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探寻真相，培养侦察兵思维
第1章 两种思维模式
1894年，德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一名清洁女工在一个废纸篓里发现了一张被撕碎的纸条，由此引发的事件让整个法国陷入一片混乱。这名清洁女工是法国间谍。1她很快将纸条送到了法国军队高级官员手中，高官们读了纸条上的信息后极为震惊，意识到他们当中某个军官一直在向德国出卖高级军事机密。
纸条没有签名，但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军官很快成为怀疑对象。能够接触到纸条中敏感信息的高级军官并不多，德雷福斯是其中之一。他是法国总参谋部唯一的犹太人，在同僚眼中是冷酷、傲慢、自负之人，因而不太招人喜欢。
调查过程中，不利于德雷福斯的证据越来越多。有人声称看到德雷福斯在某处逗留，打探消息。还有人声称听到德雷福斯赞美德意志帝国。2有人曾看到德雷福斯出入赌博场所。此外，身为已婚人士，他还包养情妇。以上种种迹象表明德雷福斯不可信赖。
法国军官们越来越确信德雷福斯是间谍，于是设法获取了他的字迹样本，与纸条字迹进行比对。吻合！嗯，至少看起来字迹相似。虽然某些地方不太吻合，但字迹如此相似肯定不是巧合。为了进一步确认，调查人员把纸条和德雷福斯的字迹样本送交给两位专家进行鉴定。
一号专家鉴定结果是吻合，军官们的怀疑得到了验证。然而，二号专家却不那么肯定。他告诉调查人员，这两份字迹很有可能出自不同人之手。
两位专家给出了两种不同的鉴定结果，这可不是军官们想要的答案。于是他们想起了二号专家在法国银行工作。金融界是犹太人的天下，他们有权有势，而德雷福斯是犹太人，所以二号专家的证词不足为信。军官们认定德雷福斯就是他们要找的间谍。
德雷福斯坚称自己无辜，但无济于事，他还是被捕了。1894年12月22日，军事法庭判定他犯有叛国罪，判他终身单独监禁，要关进魔鬼岛监狱。名副其实的魔鬼岛远在大西洋彼岸，是法属圭亚那附近的小岛，曾是麻风病人隔离地。
听到判决后，德雷福斯无比震惊。被拖回监狱后，他一度想自杀，但最终放弃了，因为自杀意味着自己有罪。
临行前举行了革除军职仪式——当众摘除德雷福斯的军徽，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德雷福斯蒙冤受屈”。就在一名陆军上尉撕下德雷福斯制服上的纹饰时，一位军官开了一个反犹太人的玩笑：“记住，他是犹太人。他可能正在计算那条金穗带值多少钱。”
德雷福斯被游街示众。面对记者、曾经的同僚和围观群众，他大喊：“我是无辜的！”回应他的只有一声声辱骂：“犹太人去死吧！”到了魔鬼岛，他被关在一间小石屋里，除了警卫，看不到任何人，警卫也从不跟他说话。晚上，他被铐在床上睡觉。白天，他一封接一封地写信请求政府重新审理他的案件。但在法国政府看来，案件业已结束。
“这可信吗”vs“这必须信吗”
看上去似乎有人故意陷害德雷福斯，但事实上逮捕德雷福斯的调查人员并没有蓄意构陷无辜之人。在他们看来，一切调查都基于客观证据，而所有证据都指向德雷福斯。[1]
但实际上调查人员的动机极大影响了他们的调查，尽管他们自认为调查很客观。首先，调查人员本来就不太信任德雷福斯，同时迫于压力需要尽快揪出间谍。其次，调查启动后，另一个动机随之产生：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对的，否则有可能颜面尽失，甚至因此丢了工作。
这种调查在人类心理学被称为定向动机推理，或动机性推理，即人类的无意识动机会影响其最终结论。3关于动机性推理，心理学家托马斯·吉洛维奇的解释非常清楚。他说，若人们希望某件事为真，就会问自己“这可信吗”，并想方设法找理由去相信它。若人们不希望某件事为真，就会问自己，“这必须信吗”，并想方设法找理由不去相信它。4
刚开始调查德雷福斯时，调查人员透过“这能否成为罪证”这一视角来审视关于德雷福斯的各种谣言和间接证据。在这种“怀疑他有罪”的动机下，调查人员更容易轻信谣言和所谓的证据。
当二号专家告诉他们德雷福斯的字迹与纸条字迹不符时，调查人员问自己：“这必须信吗？”并找到一个不予采信的理由：二号专家是犹太人，与调查方存在利益冲突。
