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虚拟化及其精神现象
鲁品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使其罹患了“流动性饥渴症”，即不断需要吸收现金来使其存量变成流量，从而进行资本扩张，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是由于资本竞争性地吮吸三种自然力——自然力、自然资源的自然力、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来实现自己的扩张，由此造成了“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而贫困的积累导致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于是形成产品过剩，一部分劳动产品由于卖不掉而使企业资本无法回笼，扩大再生产因此受阻，导致一部分生产要素退出市场而形成过剩的生产力，也即形成存量。社会经济由此衰退。要使存量转变成流量，必须依靠向企业输入现金流，这就是“流动性饥渴症”的产生原因。
那么，如何创造出流动性，以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呢？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出的办法。而这个方法的失灵，则导致了资产虚拟化时代的到来，以金融衍生品为标志的虚拟经济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并由此产生了虚拟经济时代特有的精神现象。
一 虚拟经济和虚拟经济时代
经济虚拟化的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失灵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之故。它导致用金融市场创造流动性来取代用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创造流动性，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由此逐步进入虚拟经济时代。
1.凯恩斯主义失灵与虚拟经济的兴起
凯恩斯没有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角度，而是从人们的消费行为角度来解释过剩性危机，认为危机产生于人们固有的节约习惯。他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以及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等行为规律，造成需求的增长速度小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系统的产出中越来越多部分不能投入消费而进入再生产流程。用凯恩斯的弟子、新剑桥学派领袖罗宾逊夫人的话说，“私人（勤俭持家的）美德就是公共恶德”，[1]是经济危机的元凶。尽管这种解释与马克思相去甚远，但是共同的结论是：经济危机的发生的表层原因是社会购买力不足。
因此，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治标之策只能是千方百计扩大需求。由于政府无法直接干预民众的市场行为，只能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以及通过货币政策来诱导社会扩大消费与投资。于是凯恩斯提出，通过扩大政府在公共福利和公共工程上的投资，向市场注入购买力，而使闲置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公共产品生产中，同时也增加了民众收入水平，从而间接地扩大民间消费。凯恩斯通过简单的数学证明了：如果政府开支增加N元，那么它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将是N元的倍数，此称“乘数原理”（又译为“倍数原理”）。这项政策成为罗斯福总统等西方国家领导人推行的新政的理论基础，的确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功。西方社会也确实在凯恩斯的这一套理论下维持了近20年的繁荣与发展。但是实践证明：一项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其在长期又会引起它的悖论式的结果——这就是所谓“挤出效应”：政府开支的增加，必然会挤出民间投资而导致后者减少。这是因为政府开支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市场的货币流量而导致利率上升，企业的投资成本提高，于是投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开支增加必然会增加企业税收，从而也导致投资减少。这种投资减少也会具有“乘数效应”，使社会产出减少。所以从长期与总体上看，社会的总需求并没有变化，资本主义过剩性危机并没有得到克服，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停滞，失业等现象仍然会不断发生。增加政府开支所新增加的结果只能是：货币流通量人为地增加，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就是“滞胀”，它乃是在实行凯恩斯扩大政府开支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固有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滞胀”危机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和90年代的日本发生。
凯恩斯主义不仅带来了“滞胀”，而且带来了福利国家固有的弊端——政府赤字的不断增长。这是因为日益巨大的公共开支，越来越超出了全社会乃至全球的资本生产系统的负担，只能借助未来的剩余价值来维系。这种向未来剩余价值的财政透支就是政府债务。政府债务的不断积累，一旦超过一定的上限，便会出现国家债务危机，甚至“国家破产”，即整个国家财政的严重的资不抵债导致无法维持其运行。这种债务危机正在欧洲各国蔓延，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将实行紧缩政策，而紧缩政策无疑会加剧资本主义危机的暴发。因此，债务危机是福利政策下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通过市场创造“流动性”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手段出现了，这就是金融资产证券化，它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进入到虚拟经济时代。
最早出现的金融化是对实体资产证券化。这就是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的对未来剩余价值的分割权力与实体资本相分离，从而产生出了资本发展史上的“第一代虚拟资本”。它们通常被称为“传统的金融工具”，实体资产通过虚拟化而成为“金融资产”。[2]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对这些作为金融资产的虚拟资本进行“再证券化”，这就是把金融资产的营利能力再进一步与金融资产本身相分离，从而实现再次虚拟化，由此产生了“第二代虚拟资本”。由于它是在传统的金融工具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所以又称为“金融衍生工具”。
