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一）教史研究
关于僧璨和唐独孤及《隋镜智禅师碑铭》的考察
杨曾文
【内容提要】 依据各种资料对禅宗三祖僧璨生平和唐代独孤及《隋镜智禅师碑铭并序》《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璨大师塔铭》记述或涉及的僧璨和其他人物、相关事迹进行考察论述。
【关键词】 禅宗 僧璨 神会 房琯 独孤及 张延赏
【作者】 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禅宗奉北魏来华的印度僧菩提达摩为初祖，以从他嗣法的慧可（或作“惠可”）为二祖，僧璨为三祖，道信为四祖，弘忍为五祖。从弘忍门下分为神秀的北宗、慧能的南宗，他们被北宗、南宗分别奉为六祖。在发展中，至唐中期“安史之乱”（755～763）之后，北宗逐渐衰微乃至湮灭不闻，而南宗则发展成为禅宗主流，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禅宗史上，从菩提达摩至慧可、僧璨属于禅宗的酝酿发祥期，主要传播范围在今河南嵩洛、河北邯郸临漳一带和安徽潜山的皖公山、岳西县司空山一带。关于他们的事迹，除唐道宣《续高僧传》、唐净觉《楞伽师资记》、杜朏《传法宝纪》、五代南唐静、筠二禅僧《祖堂集》、宋道原《景德传灯录》等史书以外，唐独孤及所撰《隋镜智禅师碑铭并序》《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璨大师塔铭》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仅对禅宗三祖僧璨禅师和独孤及撰的碑铭做概要考察。
一 禅宗三祖僧璨
中国禅宗所奉三祖僧璨（？～606）[1]，或作粲禅师，年四十时，身患“风恙”（中医所说外感风邪引起的病症），慕名拜谒菩提达摩弟子慧可，嗣法为弟子。
关于僧璨，在唐独孤沛集录六祖慧能弟子神会（684～758）的语录《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提道：“北齐可禅师在皖山将袈裟付嘱于璨禅师，隋朝璨禅师在司空山将袈裟付嘱于信禅师”；在唐刘澄集录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载有神会答北宗崇远法师之问，介绍从菩提达摩至慧能“六代大德”前后“传授所由”，说慧可“值周武帝灭佛法，遂隐居舒州皖山”，事后仍回邺都传法；僧璨从慧可嗣法后，“避难故，佯狂市肆，托疾山林，乃隐居舒州司空山。于时信禅师年十三，奉事经九年”[2]。
此外，在唐净觉《楞伽师资记》中有僧璨（粲禅师）略传，说他“隐思空山，萧然净坐，不出文记，秘不传法。唯僧道信，奉事粲十二年，写器传灯，一一成就。粲印道信了了见佛性处，语信曰：《法华经》云：唯此一事实，无二亦无三。故知圣道幽通，言诠之所不逮；法身空寂，见闻之所不及，即文字语言徒劳施设也”[3]。另据唐杜朏《传法宝纪》记载，僧璨“后遭周武破法，流遁山谷，经十余年。至开皇初，与同学定禅师隐居皖公山……”[4]据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三记述，僧璨“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5]。
1982年4月浙江省杭州市出土的铭文砖刻记云：“大隋开皇十二年（按：592年）七月，僧璨大士隐化于舒之皖公山岫，结塔供养。道信为记。”[6]
现综合以上引证资料稍加说明。
“后周武帝破灭佛法”或“周武破法”，是指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下令禁断佛教与道教，三年后灭北齐，又在原北齐境内禁断佛、道二教，废毁寺院，毁坏经像。舒州，在隋朝为同安郡，唐朝改为舒州，治所在怀宁（今安徽潜山县）。皖公山，简称皖山，在今安徽省潜山县；所谓“思空山”，应作“司空山”，隋朝属太湖县，在今安徽省岳西县西南。
慧可在北周灭佛期间曾南下至皖公山一带避难，僧璨在此时从他嗣法。僧璨大约在隋朝开皇初年至开皇十二年之间（581～592），与同学定禅师于皖公山隐居和从事传法（砖刻记谓“隐化”），并往来于司空山，居无定所。弟子道信在隋开皇十二年（592）是十三岁[7]，特在砖上刻铭记述此事。
