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俄罗斯文学的精神品格

基于俄罗斯文学文化特性的精神品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强大的责任伦理。

从普希金的创作开始，俄罗斯文学就成为一种接受社会审查和评判的社会性公众表述，伴随着俄罗斯专制制度的强化，文学经典越来越成为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走向的一种语言的文化表述。俄罗斯作家从不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自我心绪、情感的表现，而是为集体代言，为民众代言，为人类代言，为先进的思想代言。作家、批评家从未忘记对个人、民族、人类自觉的责任担当，他们从来就是社会历史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把自己看作民族乃至人类精神灵魂的捍卫者、拯救者。他们的创作始终承载着一个时代人的集体经验，这种经验是与民族解放、社会变革、文明进步、道德新生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

责任伦理使得俄罗斯文学具有强大的对现实弊端和人的道德沦丧的批判功能，预测并引领未来的思想功能，使得文学创作成为时代思想和社会心态走向的风向标。作家对社会历史、民族命运、人性变化、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刻体认，使得每个时代都能产生出体现社会发展，表达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来。俄罗斯作家始终具有启蒙者的意识、改革家的精神、思想家的品格、艺术家的风采。

诗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以不同的方式说过，诗人预言家应该“用语言点亮人们的心灵”，“燃起战士战斗的激情”，给人们“带去真正的真理与爱的学说”。而这一传统的忠实继承者，19世纪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在其创作宣言《诗人与公民》中，以公民的身份批评那些试图让人们放弃对现实社会重大命题的关注，沉浸在个人情感和情绪宣泄中的诗人，他大声疾呼：“做一个公民吧！/为了艺术献身，/为了身旁人的幸福活着，/将你的才华服从于拥抱一切的爱的情感！”遵循这一艺术创作原则，俄罗斯作家始终直面历史与现实中的一切残缺、邪恶，批判一切反文化现象，对社会时弊、人格缺陷，一切有碍于人的美好、幸福、自由的现象毫不妥协，以其深刻、厚重的文学创作参与了俄罗斯社会和人精神生活的重构。

文学的责任伦理，我们还可以从作家多舛的人生中得到有力的证实。以黄金世纪为例，从普希金到莱蒙托夫，从果戈理到屠格涅夫，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他们遭受了或被监禁、流放，或被革除教籍，甚至被判处死刑的迫害。在20世纪，也有一大批作家惨遭流亡、监禁、杀害，比如布宁、古米廖夫、叶赛宁、沃隆斯基、扎米亚京、巴别尔、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等。这样的名字我们可以长长地罗列下去。普希金说：“我们的文学，不如别人家天才的奢华，而这恰恰就是其独特之处，她没有丝毫卑躬屈膝的奴颜。我们的天才崇高而独立。”[1]19世纪的思想家、作家赫尔岑说，俄罗斯文学是一部“被放逐者的记录，殉难者的史册”。

第二，鲜明的精神、灵魂向度。

文学的精神、灵魂向度是指文学对世俗生活、物质世界的超越，是指文学所拥有的一种强大的人文精神，一种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人的精神存在从来都是俄罗斯文学叙事的核心，相应地被作家忽视和偏废的是人世俗的物质性存在。

文学对物欲的否定这一命题，最早出现在普希金的中篇小说《黑桃皇后》之中。他描写了一个工于心计的青年军官格尔曼被金钱左右的生命悲剧。以攫取财富为生命追求的“金钱骑士”既是那个时代性格的图腾，也是个体精神堕落、道德沉沦的写照。果戈理的《旧式地主》塑造了一对恩爱有加，却整日沉浸在安逸、宁静的日常物质生活中的旧式地主夫妇。作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看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一种无法容忍的庸俗与无聊，一种令人鄙夷的生命自恋和人性扭曲。《死魂灵》中的贵族地主们也正是在对金钱、财富的贪婪的攫取和守护中成了一具具精神畸形的“死魂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戈洛夫廖夫老爷一家》则将这一命题推向了极致：一代贵族地主对财富的攫取达到了令人恐怖绝望的程度。对财富的争夺使得家已不再是躲避社会噩梦的绿洲，而成了展现金钱社会罪恶和丑陋的市场。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贵族“多余人”原型所表现的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不仅连接着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更与人的精神疾患息息相关。托尔斯泰伯爵笔下的贵族涅赫留多夫，从放弃私有财产，批判私有制所建构的“物神”崇拜开始，拒绝与上流社会共谋，从而走向灵魂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探讨的是人的一种共时性的灵魂状态。他通过人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纠结、罪感来表现人灵魂的冲突、挣扎、呼号。宗教视角更大大深化了他对灵魂的叩问。他的小说告诉读者，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一部社会发展史，更是人的个体灵魂的无有休止的搏斗史。正是在书写精神、灵魂这个意义上，宗教哲学家谢·布尔加科夫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作“我们的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两个‘太阳’”。展现精神、灵魂的复杂性并建立起灵魂关怀的维度正是俄罗斯文学独有的灵魂叙事，是世界文学鲜有的灵魂书写的光辉典范。

