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创立蓝十：本地潮人善堂网络的建立

第一节 日据的契机

潮人善堂在新加坡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但新加坡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却是二战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继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并于1942年1月占领马来半岛后，迅速从柔佛新山登陆新加坡岛。同年2月15日，驻守新加坡的英军向日军投降，新加坡沦陷，一直到1945年9月12日日本投降，才重归英国殖民地政府的管辖。新加坡人民在日本军政府统治下，度过了三年七个月的黑暗时期。

日军占领是新加坡潮人善堂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

一 蓝十总会成立的背景

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将其改名为“昭南岛”，随即在全岛开展“大检证”的肃清行动，列入肃清名单榜首的是那些曾以各种方式参与或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华人，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华人侨领更是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民间社团都被禁止一切活动。为何日军如此痛恨华侨和华人社团呢？究其原因，早在20世纪初，新加坡华侨便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日救国意识。自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令愤怒的华侨对之展开经济抵制活动，到1938年陈嘉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组织华侨机工回国服务，新加坡的华侨以各种形式掀起一波波的抗日救国运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南侵，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遂成立“星华救济会”，积极筹款并开展救护工作，号召华侨全面抗战，组织华侨义勇军，协助英国军队，参加保卫新加坡的战争。[1]所以，日军视新加坡华人和华人社团为心腹大患，必欲将这些抗日组织及其成员消灭，以绝后患。据保守估计，在“大检证”行动下，有5000～10000人被“肃清”，惨死在日军的刀下，[2]但也有人指出受害者超过2万人，[3]甚至超过5万人。[4]

继“大检证”后，日军又在1942年3月向新、马华侨强征5000万叻币的“奉纳金”，以换取日军停止屠杀华侨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其目的在于勒索新、马华侨财产的半数，用来应付军政府在占领地的庞大开支。为了达到榨取资源的目的，便于日本政府管理和控制整个华人群体，日军强迫华人侨领成立“昭南岛华侨协会”，指令华侨协会理事会负责筹足日军所要求的“奉纳金”。在日军威胁下，许多侨领为了换取自身和家人以及其他华侨的安全，无奈对日本军政府的统治表示支持，表面上与日军“合作”，但事实上他们多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例如当时被迫出任华侨协会会长的林文庆就常借酒消愁，假装醉酒，他曾对家人说“Now we Chinese are safe”。[5]在潮人社群中，最早被指定为潮帮代表的华侨协会理事会成员是李伟南、杨缵文、李合平和陈锡九。当时林文庆“选定了列有三百数十名人员的名册”交给日本军政部，[6]其中有不少潮社精英，包括潮人善堂的执事者如林树森（见图2-1）、叶平玉（见图2-2）等人。

图2-1 林树森

资料来源：李谷僧、林国璋《新加坡端蒙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册》，新加坡端蒙学校，1936。

图2-2 叶平玉

资料来源：潘醒农编著《马来亚潮侨通鉴》，第179页。

由于受到战火的蹂躏，当时新加坡的物资（包括日用品、粮食、医疗用品）严重不足。失业者和老弱残疾者与日俱增，民众流离失所，营养不良，免疫力差，许多人患上脚气病、糙皮病、肺结核等，加上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导致疟疾、伤寒及痢疾等流行病暴发，哀鸿遍野，病亡者日众，不计其数的死尸无人收殓。[7]尤其是到了1945年日据后期，英美联军开始反攻，空袭频繁，市区一带满目疮痍，民众伤亡无数。海上运输线遭联军封锁，日军在本地的供应线被切断，物资来源几乎断绝，虽然日本军政府实行粮食配给，但都为日本军政府作为后台的日本商家或少数本地投机商人所操纵，黑市交易猖獗。加上日本军政府滥发纸币，导致急剧的通货膨胀，物价直线上升。在这种混乱的时局下，许多贫困市民或因断粮而饿死，或因缺乏药物而不治，或因医疗设备不敷而伤亡，产生极度严重的民生问题。时任昭南特别市厚生科科长的篠崎护（Mamoru Shinozaki）承认“战时一切都是军事优先，民生问题是次要。以市民的福利为前提的主管单位厚生科，对于解决市民的穷困根本无能为力”。[8]可见日本军政府已无力调控亦无心缓解这种严重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在二战前新加坡已经有数座潮人善堂出现。日据时期，除了原有的修德善堂、普救善堂、南洋同奉善堂之外，在日本政府的允许之下，修德善堂于1942年在合春园（即今大巴窑）设立分堂，同敬善堂、南安善堂也相继于1943年、1944年成立，一时间潮人善堂阵容更为壮大。日军占领新加坡，为了消灭反日势力和杜绝抗日活动，对华人会馆严加审查，禁止华人社团活动，使会馆业务停顿，只有那些军政府特别批准或指定的社团才能获得合法的地位。虽然潮人善堂的一些领袖也曾被日军囚禁，或被迫加入华侨协会，但善堂和少数一些慈善组织如同济医院、广惠肇医院、世界红卍字会星洲分会、南洋圣教总会、昭南佛教协会、中华佛教救恤会（由佛教居士林临时组成）以及其他各大宗教团体还是被允许继续运行。[9]这说明军政府认为它们不会对其统治造成威胁或带来负面影响，反之，在当时疾病肆虐、饿殍遍野的现实状况下，军政府迫切需要依赖这些慈善和宗教组织协助处理善后事宜，面对当时物资短缺、饥荒严重的恶劣环境，军政府也要这些慈善组织协助筹集物资，参与施赠救济的工作，以缓解社会危机。毕竟对于当时已自顾不暇的日本军政府来说，当地社会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巩固其统治还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

