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读书的故事与体会
特殊时代的少年读书生活
有一次媒体采访，问我少年时的理想是什么。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少年时浑浑噩噩，虽然比较早地喜欢上了读书，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理想和抱负。后来努力回忆，想起我曾经有过一个“理想”，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经常读书，并且发表对所读之书的看法。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书评”此物，那时也没有“书评人”这样的角色。谁想到几十年后，这个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居然不知不觉在我身上实现了。
从繁体竖排版《西游记》开始
“文革”开始，文化惨遭浩劫，“封资修”（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也，此语现在中年以上之人皆耳熟能详，年轻人则或许要查字典矣）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文化，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成了“毒草”，皆在禁止阅读之列。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若要读书，只剩下小红书和鲁迅的书可读。许多人都谈过那时无书可读之苦。然而，那个时代还有另一番景象。
小时候我不是一个好学生，这是让我父亲最恼火的事情。那时候，我和绝大多数男孩一样对阅读并无爱好，我热衷的活动和其他小男孩并无不同——打架、爬墙、逃课。有一次我们爬进了一个解放军的驻地，结果被发现遭到呵斥，不过这件事本身让我们几个小男孩都很有成就感，并因此消弭了遭到呵斥可能带来的沮丧。那时我因为课堂纪律不好，一周六天课，几乎总有四天会被老师关着，放学不让回家。我父亲那时是一位小学教师，虽然他工作的学校并不是我所上的那所小学，但两所学校相去不远——同一条马路上的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两所学校的教师经常在一起学习，所以班主任总有机会告我的状，这曾让我父亲恼火不已。
不过，让我那时的老师大伤脑筋的是，我的作业做得很好，考试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我学习差一点，老师应该不会那么恨我——纪律不好学习也不好，可以当反面教材；纪律不好学习却好，更让老师生气。
“文革”时我去了北京，当时十三四岁。那时候我姑母家大人都不在，就剩下比我小两岁的表弟——他后来成了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还只是十一二岁光景。后来，我们在重庆的姑母的孩子也来到北京。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三个男孩一起过。那种生活有点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情形。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在北京的姑母家见到了“扫四旧”劫余的《西游记》和《三国演义》。虽然竖排繁体字我以前从未见过，但《西游记》的故事情节将我紧紧吸引住，我连猜带蒙，看完上册时，已经自动认识了大部分繁体字（主要根据它们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位置），也习惯了竖排。看完《西游记》，再看《三国演义》。正是这两部古典小说为我打开了最初的眼界，让我知道还有文学、历史的广阔天地。
几个月后，当我再回到上海时，我变得喜欢看书了。幸运的是，我在离开北京时从姑母家带回了《水浒》。除此之外，我开始在家里疯狂地找书来看。“文革”一开始，父亲所在小学的图书室就被封闭了，但父亲可以从保管图书的老师那里为我弄书。他弄来的多数是西方文学名著。我每看完一本，就赶紧再去换。我母亲是机关干部，“文革”前她负责机关图书室的购书工作，“文革”既起，图书室也被封闭，书就交她看管，于是她经常“监守自盗”，悄悄拿几本书回来给我看，看完后再去换。许多古典文学的入门书，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汉魏六朝赋选》之类，我就是这样读到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时代她竟能辗转托人从越南买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当时她负责单位培训越南实习生的工作，由于许多越南人都能读中文，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所以中国会向越南出口这些书籍。