僧璨不从事著述，也不公开传法，只收弟子道信一人，用大乘佛教佛性的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向他讲述《法华经》的只有佛乘和“会三归一”的教法，提醒他不要执着文字语言，说佛教的真理不是语言可以表述的，佛的法身也不是普通人可以见闻的。然而在《楞伽师资记·粲禅师传》中载他摘录北周慧命的《详玄赋》部分语句并做注释，论证真如法性为世界万物本体，无“边际”，无“终始”，世界上的明与暗、善与恶的种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相即不二的；真如法界的缘起，互相摄入，重重无尽，“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缘起无碍，理理数然也”；提倡持戒和坐禅，说持戒可以“制心”，坐禅可以“息乱”[8]。
《传法宝纪》说在皖公山的西边有位“神僧”宝月禅师，常常过山与僧璨相见交谈。僧璨后与弟子道信作别，和同学定禅师一起“南隐”，不知所终。然而《楞伽师资记》说他死于皖公山寺的树下。《景德传灯录·僧璨传》说他南游罗浮山二年，又回到原处，在隋大业二年（606）站立在一棵大树下逝世。此处后来建山谷寺。
《楞伽师资记》说僧璨“不出文记”，但《景德传灯录》卷三十载有《三祖僧璨大师信心铭》[9]（以下简称《信心铭》）。《信心铭》最早见于唐代百丈怀海（720～814）的《百丈广录》（载《古尊宿语录》卷二）的部分引用。有的学者认为《信心铭》是后人假托僧璨名义编造的，然而鉴于其中一些思想和字句与僧璨对《详玄赋》的注释相同或相似，也许是后人据僧璨原作加工而成的。
二 关于唐独孤及《隋镜智禅师碑铭并序》的考察
唐中期以后，禅宗开始盛行全国，从菩提达摩到僧璨的地位也随着提高。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舒州刺史独孤及撰《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璨大师塔铭》[10]，为人们了解僧璨事迹和早期的禅宗情况提供了重要信息。
根据碑文，在僧璨死后，隋内史侍郎河东薛道衡曾撰碑文；唐玄宗天宝五载（746）河南少尹赵郡李公在山谷寺起塔，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河南房琯又撰碑文；唐代宗大历五年（770），独孤及任舒州刺史带人前往皖公山访山谷寺，长老比丘湛然等僧以及到此参访的嵩山比丘惠融等希望朝廷为僧璨赐谥号，为塔赐额。于是，独孤及与比丘湛然等人上书报淮南节度观察使、扬州大督都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张延赏，请表奏朝廷，在大历七年（772）皇帝降诏赐僧璨“镜智”谥号，赐塔“觉寂”之额。
现分段对碑文中提到的人物、事件和思想进行考述。
（一）关于唐河南少尹李公、隋内史侍郎薛道衡和唐相国房琯
碑文说：
其茶毗起塔之制，实天宝景戌（按：丙戌）中别驾前河南少尹赵郡李公尝经始之；碑版之文，隋内史侍郎河东薛公道衡、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河南房公琯继论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礼，则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
意为在唐玄宗天宝丙戌五载（746），官任舒州别驾的前河南少尹赵郡李公最早主持将僧璨遗体火化，建塔安葬。隋代内史侍郎河东薛道衡、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河南房公琯先后撰有碑文，因为以后爆发“安史之乱”（755～763），朝廷忙于应对，未能顾上为僧璨赐谥号以尊之。
1.隋内史侍郎薛道衡撰碑
薛道衡（540～609），《隋书》卷五十七有传，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曾仕北齐、北周，官至中书侍郎、太子侍读。杨坚废周建隋朝之后，历任内史舍人兼散骑常侍等职，在开皇八年（588）隋南伐陈之时，任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兼掌文翰。此后，除吏部侍郎、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久在枢要之位，以学综经史、博达古今著称。炀帝即位，出为番州刺史。归朝，上《高祖文皇帝颂》，引起炀帝不悦。后来炀帝借故令有司将他缢杀。薛道衡有文集七十卷。