就在新加坡历史上这段最惨烈时期的大背景下，潮人善堂获得了一个发展的契机，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也因此应运而生。

二 社会精英危机应对之抉择

根据许多善堂文献的记载，蓝十救济总会是在潮人侨领林树森的倡议下成立的。[10]日本军政府办的英文报章《昭南新闻》（The Syonan Shimbun）在1945年1月19日报道《华侨成立一强有力机构救援空袭受难者》，也指出该机构乃是在本地华商积极努力下成立的一个联合会，其中包括分别当选首任主席和管委会主任的林树森和陈廷章，上文提到的昭南市政府民生部厚生科科长篠崎护是该联合会的顾问。[11]

当时的潮社精英叶平玉在其自传里对林树森倡议成立蓝十还有一段更生动的描述：

没有人比林树森感到更讶异。他刚刚接到篠崎护的要求，要新加坡人主动缓解生活的苦难。篠崎护承诺充当人民和日本当局之间的桥梁，以避免人民遭受压迫。林树森向当时聚集在善堂里的人表示：“我们惧怕被随意逮捕，也深感周遭环境所带来的痛苦，我们为何不组织起来着手解除所面对的危难呢？”

接着他请我加入，和他一起发动一些救济活动。我问他：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我如何帮得上忙？他说这没关系，宗教因素不应该是慈善的障碍。他要我充当联络人，号召新加坡的慈善团体共襄盛举，大家可以结合资源来提供人民所需。

……在这一次的会议结束后，当时的五所善堂便联合组成一个团体，那就是蓝十。会员承诺同心协力，恤苦救难，服务社群。[12]

由此可见，林树森把握住了篠崎护提出要求的大好时机，做了正面的回应。他号召二战前已经成立的修德善堂、同奉善堂和普救善堂，以及日据期间才创建的同敬善堂和南安善堂联合组成蓝十，他的积极态度获得其他潮社精英的支持。林树森前往市政府厚生科谒见篠崎护，在其斡旋之下，日本军政府授予蓝十总会470号准证，特别允许蓝十总会带领新加坡各善堂，处理收埋尸骸的善后工作。[13]

从深一层分析，蓝十总会的成立，未尝不可视为日据时期潮人善堂在社会精英的带领下，对当时面临的社会危机所采取的一种应对之策。[14]林树森、叶平玉都是当时颇有声望的潮人侨领。

1898年出生于中国潮安的林树森，16岁渡洋来到新加坡从商，由于中英文兼通，善于经营，其商业领域日益扩大，涉及胡椒、甘蜜、树胶等土产贸易，又兼营轮船业、药材，除新加坡的数间公司外，在东马也设分行，很早便建立了多元化和区域性的商业系统。林氏的岳父廖正兴是新加坡潮籍银行家，四海通银行的联合创办人，也是20世纪初年赫赫有名的侨领之一。而林氏在二战前已跻身华社精英之列，他创设南洋新加坡圣教总会，历任该会和其他社团，如实得力孔教会、中华总商会、义安公司、潮州八邑会馆及多所学校的董职位，更因为热心公益、对社会贡献良多而被英国殖民地政府聘为参事局绅、保良局绅及樟棋山检疫所委员。[15]林氏人脉关系之广和社会权力[16]之大可想而知。

叶平玉则是出身教育界的潮人知识分子。叶氏于1901年出生于马来亚柔佛州，20岁于香港大学教育系毕业后被母校华英学校聘为教员，一直到1932年辞去教职后出任华侨银行秘书，后来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任为新加坡工部局委员。教师出身，“身材魁梧，赋性爽直，善辞令，勇于任事，富正义感”的叶平玉，年轻时就加入新加坡义勇军，还被擢升为队长。他在协助林树森宣导创立蓝十总会的过程中和之后的管理中皆扮演重要的角色。[17]