2.实体资产的虚拟化
我们先讨论实体资产的虚拟化。资本的价值增值目的乃是对财富的实体经济形态的否定因素：因为资本财富的价值不是由其实体的使用价值以及凝结在实体中的现有价值所决定，而是由其未来的增值的分割能力所决定。这种分割能力是实体资本财富所具有的资本权力的最终表现。当资本所具有的分割未来剩余价值的权力被信用化，从实体经济生产过程中分离开出来，用作为“权力证书”[3]的证券来标志之后，实体资本便派生出新的资本形态——虚拟资本，也即资本财富派生出新的财富形态——“虚拟的资本财富”，简称“虚拟财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用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当时刚刚出现的几种主要的虚拟资本的本质：股票、国家债券、银行空头汇票和存款等，为我们认识当代虚拟经济的本质提供了基本思路。
最原始的虚拟财富是企业股票，它是实体经济的现实资本的证券化形式，而这种“证券化”实质上是“镜像化”。马克思说：“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预付的、以便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样一来，企业的实体资产便被镜像化了——分离出作为实体资本财富的“镜像”的证券。于是整个资本有了“双重存在”和“双重价值”：“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然而一个资本不可能同时获得两种存在，真正能够起到价值增值作用的资本只是实体资本，股票中的资本（本金）部分只是虚拟的，是实体资产的证券化的影子，“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4]无论股票怎样卖来买去，企业的实体资本仍然按照其原来的逻辑运行。因此，股票只是由实体资产通过证券化而得到的作为“镜像”的虚拟财富形式，股票交易系统只是这种作为镜像的虚拟财富买卖系统。
作为金银货币代用卷的“空头汇票”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虚拟资本。汇票可以依法兑换为金银，但是由于汇票只能在规定时期内兑换，而且不会在同一时刻要求兑换，导致开出的汇票总额可以远远超出银行实际拥有的金银。《资本论》援引当时银行家的文献指出：拥有黄金1400万镑，即便按照金本位的可兑换金银的要求，也可依法开出的汇票15300万镑。其间的差额便构成了“空头汇票”，于是“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5]。空头汇票本身虽然具有兑换本金的能力，但是银行家只是用它来收取借贷者的利息，其本金部分由每天的流出与流入量所抵消而不发生作用，实际发生变化的只是利息部分。所以无金银存量与之对应的空头汇票也能够获取利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建立了以金本位为基础、以美元为结算货币、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相对固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实际上成为黄金货币的“汇票”。这导致实际发行的美元远远大于美国的黄金储备，其间的差额使大部分美元实际上成为“空头汇票”，从而成为虚拟财富。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满足美元这种虚拟资产的扩张要求，由此产生美元的信用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彻底崩溃。从此之后，美元以及各国货币都成为一种以国家主权信用为担保的虚拟资产。马克思还分析了银行存款和国家债券等证券的虚拟资本性质：因为它们所代表的本金已经花费，其实际代表的只是收取一定利息的“权力证书”，是作为本金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6]
3.金融资产证券化——虚拟经济时代的来临
实体资产的虚拟化而产生的虚拟资本，毕竟是直接依附于实体经济的，因而社会经济仍然是实体经济为主导的时代。然而如上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失灵，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一种通过金融市场创造流动性的方式诞生了，这就是将金融资产再度证券化，形成金融创新产品——金融衍生品，它是再度虚拟化的虚拟资本。
那么，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何以能够创造流动性（现金流）呢？是因为它用利息与价格波动的投机收益来吸收民众口袋中剩余的货币，将其集中起来进行各种投资和投机活动。例如将已将发放的住房贷款再证券化，创造出所谓“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债权抵押证券）出售给社会大众，从而将大众手中的闲钱汇集成现金流，以进行再度投资与投机。诸如此类的金融证券不胜其数。这种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的创造虚拟财富的过程，并非真正创造社会财富，而只是“财富镜像化”。正像一个人可以通过镜子创造出“自我”的影像一样，代表实体资本的证券只是原有实体资产的“镜像”。而由此形成的虚拟资产又可以“再证券化”，如同镜子里的影像可以再度产生“镜像”。这种“镜像化”过程反复进行，导致虚拟资产无休止扩张，直到大众口袋里的闲置货币被吸干为止。形形色色的金融证券将人类社会经济带入虚拟经济时代——虚拟财富极度扩张膨胀，主宰了整个经济系统的命脉。
任何财富都必须具有二重性：一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文化产品，二是赋加在物质文化产品之上的社会关系价值。虚拟资本要成为真正的财富，必须依赖于实体经济财富：一是依赖于它所代表的实体资本创造和分割未来剩余价值的能力，这是最根本的基础；二是依赖于吸收人们过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闲置的货币，而这种吸收能力也完全取决于证券所代表的实体资本分割未来剩余价值的能力。因此，一旦离开这个实体经济财富，虚拟财富便一文不值。因此，虚拟财富不是完整的独立财富，而是寄生性、依赖性财富。
二 金融符号拜物教及其精神现象
虚拟财富的价值在于所承载的社会关系力量。正是这种“神秘”的社会关系力量，使这些用数字符号标识的证券化虚拟财富具有了分割社会剩余价值的权力。这样的虚拟资本通过对储蓄、保险、社会保障系统、住房贷款等等进行金融化操作，并且通过现代电子信息通信系统，形成了其触角遍布全球每个角落的国际金融网络，支配和统治每个社会成员。全社会乃至全球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不断被吸收到这种金融网络之中，被这种“神秘的”社会关系力量驱使，而其分割的数量则随着金融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拨弄而大幅度波动，其所分割的剩余价值在各种资产之间随其价格波动而不可预料地流动，导致一些人时来运转一夜暴富，一些人顷刻之间倾家荡产。由此产生了社会对掩藏在金融符号背后的神秘的社会关系力量的崇拜，形成了虚拟经济时代的财富观——金融符号拜物教。它是资本拜物教的派生形态，与实体资本拜物教共同构成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性价值观念。
