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十一月，苻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政权随之瓦解。之前被前秦征服的五胡势力纷纷叛秦独立，谋求建立政权。在这种背景下，羌人姚苌于次年四月在渭北马牧起兵，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改元白雀。后秦建初元年（386），姚苌于长安称帝。皇初元年（394），苌子兴继位。永和元年（416），兴子泓继位。永和二年（417）八月，东晋军队攻占长安，姚泓出降，九月，后秦余部或降或亡，最终政权灭亡。简而言之，后秦历三主，存续34年。
《史通·古今正史》云：“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著《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泓从弟和都，仕魏为左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1]后秦马僧虔、卫隆景所著《秦史》未见著录，至迟在唐初编撰《隋书》时已经亡佚。姚和都《秦纪》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为编年体史书。[2]考虑到前者在后秦灭亡时已经“残缺者多”的情形，后者当是崔鸿《十六国春秋·后秦录》的主要史源。
据周一良先生研究，“（《魏书》）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也”，“更取《纂录》（《十六国春秋纂录》）、《载记》（《晋书·载记》）与《魏书·十六国传》校，则《纂录》、《载记》所记之事苟见于《魏书》，其文十九相同”，“更取唐宋类书所引《十六国春秋》之片段与《晋书·载记》、《魏书·十六国传》相校，凡《魏书》之事与文异于《载记》者，皆同于鸿书”。[3]简言之，周氏认为崔鸿《十六国春秋》是魏收《魏书》中十六国诸传的史源。
关于唐修《晋书》，《史通·古今正史》云：“皇家贞观中，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4]其中的“伪史十六国书”，即在唐初修《晋书》时依然存世的包括《十六国春秋》在内的十六国诸国史书。周一良先生指出，“今取《纂录》与唐修《晋书·载记》校，《载记》采鸿书之迹显然明白”[5]。陶新华先生亦认为，“唐代史臣作三十卷《载记》，主要根据《十六国春秋》，同时又参考了此书以前的‘伪史十六国书’”[6]。易言之，《晋书·载记》的主要史源是崔鸿《十六国春秋》及唐初依然存世的十六国诸国史书。
综上所述，记录后秦历史的《秦纪》、《十六国春秋·后秦录》、《魏书·羌姚苌传》和《晋书》诸姚载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秦纪》是《十六国春秋·后秦录》的主要史源，《十六国春秋·后秦录》又是《魏书·羌姚苌传》的主要史源，《晋书》诸姚载记主要根据《十六国春秋·后秦录》撰成，并参考了当时依然存世的《秦纪》。
清代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补正史表志的学术成果。在补《晋书》表志的著作中，万斯同《晋僭伪诸国世表》《晋僭伪诸国年表》《伪后秦将相大臣年表》，秦锡田《补晋僭国年表》，张愉曾《十六国年表》，沈维贤《晋五胡表》及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7]对后秦历史多有涉及，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后秦史成果的集中呈现。
按照现代学术范式研究后秦史，早期主要出现在章节体的断代史著作中。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第六章“东晋中叶形势下”中，对前秦以降的北方诸五胡政权的兴衰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其中第五节“后燕后秦之兴”、第六节“秦凉分裂”、第九节“秦夏相攻”分别叙述了淝水之战后，后燕、后秦乘势而起的过程；后秦与后凉、南凉、西秦等政权对陇西、河西东部地区的反复争夺以及新兴的赫连夏与后秦在渭北、陇东地区的相互攻伐。第七章“东晋末叶形势”第七节“宋武暂平关中”叙述了刘裕率军灭亡后秦的过程。[8]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第四章“十六国”第四节“淝水战后北方的再分裂”第三小节“后秦、大夏与西秦”，对后秦政权的兴衰进行了简单叙述。[9]韩国磐先生《魏晋南北朝史纲》第四章“中国北方的割据诸王国”第二节“苻坚的统一北方及其再分裂”第三小节“肥（淝）水之战和北方的再分裂”中有“后秦姚氏的兴亡”一项，勾勒了后秦政权兴亡的大致过程。[10]上述三种章节体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的论著中，后秦政权都是作为淝水之战后北方再次陷入分裂状态的一部分被述及。
由于后秦的王室姚氏是羌人，因此在一些民族史著作中也有论及后秦政权历史的内容。冉光荣等先生《羌族史》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羌人”第二节“南安羌姚氏建立的后秦政权”论述了后秦政权的兴衰过程，并对其统治措施进行了简单的概括。[11]白翠琴先生《魏晋南北朝民族史》第六章“氐羌的兴起和建国”第四节“羌族的兴起及其建国”对后秦姚氏的兴起、建国及姚兴时期的统治措施进行了简单勾勒。[12]
