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文版前言
我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其目的一则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几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借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的一般水平。从一开始我就假定并非所有美国的中国史专家都会同意我的所有观点——此假定已为第一批书评所充分证实。同时我还假定我所做的估量其总体上将得到广泛支持——我高兴地发现此假定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林同奇教授在1985年春向我提出翻译此书时，我既感荣幸又颇担心。感到荣幸的缘故，自不待言。感到担心的原因，则应作些解释。主要是当初我把原作看成旧友之间正在进行的“谈话”的一部分，由于彼此交谈多年，因此对表述讨论的语言已十分了解。我不知邀请一位新知参加此番谈话结果将会如何。我知道我和中国史家对于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家应如何研究历史，在某些基本假设上存在分歧。这一点我倒并不犯愁。我真正担心的是中国同行们由于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对于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是否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
无须赘述，经过长久的反复思考，我终于打消疑虑。首先，我进一步体会到在过去十年内，中美两国的中国史研究者的关系已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当我于七十年代后期着手撰写此书时，两国史家还生活在彼此完全隔离的世界里。1977年春我首次访问中国时，还没有一位中国史家在美国从事研究，也没有任何美国史家在中国进行研究。我们彼此不读对方的著作，甚至也互不了解姓名和工作机构。这种情况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变化，而且此后变化之快及其程度之深实足令人惊愕。在我1986年春写此前言时，已有成百的中美中国史专家在对方的国家里进行过或长或短的研究。彼此交谈，一起参加专业会议，在同一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甚至其中有些人，尽管彼此观点存在分歧，却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总之，不知不觉我们之间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隔离了。
打消我有关中文版疑虑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翻译进展中，我越来越感到我遇到了一位理想的翻译者。林同奇教授不仅对英语异常熟谙，而且酷爱历史，尤其是史学理论与方法。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他总是把优秀译作的两个标志，即既要忠于原文，又要使译文清晰流畅，铭记在心。本书的内容究竟有多少能使中国读者感到有用并引起他们的兴趣，尚待事实证明。但是，幸有林教授的翻译功力，中国史家至少会懂得我所说的话了。
如果让我今天重写此书，我得坦率地说，就原有的论证而言，我不会作很多变动。不过，在最后一章讨论近年美国历史研究之趋势时，我定会提到本书出版以来几部比较重要的专著。其中我尤其会想到下列四部：曾小萍（Madeleine Zelin）的《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Refor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罗威廉（William T.Rowe）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本杰明·A.艾尔曼（Benjamin A.Elman）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4年中译本）；黄宗智（Philip C.C.Huang）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曾小萍的书探讨了18世纪中国国家本土固有的演变过程，尤其侧重财政改革。罗威廉的著作探索了19世纪汉口商业的巨大发展。艾尔曼的著作讨论了18世纪长江下游中国思想领域某些重大变化。黄的书（其中文版已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描绘了帝制晚期与民国时期中国农业长期变化的模式。
这些著作中有三部（曾小萍的、黄的和罗的）是以在中国进行的档案研究为部分依据的，因此都直接证实了十年来中美交流的巨大进展。四本书都是探讨在19世纪西方全面入侵之前，或在此之外，中国所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因此令我高兴的是，这些书支持了我在自己著作中详细发挥的命题，即倘想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我期待听到中国同行们的反应，热切希望他们不吝赐教，以促进我们共同的事业，即增进对中国过去的了解。
柯文
1986年4月写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