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督教神学的时空重设

上一节已经讲述古希腊奠定的时空关系观念传统，但古希腊罗马时期并没有形成时间与空间一体化的哲学体系。直到罗马帝国时代，奥古斯丁糅合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与犹太教的“天启”“神意”传统，创立基督教神学体系，为作为整体的人类世界与历史确立起源、发展与终结的先验框架。从此，西方世界的历史观念从循环论转为线性进步论：时间观念超越了古希腊的过去、现在、未来三段划分，在逻辑上获得了人类历史整体的起点与终点关联；空间观念则从城邦秩序和物理范畴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从此，人类的整体历史与整体社会在上帝神学那里实现了普遍、永恒与统一，开创了历史与世界相统一的哲学传统，即历史哲学。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被后世视为“首次完全自觉创立历史哲学的努力” [39] ，第一次为历史研究确立了规范、绝对、普遍的形而上学预设，为拯救人类世界与历史提供了基督教的神学解释，借用神圣历史和世俗历史的关系来解释基督教的真理性。

一、 《上帝之城》对人类进步论的预设

奥古斯丁把人类分为因罪孽而活的与因神之救赎而活的两个群体，即丰富多样的“尘世之城”和普遍同质的“上帝之城”。人类因罪孽而被惩罚至尘世，唯有人的活动（包括意志和行为）全部归顺永恒而绝对的上帝意志，尘世之城才能被摧毁，人类才能重新回到上帝之城并获得永生。奥古斯丁从历史目的论的预设出发，把从人类社会的起源到世界历史的终结的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并通过创造、堕落、救赎与拯救的永恒联系，构成了人类不断接近上帝的统一编年史和普遍世界史。 [40] 从此，人类主观的、变动的、有善恶之分的经验活动背后存在一个永恒的、客观的、绝对善的、超历史的上帝，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引导人类向善和追求进步的自由意志。相应的，人的具体实践、整体的人类活动以及超人类意志的普遍规律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人们的活动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那么对整个人生也是如此；人生不过是人类整个历史的一部分，则整个人类史又何尝不如此。” [41] 不仅如此，因记忆、注意、期望的逻辑关联，时间被分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 [42] ，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严格次序也被统一为线性发展的、连续且不断完善的有机整体。

从此，基督教神学为拯救人类世界与历史注入了先验性、目的论、进步性与普遍规律性的形而上学预设。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影响成就了历史研究的第二次转折。 [43] 作为末世论构建目的与意义的中心，未来提供了不断进步的秩序与意义，赋予历史进程的终结及其完成的阶段划分，成为人类所有活动的统一历史观念：从此，历史进步论取代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历史循环论，克服了对宿命和命运的恐惧。这种进步论的形而上学预设是，信仰一个主宰全人类历史的全能上帝，并且借助一个绝对的开端和一个绝对的终结，始与终之间因划时期和进步规律而紧密联系，把历史联结为一个整体。历史学家们以此为普遍预设，论证人类普遍历史及其进步规律的合理性，记录并鉴定遵从或违背规律的人类活动。《上帝之城》对人类历史进步的形而上学预设以不同形式为此后至今的历史观念所继承。 [44]

二、 《论三位一体》处理“多”与“一”的关系

如果说《上帝之城》是一部人神关系史，把哲学带到了历史体系中，那么，《论三位一体》就是奥古斯丁为人神关系构建的哲学体系，并且把历史带入其中，标志着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规范体系的真正确立。一神论的基督教源于犹太教，犹太教信仰创造宇宙万物的圣父耶和华，而基督教徒信仰的除了圣父之外，还有圣子以及联结父子关系的圣灵。那么，谁是上帝？如何处理三者之间以及“多”与“一”之间的关系？在基督教神学体系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对于“信仰谁”的争论最为激烈，而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确立了“三位一体”的三一结构，试图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其中，圣父是“宇宙的缔造者”，圣子是“真理”，而圣父所“发出”的圣灵是让圣子基督战胜敌人的自由意志。三者都可以代表上帝，但作为一个整体才是“唯一的上帝”，并且回到圣父，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过程。 [45] 在奥古斯丁看来，上帝是全能的造物主，把人与神分属在“物”与“灵”两个不同的世界，人靠信仰与神相联系。在人神关系中始终贯穿着“绝对平等”的圣父、圣子、圣灵，因为三者不是实体，而是作为相互关系与名称并构成了“上帝”这个“同一实体”的三种“存在”或“位格”（persona），代表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和规则。 [46] 因此，三者同出一源，本质上是合一的，“因父与子乃一个上帝，相对受造界乃一个创造主、一个主，故相对圣灵他们是一个源头；但相对受造界，父、子、灵乃一个源头” [47] ，即永恒全能的上帝。