在隋高僧、涅槃学者、帝师昙延（516～588）去世之际，时任内史舍人的薛道衡撰写《吊延法师亡书》，其中说：“圣皇启运，像法重兴，卓谓缁林，郁为称首，屈宸极之重，申师资之义。三宝由其弘护，二谛藉以宣扬。信足以追踪澄什，超迈安远。而法柱忽倾，仁舟遽没。匪直悲缠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师杖锡挈瓶，夙承训导，升堂入室，具体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恸。往矣奈何？无常奈何！疾碍不获展慰，但深悲结。谨遣白书，惨怆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11]薛道衡自称弟子，说明他与昙延常有接触。从悼词看，他对佛教也深有了解。
关于前引碑文说薛道衡为僧璨撰碑，在记述唐净众、保唐禅派的《历代法宝记》的《隋朝第三祖璨禅师》最后也记载“薛道衡撰碑文”。从薛道衡的经历和对佛教的态度来看，他将僧璨看作一位高僧，应请为僧璨写碑是可能的。碑文虽早已无存，但尚没有理由能够否定。
2.舒州别驾前河南少尹赵郡李公
在唐代，别驾为州府长官之下的佐官。开元初（714）升洛州为河南府（治所在洛阳），长吏称尹，佐官称少尹[12]。那么，舒州别驾、前河南少尹赵郡李公是谁呢？据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三《僧璨传》记载：
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风，深得玄旨，天宝乙酉岁（按：天宝四载，745），遇荷泽神会问曰：三祖大师葬在何处？或闻入罗浮不回，或说终于山谷，未知孰是？会曰：璨大师自罗浮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今舒州见有三祖墓。常未之信也。会谪为舒州别驾，因询问山谷寺众僧曰：闻寺后有三祖墓是否？时上坐慧观对曰：有之。常欣然与寮佐同往瞻礼，又启圹取真仪阇维（按：火化）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己俸建塔焉；百粒寄荷泽神会，以征前言；百粒随身，后于洛中私第设斋以庆之。[13]
神会从开元八年至天宝四载（720～745）在南阳龙兴寺传法，并与北宗僧人辩论，逐渐出名。在天宝四载（745）应兵部侍郎宋鼎之请入住洛阳荷泽寺，直至天宝十四载因被告“聚众”被贬逐出洛阳。在这期间，神会与朝野士大夫有广泛交往，其中著名的有户部尚书王琚、侍御史王维、给事中房琯、吏部侍郎苏晋、尚书左丞相燕国公张说等人。
李常在河南府少尹任内与神会相识并听他讲述僧璨的事迹是可能的。他在被贬为舒州别驾之后，前往皖公山下的山谷寺探寻僧璨之墓，找到了僧璨的坟墓，然后按照佛教仪规从棺内取出僧璨遗骨予以火化，收取舍利建塔安葬。
3.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河南房公琯撰碑
房琯（697～763），河南人，以门荫补弘文生，在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将封泰山之际撰《封禅书》进上，因授秘书省校书郎，天宝五载（746）任给事中等职。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出逃蜀地。房琯不远千里前往谒见侍从，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宰相）。肃宗于灵武即位，房琯奉“上皇”玄宗之命前往册立，参与机要，至德元年（756）自请选将督师收复西京，遭惨败而归，后遭贬。乾元元年（758）以后，出任邠州及晋、汉二州刺史，有治绩，宝应二年（763）诏拜特进、刑部尚书，在归途中死于阆州僧舍，追赠太尉。欧阳修在《新唐书·房琯传》后的评论中说他“琯有远器，好谈老子、浮屠法，喜宾客，高谈有余，而不切事。”[14]
房琯与神会有过交往。神会在天宝四载（745）入洛阳住荷泽寺。房琯与他相见当在任给事中不久的时候。房琯曾向神会问“烦恼即菩提义”和“有何烦恼更用悟”，神会以虚空本无动静、明暗为喻进行说明，认为众生所具有的菩提心并没有因为“迷”而消灭，若从众生皆可“识心见性”、自悟成佛，烦恼即是菩提。又说，分迷与悟，是对根底浅的人说的，对于“上根人”来说，迷就是悟，因为众生所具有的菩提心并没有因为“迷”而消灭，“菩提无去来今”。既然有情欲烦恼的众生可以觉悟，故可说烦恼本身就是觉悟。[15]看来房琯对佛教有信仰，至少是愿意接近佛教的。