那么，那种掩藏在金融符号背后的神秘力量到底是什么？剥离这种拜物教的神秘面纱，我们将会发现它不是别的，正是从各种资本财富中剥离而来的分割全社会剩余价值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归根到底来源于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即来源于人的社会劳动。这些异化了的社会劳动经过金融机构的层层组装，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表现出来，形成了一种渗透于全社会每个角落，支配和统治全社会每个成员的无形的金融网络权力体系，分割着全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并由此产生了对金融市场神秘力量的崇拜。
与资本拜物教相比，这种“金融符号拜物教”将资本的内在矛盾分离化了——它源于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与实体资本的分离。如果说，传统的“资本拜物教”追求的是实体经济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便这种追求伤害资本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从而造成资本主义特有的精神现象与危机；那么金融符号拜物教追求的则是对实体经济过去、现在与未来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割，即便这种分割伤及实体经济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能力。于是前面所说的资本吮吸三种自然力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与危机，以及在此过程中特有的精神现象与现实行为，被分离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产生了下述一系列精神现象与经济现象，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积累着层层危机。
第一，虚拟资本使“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分离为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与福利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唯生产主义”之间的对立与依存。如前所述，为了实现价值增值与资本权力的扩张，“资本拜物教”一方面要求节约生产成本与压低劳动者工资，另一方面却极力鼓吹奢侈消费与过度消费，宣扬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财富观，以推销其产品。而随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这两个方面也随之分离开来了：发达国家的国际垄断金融权力系统制造各种金融证券和推行各种金融政策，吸收全球民众口袋里的钞票以创造“流动性”，从而将其分割来的剩余价值源源不断地流入其自己口袋，支撑起金融帝国上层人士的高薪，支撑高科技产业的开发与扩张，也支撑起发达国家的高福利社会系统，用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与高福利来消化过剩性危机。由此产生了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和福利主义的价值观：高收入阶层追求高消费，而普通民众追求高福利。另一方面，从事实体经济生产的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资本，却在金融权力系统对剩余价值的分割与支配下，利润微薄，必须尽可能节约生产成本与压低劳动者工资，尽可能廉价地吮吸上述三种“自然力”，以低成本来维持全球资本的扩张。由此产生了发展中国家的“唯生产主义”（也即唯GDP发展观）价值观：将GDP增长作为唯一目标，不顾劳动者工作条件与工资待遇的恶劣，不顾生产的产品对消费者的危害，不顾环境污染的蔓延。当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不是绝对分明的两大板块，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在消费主义与福利主义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也有社会福利之光照不到的穷人。而在唯生产主义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也渗透到发展中国家，股市、房市，虚拟资本大肆分割剩余价值（也即“圈钱”），产生少数人的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
第二，发达国家的“符号消费”现象与发展中国家的“山寨主义”现象。虚拟财富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因为它是代表实体资本分割剩余价值的权力证书。由这种虚拟资产符号所产生的“金融符号拜物教”：垄断全球的金融网络系统是它的“教会”，其通过无所不在的金融网络触及支配人们头脑，使芸芸股民和炒房者被迫或自愿地成为它的“信众”，股票市场、期货市场成为它的“教堂”，股票指数等成为其崇拜的“圣物”。这种拜物教由此不可避免地投射于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对整个社会的“符号化”，而在消费领域则产生了鲍德里亚所说“符号消费”：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产品品牌和消费行为本身所蕴含的社会地位符号。消费的逻辑不再仅仅是人对使用价值的需要的逻辑，“而是关于社会符号的生产和操控的逻辑”。它有两个角度的含义：其一是“消费过程是以符号为基础的确定意义与进行通讯的过程，消费行为装配于这些符号中，并且从这些符号中引出其意义”；其二是“消费过程是人的等级化和社会区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消费对象的）符号/客体不仅按照其意义差异排序，而且按照等级制社会地位价值而排序”[7]。总之，消费是显示人们的社会地位与进行社会交往的符号。人们对金融符号的崇拜在消费中投射为对商品的品牌符号的崇拜，“商品拜物教”发展为“品牌拜物教”。而品牌的深层本质乃是品牌符号所承载的社会关系网络。每一个品牌都依靠其巨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对品牌符号进行操控，将消费者区分为各个不同等级、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社会群体，以满足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需要，使全社会牌这种品牌网络力量的支配之下，这就是“品牌拜物教”的本质。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是国际金融符号网络与国际品牌符号网络共同操控全球经济，从而形成“金融符号拜物教”和“品牌拜物教”的人们的精神统治。在这种统治之下，发展中国家充当为这些符号进行“价值充值”的角色：在金融市场上为国际金融体系输送剩余价值，从而为金融符号充值；而在产品市场上则为国际品牌制造贴牌产品，从而为其品牌充值。金融符号和品牌符号分割全部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而消耗了大量资源与劳动的实物产品的劳动及其产业却几乎无利可图，劳动者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陷入贫困的陷阱。这种不公平的价值分配现象诱导了发展中国家仿制“品牌符号”的现象的发生，这就是“山寨主义”。其中有些是违法生产冒牌产品，有些则是游走于法律边界的仿制，成为“品牌崇拜”在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生产中的变形与投影。我们在谴责“山寨主义”的行为的同时，也要同时谴责催生“山寨主义”的“品牌拜物教”，因为二者乃是同一精神现象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
