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今生：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出场与收场

对于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从何开端、如何划分阶段的问题，西方学术界已有几种观点。在西达·斯考切波、史密斯、德兰迪等人看来，韦伯、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等19世纪的经典社会理论家是创建者，20世纪前期的重要学者与伟大作品是战后历史社会学复兴的直接资源，如波兰尼的《大转型》与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更直接的是以马克·布洛赫与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以及以佩里·安德森与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左翼史学，而艾森斯塔德、本迪克斯、查尔斯·蒂利、沃勒斯坦、巴林顿·摩尔等人则是美国历史社会学的直接推动者。 [6] 史密斯与朱莉娅·亚当斯等人把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划分为三次浪潮：18世纪的孟德斯鸠和休谟以及19世纪的托克维尔、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为第一波，20世纪50—80年代的学者是第二波，而90年代之后的学者则是第三波。 [7]

这些划分方法是根据后人对历史社会学研究特征的理解与要求，以“历史倒溯”的方式追溯其历史源头。在斯考切波看来，“真正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有四个特征：1.基于时空来思考社会结构与过程问题；2.强调过程并在时间场景中解释结果；3.重视个体生命与社会转型中的意料或非意料后果，体现行动意义与结构背景的交互作用；4.主张社会结构类型及其变迁模式的特殊性与多样性。 [8] 他们根据这些特征将历史社会学追溯到18—19世纪。然而，这些划分标准存在三个问题：1.悬置了时空坐标系与进化论预设及其奠定的西方历史社会研究传统；2.没有在20世纪兴起的历史社会学与18—19世纪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之间做出区分；3.没有重视历史社会学在抵制同时期学科分化体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其实，如前文所述，19世纪初创的社会科学并没有制度与组织上的学科分化，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历史社会学，只有前学科意义上的历史社会研究传统；而20世纪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恰恰充当了抵制同时代学科分化体制的批判武器。因此，本研究以产生“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这个术语的20世纪前期为起点。目的有四：1.找到历史社会学与19世纪历史社会研究四个传统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2.明确历史社会学在不同发展阶段汲取同时代的知识资源，以此抵制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离及其内部日趋分化的学科体制；3.更为清晰地展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构成性困境与分化来源问题；4.为当代西方历史社会学诸多相互竞争的分析策略寻找知识合法性来源。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社会学继承、延续与糅合了19世纪及其之前的形而上学预设、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原则；西方文明体系内部各个知识传统之间存在的诸多紧张、冲突与竞争，充分反映在历史社会学各种分析策略的分途中。

根据查尔斯·蒂利的概括，20世纪的历史社会学有四种分析策略 [9] ：1.因果分析，其特征是重构过去，以启示当下和未来的人类选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协商民主、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属于这种路径。2.模式解释，其特征是寻求跨时空的、周期性的结构与过程。本迪克斯的国家形成和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是其中的典型。3.过程阐释，主要考察社会在具体时空中的相互作用，比如蒂利本人的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4.范围延伸，把当代社会科学的技术或模型运用到历史情境中，如20世纪70年代兴盛的新社会史和定量史学。同样的，斯考切波把二战后兴起的历史社会学归纳为三种策略：1.运用普遍模式解释特定历史；2.运用或修正经典概念和主题，重新阐释历史进程；3.对历史偶然事件的因果关系做出科学分析。 [10] 皮尔逊批判性地指出了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的三种方式：1.因果分析的“历史即研究往事”，以理解当代社会问题；2.模式解释的“历史即搜寻例证性材料”，以论证既定的普遍命题；3.提炼方法的“历史即产生更多案例的场所”。 [11]

同时，德兰迪与伊辛在方法论层面把历史社会学分为科学与阐释两个知识传统：科学型的历史社会学从孔德与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发展出来，体现在年鉴学派的史学传统中，并在美国历史社会学中得到继承；阐释型的历史社会学是以韦伯的阐释社会学传统和英国的社会史为导向的新史学传统。 [12] 威廉·休厄尔从时间意识的角度把历史社会学研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以宏大理论为旨趣的“目的论时间”，以历史案例为分析对象并以实验思维为导向的“实验时间”，而他提出“事件的时间”，主张把具体研究的历史事件置于相互关联的事件链条中，旨在把历史叙事带入历史社会学研究。 [13]