那段日子经常是这样过的：我父母白天上班，我外婆在家，学校停课，我在家里翻箱倒柜到处找书。我甚至找到了表姐“文革”前用过的语文课本，她的高中语文课本里有《打渔杀家》《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戏剧的选场，有《灌园叟晚逢仙女》这样的旧小说。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样的书已经很好看了。
我的“买空卖空”
家里的书很快就不能满足我的欲求了。那个时候，谁有书就可以跟人交换。由于父母的原因，不久我就在我的小朋友中间有了一点名气，成为一个“能弄到书的人”。“能弄到书”在当时是一种珍贵的资源，拥有这种资源，就可以与人进行交换。小朋友们将他们弄到的书借给我看，我将我弄到的借给他们。渐渐地，我成了一个小小的中心，我和好几条渠道保持着“单线联系”，不同渠道的书通过我完成交换。这样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我突然发现自己不用再去搞新的书了，因为那些书都要经过我的手，比如说我可以与甲、乙分别联系，在把甲的书借给乙的间隙读完，又把乙的书借给甲，再利用间隙看完，很多书就这样读到了。回头来看，当时自己可以自由读书很幸福，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系统性和针对性，有什么就看什么。但这也不算是缺点，对于一个少年来说，有这么多书可以读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这种地下的借书交易，周转时间通常都极短，一本书在手里一般是三天左右，短的只有一天，甚至只有几小时。然而人人都极讲诚信，几乎没有失约的，更未遇到过拖欠书不还之事。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我专门建立了流水账，上面一笔一笔记录着谁借走了什么书，哪天还，向谁借了什么书，哪天还（这些表格让我母亲一度十分担心，因为她据此猜测我参与了某些小集团）。再看看今天，朋友之间借书不还已成家常便饭，有人还翻出古人“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的话头来做谈助，回想当年小伙伴之间的诚信，能无愧乎！
记得当时欧阳山歌颂革命的小说也被列入禁书，母亲不准许我看，说里面有“黄色内容”。但她这么一说，我偏就要找来看，并且很快通过和小伙伴换书找到了。过了一些日子，我忍不住向她显摆，告诉她其实《一代风流》系列里的《三家巷》和《苦斗》我都看过了。她听后非常生气，说你尽看这些“毒草”，将来怎么办啊？
“雪夜关门读禁书”一直是中国文人喜爱的境界。在群书被禁的年头，能弄来种种“封资修”的“毒草”，关门而读之，是何等刺激的事！这也正是我们那时能够极快地读完每一本书的原因。我曾经用一天读完《复活》，用半天读完《当代英雄》，而为了一本《安吉堡的磨工》，我和同学们创造了24小时之内5个人读完的纪录——轮班接续着读，记得排给我的时间是午夜0点至次日凌晨4点。
对于我母亲弄来的那些古典文学书籍，因为停留在手里的时间可以稍长，我就抄录。我不仅抄录了几千首唐诗宋词，还抄录文章，甚至像潘岳《西征赋》、庾信《哀江南赋》这样的长篇作品，也全文抄录不误——而且还是用毛笔！那时我们都不敢想象这些书将来还有再次印刷出版的一天，而实际上几年之后，这一天就到来了。不过，当年那一厚摞手抄本，我至今还保留着。
如今读书已经不是那么有诱惑力、那么使人痴迷的一件事了。书太多，得来太容易，读书的劲头却远不及当年。回想当年偷读禁书，并无功利目的，所读之书，却深入脑海，沁入心田，此又非昔日始料所及也。
为外婆讲《聊斋志异》，给自己搞诗词格律
在那个阶段还有一件事比较重要，现在想来应该是对我日后的写作有些帮助：有一次我从北京姑母家搞来铁城广百宋斋图咏本《聊斋志异》，线装的，记得有16册。我当时看得兴味盎然，偶尔还会讲一讲其中的故事给外婆听，她很喜欢，于是后来就变成每天留出一个固定时间给她讲《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为了让外婆听得愉快，我要选择一些有足够情节的故事来讲。最初我只是把故事翻成白话讲给外婆听，后来发现效果不好——把文言的书面故事用口语来讲效果不一定好。我外婆是旧式的家庭妇女，文盲，因此并不适合某些叙事方式，于是我就对故事做了一些改编。起先讲故事的时候我还需要拿着书，过不多久，我就不再需要看着书讲了。我给外婆讲故事得到的奖励，是可以吃一两块饼干。我讲故事有功，老太太就奖励我吃饼干，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古朴的场景。
