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6年11月，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曾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一波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热潮，笔者也热切关注着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动向。2017年12月2日下午，恩师赵宗福先生在微信上发来“2018年中国·嘉兴二十四节气全国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我以为是要求写文参会，便放下其他事，集中精力查阅资料做功课，草成一文，后来得到《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陈刚博士幸爱，发表在该报2018年第2期上。原以为石沉大海的论文又有幸入选了嘉兴征文，这篇论文构成了本书的基本思想。2019年9月，笔者在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沟通拙稿《塔尔寺造型艺术研究》出版情况时，其间聊到二十四节气，激起我的热情。回宁后，在恩师指导下开始查阅资料，整理文稿，年底又被抽调从事其他工作而几乎停笔两个月。2020年农历新年来临，原计划正月初一单位值班之后，初二开车全家人去四川旅游，不料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外出计划泡汤。整整一个月，除去单位值班，就宅在家里查资料，赶书稿，常至丑时未敢上床。母亲、妻子、女儿操持全家，我唯是事为任，内心祷祝书稿赶结之日疫情霾散天晴，还人民以健康生活。至2月28日晨，除去前言、后记外，完成了书稿主体部分。
对于节气文化的认识，我觉得应该关注国家传统和民俗生活两个层面，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完整的理解。进一步说，在钟敬文先生传统文化三层次说中，上层和下层社会中节气的意义和功能完全不同，在上层社会，节气周期性地检验着礼乐文化传统，昭示着统治的合法性；在下层民俗生活中，节气建构着地方文化小传统，表达着“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民俗文化特点。又因为礼乐文化具有“以上率下”的特点，不少国家礼仪久后都变成了地方性民俗文化事象。特别重要的是，二十四节气还具有很强的纽带性，它在上下层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文化认同和依存关系。
关于节气的起源，学者们讨论颇多。其中《尚书·舜典》中“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谨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记载可能是涉及节气产生的最早文献依据，这也是礼乐文化的总纲，这个总纲形成了一条“礼—节气—乐”文化流，整个文化链条内部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自周代以降，“礼乐治国”模式成为历朝历代的根本遵循，由此，礼和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两大基石。节气指证着礼乐文化传统。
礼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上，礼通过“损益之法”不断重构变迁，从司马迁的“礼三本”，到《汉书》的“四礼”，再到《晋书》以降的“五礼”，其基本依据都为周礼文献。没有文献，礼便无法建构，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丢了礼的文献，连夏商的后人们都无法遵从他们祖先的礼文化。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而我们的礼乐文化原点在周代，礼和乐是两条文脉，那些遵循着礼乐传统的政权都被视为正统，纳入正史之中。
乐文化精微深妙。《史记·律书》说：“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2]可见乐律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挥着根本性的建构作用。古人以黍造律，并将度量衡与黄钟律管相关联，创造出“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的“多为之法”，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四足定律”。乐律内含着国家治理的“密钥”，传统社会均以度量衡为公平三要素，并依据“多为之法”建立社会公平机制，从而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国家治理境界。与此同时，“多为之法”还建立了一套乐文化的自我修复机制，“损益之法”和“多为之法”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
然而，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意大利人德里格合编《协均度曲》，以其“所讲声律节度，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赐名曰《律吕正义》。”[3]至此，西洋乐律替换传统，对正统乐律造成了根本性破坏。笔者认为，改造文化根基将导致严重的社会恶果，抽换文化基因，破坏礼乐传统，撕裂上下层文化的依存关系，即使社会平稳也会造成“四万万同胞一盘散沙”（孙中山语）的局面，为外敌入侵创造条件，甚至险些造成亡国灭种，这一页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为“故败国丧家亡人，必先废其礼”的历史论断做了一个沉痛的注脚。
以上是笔者在整理资料过程中的一些心得，都如实反映在正文中。本书的内容分为八章，从节气的源起与传播、节气的基本内涵、节气与传统秩序、节气与日常生活、节气与人生礼俗、节气与农耕生产、节气指证及启示等方面探讨了二十四节气文化，每章的结构根据内容设置，内容又取决于材料，由于节气资料较为分散，故而各章结构不完全统一。书中观点，仅为笔者一家之言。
2020年3月1日
[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八佾篇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6页。
[2] 《史记》卷25《律书第三》，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4册，第1239页。
[3] 《清史稿》：“明年书成，分三编：曰《正律审音》，发明黄钟起数，及纵长、体积、面冪、周径律吕损益之理，管弦律度旋宫之法；曰《和声定乐》，明八音制器之要，详考古今之同异；曰《协均度曲》，取波尔都哈儿国人徐日升及意大里亚国人德里格所讲声律节度，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分配阴阳二均字谱，赐名曰《律吕正义》。”见《清史稿》卷94《乐志一》，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11册，第2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