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研究
善巧方便概念思想视角的大乘佛教新解读
——写在拙著《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出版后
程恭让[1]
摘要：在新的学术思想高度继续探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重新体认大乘佛教的思想实质会发现，在初期大乘佛教的经典结集活动中，曾经出现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作为中心的思潮和运动。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二者之间，是不一不二、不即不离、平衡开发、辩证彰显的关系。这一思想义理是初期大乘佛教思想之核心义理，同时也应当是今天面对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文化环境，佛教思想信仰转型发展的重大理论关键。
关键词：善巧方便；般若智慧；佛典汉译
一 以佛典汉译及其理解问题为中心的佛教思想史研究
近年以来，我的一个主要的研究工作，是要以佛教传入中国过程中佛典汉译及理解、诠释方面的相关问题为中心，从佛教学术史及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总结佛典汉译、理解、诠释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历史经验。尤其是2017年出版的拙著《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更是我此一系列研究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2]这一研究计划试图依据20世纪现代佛教学术方法，尤其是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开创的哲学诠释学方法，重新深入探讨在佛典汉译、理解问题知识上、学术上和思想上的种种成就及其得失，以便更好地理解大乘佛教的思想实质，以及中国佛教思想创造活动的规律与进程。基于这样的佛教思想史研究，为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思想的转型发展问题，为新时代继续推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以及为现代人间佛教的持续健康成长问题，提供理解的新角度与拓展学术的新视野。
我这一研究计划的重点，是以《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八千颂般若经》《大乘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经》《法华经》《华严经·十地品》《维摩经》《胜鬘经》《宝性论》《瑜伽师地论》等若干部著名大乘佛教经典的汉译与诠释问题作为研究个案，展开由点及面、由具体而抽象、由特殊而一般的佛典汉译与诠释研究。这几部大乘佛教经典当然不足以概括全部的大乘佛典，不过它们确实是大乘佛教经典中最有特色的那部分经典集群中的一部分。尤其是这几部经典自身都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佛教思想义理，在传译到汉地以后更是对中国佛教的经典诠释学、中国佛教思想文化信仰的开展、中国佛教的创宗立派、中国近现当代佛教思想的复兴等，都发挥过并且还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和持续的作用，所以以这几部佛典深具中华思想特色的诠释为中心，展开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问题的细部及深部的研究。不仅使得我们关于初期大乘经典及其汉译、理解课题的研究计划通过这种专题个案式探究，得以成功具体化；还使得我们观察、分析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经典诠释学，及佛教思想义理建构与展开的活动，获得了一个能够予以观察与评估的、切实可靠的诠释学窗口。
长期以来我的研究工作，既致力于近现当代佛教思想文化的研究，及现代人间佛教理论、实践问题的研究，同时也致力于梵语佛教经典的研究，及佛典汉译及诠释问题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两个领域学术问题的长期思考，使我深切感受到有将佛教古典思想传统问题与当代佛教发展问题融合探讨的需要。正是这一内在的学术需要，构成我这一研究计划独特的问题意识。
在研究进程中，我逐渐把研究的重心集中到探讨大乘佛教经典中的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及与其相关的中国佛教的诠释智慧。我在一系列论文、专著中，都提出这样的理念：我们应当在战略高度强调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在大乘佛教中的特殊重要性，应当高度强调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对大乘佛教经典的思想传统及佛典汉译、理解问题，展开新的理论诠释工作。侧重以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为中心的视角重新解读大乘佛教的思想义理与精神实质，是我近年研究工作中凸显出来的、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创意。
与此相关，这项研究工作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动机，是要试图澄清一个渊源久长的误会，即是把善巧方便思想视为只是中国佛教的特殊产物，并因而对于善巧方便一系思想的意义与价值不免有所低估的想法。在我看来，这种长期的误会不仅导致对于佛教思想本质的理解会出现严重的偏差，也是导致历史上的佛教难以真正走上振兴道路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
二 以善巧方便概念思想为指向的大乘精神新解读
