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为何安然无事？
我第一次见到杰德是他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参加临床心理学博士项目面试的时候。当时，我是教育学院的教授。那天，杰德和其他大多数候选人一样，衣着整齐，态度恭敬地走进了我的办公室。不过，他能“走”进我的办公室这一点让我颇感意外，我知道他曾遭遇一场可怕的交通事故，几乎丧命。见到他之前，我并不确定他还能不能行走。
杰德没有太多地谈论那场事故，我们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谈。直到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了解到完整的事件。
五年前，杰德还是一个在纽约艰难谋生的音乐人，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音乐家，但不得不同时在餐厅做服务员来维持生计。”他在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巴布餐厅工作，那是全纽约最好的餐厅之一，但他还是想做出改变。他的女友梅根当时正在学习护理，刚刚和他搬到一起。杰德一直对心理学颇感兴趣。他在上城区的城市学院上了几节课，感觉不错，计划从下一学期开始全勤上课。
12月21日，刚刚结束了夜班的杰德在脑海中盘算着未来。那会儿餐馆刚刚关门。凌晨1点半左右，杰德来到地下室，请餐厅的侍酒师帮忙挑选了四瓶葡萄酒，作为家人的节日礼物。他把酒放进背包里，就出了门。
这天晚上很冷。杰德整个人缩在他的连帽衫里，在西八街的角落里等红灯。信号灯倒映在结冰的路面上折射出冷白色的光，杰德走向了那个十字路口。突然，一辆垃圾车从拐角处快速驶来并撞向他。他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撞倒在地。
杰德曾跟我说：“我记得所有的事情，整个过程仿佛历历在目。我被前保险杠撞倒，然后被卷进车的前轮下。我向左边倒去，所以我的左腿向外移动了一点，车的前轮就从我的左腿上碾了过去。”
前轮碾过杰德的腿，然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停顿。
一秒。
两秒。
而后，车的双轴后轮再次碾过。“一辆25吨重的垃圾车……就这样从我身上碾过去了。”
神奇的是，杰德背包里的四瓶酒居然完好无损，但杰德的腿和臀部已然血肉模糊。那是一场惨烈的交通事故。杰德疯狂地尖叫着。
最先到达现场的是消防队的应急小组。他们的速度很快，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阿德里安·沃尔什队副找到了杰德并握住他的手。杰德记得自己的意识很清晰，他知道自己处境危险。
“我知道那是生死关头。我没有昏迷，相反，我在尖叫，我记得我叫了好一阵子。”
随后，杰德得知本该来接他去圣文森特医院的救护车迟迟未到，尽管医院离事故地点只有六个街区，但救护车被堵在了路上。等待的过程让人痛苦不堪。
“当时真的很可怕，消防队到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辆垃圾车。我可以从我躺着的地方看到消防队把那辆车拦在了路边，我真的记得很清楚。”
在救护车来之前，什么也做不了。可救护车在哪儿呢？
“当时周围有很多人在喊叫，沃尔什队副也在大声喊叫，她试着换个方式把我送去医院。他们开始有些担心了，沃尔什队副冲着消防队发火，她指着她的车，大喊道：‘我们就不能把他挪到这里面去，然后把他送到圣文森特医院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德的情况越来越危险。沃尔什队副事后曾说，那夜气温低是不幸中的万幸，杰德躺在冰凉的人行道上，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失血速度。但即便如此，杰德依然失血过多。医护人员给他输入了50个单位的血液，几乎是人体内正常血量的5倍。
而救护车整整过了25分钟才来。对杰德来说，这25分钟无异于永恒。除了任凭命运摆布，杰德别无选择。
“我记得我好像在人行道上进行了一会儿冥想，也可能是在尽力跟上我自己的呼吸。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当时很震惊。周围一片喧闹，有人喊着：‘赶紧上车！’车，就是所谓的救护车。善良的沃尔什队副握着我的手，试图让我保持冷静。而我处于恍惚之中，只能尽力而为。”