此外，还有洪涛先生《三秦史》。所谓“三秦”，是作者对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后秦、西秦三个政权的简称。其中，洪氏分别用一章来论述前述三者的历史，在专论后秦史的章节中，他勾勒了后秦政权的兴衰史，并对姚兴统治时期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措施进行了论述。[13]
近年来，通论后秦历史的学位论文开始出现。首先是许涛先生《十六国时期羌族姚秦的兴起与建国》，该论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魏晋以前的羌族入塞与‘羌祸’”，勾勒先秦秦汉时期的羌人与华夏政权的关系；第二章“魏晋十六国时期姚氏的动向”，考察姚氏集团的兴起及其在十六国时期的活动和发展轨迹；第三章“姚氏与后秦政权的建立”，研究姚苌在淝水之战后建国的过程，强调“大营”和占据岭北的重要作用；第四章“姚秦中央与地方统治体系的确立”，梳理后秦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政策的基本面向；第五章“姚秦政权的历史影响”，从军镇制度、宗教和民族融合三个方面阐述其历史影响和地位。[14]其次是周平先生《后秦史初探》，该论文分为六章，内容分别为：第一章“羌族及后秦历史概述”、第二章“后秦的政治、军事制度”、第三章“后秦的疆域和人口”、第四章“后秦时期的民族融合”、第五章“后秦的经济发展状况”、第六章“后秦的思想文化”。[15]
俄琼卓玛先生《后秦史》是目前所见唯一一部通论后秦历史的专著。该书共分为四章，分别是：第一章“后秦政权的建立”，主要论述了羌族自先秦至魏晋的变迁，姚氏集团的兴起和其在姚弋仲、姚襄父子时期的发展，以及姚苌时期的蛰伏和建国。第二章“后秦的兴盛与衰亡”，首先描述了后秦灭亡前秦及其西向河陇、东向河洛扩张的兴盛过程，然后勾勒了在姚兴诸子相争和刘裕北伐夹击下后秦衰亡的过程。第三章“后秦的社会制度”，其一，从中央、地方和军事三个方面归纳了职官建置；其二，考察了后秦的司法和仕进制度及特点。第四章“后秦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其一，考察后秦的社会形态，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生产状况；其二，指出后秦的思想文化具有兴盛儒学和尊崇佛教两个特点。[16]
上述有关后秦史的通论性论著虽然极大地推动了对后秦历史的研究，但是依然存在明显的问题，有继续推进的必要和可能。首先，上述研究基本以叙事为主，缺乏分析。其次，只是勾勒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概貌，缺乏对时地和细节的考证。例如，史书记载，皇初四年（397）九月，“鲜卑薛勃奔岭北，上郡、贰川杂胡皆应之，遂围安远将军姚详于金城。（姚兴）遣姚崇、尹纬讨之”[17]。俄琼卓玛先生认为，其中的金城今址是甘肃兰州市西固区西固城。[18]众所周知，治所位于今兰州市的金城郡是西秦的统治中心。弘始二年（400），后秦通过战争灭亡西秦，在此之前，西秦一直牢牢掌握着金城郡。此外，皇初四年元月，后凉进攻西秦占据的金城，西秦通过使用羸师诱敌之计战胜后凉。[19]因此，很难想象，当年九月，薛勃包围姚详事件的发生地金城是治所位于今兰州市的金城郡。其实，这里的金城指后秦侨置的金城郡，洪亮吉已指出，“疑是时后秦、西秦并有金城郡”[20]。再次，对于与后秦史相关的专题研究（详见下文）缺乏关注，未能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而展开对话。最后，忽视了后秦在制度等方面与五胡十六国其他政权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没有把握好后秦作为这一时期的政权之一所体现出来的时代共性与其自身特性之间的平衡。
关于后秦史相关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议题：其一，建国前史，即姚弋仲、姚襄时期和姚苌马牧起兵之前姚氏集团的经历及发展。其二，营户和军镇等军事制度。其三，后秦皇初五年（398）姚兴由皇帝改称天王的原因和意义。详述如次。
关于后秦建国前史，主要有町田隆吉、雷家骥、罗新和董刚等先生的研究。[21]前三位学者均注意到汉赵时期的东迁对姚氏集团的发展壮大及特点具有极为重要的形塑作用：其一，对华夏和其他“五胡”人士的吸纳，使其具有了地缘集团的特点，且具有更为强大的凝聚力；其二，借鉴学习华夏和“五胡”政权的文化与制度，使其在西还建国后出现了一些颇具特色的制度和政策，如营户制和崇佛政策。罗、董二氏将苻、姚两集团进行比较研究，对二者的实力及升降，东迁后在后赵政权中的立场和际遇等问题进行了细密的考证。
不过，自东晋升平元年（357）五月姚襄兵败身死、姚苌率众投降前秦至白雀元年（384）四月姚苌在渭北马牧起兵，姚氏集团有25年处于前秦治下，这是后秦建国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的是，上述研究对此几乎未曾论及。此外，对于姚氏集团东迁和西还相关记述的讨论，亦个别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如董刚先生根据姚弋仲和蒲洪二人官职的升迁考察滠头、枋头二集团在后赵政权内的地位起伏。
关于后秦军事制度，主要有唐长孺、牟发松、关尾史郎和高敏等先生的研究。[22]