为了搜寻罪证，警察甚至搜查了德雷福斯的家，但一无所获。于是他们问自己：“还能相信德雷福斯有罪吗？”接着便为自己找了一个相信的理由：“他可能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经销毁证据！”
就算我们从未听说过动机性推理这个术语，这种推理过程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我们周围很常见，只不过叫法不同，如矢口否认、一厢情愿、确认偏误、为自己找理由、同族意识、自我辩解、过度自信和自欺欺人。动机性推理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如此基础的东西似乎不应该有这么特殊的名称，让人听着奇怪，也许应该简单称之为推理。
这种推理现象随处可见，如人们对某些新闻故事津津乐道，因为这些故事支撑他们关于美国、资本主义或“如今的孩子”的观点，而对于那些不符合他们观点的故事，人们就会选择性忽略。再比如，当一段令人兴奋的新恋情出现危险信号时，我们会找各种理由视而不见，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付出的情感更多；当同事把事情搞砸了，我们会说他能力不够，但当我们搞砸了事情，我们会说那是因为自己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当某一从政者触犯法律，如果他和我们不是同一政党，我们会说他代表的政党何其腐败，但如果他和我们属于同一政党，我们会说腐败的是这个人，而不是整个政党。
两千年前，叛离雅典的城邦相信自己可以推翻雅典统治者，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样描述这些城邦的动机性推理：“（他们的）判断更多的是基于盲目的愿望，而不是合理的预测，因为人类的通病是……对于不想要的东西，会用充足的理由加以拒绝。”5修昔底德的这段论述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关于动机性推理最早的论述。但我毫不怀疑，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里，人类就一直被彼此的动机性推理激怒或逗乐。如果我们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已经掌握书面语言，他们也许会在拉斯科洞穴的墙壁上潦草地刻下这么一句吐槽：“巴珊王噩一定是疯了，他觉得自己是最佳猛犸象猎手。”
动机性推理犹如防御作战
动机性推理很难对付，原因是发现他人的动机性推理很容易，发现自己的动机性推理却很难。当我们推理时，总认为自己在客观、公正、冷静地分析事实。
其实，在这种自我意识的表象下，我们很像保护阵地的士兵，在面对威胁性的证据时奋起捍卫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将推理比作防御作战在英语中非常常见，只要谈到推理，我们使用的语言通常都是军事用语。6
谈到信仰，我们总乐意将其比作军事阵地，甚至比作抵御攻击的碉堡。我们会用“根深蒂固”、“有理有据”、“基于事实”和“论据充分”等词语来描述信仰。我们会说，信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我们持有坚定的信念或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还会说对某事的观点不可动摇。
此外，我们的论证不是为了攻击就是为了防守。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有人戳穿我们的逻辑漏洞或驳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可能会受到强有力的反驳。我们的立场也可能会受到挑战、破坏、削弱甚至推翻。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证据来支持或加固自己的立场。久而久之，我们的观点得到强化和巩固。我们的信仰变得根深蒂固，就像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不再被敌人击中。