再然后，真正的救护车就到了。在又一阵清晰的疼痛来临之前，杰德感受到了短暂的解脱：“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清楚地说出来，把我挪到救护车里的过程有多痛苦。我自己动弹不得，而被人们搬动的时候，真的疼极了。他们将我推来推去，把我抬起来。”
在整个过程中，杰德完全保持着清醒。“那种痛苦撕心裂肺。你知道，就像一切在突然之间变得只剩空白。我想，从事故地点到圣文森特医院的这条路上，我应该一直在尖叫。那时我的意识也慢慢模糊了，疼痛使然。”
救护车一路飞驰，很快，杰德就被送到了圣文森特医院。杰德大喊着要吃止痛药，但却没能得到任何用来缓解疼痛的药物。没有时间了。
“我记得急救员对我说，‘坚持住，我们到了医院就给你拿药’。”
当他们终于到达圣文森特医院时，医生们包围了杰德，并立即开始询问他，他们需要细节信息来进行治疗。杰德的回答很明确：“先给我吃止痛药，然后我再回答你们的问题。”
他的意识开始渐渐模糊。但有一点他记得很清楚，他当时看到了女友梅根。当晚她正在他们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里，得知消息后直接去了医院。
“我记得梅根在那里，她很担心我。那段记忆太难受了，她看起来很伤心，泪流满面。我记得当时的无助感。我想做点什么来安慰她，比如说一句‘我会好起来’之类的。我记得当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时，我很有信心，我对梅根说：‘我在手术室门口等你。’然后，人们就把我推走了。”
这是杰德对那晚的最后记忆。
杰德在手术室里血流不止，骨科专家们焦急地讨论着如何最大程度地救治他的断腿。随后，血管外科的首席医生来了。他很快看了一眼，就挥手让其他医生散开。事后，杰德拼凑了一下当时的回忆，他记得血管外科医生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像你们这样争来争去，这个人根本不可能活下来，必须先想办法止血”。然后，杰德记得血管外科医生推搡着把骨科专家们赶出了手术室。
杰德的情况很危急，不清楚需要多久才能接上断肢，也不清楚这条腿是否能保住。他根本无从得知这些。医生很快就出去和梅根以及杰德的亲属们解释杰德的伤情，并请他们做好准备，杰德很有可能走不出这次难关。
在创伤中心的第一个晚上，杰德在手术室里待了几个小时。医护人员努力维持着他的生命。由于他的伤情过重，医生们决定进行多次手术，而最安全的方法是通过医学手段，让杰德进入昏迷状态。事故发生三天后，医生已确定无法保住杰德的腿。他的整条左腿被截掉，髋关节也相应地被切除。医生们还在计划之后的手术，因而杰德将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昏迷状态。
医学上的诱导性昏迷（induced coma），与由事故导致的比如头部外伤导致脑部肿胀或缺氧时的昏迷略有相似。医学上的昏迷由控制剂量的巴比妥类（barbiturate）药物诱发，它们通常是戊巴比妥（pentobarbital）或丙泊酚（propofol）。巴比妥类药物能够减缓大脑的新陈代谢，并诱发出一种类似于麻醉的暂时性深度无意识状态。
虽然大脑在药物诱导的昏迷中活动减缓，但仍然进行着认知加工。患者常诉说在昏迷期间经历了激烈和生动的梦境。有时，这些梦境中包含了他们昏迷期间周围的声音、经历的医疗救治，或是一些感官体验，如被触摸或移动等。
其中一个梦境令杰德终生难忘，梦中的他正不停地向下坠落。他已经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个体，在完全失重的状态下无休止地坠落。那种感觉并不愉快。“我身处于一个类似敞篷车的物体里，那也有点像一架飞机，我的身体已经不复存在，但我在一个瀑布旁边，直直地向下坠落。对，我与瀑布平行坠落。速度非常快，可以说是飞速猛冲；但又不是飞行的感觉，我并不受任何控制。这有点模糊，但情绪和感觉是清晰的，我正处于不断下坠的自由落体状态中，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下坠的状态持续了多久，我只感觉到不停地下落。似乎过了很久之后，我听到‘呼’的一声，总算是落地了。
“真的是很不容易，但这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伤害，有一种‘哦，我又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里’的感觉。终于不会再这样坠落了，我又重回我的肉身，一切都结束了。我一直处于一种……怎么说呢，仿佛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然后我的魂魄又回归肉体了。