那么，房琯是否为僧璨撰过碑呢？首先，独孤及碑中所说应当可信。第二，现存唐智炬编撰《宝林传》卷八（残本）的僧璨传记之后有“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河郡开国公房管撰碑文”，从内容看应是真实的。碑文中的“如来以诸法付群龙，以一性付迦叶……至菩提达摩东来付可，可付大师……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为三祖焉”，与神会在《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所说“自如来付西国与唐国，总经十三代”（印度自大迦叶至僧伽罗叉为七代，达摩为八代，为中土第一代，僧璨继承慧可正是中土三代，再加上道信、弘忍和慧能正十三代）的祖统说是一致的，明显是接受神会的观点而写，甚至可以猜想是受神会委托而撰写的。[16]
房琯在碑中还记述僧璨从慧可受法，同隐于皖公山以及僧璨最后在“斋场树下立而终”等内容；唐李常向神会打听僧璨事迹，在“左迁同安郡别驾”后，带人参访山谷寺，于寺后寻得僧璨墓所，“启坟开棺，积薪发火，灰烬之内，其光耿然，胫骨牙齿全为舍利，坚润玉色，铿铛金振，细圆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胜数……”[17]
（二）关于独孤及、张延赏为僧璨奏请谥号
独孤及（725～777），字至之，河南洛阳人，天宝末，以洞晓玄经（道经）举高第，补华阴尉，在代宗朝任左拾遗，迁礼部员外郎，历濠、舒二州刺史，在任有治绩，最后死于常州刺史任内，赐谥“宪”。为文尚古学，效仿汉代杨雄、董仲舒之文风，擅长论议，彰善明恶，为唐代古文运动先驱，好奖掖后进，如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等儒者皆师事之，有《毗陵集》二十卷传世。[18]
独孤及在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出任舒州刺史，因以前对僧璨事迹有所了解，所以上任之初就前往山谷寺参访僧璨遗居、遗迹，了解到舒州前别驾李常虽将僧璨遗骨火化建塔安葬，然而尚未奏请朝廷赐予僧璨谥号。他造访山谷寺时，长老比丘湛然率众僧在塔下诵经，与来自各地的禅僧感叹“塔之不命、号之不崇”。有感于此，独孤及与湛然等人撰写书状上报淮南节度观察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张延赏。
舒州，在唐代由驻守扬州的淮南道扬州大都督府管辖。当时任淮南节度观察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的是张延赏。张延赏（726～787），在《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九有传，玄宗朝的宰相张嘉贞之子，原名宝符，玄宗赐名延赏。肃宗朝，任监察御史，代宗朝，任给事中，转御史中丞、中书舍人，大历二年（767）拜河南尹，充诸道营田副使，政尚简约，治河劝农，有政绩。后出任扬州刺史、淮南节度观察使，此后曾任荆南、剑南西川的节度观察使。在德宗朝官至宰相。贞元三年（787）逝世，赠太保。
张延赏是玄宗朝吏部侍郎苗晋卿（685～765）之婿。苗晋卿在开元二十九年（741）任吏部侍郎，在任期间曾向神会询问如何修道达到解脱。神会援引《金刚经》回答说：应得“无住心”，“但得无住心，即得解脱”。又解释说：“无住体上，自有本智，以本智能知，常令本智而生其心。”告诉他“无住心”也就是“无住体”，是通过修持南宗禅法所达到的与真如、佛性相契合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能使本来具有的智慧显现，产生清净心，达到觉悟。可见苗晋卿不仅接近佛教，而且对佛教有比较深刻的了解。[19]
由此可以想见，张延赏可能受苗晋卿的影响，对佛教有好感并有所了解。当他看到舒州刺史独孤及与比丘湛然等人请求朝廷追赐僧璨谥号、塔额的书状之后，便表奏朝廷。
大师迁灭将二百年，心法次第，天下宗仰。秀和尚、寂和尚传其遗言，先朝犹特建灵塔，且加塔册谥[20]。大师为圣贤衣钵，为法门津梁，至今分骨之地，未沾易名之礼。伏恐尊道敬教，盛典犹阙。今因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斋忌，伏乞准开元中追褒大照等禅师例，特加谥号，兼赐塔额。诸寺抽大德僧一七人，洒扫供养，冀以功德，追福圣灵。