唐长孺先生首先指出，与州郡制不同，姚秦时期的营户和镇户都是以军事组织管理和占有人口的封建制。[23]关于军镇和镇户，牟发松先生指出，十六国时期出现了地方行政机构军镇化的趋势，且这种趋势在后秦政权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后秦的政区体系虽然名义上仍以州郡县系统（‘郡县制政区’）为主”，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名目繁多的军镇化政区（‘特殊政区’），它们大抵可以分为镇、护军及城（堡、垒、壁、坞、固、屯等）三类。其名目虽各异，以军统民、政军合一的性质则相同。这些军镇化政区的长官，往往以军号统兵，或兼任郡守县令”。“当时后秦的地方行政机构，实为诸如匈奴堡之类大大小小的军镇城堡所组成。大的镇、城和小的镇、城之间，有一种比较松散的隶属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州郡之间那种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有之，则是军事上基于武力的从属关系而已”。“各镇都拥有为数众多的通常出自少数族的镇户，他们实为姚秦军事力量所从出”。[24]关于镇户，他认为，镇户不属州郡，直接为军将所统；既是兵又是民，户为兵籍，人皆军贯；凡迁徙流动则合家相随，凡镇守征战则老幼皆兵；征战时或由政府供给粮廪，平时则从事生产。“《晋书·姚苌载记》所记载的那种既从事征战镇守又‘供继军粮’的军营，以及以营领户、以户出兵的制度，正是姚兴时军镇与镇户的前身。但镇户并不等于营户，它毕竟原则上不属于某个将领，而隶属于姚秦国家的某个军镇；原则上不随镇将的调动而移徙。”[25]
高敏先生从十六国时期的部落兵制、兵户制及军镇制等对十六国时期的军事制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关于营户、镇户等出现的原因，他指出，十六国时期统治者大量地驱掠人口和强制徙民，为了有效地控制和管理被徙人口，防止他们逃亡，“或设护军以统治之，或立军镇、堡壁以居之，或设军营以处之”，“这些被掠、被徙人口，就成了军营之户、堡壁之户或军镇之户，被简称为‘营户’、‘堡户’或‘镇户’”。[26]
关于大营和诸营，关尾史郎先生认为，大营指后秦君主姚苌直属的军营，是为了区别其他的军营（诸营）而被赋予的名称；诸营是指姚氏一族，即宗室诸王们所控制的军营。大营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关西雄杰”的“子弟”——宗室以外的异姓将军们送到后秦的人质，是大营的成员。其二，这些“子弟”在大营里从事军事生产和输送。其三，异姓将军们自己统率军队，跟随姚苌转战各地。[27]此外，他还认为，镇人、镇户的源头很有可能是徙民政策下的迁居民众。他们既不是从各地的土著民中选拔出来的，也不是由保持着部族制的非汉族组成的。在各州部署的镇人、镇户的规模并不小，毫无疑问，他们才是被寄予厚望的、重要的军事力量。[28]
上述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后秦军事制度的研究，不过，仍然有进一步推进的可能和空间。首先，关尾史郎先生对大营相关史料的解读有误，这严重影响了他对后秦大营的研究。其次，需要进一步将堡壁、大营、诸营和军镇作整体的研究，一方面，要注意它们相互之间的异同；另一方面，亦要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于姚兴改称天王的原因和意义，主要有谷川道雄、雷家骥、松下洋巳、周伯戡、古正美和内田昌功等先生的研究。[29]
谷川道雄先生认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是一种既承认宗室分权，又体现君主至高无上权威的称号。由于宗室的军事封建制对君权的抑制，君主无法称帝，故称天王。五胡君主托《春秋》称天王，一方面表示他们的地位不及于皇帝，另一方面自称天王以凸显其比族内的权臣有更高更大的权力。[30]雷家骥先生认为，胡人君主因在道德、文化和种族等方面深感不如汉人，有强烈的自卑情绪，因此不敢称皇帝而称天王。[31]松下洋巳先生根据五胡十六国时期君主名号上的混乱与模糊，指出天王号的意义在于其不固定的地位以及针对局势易于调整的灵活性。五胡诸国君主将王号、单于号并称，统治汉、非汉族群世界，自称天王，象征着其对汉族、非汉族世界的整合。此外，松下氏认为，天王号是能够在政治领域向汉、非汉族群，在精神领域向儒、道、佛显示正当性的一种名号。[32]内田昌功先生通过对五胡十六国时期20个称天王的事例进行分析，发现：其一，以石虎自称“大赵天王”（337）为界，天王号的性质产生了变化。大赵天王以前及前秦苻健、后燕慕容熙和慕容盛所称的天王号，都以皇帝的存在为前提，是与皇帝相对、地位稍低的一种名号，此外的天王号则效仿周制，其与皇帝号无法并存。其二，天王是出身非汉族群且与汉晋王朝没有直接联系的君主所使用的名号，这些君主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难以称帝，因此使用周代君主名号——天王来宣示统治的合法性。其三，在五胡十六国初期，非汉政权的君主虽然有强烈的称帝意愿，但至前秦苻坚时代天王号的使用却被确立了下来。不过，随着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天王号的使用也趋于衰落。总之，天王称号的意义在于赋予非汉族群出身的君主统治中原的合法性以及总统汉与非汉族群的可能。[33]古正美先生认为，五胡国家的天王传统是密教化的转轮王传统。在佛图澄、道安和鸠摩罗什三代天王制专家的努力下，石虎、苻坚、后凉吕氏及姚兴都施行了天王制，将天王作为君主的称号。[34]周伯戡先生则认为，姚兴称天王是受佛教帝释天王的启发，而非来自中国古典《春秋》的天王说。[35]