“还有，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疯狂，我听到了曾经在芬兰浴见过的那位巫医的声音，他对我说‘你被诅咒了’或是‘你的家人被诅咒了’之类的话，还说什么‘现在债务已经解决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杰德在回忆到这位巫医时笑了起来，他把这类梦称为“诡异的心灵之梦”。在杰德的另一个梦中，名厨马里奥·巴塔利带着合作伙伴乔·巴斯蒂安尼奇一起来看望他。他们是巴布餐厅的老板，杰德认得他们。事实上，在杰德昏迷时，马里奥和乔的确曾到医院看望他。他清楚地听到，或者至少记得听到母亲告诉他这两位来看他了。但是，在巴比妥药物的作用下，杰德的脑中记得他们的会面并不是发生在无菌病房里，而是在南方某地（像是弗吉尼亚）春天的绿地上。杰德记不清他们的对话，只记得马里奥和乔来过，而且周围的环境非常安宁。
在昏迷期间，杰德的很多梦境都发生在充满田园风光的地方。
“整个梦境的背景是，我在一个豪华的护理机构进行长期疗养。那里有一个凉亭，还有连绵起伏的山丘，阳光灿烂，非常温暖舒适。”
那个凉亭让杰德想起，他长大的那个小镇也有一个类似的凉亭。在其他几个梦中，也曾出现过这个亭子。还有好几次，他梦见了他和梅根的婚礼。而关于婚礼的梦则非常离奇。
杰德回忆道：“第一个梦真的非常奇怪。我姐姐当时的男友，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我的姐夫，在网上搜索韩国的地下市场，想给梅根找一件复古风的‘婚纱’，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的那种风格。之后，我们开车绕过环山，沿着道路蜿蜒而上，来到一座穹顶建筑旁，建筑顶端有一个凉亭。我们开的是一辆红色的敞篷车，梅根那天很开心。整场婚礼都充满了20世纪60年代的复古风格。
“梦中并没有出现太多关于婚礼的细节，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重复了一遍整个过程。梅根的父亲对婚礼的某些环节不满意，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来。也就是说我们举办了两次婚礼。”
杰德做过很多与医院有关的梦，大多数都很诡异，有些甚至令人颇为不安。这些梦境充斥着偏执，或是暗指对某些错误行为的惩罚。他称这些梦境为“扭曲”的梦。
“有一次，我被困在一艘潜艇上整整两个星期。我困在那儿做厨师。那是一种对做了坏事的人的惩罚，似乎是因为我有什么不端的行为，所以受到了惩罚。”
在另一个梦中，杰德记得有位护士给他刮了体毛。这很可能是现实世界的残留，去除体毛是术前准备的一部分。但在梦中，杰德是从远处看着自己经历这一切，那种感觉痛苦至极。那位护士显然在刻意惩罚杰德。
“太尴尬了。有点施虐的意味，好像我是个坏孩子或者什么劣迹斑斑的人，我不记得他们说了什么，但显然他们很生气，他们在惩罚我。”
据杰德回忆，最糟糕的一场梦发生在农场里。“那不是什么令人心旷神怡的疗养所，而是一个农场，我更愿意称之为恐怖的减肥训练营，但它同样位于气候舒适的南方。这里的每个人都严重肥胖，瘫睡在各自的床上。这里就像一间鹅肝加工厂，只不过被饲养的是人罢了。每个人都通过静脉注射获取营养物质，我也躺在床上，被动地接受喂养。我肥胖的身体几乎要从床沿溢出。我觉得我被圈养了。”
* * *
人们对这种噩梦背后的形成机制知之甚少，也不清楚这种情形在诱导性昏迷患者中的发生频率。但似乎许多经历过诱导性昏迷的病人都表示曾经历过类似的梦境，且这些梦境都是阴森可怖的。[1]
一些病人描述说，他们感到被不善的、黑暗的或邪恶的“存在”包围，被带至“各种地方”，经历了“可怕的事情”。诱导性昏迷往往会让这类梦境变得更加恐怖，原因很简单，因为诱导性昏迷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所以这样的梦似乎永无止境。与我们通常在正常睡眠过程中经历的梦境不同，昏迷中的梦境没有入睡和苏醒的周期。一个人在昏迷期间所经历的梦境可能是持续不断的。一位曾经的患者这样形容：“这就像一个持续的噩梦，我无法从中醒来。”另一位患者则表示：“似乎是一场永远持续的噩梦……一连串的可怕事件相继发生，无休无止，环环相扣。”
正因为是持续不断的，这些梦境才生动且详细到令人难以置信，几近超现实（hyperreal）。许多经历过诱导性昏迷的患者提到，即使他们从昏迷中苏醒，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意识到梦中的事件并不是真实发生的。更糟的是，许多人即便恢复了清醒，在昏迷中产生的梦境也并不会烟消云散，相反，它们久久萦绕于心，像是留下了一段伤痕累累的记忆。
