倒戈归附蒋介石，充当起国民革命军的军长来。蒋到南京时的兵力就是靠此扩充的。

把南北双方的状况对照来看，不难理解北伐军为什么能在出师后不长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已经统治中国十多年、仿佛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为什么会那样快地土崩瓦解。这是势所必致，是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主要方面。但事情也有从原来处于潜伏状态到逐步公开化的另一面，那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共势力在孙中山去世后迅速抬头，使局势迅速恶化。

第一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来说，是在孙中山的主张和坚持下实现的。他所主持的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的政治报告中特地讲到一段事实：“最先加入本党的就是李大钊，由张继介绍来的。李当时曾对总理说明他是第三国际党员，是不能脱去第三国际党籍的，不知总理能否许可接纳他。总理答他：‘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本党的便多起来了。”[10]因为孙中山在国民党内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威望，所以那时国民党内还兴不起大的反对浪潮。

孙中山去世后不久，1925年11月，一些老国民党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参加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居正、叶楚伧等八人，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两人，都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员。他们自称召开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取消共产党在本党党籍”“鲍罗廷顾问解雇”“开除汪兆铭党籍”“决定本党此后对于苏联的态度”“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派李大钊等”“取消政治委员会”“移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等七项议案。[11]但这些人并没有多少实力，被称为“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孙中山去世后，真正对局势逆转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蒋介石。毛泽东后来只用十个字来概括：“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接着说：“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12]

蒋介石是一个有极强权力欲的人，又有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手腕，变幻莫测，使人不容易看清他的真实意图，一步一步创造有利于他的条件。一旦时机成熟，便会猛然在极短时间内采用断然手段实现他的目的。

蒋介石原本是许崇智粤军的参谋长，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并不高，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他连大会代表都不是，更谈不上入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地位的迅速上升，始于担任国共合作并得到苏联很大援助的黄埔军官学校校长，以及以黄埔师生为基础的党军在讨伐陈炯明粤军和盘踞广州的滇桂军时所立的战功。当时在广州的茅盾在回忆录中写道：黄埔军校创办时，“蒋介石曾向孙中山表示，不愿当校长，原因是孙中山同时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不过蒋这心事不能对孙中山说。后来戴季陶劝蒋就职，理由是先掌握实力，一旦有了兵权就可指挥如意”。[13]戴季陶是蒋介石的至交，这话确实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

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后，一段时间内很得好评。他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对工作要求严格，作风果断，同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较好。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表现得很“革命”，一度被看作“左派”将领。1925年7月26日，他在军事委员会上讲话：“我们今日革命先要认清楚目标，认定帝国主义者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帝国主义宰割中国必须假手于中国军阀，方得肆其残暴，而使中国人民莫予敢毒。故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军阀之乱决无已时。吾党革命目标，与其专革军阀的命，无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擒贼先擒王，所以吾党革命当自打倒帝国主义始。”[14]讲得何等激烈！

这年9月，他在黄埔军校讲演中又说：“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摇动。并且总理曾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这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并且我们革命党的性质，就是‘打不平’。”[15]

同年12月5日，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集作序，题目是《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文中说：“阋墙之祸，甚于外侮之内侵；革命之成，全凭同志之相亲与相爱。”“吾人至今，悔不问明当时先烈之死者，为共产乎？抑为非共产而三民乎？”“中正为三民主义之信徒，然而对于共产主义之同志，敢自信为最忠实同志之一人”，“诚则明，诚则强，诚则金石且为之开，而况爱人乎？”[16]所以不少人把他看成“左派将军”。

西山会议公开反共后，正率部讨伐陈炯明的蒋介石12月25日就从汕头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各级党部严加痛斥。电文说：“总理深知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亦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也。”“中国革命不成，列强敢来侮我，皆因国民勇于私斗，党员徒争意气，团体惯于破裂，明知之而故蹈之，欲不谓之反革命，不可得。不为革命，便为叛逆，中正益自信此言之不诬，当永以自勉，并愿我同志共勉焉。”[17]这类话他当时说过很多，但就是这同一个人，在3个多月后的1926年3月20日发动了震惊一时的反共的中山舰事件。

对中山舰事件的具体经过，曾做过蒋介石顾问的亚·伊·切列潘诺夫回忆道：“三·二〇事件绝不是他的突如其来的一时冲动。虽然阴谋尚不够深思熟虑，但也是准备已久了。”[18]如果出于一时误会，只能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不会采取如此牵动全局的大动作。对蒋介石来说，这件事一是用来把共产党人排除出黄埔军校和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包括军校和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使军校和第一军成为完全处于他控制下的嫡系武装力量，蒋介石就是依靠这支力量起家的；二是他采取这样大的行动，包括宣布戒严、包围苏联顾问寓所、解散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等，却丝毫没有照会广州的最高领导人（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还派兵包围汪的住宅，迫使汪离开广州，远赴法国，广州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便在实际上落到蒋介石手中；三是这次行动在蒋介石看来，是一种赌徒式的试探，看看共产党、苏联顾问会有怎样的反应，以便决定他下一步如何行动。

实际上，当时蒋介石仍存在不少弱点，采取这样的大动作带着不小的冒险性。因此，在广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反击。毛泽东说：“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但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不同意（鲍罗廷以“奉召回国述职”为由，离开广州近三个月）。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广东区委去电请示。陈延年说：“中央来了回电，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19]李立三说：“在这一事变中，广东与中央又发生了很大的争论。”“讨论这一事变发生的原因，广东党认为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中央的主张又确实相反，认为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陈独秀在当时提出来的有名的一句话可以完全表现出当时中央的意见，就是‘办而不包，退而不出’。”[20]这样，蒋介石看准了共产党人的弱点，更加敢于冒险。

