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调查地情况及主要发现
第一节 历史概况
黄天道创始于明朝中后期，早期活跃于以宣府、大同府为中心的洋河、桑干河流域，教势遍及今河北张家口地区以及晋北各地，远达塞外乃至京师一带。数百年间，虽然遭遇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灭教之劫，一度归入沉寂，但却并未就此绝迹，特别是清朝末年，经过黄天道祖庭——碧天寺（光绪元年即1875年重修后又称普佛寺）住持志明师傅倡导的复教活动，潜滋暗长的黄天道得以重新活跃，并融摄各派，流布四方。
俗云“天下寺庙明朝修”，华北地区的寺庙也不例外，其中绝大多数兴建于明清之际。而自明代中后期到20世纪中叶，黄天道的辗转传播和流布，在华北一带留下了许多黄天道或者与之关联的寺庙遗迹和遗存。据文献记载以及相关调查可知，即便不包括乾隆时期被大量毁灭的关涉黄天道的寺庙在内，仅从民国时期的情况来看，在黄天道活动的中心区域张家口一带，每个村落几乎都有黄天道的寺庙或庙堂。1947年李世瑜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其走访过的92个村庄中有14个村庄存在黄天道信仰的迹象，并推断可能还有更多的村庄存在该教门的信徒。由于黄天道主张三教合一，“俗衣人说法”，家堂做会与庙堂说法兼顾，而且多借庙行教，故遍布乡村城镇大大小小的寺庙，实际上成了黄天道通常活动的场所。《万全县志》载：“僧有十方之食，寺立百户之乡，尤以明中叶敕建寺庙为多。今寺观之有者，十九皆为明代所遗。寺之大者即设十方丛林，甚小者亦住持三五人，皆容纳僧众以说佛诵经者也。”又云：“至三家之村，偏僻之地，有人家即有庙宇，有庙宇即有住持，多则二三人，少则亦有一人，故佛教势力虽日渐衰微，而佛法仍能深入人心，终久不易没落也。”
至于本地的道教，“虽产于中国，其势于佛教相差甚远，民间信之亦不若佛教之深，对丧事虽有僧道对坛诵经念佛以超度死者之习，然举行者甚少，至祛邪拿妖为道家之所长，然试之往往效力不甚著，以致失人民之信仰。至清静无为尤不合生活竞争时代，故道教前途更难望其发展。至道士住持寺观，亦甚寥寥，除张家口之北关财神庙、桥西龙王堂外，其余乡寺村庙，虽各有老道，实则并非道士，亦不过守庙之仆役耳”；“其他各教，皆性质不明而行为似宗教，如吃素者在理者以及黄教等，皆中等以下之人所奉，教义暧昧，行为奇特，所供之神佛，皆有诸神杂陈”。[1]不过，在佛、道式微的同时，杂糅三教的黄天道大行其道。
据回忆，在黄天道祖庭所在的万全县，由于过去是沟通塞内外的关隘重镇，又是商埠之城，庙宇众多，以万全城为例，“其庙宇星罗棋布，遍及全城各个角落。从明初至清末先后共建庙宇五十多处，居全县首位。全城庙宇建筑的占地面积，占全城居民住宅面积的十分之一。城外，庙地约占全城好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庙宇集佛、道、儒三教之大成”[2]。至1940年前后，黄天道在本县建立了12个分会，涉及65个村庄、18处庙宇、74处佛堂，共有中、小道首78人，道徒663人。此外还涉及张北、怀安两县的部分村庄。黄天道的另一支派明会，则建有“黄经堂”6处、佛堂21处，涉及本县42个村庄，发展中、小道首43人，道徒412人。[3]洗马林镇则是通往塞外的另一要道。史载明朝初年，洗马林已形成相当大的村落和军事要塞。随着士农工商的聚集和戍边的需要，宣德十年（1435）开始堆土筑城，隆庆五年（1571）增修包砖，洗马林遂成为一座雄伟坚固的城堡。据详细统计，在全镇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大小庙宇寺院30座，而且是和尚、道士、尼姑皆有，自然也少不了黄天道的信众。[4]
阳原县地处桑干河流域，亦为黄天道传播与活动的核心区域。明属宣府顺圣川，“北有东西二城，其东城为顺圣县，元属顺宁府，西城为弘州，元属大同路”[5]。县志云，本县祀神约分三类：一是想象之无上神，如“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二是历史人物，如孔子、关羽；三是尊神，如玉皇、泰山娘娘等。[6]特别是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为本县“各家皆供”之位，“盖以为宇宙一切事物冥冥中必有主宰，故恒供奉，以求免祸降福。‘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平时位在北房中楹廊下，迄元旦日则移于院中，前设香案供三牲，每晚烧烛，至夜十时始至。上元后仍移原位。清时知县每于元旦后祀天于郊，到民国5年，地方祀典废止，惟民间行之，至今弗替”[7]。据载，民国时全县有大小寺庙1000余座，多为明清时所建，其中大者160余座。