显然，关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名号，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分歧：其一，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名号来源于周代君主名号还是佛教的天王信仰？如果是后者，佛教内天王众多，具体是受哪一个天王信仰的影响？其二，“天王”是比“皇帝”低一级的名号还是与“皇帝”一样的君主名号？进而言之，天王名号的意义是什么？是介于普通的王号与皇帝号之间的一个名号，还是一种新的总统汉与非汉族群的新名号？现行的研究多把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天王称号作为一个整体而忽视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上述分歧出现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适当重视这一时期五胡君主称天王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考察每一称天王事例的具体背景和过程是推进这一研究比较可行的路径。
综上所述，考虑到目前后秦史的研究现状，笔者在本书中将着力于以下几点：其一，将叙事与分析相结合。既呈现历史发展的过程，亦阐释历史事件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分析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趋势，让读者在知其然的同时亦知其所以然。其二，将通论与专论相结合。在勾勒后秦历史的基本面貌的同时，就一些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在这些专论中，笔者希望将后秦历史中出现并在同时代其他政权中亦存在的一些事例或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展现作为五胡十六国政权之一的后秦所具有的共性和特性。其三，罗志田先生注意到，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今日史家所重视的早已不仅是材料的真伪和完整，而是要考察材料在何种情形下因何目的并经何途径怎样留存下来，以及这样留存下来的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后人了解或认识到历史事物的‘真实’发生发展过程”[36]。在处理与后秦相关的史料时，笔者希望能够遵循这一原则，在关注史料叙事的真实性的同时，重视史料的制作过程及目的。
[1]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334页。
[2] 《隋书》卷33《经籍志二》，中华书局，2019，第1091页。
[3] 周一良：《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66、267页。
[4]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第325页。
[5] 周一良：《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66页。
[6] 陶新华：《〈晋书·载记〉略论》，《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7] 以上著作见《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开明书店，1936。
[8]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开明书店，1948，第232～242、243～253、271～276、312～322页。
[9]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300～302页。
[10]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第271～276页。
[11] 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第118～125页。
[12] 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第259～265页。
[13] 洪涛：《三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第95～128页。
[14] 许涛：《十六国时期羌族姚秦的兴起与建国》，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5] 周平：《后秦史初探》，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6] 俄琼卓玛：《后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7]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第2978页；参见《资治通鉴》卷109，晋安帝隆安元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56，第3458页。
[18] 俄琼卓玛：《后秦史》，第76页。
[19] 《资治通鉴》卷109，晋安帝隆安元年元月条，第3438～3439页。
[20] 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15《西秦》，《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第4203页。