当时的宰相是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他们按照张延赏的奏请，在代宗大历七年（772）四月纪念唐肃宗的忌辰之际，呈报皇帝，得到允准，参照开元年间追赐普寂“大照”谥号的先例，“降兴废继绝之诏”，册谥僧璨“镜智”之号，赐“觉寂”塔额，命从诸寺抽调大德僧七人护塔和负责洒扫供养。
（三）独孤及对佛教、禅宗的见解
独孤及对佛教和禅宗是有了解并有自己见解的。他在碑文中对菩提达摩来华前后的佛教有简略论述，很有特色。他说：
初中国之有佛教，自汉孝明始也，历魏晋、宋齐，施及梁武。言第一义谛者，不过布施、持戒，天下惑于报应，而人未知禅，世与道交相丧。
至菩提达摩大师，始示人以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师传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禅师三叶，其风浸广，真如法味，日渐月渍。万木之根茎枝叶，悉沐化雨，然后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灿然行于世间，浃于人心。
当时问道于禅师者，其浅者知有为法，无非妄想；深者见佛性于言下，如灯之照物，朝为凡夫，夕为圣贤，双峰大师道信其人也。其后信公以教传弘忍，忍公传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
秀公传普寂，寂公之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庑，龙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吴，自是心教之被于世也，与六籍侔盛。
大意是说，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所传布的主要是布施、持戒和善恶因果报应等教义而已，世人对于禅、道尚未了解。直至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到来，才教示以“诸佛心要”，但世人尚“疑而未思”；到慧可大师时，“人思而未修”。直至三祖僧璨大师之时，禅法流传已广，真如妙法影响日深，于是佛（“空王”）的“密藏”（深奥法义）、从达摩、慧可二祖传授下来的“微言”才得以广泛流传。然而，根底浅者从僧璨大师只得到属于未离“妄想”的世间“有为法”，而像双峰山道信大师那样的根底深者，才得以领悟佛性，成为“圣贤”。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神秀。慧能老而归曹溪，后嗣者不详。神秀传普寂，普寂门下有徒众达万人，高足者六十三人，其中以弘正禅师最有名。弘正的弟子遍布于嵩洛、荆吴，从而使禅宗与奉“六经”的儒家并盛于天下。
独孤及的说法虽然不很准确，但大体讲述了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及中国禅宗从达摩到僧璨的酝酿发祥期概况、道信弘忍正式创立禅宗的“东山法门”、从弘忍门下分为神秀北宗和慧能南宗的历史，十分可贵。从他的叙述来看，当时慧能的南宗尚不太盛行，而北宗在南北方仍相当盛行。可惜的是，他提到的弘正禅师在现存佛教史书中找不到记述的资料。
在中国禅宗史上，无论是北宗还是南宗，在尊奉从菩提达摩至弘忍的前五祖方面是没有分歧的。独孤及撰写此碑，未必有偏颇于北宗之意，然而限于他处的时代和自己的见闻，受到尚在盛行的北宗的较大影响是可以理解的。
（四）僧璨的禅法
唐独孤及《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璨大师塔铭》介绍僧璨的禅法说：
谓身相非真，故示有疮疾；谓法无我所，故居不择地。以众生病为病，故至必说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内外不在其中间，故足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摄群品，流注生灭，观四维上下。不见法，不见身，不见心，乃至心离名字，身等空界，法同梦幻。亦无得无证，然后谓之解脱，禅门率是道也。
其中发挥般若性空、中道不二和诸法圆融的思想，与前述僧璨禅法见解一致。这也许是独孤及归纳山谷寺禅僧的介绍写出的，应当说对我们考察研究僧璨禅法思想是有参考价值的。