为了区分“三位”及其与“一体”的关系，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中运用了大量的三分法类比。波塔利总结了奥古斯丁所有的类比 [48] （表1-1是进一步整理其中与本研究直接有关的内容）。其中，在上帝自身，圣父代表永恒与至上的存在，圣子代表最高的智慧、唯一的真理与形式，圣灵则是圣父与圣子应用的善、爱、意志和幸福，“永恒在父里面，形式在形象里面，应用在恩赐里面” [49] 。在上帝创造的普遍万物中，圣父代表自然万物存在与运动的统一、起源及原因，圣子代表万物存在的形式、认知、教育与逻辑，圣灵则是对万物的实践和爱，因为万物存在的形式都有“形状和质量，及灵魂的科学或技能”，万物存在的秩序与规律都有“重量或适当位置，以及灵魂的喜好或快乐”。 [50] 人的内心世界与上帝、万物世界相一致，圣父是可见的存在，是人之为人的心灵本性，是人对上帝的记忆和被赋予的能力，圣子是理解和学习上帝的知识，圣灵则是人的生命、灵魂和意志。由此类比，奥古斯丁捍卫了三位一体的完整性和神圣性，以三一的类比方式，论证神的世界、世间万物以及人的内心之间存在本质一致的联系，并且都是出自三位一体的上帝及其信仰体系。

表1-1　三位一体神学体系的范畴区分

三、 神学体系的三对矛盾

然而，奥古斯丁的神学信仰体系遮蔽了诸多冲突，这主要体现为三对矛盾。其一是神启与哲学之间的矛盾。神学体系内部一直存在着犹太教传统的神启观念与古希腊哲学传统的理性精神之间的冲突。前者强调神的全能，后者重视人的理性精神和理性宇宙。奥古斯丁为上帝的启示构建实在论，认为共相是最终的真实存在，自然与理性相互依赖，并且在超自然的神灵中达到统一。人对世界的体验是神的理性范畴和共相的终极实在，而且，一种自然目的和神启的超自然目标指引作为理性动物的人。之所以成就完整的神学体系，是因为理性长期被贬为“神学的婢女”，哲学和科学作为“七种自由技艺” [51] ，被统一纳入基督教教育之中，成为理解和阐释《圣经》深奥教义的工具。到12—13世纪，基督教大量引入、评介与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自然哲学著作，产生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观念，认为人类可以有方法运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掌控并改造自然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导致启示与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随之激化，并导致神学体系内部的一系列变化。

其二是神、万物与人内心三个世界之间的矛盾。阿奎那认为，世界是永恒的，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一切物质都在运动中并相互联系，由此才能感知其性质和形式。存在者是上帝创造的、独特的、绝对的、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有着内在的尊严与价值。因此，万物的殊相本身才是真实的存在。上帝统一的共相是人之理性虚构的名称，是殊相经过逻辑证明的结果，服从于个体的理性思考与世俗的生活实践。这对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发起了“属于一般形而上学问题” [52] 的挑战，引出一种新的存在论以及关于神、万物与人的新观念。这标志着上帝之“神启”和“天意”与人之理性之间出现了裂缝，动摇了人的理性与对上帝的信仰之间的统一。从此，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人类对世界与历史的认识从全能上帝视域的“封闭世界”转向人之理性通达的“无限宇宙”，但也给作为普遍和个体的人类带来了各种焦虑与不安全感。同时，区别于古代的现代观念开始投射向人类自身，意味着每一个时代都优越于前人的自由和进步，但灵魂救赎的任务交给人类自身。

