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导读
重读《红星照耀中国》
孙华
八十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跨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世界，特别是其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向全世界介绍了红军长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真相。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在接受一名德国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斯诺的评价和感激：“当其他人谁也不来的时候，斯诺来到这里调查我们的情况，并帮助我们把事实公诸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1]《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说：“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奋斗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以及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在思考“究竟哪里才能找到可以团结的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的力量”[3]，斯诺和他的作品在中美两国人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所说：“只有那些当时身在中国的人们，才能回味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只影响了一代中国人，使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也吸引了白求恩、柯棣华等许多国际反法西斯战士不远万里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的侵略。白求恩曾给友人写信说：“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4]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记者，他的个性注定他会与中国结缘，也注定他会终其一生为中美关系的建立、发展与恢复奔走呼号。斯诺在一九二九年写给父亲的信中说道：“中国目前处境悲凉。……中国急需一名改革领袖，一名极具卓越力量的支柱人物，一名实事求是的理想家。他必须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摆脱一切腐朽桎梏，摆脱贫穷困苦，摆脱民族伤痛……”[5]斯诺思想的变迁是随着他眼中的中国而发生的。他游历了中国的许多地方，研究和学习汉语。他目睹了旱灾、洪水、众多绝望的人民，所有这些都是超出他想象的，斯诺思想的变迁，很大程度是源于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斯诺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通”，他一生所写的十一本著作中有九本是关于中国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中国也影响了斯诺，鲁迅、宋庆龄等人促成了斯诺的思想变迁，鲁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曾这样赞誉斯诺：“S君是明白的。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6]斯诺认为：“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7]他认为：“中国的小说和哲学比外国人几千页的歪曲报道更有价值。”[8]
斯诺通过对中国的观察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使他对神秘的苏区充满向往。成功地进入苏区以后，斯诺就开始了一生为之努力的工作：向西方说明真实的中国。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解读是真实的，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描绘非常写实，对中国共产党的提问极端认真。这些都成就了他作品的可信度。斯诺认为：“那么一个外国人冒掉脑袋的危险去探究这事的所以然，还有比这更值得冒险的吗？”[9]从一九三六年六月开始苏区的采访持续了四个月之久，斯诺通过实地观察与访谈的方式，全面、本质地对中国共产党、苏区人民的生活以及精神面貌做了通盘了解和多角度的把握。周恩来给斯诺的印象是：“具有冷静的、合理的和实际的头脑。最近九年来，国民党的宣传以种种侮蔑中伤中国共产党，把他们形容为‘无知的强盗’‘匪徒’等，可是，周的温文的谈吐，却和国民党的宣传完全不同。”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解读，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朴实的情怀和斯诺细致入微的观察。斯诺对毛泽东提出了八十个问题。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探索中国革命运动源泉的一种重要的指针。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十二个篇章里的第五章是专门写长征的，内容包括“一 第五次‘围剿’”“二 整个国家的迁移”“三 大渡河上的英雄”“四 通过大草地”四个部分。斯诺说：“在华南苏区存在的整个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外国的考察者，进入过这一个红色区域——除了苏联以外唯一的为共产党统治着的国土——这实在是一件憾事。因此，凡为外国人所写的关于华南苏区的故事，都是第二手的东西，而不是直接的材料。不过在这些外国人的记载中，有几个要点可从别的记载——红军之友或仇敌所写的——得到印证。而这几点，正表明了红军的根基所在。”斯诺披露了长征的统计数字：“在路上的三百六十八日，有二百三十五日花费在白日行军中，有十八日花费在夜间行军中。在停留的一百日（有许多是用在作战上的）之中，有五十六日是在四川西北部度过的，因此在总长五千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四十四日，即每隔一百一十四英里停歇一下。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天走了七十七里——二十四英里。如此大军以此平均速度走过许多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这真是一种惊人的行走。红军一共过了十八个大山岭，有五个是全年被雪覆盖着的，他们渡过了二十四条河流。他们经过了十二省的地方，占领了六十二县，除了打败、逃避或包围了中央政府所派遣去攻打他们的各种军队以外，他们还冲破了十省不同的地方军阀。”长征是军事上伟大的业绩之一。红军的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而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然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是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总有一天会有人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