事后回想当年的情景，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两个方面都受到了锻炼：首先是叙事能力，我要把一个事情尽量讲得让老太太明白；另外一个则是在繁简之间的合适的度，哪些内容要讲得细致，哪些内容可以一笔带过，这种内容上的繁简增删也会影响讲故事的效果。
在那个阶段我还做了一件事，掌握了古典诗词的格律。当时我想知道旧体诗词的格律，于是有一天就去问语文老师，结果遭到申斥，说这种东西是“封建糟粕”，你去学它干什么？而在当时，王力的《诗词格律》之类的书又搞不到。但我最终用了一个笨办法把最常用的格律都掌握了。我找来几十首律诗，将每个字的平仄声列出，从中寻找规律。当时我母亲见我的字纸篓中出现大量56格的表，里面填着圆圈和黑点，感到非常奇怪，不知道我又在搞什么名堂。“文革”结束后，我买到了王力的《诗词格律》，对照了一下，发现我用自己的笨办法竟然已将旧诗格律完全弄懂，甚至还发现了常用的拗格。
1972年我初中毕业，进工厂成为一名电工。电工通常是倒三班，到中班和夜班的时候没什么事，就可以看书。我从小动手能力强，进厂半年就独立当班了。我的技术提高非常快，而电工的工作特点就是技术越高，工作时间越短。我很快就带了徒弟，有问题就徒弟去，徒弟搞不定的时候打电话回来问，还搞不定我才出手。这样一来，我看书的时间就更多了。我的徒弟不久也加入进来，经常是当班的时候我们俩都在看书。
这时候已经进入“文革”后期，很多东西以内部出版物的方式印行，其中包括苏联小说和重要人物回忆录。《你到底要什么？》和《核潜艇闻警出动》是我印象很深的两部作品。“你到底要什么？”这个问题，在那个岁数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要自己问自己的，因此这个小说的标题非常打动我。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一些细节上已然说法不一，但无可否认的是，当年“你到底要什么？”的困惑以及由这本书带来的“难以描述的阅读快感”已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文革”快结束的时候，“四人帮”在北京倒台了，他们在上海的余孽竟计划在上海搞“巴黎公社”，要求所有基干民兵加入。我们厂当时1000多人，有一个基干民兵排，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有一支冲锋枪。当时基干民兵接到通知，有可能要按照搞“上海公社”的方案拉到前线去。那时候，我已经读了一些历史书，知道这件事是对抗中央，结果肯定是给坏人当炮灰；而且基干民兵怎么可能跟解放军对垒呢，除了装备和训练天差地别之外，从道理上说也是叛逆。但在当时，基干民兵是不能违抗命令的，如果抗拒，就会受到惩罚。
要说怕死，我倒不怕，那时候我刚刚20岁。正好在此时，我读到了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讲的是旧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后的命运。小说中的两姐妹各自有了爱人，一个是红军，一个是白军，这两个爱人当然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中。最后的结果，是那个白军爱人投向了红军。
这个小说给了我一个灵感——我当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拉上前线，我要做什么，怎么办。后来我想好了，如果被拉上前线，我就找机会带上我的枪向解放军投诚。在我想好了以后，有几天我很安静，但我没将此事告诉父母，甚至我的困境也没对父母说起过，因为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惊恐。没过多久，中央制伏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孽，命令解除，我们用不着上前线了。
虽然这个事情没有真的发生，但小说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文革”结束后此书重印，我立刻就买了一套，但那只是出于一种怀念，那三本书自从买来之后我一直没有再读过。但读书可以帮助解决人生问题，这真是一个奇特的例证。
我的忘年交张庆第先生
也是在这个阶段，我遇到了一位老先生，他后来成为我的第一个忘年交。那是在“文革”后期，当时他周围的人对他仍是躲得远远的，因为他身上“牛鬼蛇神”的印记还远未洗干净。我那时只是觉得他学问好，愿意和他交往，遂成忘年之交。