本地的道教，“故例，凡寺庵供佛，皆以僧尼住献，凡庙观供神，皆以道士住献。界范判然，理宜互守。然至清季，庙观恒见僧人，寺昭罕有道士。此即佛盛道衰之征。数十年来，本县也不外是。往在清末，道士较僧虽少，约五六分之一，各村尚未绝迹。民国以还，东城揣骨疃等大镇，道士尚存一二庙观，以外则均被夺。治城道人住献之所，仅得其三。……其所恃以养瞻（赡）者，半赖寺产，每年每庙约二十至三十元，半赖唪经。有清时代，道士稍伙（夥），唪经大宅，尚可成班。彼时富家较多，机会恒有，故其年入，颇足补助。近则民穷财寡，迷信不深，水陆道场，年不经睹，偶有需时，三道未能充数，尚须特约在家道人，俗称三元义，勉凑八数。此辈虽不宿庙，各有家室，然关于唪经吹打音乐之技，亦属应有尽有。届时自携法器仪仗、道服、经书，应约合组，事毕各分谢金，每日人约五角至元。平日道士在庙，焚香唪经，各有成例。而在家信士，则持斋应课，多无定规。盖各有职业，农人最多，无暇为此。今则住庙住家者数均日减，全县所有，不足六十，比之佛门弟子，殊有霄壤之别。然其由来久矣，今则特甚耳”[8]。
较之道教，佛教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似乎更加深远，以妇女为主的居士群体人数亦众，且流传有序，多出禅宗临济宗一派。“本县僧众，就近百年言，河北约分两支：一系县城弥陀寺方丈如意之五世徒温和等，现住西关龙王庙。一系晋僧应和之四世徒灵鹫等，现住城内城隍庙。河南亦分两支：前清光绪初年，宁和尚假双塔金山寺地址，传教于揣骨疃、独山堡、三泉村、邓家庄、曲长城等村，此一支也；又有朝和尚者，于光绪三年，由东城大寺移住揣骨疃堡内之三义庙，传教各村，其弟子有围和尚、苏和尚等，此又一支也。……吾县桑干南北各寺僧众，不外以上四支所传，各寺所奉，则为弥陀、释迦、观音以及十八罗汉等，所唪则为心经、金刚、华严、法华以及楞严经等，但深明经义者，除朝、围诸和尚外，余皆喃喃，莫明深义。各僧善瞻（赡），除寺院入款外，亦系半依唪经。不过本县丧葬，十九皆延僧众，故其机会，较道为多；然僧徒亦较道为多。平均所获并属寥寥。奉佛教徒、僧尼而外，在家居士为数亦伙（夥），尤以妇人为众。善男信女，实繁有徒，故虽农村破产至于今象，偶有寺观修理之举，布施仍可源源而至。其入人之深可想见矣。”[9]
怀安县明属宣府，先后置万全都指挥司等统怀安卫，隶京师。清属宣化府，后改隶山西、直隶等。本县“介于宣大之间，外毗边塞，内屏幽燕，群山纠绕，地极险要；汉唐以来，或属中国，或沦异族，早为兵家所重视；迨至朱明，尤为敌冲，警屡至焉。成化十年，置分守西路参将于柴沟堡，以张家口，万全，左卫，膳房，新河口，属上西路；洗马林，柴沟堡，西阳河，怀安，属下西路”。又云：“怀安县境，万山丛列，又居洋河上游，古昔称为要地。迨至朱明光复，中原虽统一，而元裔盘踞蒙古，犹不时南下；怀安既迩边地，适成内地门户，故屯兵设将，不遗余力，在当时以县西之西阳河李信屯柴沟堡为尤要，而左卫渡口堡次之。”[10]怀安县为黄天道教祖、创始人普明李宾及其夫人普光王氏的家乡，当地特殊的社会环境与浓厚的宗教氛围造就了其不平凡的人生。应该说，早在黄天道创始之前，形形色色的信仰群体，特别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民间信仰群体即已大量存在，成为乡土社会宗教生活的一种常态，这无疑为后来黄天道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充分的民众基础，其中又以妇女为最虔诚的支持群体。诚如县志所载：“本县妇女，表面上多不奉教；然无形中受佛教及儒家之学说，影响实深矣。极信因果轮回及听天由命之说，无论境遇若何痛苦，悉委之于命，卒能安然忍受，而无丝毫反抗精神……至有患难疾病，每多焚香忏祷，或求神问卜，而对巫婆尤为信仰。”[11]
当然，晋北各地，即大同府辖地，其宗教氛围、村风、民习与宣府即张家口一带并无二致，传统上均属于五台山佛教文化圈，又因宣府为历代以来山西移民的迁入地，两地人员往来甚繁，故张家口方言亦属于晋语系，即晋语张（张家口）呼（呼和浩特）方言区。无疑，语言文化上的相近，自然为黄天道的流布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大同府辖地即晋北地区遂成为明清时代黄天道活动的又一中心区域，从源流上看，黄天道早期的某些教义文本可能出于此地。
总体而言，明清以降，随着民间宗教其他教派的兴起，尽管黄天道在华北的教势有所减弱，但教派间的融摄互动、交流涵化却日趋深化。虽然纯粹的黄天道寺庙，即主供黄天道开祖普明、普光夫妇的所谓“孤庙”数量不多，但三教合一或杂糅三教乃至其他新兴教派的“全庙”，则实际上成为黄天道一种常态的存在方式。因此，“孤庙”与“全庙”不仅是构成黄天道寺庙体系的两种基本形态，而且“孤庙”与“全庙”的分类，也成为理解并把握黄天道信仰空间、宗教场域及其活动方式的一种方便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