综上所述，僧璨是中国禅宗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从他以后，禅宗发祥酝酿期告以结束，而从他嗣法的道信及其弟子弘忍创立的“东山法门”标志着禅宗正式成立。唐独孤及《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璨大师塔铭》涉及和记述的内容十分宝贵，为我们了解僧璨事迹及其死后受到彰显的情况、早期禅宗的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附录
唐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清河郡开国公房琯碑[21]
四维上下虚空，不可思量，而佛性如之。万物变化，阴阳不可思量，而佛法如之。如来以诸法嘱群龙，以一性付迦叶，付阿难，至菩提达摩东来付可，可付大师，传印继明，累圣一体。自迦叶至大师，西国有七，中土三矣，至今号为三祖焉。
大师以没生犹幻，何有于家？变灭如云，其谁之子？故蒙厥宅里，黜其姓氏，代莫得而闻焉。又以诸行生灭，是相虚妄，故随无朕，诸心无所，或持衡屠门，或操量酒肆，不及其味，不言所利，声场淫室，不累其志，仿佛乎维摩之僖欤！此盖大师天受之奇也。
后见先师可公，请为忏悔。可公曰：将汝罪来，与汝忏悔。大师曰：觅罪不得。可公曰：与汝忏悔矣。大师白先师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先师曰：如是一言已发，廓然昭爽。大师含道而生，抱理而息，广量大度，遗相性情。光师察其熟根，为之宝器，认之般若，证之彼岸，祖师所付，一以与之。譬如东方明矣，而又登之以天光。于是，群迷利见、蠢动皆睹矣。大师未得无求，得之不有，同夫太阳与万物齐运，后何心于晖烛耶？此又大师授之奇也。
当周武灭佛法，可公将大师隐于舒州皖公山。皖山之阳有山谷寺，超云越霭，迥出人寰。寺后有绝巘登溪，更为灵境。二公即其逊焉。居五年，风疾都差，时人号为赤头璨。可公将还邺，谓大师曰：吾师有袈裟一领，随法传予，法在汝躬，今将付汝。
山谷寺数有神光、甘露之瑞。人怪而问焉。大师曰：此是佛法将兴，舍利欲至耳。后京城大获舍利，分布天下，山谷寺果置塔。此又大师玄览之奇也。先是此山多猛兽毒虫，大师至止，遂绝其患。
门人有道信者。大师异其神意，传付之道，如可公之于大师焉。告之曰：有人借问，勿道于我处得法。从此，便托疾山阿，向晦宴息。忽大呼城市曰：我于皖山设斋，汝等当施我斋食。于是邑咸集，乃于斋场树下，立而终焉。异香满空，七日不散。
道信奔自双峰，领徒数百，葬大师于所居之处。时人始知道信得法于大师。尔时隋末崩离，不遑起塔。
洎皇唐天宝五载，有赵郡李常，土林精爽，朝爽朝端，问□，自河南少尹左迁同安郡别驾，怆经行之丘墟，慨茔垄之芜没，兴言改举，遐迩一辞。于是启坟开棺，积薪发火，灰烬之内，其光耿然，胫骨牙齿全为舍利。坚润玉色，铿铛金振，细圆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胜数。四众争趋，叹未曾有。远方后至，痛无所获，或取亲身一片之衬，周棺一撮之土，顶戴虔诚，归至郡县，振木拨土，舍利复生焉。自发旧封，逮乎新定，祥光瑞气，覆冒其山。此又大师通感之奇也。
宝塔肇兴，庄严云备，古木新拱，丹翠相发，松梢林于月桂，轮捉足其辰极，回廊共崇岗复抱，长钟与嵌严迭韵，两方登降，双刹俯仰，焕彼幽谷，烛乎长川。嘻！大师之法，传乎无穷，大师之仪，翳彼荒楚，岂其道而尊重其师欤！非别驾李公，孰能权舆建立，光若此者乎？上座惠钦、寺主崇英、都维那湛然、禅师道幽，孰能保护营卫？
自初有终，群财众心，愿力斯毕。一佛出世，再现此邦。彼舒之人，良缘何其言，镂金石垂之不朽。有处士樊定超，不远千里来访，三居乃梗概其晦明存时之奇，死生自在之异。岂伊言字，能语至极。
辞曰：
圣人何思兮，其心本如。如生万法兮，如等太虚，法则可说。以心证心兮，千载不绝。迦叶至我兮，圣者十人。貌殊心一兮，相续一身。与佛在日兮，法无有异。八万四千兮，斯为不二。大师于我兮，如彼浮云。惟桑与族兮，口未尝分。大师于物兮，幻彼邪正。不垢不净兮，一其凡圣。以蒙养正兮，人谓之狂。慧炬一发兮，光照十方。光然后人兮，示没于代。遭乱遂翳兮，仅二百载。明时胜因兮，启封以火。尽成舍利兮，证知佛果。如彼前佛兮，宝塔巍巍。与法俱崇兮，永世归依。
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并序[22]