第三，“劳动创造”与“符号炒作”的对立。金融符号体系与品牌符号体系对全球剩余价值的分割，导致从事“符号炒作”的社会部门获得巨额利润，而进行实物财富的生产的劳动者却日益趋于贫困化。这种客观现实使人类的创造力从创造实物财富上向“符号炒作”和价值投机转移。这种转移虽然一方面能够引导实体经济的走向，例如引导风险资本投入科技创新领域，推动生产力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由此必然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社会产生了一批职业食利阶层，他们越来越热衷于通过对金融符号的发明与炒作、对各种品牌的炒作、对明星的炒作等来分割剩余价值，而不从事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生产劳动：因为在实体经济中一辈子的辛辛苦苦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所能分配的剩余价值，不如顷刻之间被炒作起来的虚拟资本、品牌资本所能分割的剩余价值。于是真正创造社会真实财富的劳动和劳动者受到冷遇，而对符号价值的热捧成为时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因为它将会枯竭社会财富创造之源。同时，形形色色的金融符号所能分割的剩余价值常常剧烈大幅度波动而无法预期，使虚拟财富的价值量的高度不确定性。由此滋生投机炒作的不良社会风气与赌博心态，制造出社会收入分配不公与两极分化，同时也激起了社会对金融寡头的仇富心态，“占领华尔街”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
总之，资产证券化所具有的奇特的创造流动性的功能，驱使社会一切财富被金融化、虚拟化，不断吸收民众口袋中的闲置的货币，产生出作为实体经济“镜像化”产物的虚拟经济体系，产生出远远大于实体资本财富的虚拟资本财富，资本主义由此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庞大的虚拟经济一方面为实体经济体系的资本运行提供了流动性来源，从而能够具有不断扩张的能力，延缓了资本主义内在危机。但与此同时也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不断积累在金融体系之中。一旦不断流动的金融资产无法再吮吸人们口袋中的闲置的货币，便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这时庞大的虚拟财富将急剧缩水，“金融符号拜物教”的美梦瞬间破灭，并由此导致“品牌拜物教”的破灭，进而导致实体经济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一种新的财富形式及其相应的财富观遵循着历史的必然性而开始萌发，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财富形态及其财富观。
三 社会主义财富形态与财富观展望
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历史必然性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诞生，这就要求社会的财富形态与财富观都必须发生根本性转变。为了既发挥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作用，同时克服其财富形态与财富观所造成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创造着新的财富形态与财富观——社会主义的财富形态与财富观。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应当有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社会主义财富形态是“人本财富”，其财富观是“人本财富观”，它既表现在财富的生产目的上，也表现在财富的创造上。
在财富的生产目的上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资本主义财富形态与财富观是对社会生产的目的与手段的颠倒。人类生产本来应当以有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使用价值为目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目的变成了手段，其服务于私人资本的价值增值（赚钱）的目的。恩格斯指出，“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8]。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过是获取货币以实现资本权力扩张的诱饵和外衣。金融资本更是完全抛弃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外衣，而采取赤裸裸的形式，纯粹以“金融创新产品”的分割剩余价值的能力为诱饵，以达到搜括与囤积社会金钱、转嫁金融风险的目的。资本拜物教、金融符号拜物教正是由这种生产目的所产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这个颠倒的目的与手段再颠倒过来。为此，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这就是“人本财富观”。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实际上是恩格斯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将其具体化为三个主要方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体现了“社会总体”的需要，而“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体现了“每个成员的需要”。它回归财富本来的价值——人本价值，认为只有那些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有利的物质文化产品，并且在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有利的合理的分配与使用过程中，才能够真正成为财富。货币财富、资本财富、金融财富等必须以这种人本财富为归宿。
在财富的创造上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人的劳动和自然界是财富的来源。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中的文化含量日益增长，而自然资源日益面临枯竭。因此人的劳动在财富创造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而在财富的创造上越来越要求“以人为本”，将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作为财富创造的最重要的因素。为此，必须建立能够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机制，在财富分配机制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机制上，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为中心，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的财富生产体系，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资本为中心，用资本支配人的异化的劳动机制。