还有一位患者说，“我在昏迷时做的噩梦，至今仍在继续”，并补充说，“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都十分真实”。
有些患者则说，这些梦境留下的记忆甚至比当初遭遇导致昏迷的伤害更加糟糕。他们还说“克服噩梦带来的影响比恢复身体层面的健康更难”，以及“相比于身体上的痊愈，我花了更长的时间来忘记昏迷时产生的梦境”。
截至目前，我们尚不知如何对待这类回顾性记忆，因为从来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或许，只有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才愿意花时间叙述自己的遭遇。事实上也并非所有从昏迷中苏醒的幸运儿都经历过这类噩梦，也有病人表示自己根本不记得昏迷中做过的梦。
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曾进入重症监护室（ICU）的病人所述经历竟然惊人地相似。在重症监护室里，病人产生幻觉的情况十分常见，部分是由于精神活性药物所致。这种症状的术语叫作“ICU谵妄”（ICU psychosis）。[2]上述研究显示，88%的受访病人说，他们在ICU时产生的幻觉和噩梦形成了侵入性记忆（intrusive memories），其中包括护士把病人变成僵尸、枪口喷血或鸟儿相互嘲笑等情形。他们还表示，在出院后的若干个月内，这些画面依然不断入侵他们的意识。
* * *
而杰德经历了所有的一切。他不仅遭受了一场巨大的伤害，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每一个细节：车轮碾轧他的腿，尖叫，鲜血，冰冷的路面，灼烧的痛感以及梅根脸上的泪痕。而现在，那些在昏迷期间产生的诡异又无法磨灭的梦境，更是将他的痛苦推向了顶峰。如果这些都还不够，那么最残忍的就是一旦杰德苏醒，首先需要面对的便是自己失去一条腿的事实。
杰德的家人非常担心。他已经在昏迷中度过了漫长的六个星期。在此期间，他接受了近20场手术，身体任凭医生处置，重新组合后又拼缝在一起。除了截肢，他还接受了气管切开术以及结肠改道手术。当他苏醒时会发生什么？他会记得什么？当他得知自己被截肢后会有什么反应？人们会以什么方式告诉他？他将如何应对这场磨难所带来的创伤？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杰德醒来时已经知道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他不确定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他的的确确知晓这一事实。或许是在昏迷期间听到了医生们的讨论，或许他通过某些方式感受或者理解了自己所接受的治疗，抑或他只是单纯地知道这场灾难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我有一种感觉，我失去了一条腿，”杰德回忆说，“我似乎看到我的断腿留在了人行道上，我看得到它，惨不忍睹。我知道自己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已经知道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醒来时就觉得我已经失去了一条腿。所以我并不惊讶。”
从诱导性昏迷中苏醒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需要持续数日，人的意识因而可以重新进行时空定位，大脑也因而能够重新控制身体。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利于降低苏醒时陌生环境带来的冲击。杰德还记得自己慢慢地、像拼图般一点点地开始感知到周围的情况。“我当时脑中没有出现‘哦，原来我在重症监护室’这样的想法，完全没有。”杰德说道，“回忆的过程是缓慢推进的，我知道我失去了一条腿，但我也记得当我往下身看时，看到我的腹部有一个洞，然后是插满全身的管子，还有所有的伤疤。”
杰德还必须忍受治疗带来的副作用：“我记得我醒来后发现自己不能说话。有人告诉我，在拔掉呼吸机之前，我都不能说话。”在苏醒后的第五天，杰德才能够开口说话。在此之前，他只能通过手势或写字来交流。因为插着呼吸器，他的喉咙极度干燥。