如果我们改变想法会怎样？那就是投降。对于不可逃避的事实，我们可能会承认、同意或接纳它，让它进入我们的战壕。当意识到自己的立场站不住脚时，我们可能会放弃它，或者承认对方某方面正确，就像在战斗中放弃阵地一样。[2]
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进一步了解动机性推理，我称之为士兵思维。我们将了解动机性推理的成因以及它对我们是有益还是有害的。但我们还是先看看可怜的德雷福斯最后怎样了。随着一个人物的出现，德雷福斯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皮卡尔重审德雷福斯间谍案
先来认识一下乔治·皮卡尔上校。从外表看，他非常普通，绝非兴风作浪之辈。
1854年，皮卡尔出生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市的一个政府官员和军人家庭，年纪轻轻就在法国军中崭露头角。和大多数同胞一样，他爱国，信奉天主教，也同样反对犹太人，但没有那么极端。他是文雅之人，认为针对犹太人的宣传，比如法国民族主义报纸上刊登的长篇大论，品味过于低俗。但由于在反犹太主义的环境中长大，他从小就对犹太人持本能的轻蔑态度。
因此，当1894年皮卡尔得知法国总参谋部唯一的犹太裔军官是间谍时，他丝毫不怀疑。审判过程中，德雷福斯自称清白，皮卡尔仔细观察他，认为他在演戏。在革除德雷福斯军职的仪式上，当德雷福斯的军徽被摘除时，正是皮卡尔开了那个反犹太人的玩笑（“记住，他是犹太人。他可能正在计算那条金穗带值多少钱”）。
德雷福斯被押往魔鬼岛后不久，皮卡尔上校得到提拔，继任反间谍处处长，该部门之前一直负责调查德雷福斯案件。上任后，皮卡尔受命继续收集对德雷福斯不利的证据，以防定罪受到他人质疑。皮卡尔开始搜寻证据，但一无所获。
不过，很快就有一件更紧急的事情需要皮卡尔去处理——间谍再次出现。送给德国人的碎纸条不断被截获。这一次，罪犯似乎是一位名叫费迪南德·沃尔辛·埃斯特拉齐的法国军官。埃斯特拉齐酗酒、嗜赌，负债累累，因此有足够的动机向德国出卖情报。
皮卡尔在研究埃斯特拉齐写的纸条时，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埃斯特拉齐工整的斜体字为何看起来如此熟悉……他想起了给德雷福斯定罪的那张纸条。难道这一切只是自己的假想？皮卡尔找到了那张纸条，将它和埃斯特拉齐的纸条放在一起比对。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两个笔迹一模一样！
皮卡尔将埃斯特拉齐的纸条交给了军队内部的笔迹分析师，该分析师正是那位证实德雷福斯本人笔迹与德雷福斯案件中的纸条笔迹相符的一号专家。“是的，现在给我的这些纸条与德雷福斯案件中的纸条笔迹相符。”分析师说道。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纸条是最近写的呢？”皮卡尔问道。分析师耸耸肩说，如果是那样，一定是犹太人训练了这个新间谍模仿德雷福斯的笔迹。皮卡尔认为这种推测不合理。他越来越担心，他们错判了这桩间谍案，让德雷福斯蒙受了不白之冤。
还有最后一丝希望：查证德雷福斯审判中用到的密封证据档案。同僚们对他说，只需看看那些证据就可以确定德雷福斯有罪。皮卡尔翻出了档案，仔细研读，但他再次感到失望。他发现这份所谓的铁证如山的定罪档案，除了猜测，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
同僚们如此想当然地推测，如此冷漠地将无辜之人送进监狱，皮卡尔感到义愤填膺。他继续追查，但遭到了军方的强烈阻挠甚至公然迫害。上级派他去执行一项危险任务，欲将其置于死地，但没有得逞，最后以泄露机密罪逮捕了他。
但经过十年监禁和多次审判，德雷福斯最终沉冤昭雪并恢复军籍。皮卡尔成功了。
德雷福斯复职后活了三十年。据家人回忆，德雷福斯从魔鬼岛回来后，健康大不如从前，但他对自己经历的磨难表现得很隐忍。真正的间谍埃斯特拉齐畏罪潜逃，最后因贫病交加而死。皮卡尔依旧受到军中仇敌的骚扰，直至1906年，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任命他为陆军部长，以表彰他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突出贡献。