桉前志，禅师号僧璨，不知何许人。出见于周隋间，传教于惠可大师，抠衣于邺中，得道于司空山。谓身相非真，故示有疮疾；谓法无我所，故居不择地。以众生病为病，故至必说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内外，不在其中间，故足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寂照妙用摄群品，流注生灭，观四维上下。不见法，不见身，不见心，乃至心离名字，身等空界，法同梦幻。亦无得无证，然后谓之解脱。禅门率是道也。上膺付嘱，下拯昏疑，大云垂阴，国土为化。谓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罗浮之行。其来不来也，其去无去也。既而以袈裟与法，俱付悟者。道存形谢，遗骨此山，今二百岁矣。
皇帝（杨按：代宗）即位后五年，岁次庚戌（杨按：大历五年，770），及剖符是州，登禅师遗居，周览陈迹，明征故事。
其茶毗起塔之制，实天宝景戌（杨按：即丙戌，天宝五载，746）中，别驾前河南少尹赵郡李公尝经始之。碑版之文，隋内史侍郎河东薛公道衡、唐相国刑部尚书赠太尉河南房公琯继论撰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礼，则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遑也。
长老比邱释湛然，诵经于灵塔之下，与涧松俱老，痛先师名氏未经邦国焉，与禅众寺大律师释澄俊，同寅叶恭，亟以为请。会是岁嵩岳大比邱释惠融至自广陵，胜业寺大比邱释开悟至自庐江，俱纂我禅师后七叶之遗训，日相与叹塔之不命、号之不崇，惧像法之本根坠于地也，愿申无边众生之宏誓，以抒罔极。
扬州牧御史大夫张公延赏以状闻。于是七年夏四月，上沛然降兴废继绝之诏，册谥禅师曰镜智，塔曰觉寂，以大德僧七人洒扫供养。天书锡命，晖焕崖谷，众庶踊跃，谓大乘中兴。是日，大比邱众议立石于塔东南隅，纪心法兴废之所以然。
及以为，初中国之有佛教，自汉孝明始也。历魏晋、宋齐，施及梁武。言第一义谛者，不过布施、持戒，天下惑于报应，而人未知禅，世与道交相丧。
至菩提达摩大师，始示人以诸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师传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禅师三叶，其风浸广，真如法味，日渐月渍。万木之根茎枝叶，悉沐化雨，然后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灿然行于世间，浃于人心。
当时问道于禅师者，其浅者知有为法，无非妄想；深者见佛性于言下，如灯之照物，朝为凡夫，夕为圣贤，双峰大师道信其人也。其后信公以教传弘忍，忍公传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
秀公传普寂，寂公之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慧者，一曰弘正。正公之廊庑，龙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吴，自是心教之被于世也，与六籍侔盛。
呜呼！微禅师，吾其二乘矣，后代何述焉？庸讵知禅师之下生不为诸佛，故现比邱身以救浊劫乎？亦犹尧舜既往，周公制礼，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苍、徐、孟、戴、庆之徒，可得而祖焉。天以圣贤所振为木铎，其揆一也。诸公以为司马子长立夫子世家，谢临川撰慧远法师碑铭，将令千载之后，知先师之全身、禅门之权舆、王命之丕显，在此山也。则扬其风，记其时，宜在法流。
及尝味禅师之道也久，故不让。其铭曰：
众生佛性，莫非宿植。知诱于外，染为妄识。如浪斯鼓，与风动息。
淫騃贪怒，为刃为贼。生死有涯，缘起无极。如来悯之，为辟度门。
即妄了真，以证觉源。启迪心印，贻我后昆。闲生祥师，俾以教尊。
二十八劫，迭付微言。如如禅师，膺斯宏宣。世溷法灭，独与道全。
童蒙来求，我以意传。摄相归性，法身乃圆。性身本空，我无说焉。
如如禅师，道既弃世。将三十纪，妙经乃届。皇明昭贲，亿兆膜拜。
凡今后学，入佛境界。于取非取，谁缚谁解？万有千岁，此法无坏。
舒州山谷寺上方禅门第三祖璨大师塔铭[23]
右。淮南节度观察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张延赏状：得舒州刺史独孤及状，得僧湛然等状称：
大师迁灭将二百年，心法次第，天下宗仰。秀和尚、寂和尚传其遗言，先朝犹特建灵塔，且加塔册谥。大师为圣贤衣钵，为法门津梁，至今分骨之地，未沾易名之礼。伏恐尊道敬教，盛典犹阙。今因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斋忌，伏乞准开元中追褒大照等禅师例，特加谥号，兼赐塔额。诸寺抽大德僧一七人，洒扫供养，冀以功德，追福圣灵。