“醒来后最难受也最令人心烦的一点是，我极度口渴。我的喉咙像骨头一样干，而他们不允许我喝任何东西。他们必须先确保我完全清醒，然后我才能进行吞咽动作。我的身边站着一整支专门解决吞咽问题的医护团队。”
在恢复意识之后，杰德最初的记忆非常温馨。他回忆说，自己非常渴望见到梅根。他记得，“她在，就很安心”。
但很快，回忆就陷入了黑暗。杰德开始回想起他如何失去了一条腿，短短几天内，他被这场事故的回忆彻底吞没。
“我当时还不能说话。但我记得，这段记忆不停地冲击着我，事故场景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重现。这些回忆冲击力十足，你知道，就像一种来自深处的创伤性冲击。我在想：‘天哪，我不能相信我必须面对这一切！’”
昏迷中的梦境也开始困扰他，或者说，这些梦境更加令他痛苦。
“我花了更长的时间，试图不去想起那些梦境。但你知道，这些梦境深深印刻在脑子里，那些关于偏执、侵犯、惩罚，对所处环境感到恐慌的种种场景，每一个都具备强大的冲击力。”
然而之后令杰德惊讶的是，这种被噩梦笼罩的状态戛然而止。
侵入性的画面逐渐减少，随后消失无影。杰德依然记得事故的所有细节，那些生动的梦境也依然历历在目，只是仅仅几天后，这些记忆不再入侵他的意识。没有闪回（flashbacks），也没有纠缠着他的恐怖场景。虽然只要他愿意，他依然随时能想起这些，但他也能在主动进行回忆的同时保持意识清醒。
“无疑，在醒来后的最初几天，那些回忆像巨浪般吞噬了我，但后来，一切慢慢退去，你知道，那速度非常之快。我也曾觉得这着实有趣，那些拥有强大冲击力的记忆是如何突然消失无影的，我再也不会有刚醒来时那样的强烈反应了。”
对杰德来说，这种转变是深刻的。
“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陷入混乱？你知道的，我真的很疑惑。如果每个人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为什么我安然无事？这就是我的问题，真的。为什么我可以安然无事？”
* * *
为什么杰德会安然无事？
在经历了如此可怕的事故之后，怎么可能会有人没事呢？
这个问题看上去非常深刻，且无从回答。
但是事实上的确有答案。诚然，我们永远无法绝对地确定为什么杰德没有出现心理问题。毕竟他对于昏迷期间发生的事情已经了无记忆，但除此之外，我们是能够解释他为何没有出现心理问题的；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其他遭遇过重大不幸的人也没有出现心理问题。
这得从我们如何看待创伤说起。从传统的观点来看，杰德在心理上必然已经崩溃，他看似迅速变得安然无事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是对潜伏在其意识深处更具杀伤力的心理创伤的暂时性否认。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们，但事实上它是非常片面的。
直到最近，我们对创伤的了解大多源于对重大创伤反应（如PTSD）的研究。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去研究重大创伤，但问题恰恰出现在我们局限于此而忽略了那些并没有出现极端反应的人的时候。我们对于创伤后的不良反应知晓颇多，但对于正常的、良好的反应却知之甚少。而且不幸的是，我们慢慢地相信事情只会向坏的方向发展，认为创伤应激（traumatic stress）将无可避免地带来持久的伤害以及PTSD。
这种思维是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体现。它根植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创伤性事件具有“自然本质”，有一个不可改变且不可观察的性质导致我们以某种方式进行感知及做出行为。[3]我们也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探究PTSD。而当我们追溯这些概念的本质时，我们假设这些概念并非由人类发明或创造，它们始终存在，而人只是发现了它们。本质主义的假设并不一定是错误的。狗与猫是不同的，石头与水也不相同。但有时，本质主义的概念不能够切中问题核心，特别是涉及心理状态时。而且，正如下文即将讨论的，有关创伤的传统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主题。无论是创伤还是PTSD，均不是静态的、不可改变的。相反，它们是动态的，且边界模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散和变化。