在“大检证”、强索“奉纳金”的阴影笼罩下，日据初期的新加坡华人时时生活在恐惧和彷徨之中，社会精英更是如履薄冰。要如何才能安身立命，继续生存下去，是民众和社团最切身和最关心的问题。在军政府统治下，尤其是在社会秩序尚未恢复的日据初期，只有获得日军警备司令部发放的“保护证”才能确保安全。[18]然可想而知，要获得军政府“保护证”的个人或团体，前提不只是必须让军政府相信自己对日本帝国的统治没有危害，同时要表明愿意与日本合作，会为军政府效力，对安定社会、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做出贡献。

日据初期，日本军政府警备司负责发放“保护证”的官员正是篠崎护。[19]他原来是日本派到新加坡的情报工作人员，在日侵前被英殖民地政府拘捕监禁，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被委任为警备司令部特派员，担任日军与市民的联络官，后来改任民生部厚生科科长。[20]厚生科负责管理民生福利，工作以“照顾市民、搜集失踪者、救济灾民、收回被军队占据的民屋、保护教会、寺院及供给食米食盐等杂物为主”。[21]因此，篠崎护和华人侨领，包括林树森等热心于社会慈善公益的华社精英，自然有较密切的联系，华侨协会就是由篠崎护出面“规劝”林文庆牵头成立的，他也充当协会与军政府的联络人。二战后，篠崎护曾透露，1943年军政府下令疏散昭南岛市民到马来亚和印尼的移植区，林树森曾在他的要求下，帮忙将输入苏门答腊的咖啡粒运到曼谷换米，为政府和市民提供粮食。[22]曾被委为华侨协会秘书的陈育崧回忆，林树森和另一侨领曾到华侨协会找他“暗中转达篠崎护的意见，要华侨协会正面申请释放黄氏（古晋侨领黄庆昌，前大华银行主席黄祖耀之父）”。[23]可见篠崎护对林树森并不陌生，而篠崎护在转任厚生科科长后向领导善堂事务的林树森表示“要求新加坡人主动缓解生活的苦难”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树森对篠崎护的要求做出正面的回应是无可厚非的，且是一种积极和务实的应对策略。面对高压的统治和极端的迫害，市民与社团对自身安全自然产生强烈的保护意识。要如何保护民众周全，如何让善堂在危机中得以生存？摆在林树森和其他善堂领导人眼前的是一次重要的抉择。在无助和无奈的情况下，与其坐视生灵涂炭而束手无策，不如选择相信篠崎护强迫林文庆成立华侨协会时所说的：“最好创立一个组织，表面上和‘日军合作’，其实却以‘保护华侨及其安全’为目的。”[24]从这个“前提”考量，最为务实和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发挥善堂自身的传统功能，为生活在苦难中的黎民百姓提供救援，协助日本军政府处理战后社会民生的善后工作，包括救灾、公共卫生与福利。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军政府的要求，以获得其支持，进而保证善堂的正常运作和堂员的安全，还可以彰显大峰祖师慈悲为怀、广行善举的精神与宏愿，并将潮人善堂抚生恤死、救贫济困的宗旨与目标在社会危机中付诸实施。

在林树森、叶平玉等潮人精英的策划与推动以及其他侨领的响应下，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顺利成立，负起救伤恤贫的社会救援责任，为各族居民施医赠药、赈济茶粥衣物、收尸义殓。[25]篠崎护以日本军政府厚生科科长的名义颁发身份证明书，并特别给予蓝十会员“豁免奉仕队工作及其他服役”之特殊待遇。于是，许多居民纷纷申请加入善堂，以至当时五所善堂的堂员总人数骤增数倍，“飙升至3000余人之盛”。[26]自此，新加坡潮人善堂的慈善活动再也不分种族、籍贯和宗教，也即是说潮人善堂的传统功能跨越了潮人族群地缘的门槛，走进广大社会，扩展了功能和使命，也深受其他社群的认可。迨至20世纪60～80年代，又有另五所善堂，即同德（1950年）、报德（1959年）、南凤（1961年）、众弘（1974年）与崇峰（1977年）先后加入蓝十总会。[27]

总之，日据时期，新加坡陷入前所未有的社会动乱，人民过着凄惨和充满恐慌的生活。但是，新加坡历史上这段最黑暗的时期，却为当地潮人善堂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在社会精英的领导下，各潮人善堂秉承大峰祖师慈悲为怀和恤贫救难的精神，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力量，并通过整合资源、加强凝聚力、深化协调合作，扩大了它们的活动范围，提高了它们作为民间宗教和福利团体的层次和地位。潮人善堂不仅获得了日本军政府的认可，也保护了许多堂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为解救民生的苦难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潮籍社会精英面对当时的危机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应该受到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