张庆第先生祖父一辈曾是清朝的大官，家中又广有资财，所以年轻时过着裘马轻肥的公子生活，虽称不上旧王孙，至少也是旧家子弟。他先在北京读书，后来到上海进大学念国际关系专业。据他自述，那时青年学生以思想“左”倾为时髦，所以他白天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甚至拿瓶子砸警察，晚上却照样进舞厅跳舞鬼混。学校的学生剧团排演曹禺的《雷雨》——据说这是该剧的首次演出，他扮演的角色竟是鲁大海，也真可以算是讽刺了。
因为他有表演才能，后来抗日军兴，他成了四支抗日演剧队其中一支的副队长，军衔是中校。这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经历（尽管那支演剧队的上校队长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他在“文革”中被整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后他在当时的政府机关里做事，1949年他成为相当高级的“留用人员”。但像他这种出身不好，有“国民党反动军官”经历，又有复杂海外关系的人，不久就被发付到上海一个二三流的高校，投闲置散，教教英语和中文。
他是我在进大学之前接触的唯一一个文化人，对我当时的阅读起了某种引导作用。认识他的时候，我正疯狂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同时还猛读来自苏联的“内部读物”，如《你到底要什么？》《朱可夫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之类。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小江啊，人家讲“封资修”，我看你“封”和“修”的毒已经中得不少了，幸好“资”的毒中得尚不深。我初听这话有些莫名其妙，回味了几遍后突然省悟——他这是在开导我，让我注意读西方的东西啊。于是我又开始猛读西方文学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白痴》《当代英雄》《唐璜》《艾凡赫》《巴马修道院》……读得昏天黑地。
在考大学报专业的问题上，他给了我最珍贵的建议。
那时我周围的人都认为我是天生的“文科坯子”，自然应该考文科。我自己则因理科的东西自学起来比较困难，反而想报理科——我想，有老师教着学，会比自学容易。家父母则基本上由着我自己选择。我就去问计于他。他对我说，你学文科理科都能行——我算是做过他几个月的学生，他知道我的底细。但是，他加重语气说道：“我告诉你，学了理再去搞文，完全可以；而学了文再去搞理的，我从未见过。”就是这句话，使我立刻下了报考理科的决心。多年后回首往事，他那句话的反例我确实一个也未见到过。而我此后一直在文理交界处行走，并能以此谋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他那句话之赐。
我从上大学开始，直到去北京念研究生，前后十年，每次放假回上海都要去看他，和他聊上几个钟头。和他聊天是一种类似“精神迷幻”的过程——他总是将你带到昔日的世界中去。他随意回忆、评点过去那些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和事，议论滔滔，神游万里。从民国政要到地下党，从前辈文人到上海滩大流氓（他还曾写过一个关于黄金荣的剧本）……他还有中国文人“秀才论兵”的传统嗜好，可以详细介绍“二战”时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兵力配置，司令是谁，旗舰是哪艘，舰载飞机多少架、型号是什么……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受他的影响，我后来也开始收集、阅读一些战争史方面的书——这也是与我的科学史本行有关系的。
他自称平生“五毒俱全”——其中包括烟、酒、茶。他抽很凶的烟，有时还要用烟斗抽烟丝；中、晚两餐必喝酒；茶必是极浓的苦茶，我每次去，他亦必以苦茶待我，我初嫌其苦，后来渐渐习惯，竟喜欢起来。可是这烟和酒终究害了他——晚年他得了喉癌，手术之后，声带几乎不能发声。这时我去看他，他就只能用写字板和我交流了。这对于一个一辈子谈锋健利的人来说，是多么别扭的一件事。但是他身体依然强健，八十开外的人，照样可以骑着自行车上街转悠。
在我搬家到武定西路那年，我想起已经有半年没去看他，如今新居离他家很近，正好可以多走动，就打电话给他。电话是他老爱人接的，她声调悲戚，第一句话就是：张老师走了！电话差一点从我手中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