诚然，PTSD或类似事件时有发生，且可悲的是，一旦发生，当事人往往一蹶不振。但是，类似PTSD的这类极端反应并不只是在经历了诱发创伤的事件后于一瞬间产生的。暴力或者其他威胁到人身安全的事件，无疑会给人带来难以磨灭的伤痕，大多数经历过此类事件的人，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创伤应激。比如，他们可能会深陷惊吓与焦虑，或者极力地想要摆脱令人不安的思想、图像以及记忆。这些反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而且通常是短暂的，持续时间短则几小时或几天，最长不过几周。这种短暂的创伤应激是完全自然的反应，但并非PTSD。
当创伤性应激迟迟未散并持续发酵和扩大，最终稳定为一种相对持久的焦虑状态时，就形成了PTSD。但这个最终结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普遍。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无疑表明，大多数接触到暴力或危及生命的事件的人，并不会发展为PTSD。而这只能说明，事件本身并不具有本质的创伤性。事实上，没有任何一起事件，哪怕是暴力或威胁生命的事件，其本质上是具有创伤性的。这些事件只是“潜在的创伤”，其余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
所谓的“其余部分”千变万化，比那些标准观点提出的假设要丰富得多。虽然大多数人没有患上PTSD，但有部分人仍然会受到其他形式的影响。例如，他们可能需要与创伤性应激斗争几个月或更长的时间，然后才逐渐恢复；又或者他们起初的反应并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慢慢变得严重。然而，即使我们能够解释不同的案例，我们仍然发现大多数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能够恰当地应对创伤性应激。大部分经历过潜在创伤事件（potentially traumatic event）的人能够在相对短暂的时间内恢复正常生活，而不会陷于长期困境中不能自拔。简而言之，大多数人都具有复原力（resilience）。我通过自己的多项研究反复验证了这一点，其他科学家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纵观所有已进行的研究，包括对各类高厌恶事件或潜在创伤事件的研究，它们几乎均得出了复原力这一结果。
但是，尽管我们得出了人具有高复原力这一经验事实，我们仍然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为什么当可怕的事情发生时，我们能够应对自如，摆脱其带来的困扰并继续我们的生活？是什么赋予了我们如此强大的复原力？
讽刺的是，这个问题恰恰揭露了传统观点的失败之处。如果PTSD单纯产生于创伤性事件，那么根据相同的本质主义逻辑，大多数人之所以具备创伤复原力，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具有复原力。换言之，传统观点的唯一解释，只能是具备复原力的人具有的某种本质使其免受影响。
大家看到的多数关于复原力的表述，都陷入了这种静态的本质主义逻辑。这些表述告诉人们，复原力是一些良好的品质，具备高复原力的人拥有七类或五类要素，如果你具备这些要素，那么你就拥有复原力；反之，如果你不具备这些要素，你就不具备复原力。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自有其吸引力，直白、简单，并且让人们觉得，人可以尝试着发展这些要素，从而获得复原力。
但只要细想就能够发现这一逻辑的缺陷，问题不在于这些要素的数量。我自己的研究已经发现多项与复原力相关的特征。毫无疑问，我们会发现更多的特征，所以数量并不重要。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列出一张复原力特征清单，因为我们无法穷尽这些特征。我将其称作“复原力悖论”（resilience paradox）。我们可以确定复原力的统计学相关因素，即所谓拥有强大复原力之人的特征，但令人颇感矛盾的是，当事件发生时，这些相关因素并不能告诉我们哪些人具备复原力而哪些人不具备。