中书门下牒淮南观察使。牒奉敕，宜赐谥号镜智禅师，其塔余依。牒至淮敕故牒。大历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牒。
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兵部尚书平章事李使司徒兼中书令使。
（2018年11月1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11月2日于江阴定稿）
[1] 卒年据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三《僧璨传》。
[2] 载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年初版，2008年第三次印刷。
[3] 《楞伽师资记》在《大正藏》第85册有载。此处引用日本柳田圣山的校本，载日本筑摩书房1981年出版《禅的语录2·初期的禅史Ⅰ》。
[4] 杨曾文编校《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皖山”，即皖公山，原文皆误作“岘山”。
[5] 参见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三《慧可传》和《僧璨传》。
[6] 参见1985年《文物》第4期所载陈浩《隋禅宗三祖僧璨塔铭砖》，但作者把其中的“隐化”理解为去世，断定开皇十二年是僧璨卒年是错误的。
[7] 道信生卒年是公元580年至651年，在隋开皇十二年（592）是十三岁。此与唐刘澄《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第三代隋朝璨禅师》中所说“于时信禅师年十三”一致。
[8] 参见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第四章第四节及注17、第九节及注18，日本法藏馆，1967。
[9] 《大正藏》第51册，第457页上～中。
[10] 分别载《全唐文》卷三九○、卷三九二。
[11] 载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四。
[12] 参见《旧唐书》卷四四“职官三”。
[13] 在智炬编撰的《宝林传》（残本）中也载有李常向神会问僧璨事迹，时间写为天宝五载。详后。
[14] 《旧唐书》卷一一一、《新唐书》卷一三九有传。
[15] 参见刘澄集《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载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2004年、2008年第二、三次印刷。
[16] 参见胡适《跋〈宝林传〉残本七卷》，载日本柳田圣山主编《胡适禅学案》，中文出版社，1991年再版。
[17] 参见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14册，载《宝林传》卷八。
[18] 参见《新唐书》卷一六二《独孤及传》；唐崔佑甫《故常州刺史独孤公神道碑铭并序》，载《全唐文》卷四○九。
[19] 详见拙著《唐五代禅宗史》第五章第二节《神会北上传法及其禅法理论》有关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0] 神秀于神龙二年（706）去世，唐中宗派人吊唁，赐谥“大通禅师”之号，黄门侍郎张说（玄宗时任中书令）为神秀撰《唐玉泉寺大通禅师碑铭》（载《全唐文》卷二三一）。普寂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去世，经河南尹裴宽表奏，诏谥普寂“大照禅师”之号，令归葬嵩岳寺。李邕为普寂撰写《大照禅师塔铭》（《全唐文》卷二六二）。
[21] 参见智矩《宝林传》卷八，载蓝吉富主编《大藏经补编》第14册，《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残卷）。
[22] 作者为唐代独孤及，载《全唐文》卷三九○。
[23] 作者为唐代独孤及，载《全唐文》卷三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