但是，蒋介石的弱点确实存在：他在国民党内资历浅，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除第一军外都同他面和心不和，例如3月20日当天，“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深）、邓演达等为中山舰事件往晤俄顾问季山嘉等，不以此举为然”。[21]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在经费、武器装备、军队训练等方面相当程度上还有赖于苏联的支持，军校和第一军中也还有革命力量。因此，蒋介石明白还需将局势一时稍加缓和。3月23日，他“为中山舰事向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22]接着，又释放被捕的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逮捕具体执行这次事件的第十七师师长吴铁城，撤去中山舰代理舰长欧阳格的职务，解散黄埔军校内右派团体孙文主义学会（同时也乘势解散左派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他的目的已经达到，这些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表演罢了，是他常用的手法。

但他没有就此收手。相反，第一步跨出了，紧接着就要跨出第二步。国民党当时正标榜“以党治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不少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各省的国民党组织相当多是在共产党人积极推动下建立起来的。蒋介石在取得军权、政权的同时，还要牢牢地控制党权。从国内局势看，表明投靠广州政府的湘军唐生智部已同北洋军在湖南发生冲突，北伐在即，更使蒋介石急于夺取党权。他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讨论“整理党务”问题。

他先采取用武力施压的恐吓手段。“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五月十五日召集，会议临近，一种故意制造的屠杀空气笼罩全城。墙上贴满标语，警告神秘的‘挑拨’，而共产党将要实行政变、反对政府的谣言也流布起来了。中央银行发生挤兑。会议开幕之前夜，戒严令突然钳制了全城。除了蒋氏心腹之外，谁也猜想不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23]

因汪精卫赴欧，这次会议由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主持。会议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先讲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称：“中国共产党为革命集团，中国国民党亦为革命集团。共产党员认国民革命必经之过程，毅然加入于国民党，国民党信共产党员能努力于国民革命，欣然许其加入。”接着暗示式地威胁道：“持此光明正大之心理以合作，本无牵制误会之可言。乃两年以来，实际表示竟不如此。”随后写道：“吾人须遵守总理之主张，不忍两党合作之美意至此失坠；革命势力之集中至此分裂，特提出整理党务案。”决议的九条规定，如：“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24]如此等等，话讲得很曲折，其实就是说：如果不接受这些规定，“两党合作”必将“分裂”。

会前，蒋介石同刚回广州的鲍罗廷会谈多次，时间长的达4小时之久。过程曲折，蒋在日记中记有“困难极矣”。[25]到全会召开的前一天（5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以至忧切言，并言对共党提出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自取灭亡。余心实不愿此亡党条件，但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故余不愿主张违教分裂也。”[26]蒋介石此话所以能击中鲍罗廷要害，因为北伐在即，共产国际十分担心因国共分裂而妨碍北伐战争，为了避免分裂，不惜委曲求全。蒋介石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以“分裂”作威胁，终于使鲍罗廷屈服。

会议期间，何香凝、柳亚子等发言反对协定，但无济于事。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会议推余为主席，提出修正党务案、联席会议案及两党协定案。当余提出协定案，各委员甚惊惶，卒通过。”[27]但争论还是有的。蒋介石5月19日记道：“参加全体执行委员会，通过余所提议之重新登记案及统一各省党部案，哲生（孙科）与泽东为左右派案甚起争执。”[28]会议新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选举同蒋介石关系十分密切的张人杰（静江）担任；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伯渠）、毛泽东分别辞去组织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宣传部代部长的职务，由蒋介石、顾孟余、甘乃光接替。新设军人部，也由蒋介石兼任部长。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出师北伐、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决议。之后，蒋介石又当上国民党中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这样，蒋介石便一手掌握了南方的党政军大权，权力迅速膨胀，也使北伐战争一开始就蒙上厚厚的不易测的阴影。以后政局的变动和起落，可以说离不开前此埋下的正反两面的种子。

注释

[1]《中央局报告（九月份）——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328页。

[2]《民国十五年之回顾》，《国闻周报》第3卷第50期，1926年12月26日。

[3]《湖南人民欢迎唐总指挥大会纪盛》，《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1日，第1张第2页。

[4]《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10页。

[5]《黄季陆先生怀往文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第34页。

[6]《唐总指挥在长沙对农工之重要谈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9日，第2张第1页。

[7]《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第72页。

[8]陶菊隐：《吴佩孚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84页。

[9]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中华书局，2005，第97页。

[10]《汪精卫先生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1924年3月7日。

[11]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第151—15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1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96页。

[14]《完成革命必先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言论集》第2集，中华书局，1965年清样本，第166页。

[15]《团体训练的重要》，《蒋介石言论集》第2集，第233页。

[16]蒋介石：《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17]蒋介石：《为西山会议告同志》，《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

[18]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356页。

[1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第306—308页。

[20]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第290—291页。

[21]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29页。

[22]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31页。

[23]伊罗生：《中国革命史》，向导书局，1947，第108页。

[24]《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第232—234页。

[25]《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藏所下略。

[26]《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14日。

[27]《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15日。

[28]《蒋介石日记》，192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