本书多层次、多角度地定位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图景，并提出与上述不同的类型学划分。其中，在学科地位上，把科学型的历史社会学视为“历史的社会科学化”，而阐释型的历史社会学则是“社会科学的历史化”。在研究导向上，历史社会学可以分为理论导向、方法导向与问题导向三种不同的学术追求：理论导向强调知识的性质，方法导向关注研究的思维与方法，问题导向则重视研究的目的。在学科范畴上分为两种：其中，把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结合视为广义的“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s）；相比较而言，沃勒斯坦倡导整合社会科学的内在差异，并与历史研究的整体结合，是一种狭义的“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划分两种类型：“总体表现的”历史社会科学是指总体社会及其各领域、各领域内部实现统一的有机联系；“总体结构化的”历史社会科学是社会单一领域对社会总体的运转与变迁起决定作用。

纵观40年来的当代学术史，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社会学存在方法规范化与主题多样化两种学术运动，推动着上述诸多类型的分化、交叉与融合。其中，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方法规范化运动，通过方法讨论来获得较稳定的理论基础，但面临研究主题的固化；90年代，历史社会学转向主题多样化运动，研究主题得到较大的扩展，但动摇了其原有的理论共识。这两种学术运动的矛盾与交替表明，历史社会学不能化解传统学科的“体”“用”之争，而是转移为内部紧张，使之成为历史社会学自我更新的动力与充满活力的源泉。在21世纪，西方新历史社会学重启中层理论的研究策略，可能会发起新一轮的方法规范化运动。由此，方法与主题之间的竞争难以消停，既刺激了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又不断给西方社会科学提供丰富的知识滋养。

当然，上述分析策略的差异和斑驳的分析类型以及交替的学术运动直接源于方法论原则的分野，更根本的来源则在于认识论基础及其形而上学预设的分化。这些差异及之间的竞争、冲突与调和，已经无法安放在任何单一的学科范畴内来理解，而是成功地挑战了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知识界主导的学科分化体制。尽管如此，历史社会学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不断抛弃其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母体，使“历史社会学”这个术语不堪其内容之重，已经越来越“名不副实”了。人文、艺术、自然等知识领域纷纷转向其自身的历史过程，不断涌入、重叠、交错与汇聚在一起，逐渐以“历史社会科学”来表达之。依此趋势，当所有知识领域都启动历史意识，所有研究主题都转向自己的历史过程，或者由历史研究主导社会科学时，历史转向便不再是一场社会科学的运动。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的“历史社会科学”也将与“历史社会学”一样，走向“终结”；与此同时，社会科学不断扩大研究议题，不断包容并吸收人文、艺术与自然科学，历史研究可能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总之，20世纪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最初是从社会学学科领域内发起的最狭义的分支学科，后来上升到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学科阵营之间，如今进一步突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既定学科范畴，成为人文与自然科学都能参与其中对话的知识场域。这个变化过程表明，历史社会学作为一种学术运动，不断打破西方现代学科分化体制的知识壁垒，抵制时空分离的学术研究格局。

历史社会学的合法性基础源于西方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在17—18世纪奠定的认识论基础，以及19世纪形成的方法论原则，但历史社会学的内在分化与冲突在观念上源于历史社会研究传统的形而上学预设。知识基础使历史社会学无法安放在现代任何既定体制的学科体系下，而观念冲突作为其内在的力量则决定了历史社会学分析策略的多元化及其发展路径。

因此，本书研究的全部内容是，立足于西方文明史的时空关联与时空体及其内在的构成与分化问题，从形而上学预设、认识论基础、方法论原则、分析策略四个层次，系统研究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前学科时代到学科化时代，展示从历史社会研究传统到历史社会学的前世今生。相应的，全书除了导论与结论之外，正文共九章，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六章集中探讨历史社会学的“前世”，即西方历史社会研究的观念渊源与认识论基础，包括西方文明史演进过程中的时空预设、历史社会观念传统及历史社会研究实践；后一部分三章关注“今生”，即20世纪以来西方历史社会学的学术史，探讨其来源、构成、类型、特性、困境、演化过程与趋势等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