同样的，科学作为理性真理，取代了启示真理的神学，越来越成为认识和理解万物之存在与起源的手段。中世纪后期，物理学逐渐成为一门自主的学科，逻辑和数学则是通达自然哲学的“婢女”。物理学的作用在于，把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运用于自然现象的宏观结构和原理上，为自然界的运动事物提供因果关系的解释，因此更能够为人们的直接经验和直观感受所支持。显然，从提供知识的确定性层次来说，物理学不如数学，在方法上也不同于算术几何的演绎推理，所以，数学往往是让物理学更加精确的分析工具，也是物理学通向神学的必由之路。这构成了中世纪假设性的、与经验研究无关的数学物理学。这种假设采用形而上学、神学和反事实推理，把“科学”归为认知范畴，视为与“宗教”一样的心灵习性或理智德性。因此，科学与宗教在知识的获得手段方面趋于一致，是神学体系中的一套信念和实践，从而有着共同的认识论基础和目的论假设。 [53] 科学进步意味着个人有目的地迈向智慧和德性的运动；同时，通过目的论的科学进步，个人内心小宇宙的自我统治为上帝统治物质世界的大宇宙提供手段。

其三是圣父、圣子与圣灵之间的矛盾。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通过信仰来维持上帝的永恒、全能和统一，但在中世纪后期之后，经院哲学对于三个位格如何实现“一”这个问题出现了分歧。对不同优先性的主张逐渐演化为三种神学体系，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上帝全知全能的存在以及人神关系。其中，圣父神学是麦奎利所说的“哲理神学”，对应康德“物自体”意义上的“世界”，解释上帝创造世界万物，意味着永恒、存在、统一、原因、起源、记忆、自然和物理是一切的根本。后来，圣父神学演化为自然神学，认为“神即自然” [54] ，神学成为自然哲学或科学本身，经拉普拉斯对牛顿思想的改造，形成英国经验哲学传统的自然神—机械动力论预设。圣灵神学相当于麦奎利的“应用神学”，对应康德“物自体”意义上的“灵魂”和“理念”，用以解释上帝与普遍人类的关系，意味着爱、幸福、秩序、规律、意志是构成上帝的核心要素。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到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都认为“神即普遍灵魂”，因此，神学成为一种“生命哲学” [55] ，形成了法国理性哲学传统的理性神—唯灵论预设。“圣子神学”是麦奎利的“象征神学”，对应康德“物自体”意义上的“上帝”，目的是解释上帝与个人意志的关系，强调知识、智慧、理解、形式等是实现上帝之统一的要素。 [56] 这演化为“意志神学”，认为神与人同一论是辩证的，进而以辩证理性推动历史进程，产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雅斯贝尔斯重申从奥古斯丁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传统，认为“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 [57] ，奠定了德国历史哲学传统的意志神—辩证动力论预设。

显然，三种神学体系形成了新的形而上学前提，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本性以及人与认识对象的关系这样的基本问题给出或假设了确定的回答” [58] 。三者在近代启蒙运动中都得到了竞争性的发展，转化成近代历史哲学的前提假设。近代的历史哲学家不得不通过人类的历史性存在来规定时间，通过时间来规定人类的存在，以此拯救人类自身和所生存的世界，为人类的乐观、进步和目的性存在重新赋予确定性意义。然而，在世俗化的新时代，对不同议题之间的诸多理解、解释和重新组合，构成各种相互冲突的“现代性方案”。现代性方案作为一系列努力，共同回应了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危机，并对“上帝死了”这一时代问题，竞争性地重建出一种逻辑连贯的新的形而上学假设。其目的是，在基督教上帝隐退之后，为彻底个体化的绝对存在重新拯救人类自我、世界和历史。 [59] 他们把自然、主体的人或神性的人推到上帝的位置上，从此，神的意识与力量依附在自然界、理性或历史中，而一只“看不见的手”继续推动着普遍历史（进步的观念）的发展。各种替代性的“神学体系”依据人的主体性、神意和自然赋予不同的优先性，形成了三种特殊的形而上学传统，带来了历史哲学的不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