每当有人问皮卡尔为什么要冒着丢官、坐牢的风险，孜孜不倦地揭露真相，为德雷福斯平反昭雪时，他的回答总是简单的一句：“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这是真的吗”
德雷福斯事件使法国两极分化，震惊了全世界。这一事件中，皮卡尔上校让人难以置信地成为捍卫真相的英雄，他的心理是该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皮卡尔和其同事一样，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他不信任犹太人，也不喜欢德雷福斯这个人。此外，他知道，一旦自己证明德雷福斯无罪，代价将无比巨大，那将引发军队巨大的丑闻，他本人的军官生涯也将遭受重创。但与他的同事不同的是，所有这些因素并没有阻挡皮卡尔探求真相的脚步。
皮卡尔基于证据，逐渐证明德雷福斯是无辜的，这种推理过程就是认知科学家所说的理性推理。前文提到，定向动机推理通过“这可信吗”与“这必须信吗”的视角来论证观点。与之相反，理性推理论证观点的视角是“这是真的吗”。
皮卡尔曾试图找到更多不利于德雷福斯的证据，但没有一个证据令人信服。在检查埃斯特拉齐写的纸条时，皮卡尔发现埃斯特拉齐的笔迹与让德雷福斯获罪的那张纸条笔迹相似。针对这一新发现，笔迹分析师的解释很随意：“一定是犹太人训练了这个新间谍模仿德雷福斯的笔迹。”皮卡尔却无法接受这种草率的结论。于是他去查阅德雷福斯的审判档案，结果发现自己一直以为铁证如山的档案里根本就没有铁证。
如果把定向动机推理比作士兵“击退”不利于己方的证据，理性推理则像侦察兵勘察地形，绘制战略地图——下一座山那边有什么？河面上的是什么？是一座桥？还是我看走眼了？哪里有危险？哪里有捷径和机会？哪些方面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我的情报有多可靠？
侦察兵也并非毫无动机。他可能也想知道这条路是否安全，对方是否薄弱，部队过河的地方是否有一座桥。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他要知道哪些东西确实存在，而不是自欺欺人地在地图上虚构一座桥。侦察兵思维意味着你绘制的“地图”要尽可能准确，这个地图就是你对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当然，侦察兵们都知道，任何地图都不可能完美地呈现现实，都或多或少有所简化。不断追求精准意味着不断意识到自己理解中的局限，进而发现地图中尤其粗略或可能出错的地方，同时还意味着我们要秉持开放的态度，随时根据新情况来调整自己的看法。在侦察兵思维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威胁”我们已有的观点。如果发现自己错了，很好，那说明我们的认知地图有了改进，这对我们百利而无一害。
不同的思维模式决定我们的判断
生活充满了主观判断。对现实的认知越接近真实，我们的判断就越准确。
对于一些棘手问题，人们倾向于找理由维护自己的观点。侦察兵思维能帮助我们在这些棘手问题上不再自欺欺人，例如，身体出现这种状况，我要不要去检查一下？现在该止损了，还是再等等？我和爱人的关系会好转吗？我的爱人会改变要孩子的想法吗？
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包括：我真的必须解雇那个员工吗？明天的展示我需要做多少准备？公司现在必须筹集大量资金吗，还是我只是被筹集资金带来的即时效应诱惑了？产品迟迟不发布，真的是因为产品需要改进，还是我以产品需要改进为由推迟做出决定？
侦察兵思维会让我们质疑自己的假设并对制订的计划进行压力测试。不管是对新产品的性能提出建议，还是为军事演习出谋划策，都要问自己：“最有可能失败的地方在哪里？”这有助于我们提前针对各种可能性完善自己的计划。比如医生，在确定最初的诊断之前要综合考虑其他诊断。就像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在怀疑患者患有肺炎时，经常会问自己：“如果不是肺炎，那还会是什么病？”7