在初期大乘佛教的经典结集活动中，确实曾经出现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作为中心的思潮和运动。这一点透过对《法华经》《大乘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经》《十地经》《维摩经》等诸多著名初期大乘经典的解读，完全可以获得确证；通过对于一些最早期般若系经典（例如《八千颂般若》《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等）严谨客观的分析研究，也可以获得清晰的学术支持。初期大乘经典确实追求以善巧方便概念为中心来理解和建构佛陀、菩萨的特殊圣德，并以此一思想建构作为基础，来解决当时诸多重要的佛学问题，诸如：佛陀个人的证法菩提与面向众生的教法之间的张力关系，佛教教法思想的内在依据与理论目标，菩萨智慧学的系统建立，菩萨伦理学的合理落实，以及菩萨般若德与方便德需要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以便确保菩萨学行的成功等一系列重大的佛教思想课题，其实都是在善巧方便思想的向度中提出并审视的。
我的研究工作不仅重视基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视角对于初期大乘经典思想实质的系统性解读，也重视中晚期大乘经典的一些代表性著作，如作为大乘瑜伽行派的核心论书《瑜伽师地论》，及作为大乘如来藏学派的核心论书《究竟一乘宝性论》，并将上述代表性著作作为重要的研究个案。对于在中晚期大乘佛教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有关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的学思方向并没有消失，而是以始终一贯的学术理念，做出概略性的论证。
在初期大乘经典的结集及初期大乘思想的建构中，存在着以般若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的重要大乘思想动向，也同时存在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大乘思想动向，并且这一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的重要大乘思想动向，不仅没有因为大乘思想的逐步发展而消失，而是凝结成为大乘思想的基本内在结构，尽管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可以不断地衍展、变化。可见我们确实应当确认：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对于大乘思想甚至整个佛教思想，的确具有本质性、系统性及建构性的特殊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要重视对于善巧方便思想重要性的理解，也要重视对于善巧方便概念性质的理解。基本上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意义层面，来界说善巧方便概念之性质、内涵：
（一）善巧方便这一概念，在初期大乘佛教经典中，是作为觉者的佛陀的一种特殊佛德的范畴，甚至是作为佛陀诸佛德之统摄性佛德的范畴。此一层面的意义建构，主要以《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经》为典型。
（二）善巧方便这一概念，又是作为重要的菩萨品德的范畴被建构的。如《瑜伽师地论》在讨论菩萨六度之后，接着讨论菩萨四种摄事，而论中以善巧方便为四种摄事之统摄，如谓：“云何菩萨方便所摄身语意业？当知略说菩萨所有四种摄事，是名方便。”[3]这是以善巧方便概念作为菩萨行之本质。而《法华经》七种波罗蜜多中最后一种波罗蜜多，即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的概念，以及《十地经》等经典中菩萨十种波罗蜜多的第七种波罗蜜多（善巧方便波罗蜜多）的概念，也都是把善巧方便作为一种“波罗蜜多”，即作为一项具有特殊重要价值的菩萨品德，来予以建构。
（三）善巧方便根本性质之判定，应当是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觉）作为标准，不能指向佛智菩提者，不是真正的善巧方便；唯有以佛智菩提作为目标，能够导向佛智菩提者，才是真正的善巧方便。
（四）善巧方便之运作特征，是以众生之根性、趣向作为参考的。凡是善巧方便者，则必时时、处处参考众生的实际需要。凡是无视众生的实际需要，不能与众生达成有效互动者，则不堪为真正意义上的善巧方便。
（五）善巧方便与般若智慧不可须臾相离。凡是与般若智慧可以须臾相离的善巧方便，不是属于菩萨的真正的善巧方便；反之亦然：凡是与善巧方便可以须臾相离的般若智慧，也不是菩萨真正的般若智慧。所以菩萨乘佛教中般若与方便的关系，可被表述为如下的“十六字诀”：不一不二、不即不离、平衡开发、辩证彰显。
（六）善巧方便在度众实践中，需要借助众生的语言、形象、感知、逻辑，等等，表现为引导众生的种种实际、具体的方法、手段、策略、形式。作为方法意义上的善巧方便，是表层的善巧方便。
由以上六个意义层面来规定善巧方便概念的内涵，基本上可以完整、准确地界说善巧方便概念的基本含义，表述这个概念的基本精神。由这些界定的标准可以看出：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所及的“方便”，可能最多只是在上述第六个意义层面上所讲到的善巧方便——作为佛菩萨圣者度众方法、手段的方便。一般人因为无法理解善巧方便概念的深层意涵，也势必就有可能把作为佛菩萨圣者度众手段的方便，进一步浅化及俗化，误会为是工具理性或世俗理性。即便元明清时期丛林中流传甚久的说法，所谓“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这里的“慈悲”概念，显然不是符合菩萨乘佛教真正慈悲实质的概念，这里的“方便”概念，也显然不是符合菩萨乘佛教真正方便实质的概念，而只是把杂欲的世俗性的爱恋视为“慈悲”，把利己性、功利性的世俗理性，视为“方便”而已。也正是因此之故，我无论是在近年的研究工作中，还是在讲课、演讲中，都不惮一再呼吁、一再揭橥：在后世的大乘佛教思想知识与理解中，人们常常习惯性地把方便概念的内涵“看轻”了，甚至是“看错”了！
三 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并重并举的大乘核心理念