[21] 町田隆吉：《後秦政権の成立-羌族の国家形成（その一）》，《东京学芸大学附属高校大泉校舎研究纪要》第7集，1983；《後秦政権の成立-羌族の国家形成（その二）》，《东京学芸大学附属高校大泉校舎研究纪要》第9集，1985。雷家骥：《汉赵时期氐羌的东迁与返还建国》，《“国立”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第7卷第1期，1996。罗新：《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初刊《原学》第6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第147～164页），《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131～144页。董刚：《十六国时代苻、姚部族集团的历史变迁——以叛乱史为线索的考察》，《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22]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第127～192页。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北魏军镇起源新探》，《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十六国北朝政区演变的背景、特征及趋势略论——以特殊政区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关尾史郎：《“大営”小论——後秦政権（三八四～四一七）军事力と徙民措置》，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会編《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汲古书院，1988，第181～199页；《後秦政権の鎮人·鎮戸制と徙民措置》，《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21号，2012。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第170～273页。
[23] 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65～167页。
[24] 牟发松：《北魏军镇起源新探》，《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25] 牟发松：《十六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的军镇化》，《晋阳学刊》1985年第6期。
[26]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第236页。
[27] 关尾史郎：《“大営”小论——後秦政権（三八四～四一七）军事力と徙民措置》，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会編《中国古代の法と社会：栗原益男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第183～184页。
[28] 关尾史郎：《後秦政権の鎮人·鎮戸制と徙民措置》，《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21号，2012。
[29] 谷川道雄：《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239～253页；雷家骥：《前后秦的文化、国体、政策与其兴亡关系》，《“国立”中山大学学报（高雄）》1996年第7卷第1期；松下洋巳：《五胡十六国の天王号について》，《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調査研究報告》第44号，1999；周伯戡：《姚兴与佛教天王》，《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0；古正美：《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石虎时代的天王传统》，《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2003，第96～98页；内田昌功：《東晋十六国における皇帝と天王》，《史朋》第21卷，2008。
[30] 谷川道雄：《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第245～249页。
[31] 雷家骥：《前后秦的文化、国体、政策与其兴亡关系》，《“国立”中正大学学报》（人文分册）第7卷第1期，1996。
[32] 松下洋巳：《五胡十六国の天王号について》，《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調査研究報告》第44号，1999。
[33] 内田昌功：《東晋十六国における皇帝と天王》，《史朋》第21卷，2008。
[34] 古正美：《东南亚的天王传统与后赵石虎时代的天王传统》，《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2003，第96～98页。
[35] 周伯戡：《姚兴与佛教天王》，《台大历史学报》第30期，2002。
[36] 罗志田：《学术与社会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书之余的一些反思》，《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