有些工作看起来似乎不需要侦察兵思维，但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这些工作同样依赖侦察兵思维。大多数人认为律师就是为委托人辩护，因此律师的思维模式就像士兵思维模式，极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其实不然。律师在选择案件和准备辩护材料时，需要准确地了解案件的优势和劣势。高估自己这一方，会导致在法庭上因准备不足而措手不及。这就是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律师经常将追求客观和自我怀疑作为职业生涯中必须学习的最重要技能之一。正如一位著名律师所说：“年轻的时候，你很想帮助委托人，于是不断告诉自己，‘房间里真的没有大象，真的没有披着粉色缎带的灰大象……’”8
在人际交往中，我们认为自己的叙事或解读完全基于客观事实。实际上，你的抱怨——“爱人对我冷暴力”——在对方看来只是想“尊重爱人故而给他足够的空间”。你认为的“真实”可能会被解读成“鲁莽”。只有侦察兵思维才能让我们愿意考虑，甚至相信除了自己的解读还有其他合理的解读。
做拥抱真相的人，哪怕真相令人痛苦，只有这样别人才会对你敞开心扉。当然，你可能会让爱人告诉你，你们的关系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你可能也会鼓励员工告诉你公司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在听到真相后为自己开脱甚至与他们争辩，可能以后就很少能够听到真相了。谁愿意在说出真相后受到抨击呢？
两种思维模式中，不论是侦察兵还是士兵，都是理想中的人物。没有人能成为完美的侦察兵，也没有人会是纯粹的士兵。我们每天都因场景不同，在两种思维模式之间切换。
商人在工作中可能更像侦察兵——乐于验证自己的假设，发现自己关于市场评估的错误……回家后就切换成士兵思维模式——不愿承认婚姻中的问题，也不认为自己会犯错。企业家会以侦察兵思维方式与朋友谈论自己的公司，讨论目前计划是否有错……第二天回到办公室后，当自己的计划受到合伙人质疑时，企业家又切换成士兵思维模式，本能地为自己的计划进行辩解。
我们都是侦察兵和士兵的混合体。但在某些情况下，有些人做得更好，成为更优秀的侦察兵。这些人和皮卡尔上校一样，更真诚地渴望真相，即使真相非其所愿。此外，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想当然的论据。他们会主动走出舒适区，验证自己的理论，进而发现自己的错误。他们更容易意识到自己的地图可能与现实不符，因此更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本书将探讨这些侦察兵的哪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士兵思维转换成侦察兵思维。
首先，我们要认真讨论什么是士兵思维。为什么我们默认的思维模式通常是士兵思维模式？士兵思维为何如此根深蒂固？换句话说，既然侦察兵思维这么好，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不用？这就是下一章的主题——士兵思维在保护什么。
[1]值得注意的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检察官暗地向法官提供了伪造信件，证明德雷福斯有罪，从而妨碍了司法公正。然而，历史学家并不认为逮捕德雷福斯的官员从一开始就有意陷害他，他们是在逐渐确信德雷福斯有罪后，才不遗余力通过卑鄙手段致其被定罪。
[2]即使是那些似乎与防御作战的隐喻没有任何联系的词语，当你深入探究它们的起源时，也往往会发现这种联系。例如，反驳（rebut）一个观点就是要力证其不符合事实，而“反驳”这个词的最初含义是击退进攻。我们一定听说过“坚定的信徒”（staunch believer），“staunch”的原义是指一堵坚固的墙。我们可能还听说过“抱有坚定的信念”（adamant in their beliefs），“adamant”作名词时意为神话般坚不可摧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