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二者之间，应当是不一不二、不即不离、平衡开发、辩证彰显的关系，这一思想义理，应当是初期大乘佛教思想之核心义理，是菩萨乘佛教智慧学之“心中心，咒中咒”，同时也应当是今天面对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文化环境，我们的佛教思想信仰究竟能不能转型发展，以及如何实现转型发展的重大理论关键。
说善巧方便与般若智慧是平等并举、相辅相成的关系，我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这一学术思想理念不是借由任何理论推导所致，而是在佛教诠释学思想方法的指引下，基于佛教语言学与佛教思想史辩证统一的诠释原则，深入大乘经典与思想，实际觉悟和开发的。从被认为是最早的般若经典的《佛母宝德藏般若伽陀》，到高度自觉地进行大乘思想义理系统性建构的《维摩经》等一系列初期大乘经典思想义理的重新解读，无不发现这一大乘佛教智慧学的思想主线。《维摩经》是将般若一系概念思想动向与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动向实现成功融合的一部经典，因此在这部经典中般若与方便的关系，被巧妙地譬喻成了般若母、方便父的关系，这就有了经中这个著名的颂文：
智度菩萨母，方便以为父，一切众导师，无不由是生。[4]
经中所谓“智度”，是指般若波罗蜜多；所谓“方便”，是指善巧方便，也就是善巧方便波罗蜜多。般若，是佛菩萨圣者静观实相的智慧，主要是人们用以自修的智慧；方便，是佛菩萨圣者说法、立教、建立众生、从事救度的内在依据，是一种利他性的智慧，也是一种利他性的能力，可以说是佛菩萨圣者的实践智力。般若智慧、善巧方便二者在菩萨的修学中，在诸佛成就觉悟的过程中，在圣者的净化实践中，具有极为殊胜的意义，具有极其特别的价值，不是其他诸种品德所可比拟的。正是为了表达般若、方便二德的这种特殊重要性，经文采用了以母譬般若、以父譬方便的巧妙譬喻。我们知道：在一般的家庭生活中，父母双亲当然是在一个家庭中起到特殊、重要作用的两位成员，同时父母双亲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是相辅相成的，是琴瑟和鸣的，如此则有和谐的家庭，有健康养成的子女。如果父母之间的和谐关系破裂，则易出现悲剧性的家庭。同样的道理，如果般若智慧与善巧方便之间的平衡张力关系解体，那么菩萨乘的理想就会破裂，就会落空。
我们强调从善巧方便概念思想的视角来重新解读大乘思想的实质，这主要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相较于般若智慧不言而喻的神圣光芒，善巧方便这一崇高圣德的实质和意义，确实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被障蔽了。只知般若不知方便，重般若而轻方便，尊般若而贱方便，有般若而无方便，已经长期成为大乘佛教理论与实践的普遍事实。浅化方便，俗化方便，将本来是佛菩萨圣者伟大、卓越品德的善巧方便，误以为是对人类需求的简单“适应”，误以为是可有可无之物，误以为是需要扬弃者，已经不期然地成为佛教思想的一种大众性、普遍性的“共识”。造成这种普遍误解的原因，从根底上说是由于历史上菩萨乘佛教从来没有在广阔的时空中真正落实过，菩萨乘佛教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空想性质的“心灵佛教”存在，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久而久之势必影响到人们对菩萨乘思想义理及精神实质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不仅是大乘佛教的第二故乡，更是迄今一直坚持弘扬大乘佛教的地方，在推动佛教中国化和中国化佛教的建设，发扬现代人间佛教方面，取得了诸多卓越的成就。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持续健康成长，对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也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在新的学术思想高度上，继续探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重新体认大乘佛教的思想实质。
对于大乘思想精神实质的重新解读，旨在以回归原典的佛教诠释学实践告诉人们：我们愈是深切关注当代佛教文化的问题，则愈是深切感知回归经典与传统的意义；而我们愈是诉诸经典与传统，则愈加发现菩萨乘的佛教思想，其实包含一个积极、健康、合理、开阔的智慧学模式。这一智慧学模式的核心义理之一，便是作为佛菩萨圣者生命之一部分的善巧方便的品德。作为佛菩萨圣者的一种特殊的圣德，善巧方便连接着世间与出世间，联系着圣者与众生，也联络着自己与他人，个体与世界。它是诸佛菩萨与众生能够有效互动的中介和桥梁。也正因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在佛教的传统智慧中，本来就内含了与世间及众生互动的机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菩萨乘佛教的传统智慧，本来就内在地蕴含了解决佛教的文化适应问题及转型发展问题的理论依据。佛教能否转型发展的问题，及佛教如何实现转型发展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对于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能否正确予以认识及理解的问题。
[1] 程恭让，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
[2] 参见程恭让《〈维摩诘经〉之〈方便品〉与人间佛教思想》，《玄奘佛学研究》第十八期，2012；《以“善巧方便”为核心的〈法华经〉思想理念及其对当代佛教义学建构之可能价值》，《佛光学报》第三卷第一期；程恭让《佛典汉译、理解与诠释研究——以善巧方便一系概念思想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3] 《瑜伽师地论》，《大正藏》第30册，编号1579，第504页下。
[4] 《维摩诘所说经》，《大正藏》第14册，编号475，第549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