其次，社会主义财富形态与财富观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上述人本财富观要求财富所承载的社会关系，是人类集体生命和个体生命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所要求建立的人与人的关系。承担这种社会关系的财富形态，我们称为“人本财富”。而要建立这样的人与人的关系，必须由社会公共意志而不是逐利的私人资本来主导社会的关键和全局领域的财富的生产和使用，才能使全社会的生产的总体目的“以人为本”，“人本财富观”才能在总体上支配社会生产与生活活动。因此必须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由体现社会公共意志的公有制资本占据主体地位，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与全局领域。并且在此经济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机构规范市场行为，确立产品标准，采用各种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来制止私人资本以赚钱目的而危害社会的“伪财富”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全社会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赚钱”行为纳入满足社会总体与社会成员的需要的“以人为本”的轨道。否则，只要资本仍然是支配社会生产系统的主导性力量，“资本拜物教”必然会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
再次，社会主义财富形态需要以资本为手段，并且驾驭资本，使其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在实现公有制主体地位之后，社会主义人本财富形态与财富观不是简单地消灭资本主义财富形态，因为资本具有强大的自我扩张能力来组织社会再生产，可以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应当以资本财富作为手段，将其纳入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这就要求用社会主义力量驾驭资本，以各种财富形式作为手段，创造出满足“社会总体和社会成员需要”的“人本社会财富体系”。这种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财富体系，既包括私人产品，也包括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体系，特别包括生态财富，因为资本财富将生态财富排除在财富形态之外。
复次，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上，以实体经济为目的，以虚拟经济作为手段，坚持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财富虚拟化以创造流动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激活实体经济，给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条件。坚持制止那种以瓜分和搜括社会财富为目的金融创新活动，因为这种金融创新无异于在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的金融诈骗和诱骗，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最后，建立以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为中心的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在全社会树立以创造“人本财富”的劳动和劳动者为本的价值观，反对“资本拜物教”与“金融符号拜物教”。要造成以生产物质财富与文化财富的生产性劳动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一切其他各种社会劳动应当围绕这类生产性劳动，为生产性劳动服务。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建立起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这就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辅的分配制度。以一部分人“先富”为手段，由“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社会主义财富观及其财富形态不是出于某种“普世价值”的理性设计，而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在财富生产与分配上的必然形式。在当今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这种财富观与财富形态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和受支配状态，但它必将由历史发展的逻辑所驱使，展现出蓬勃生机。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第85页。
[2] 以投机为目的的房地产，以及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等，其价格都由未来的收益所决定，而不是由其成本所决定，因而也都是虚拟资本。因为其价格中能够产生未来收益的资本是虚拟的，实际上只是一种对未来收益的分割权。这类虚拟资本并非“金融资产”。但可以理解为变相的金融资产：我们可以将房地产的产权证书、知识产权证书等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金融证券，因为其目的是获取货币利益。房地产等在投机者手中只是变相的银行存款。本文对“金融资产”一词持此广义的理解。
[3]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9页。
[4]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9页。
[5]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51页。
[6] 《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7页。
[7] Jean Baudrillard. The Consumer Society：Myths and Structures，Sage，London，England，1998，pp.61-62.译文参考了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41页。
[8]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