斯诺对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在美国开始是以单篇的报告文章的形式与美国读者见面的。最早的是一九三七年二月美国《亚洲》（Asia）杂志发表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七月至十一月分别连载了《毛泽东自传》和关于长征的报道。斯诺因为采访和报道了中国苏区，成为西方媒体“抢先发表独家新闻的新闻记者”[10]。在美国，媒体对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他的其他新闻作品有很高的评价。《纽约时报》认为：“《红星照耀中国》是首次对共产主义的深刻报道，他对中国的报道是具有预见性的。”[11]美国资深记者西奥多·怀特对埃德加·斯诺的评论说：《红星照耀中国》是“新闻报道的经典例证，埃德加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发现和描述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一样”。[12]《新闻周报》指出：“通过一九三七年他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部预言性的关于游击战争及其领导者的作品的出版，埃德加·斯诺立刻成为最有名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编年史作者。他与中国领导人的特殊关系给了他其他记者无法企及的优势，但这一优势是他通过艰苦努力获得的。”[13]
《红星照耀中国》促进了世界各国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推动了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进程，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直接的第一手素材。《红星照耀中国》引起了罗斯福的极大兴趣，使他很快成了“斯诺迷”，后来他多次邀请斯诺一起讨论中国问题。他曾说：“我一直在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继续这样做下去，直至我们能使他们联成一体。”[14]
对于斯诺来讲，我们对于他的最高评价是：他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但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非常多，我们为什么会记住他呢？这是因为他在新闻事业里面的光辉业绩，他在特殊的时期里，让世界了解中国真实的一部分。正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所说：“作为记者，他对帮助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巨变做出了（而且不断做出）不可比拟的贡献。”
一九三四年年初，斯诺以美国《纽约日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应邀兼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讲授新闻学课程，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到燕京大学后，他请在新闻系读书的萧乾等一起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通过小说来向西方揭示中国的现实。斯诺对中国的命运十分关切，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斯诺还建议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六年十月末，斯诺从陕甘宁边区回到北平[15]之后热情地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在燕园，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于一九六〇年六月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见到了北大的师生和当年的友人，访问进行了五个月。他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大洋彼岸》一书中指出：“从前，最重要的是国立北京大学，在那里，培养了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造者，到如今，北大还是雄心勃勃的艺术和科学系学生以及毕业的研究人员向往的地方。”一九六四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重返燕园，访问北大师生。正是他与北京大学的这种特殊关系，使他与北大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放在北大未名湖畔。正如他生前所愿：“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一九九三年三月四日，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开始系统地组织研究和介绍斯诺及其他国际友人的研讨会、纪念会；发表和出版研究国际友人的论文和著作；开展同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关机构、团体及人士的友好往来与交流活动。以期让更多的青年人成为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的主体，通过融入不同的文化，通过了解彼此的故事，通过跨越常常隔膜我们的成见和误解，增进沟通，成为深化国际关系的活力。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国——八十年前斯诺做到了，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做到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和平发展，使更多友好的目光投向中国。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中国的看法都不相同。今天的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用蓝色的眼睛看着这个红色的国家，我们无法回避。人文交流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这样文明间就能够和谐共处，相互促进。
[1]《我们都感谢你的》，《人民日报》1982年2月15日。
[2]［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3版，第1页。
[3]［美］拉铁摩尔，《序言》见［美］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等译，《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版。
[4]刘力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斯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460页。
[5]埃德加·斯诺给他父亲的信，1929年5月26日。
[6]鲁迅，《1936年1月8日致郑振铎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3卷。
[7]萧乾，《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8]［美］约翰·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著，沈蓁、沈永华、许文霞译，《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4页。
[9]［美］爱德华·卡特，《〈红星照耀中国〉书评》，《太平洋事务杂志》，1938年第5期。
[10]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版，第353页。
[11]Edgar Snow，Author on China，Is Dead，The New York Times，18，February，1972，p.42.
[12]The Man Who Knew Mao，Newsweek，28，February，1972，p.46.
[13]赵佳楹编著，《中国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918页。
[14]［美］伊·卡思著，徐隋林、刘润生编译，《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48页。
[15]1928年至1949年9月27日，北京称为“北平”。后文根据所涉时间，分别表述为“北平”和“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