其原因在于复原力和创伤类似，是一个动态目标。由潜在创伤事件引起的应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影响，甚至在我们极力控制这种应激的时候，它也会发生转化或变化。这类事件时常能够创造出新的应激和问题，从而影响我们的生活。例如，事件可能导致我们身体受伤，或令我们暂时失去工作或住所。适应事件带来的影响则需要时间，而非简单的、固定的特征。
事实上，大量的研究表明，没有一种或一组特征是永远奏效的。毫不夸张地说，任何特征，任何我们可能想到的行为，都有利有弊。简单而言，在某种情况下或某个时间点上有效的特征，在另一种情况下或另一个时间点上或许并不奏效，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即便是那些看上去明显有用的特征和行为（如表达情感、寻求他人的支持），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通常认为有问题的特质和行为（如抑制情感）又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对抗事件影响的过程中，一刻不停地找出最佳解决方案，而后不断地进行调整。换言之，我们必须具备灵活性（flexibility）。
乍听简单，但所谓灵活性的内涵十分丰富。由于灵活性对于如何接受厄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将在本书中对其进行着重分析。首先，灵活性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潜在创伤事件是令人痛苦和不安的，而通常我们所求的无非是忘记这些事件。接受这类事件需要我们积极而系统地思考正在经历的事情及其原因，而要有效地思考则需要主动地参与，需要我提出的“灵活性思维”（flexibility mindset）。
一旦拥有了这种思维和信念，我们就具备了应对挑战的基本要素。这种思维模式将指引我们采取被我称为“灵活性序列”（flexibility sequence）的一系列步骤。当我们不断循环这些步骤时，我们就能够识别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件，并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其中还包含一个关键的纠正环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环节确定我们选择的策略是否有效、是否需要更换策略。当这些步骤结合在一起，无论我们具备何种特征、行为以及资源，我们都能够灵活地利用拥有的工具，从而适应环境向前迈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不是罕见的能力，只是人类思维中从未被重视的特质，人们也可以对其进行培养以放大这些特质。
每当我在公开演讲中阐述以上观点时，总有听众告诉我，很难相信以往关于创伤的认知竟有诸多谬误。或许，读到这里，你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如果是这样，也并不奇怪。毕竟，以上观点可能与你之前听到的内容相差甚远。当然，一味地说传统观点毫无根据，也是不准确的。传统观点，尤其是关于PTSD的概念，是在理解创伤这条漫长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步。但现在，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了。而且，正如下文即将陈述的那样，我们在这条路上收获的见解和论据足以使人坚信，传统的观点已不再可行。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逐渐搭建一个全新的、逻辑更为紧密的框架，这个框架将不仅描述不同创伤的结果（比如复原力或PTSD），也将解释这些不同的结果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将深入挖掘促成这一新观点的问题和想法，并将探寻其背后的若干科学研究。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会提到杰德的故事，书中多处将提及对他的访谈。我们还将听到其他与痛苦逆境相抗争之人的故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开始这段旅程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到人类第一次尝试理解创伤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