第三，崇高的理想主义。

“崇高”是与悲剧并列的美学范畴，是古罗马修辞学家朗加纳斯在他的《论崇高》一书中提出的审美主张，他认为古希腊艺术作为典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崇高性”。他所张扬的崇高，就是文学需要伟大的思想、饱满的情感、高超的艺术、强烈的感染力。

俄罗斯文学对生命苦难和精神苦难的有力反拨，必然导致对“崇高理想”的向往。理想主义是俄罗斯作家基于现实缺憾而生成的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内在精神价值观的显现。俄罗斯文学家们始终在承诺一个绝对的真理——一种柏拉图式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或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或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或是一种理想人格，或是人类的理想天国。这个绝对真理并非来自科学，来自现实生活，而是来自对真善美的想象，来自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民族心灵。

在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时时都有崇高的理想主义的辉映。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如普希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道德上的理想主义如果戈理、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人性的理想主义如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布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生态的理想主义如普里什文、卡扎科夫、艾特玛托夫；审美的理想主义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费特、帕乌斯托夫斯基等。由崇高理念生成的乌托邦叙事贯穿了俄罗斯文学的整个历史，它不仅是一种审美理想，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文体，构成了文学表现现实生活与想象世界的特殊领域，成为文学发展重要的精神原动力之一。

“普希金是属于未来的”，俄罗斯文坛流行的这一说法意味着诗人书写的是人类社会渴想的“迷人幸福的星辰”，是对“沉重的枷锁会掉下，阴暗的牢狱会覆亡，自由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的未来的向往。屠格涅夫始终以饱满的艺术激情塑造了一个个时代的英雄。列斯科夫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信仰坚定，具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宗教圣人形象。车尔尼雪夫斯基更是在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理想伦理、理想人格的伟大憧憬，对未来新人的呼唤。托尔斯泰遵循宽恕、博爱的基督精神，营造了一个能抵御世界冷漠、卑俗，根除仇恨和暴力的理想天国。契诃夫将生活本身的复杂、人性固有的幽暗、人格常见的缺陷通过多意的朦胧表现了出来，其中深藏着他对理想人格、理想人性、理想人和理想生活的强烈渴望。他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脸蛋、衣裳、思想、心灵。”

第四，内在的悲剧精神。

俄罗斯作家精神探索、灵魂拷问的文学旅程穿越的是一个充满苦难、不幸的世界，其中蕴蓄着强大的悲剧精神。比起西方和中国的同行们，他们对苦难，特别是对人的精神苦难更加敏感，更愿意也更善于表达。

充满曲折、危机、苦难的俄罗斯历史是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生成的外在缘由。俄罗斯千年文化史中有近二百五十年鞑靼人的统治史，三百余年残酷的农奴制。历史上最严酷的极权，社会上最长久的动荡与混乱、暴力与流血，世界上最可怕的战争都曾经发生在俄罗斯的土地上。

马克思在他晚年时说过，俄国是在没有政治解放这一过渡阶段的情况下，在没有形成现代资产阶级的情况下，由封建农奴制度向着工业化国家迈进的。欧洲小说背后存在着具有稳定作用、日趋成熟的宪制结构、资本主义。然而，在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生活的俄罗斯，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俄罗斯小说的发展繁荣始终伴随着俄罗斯的社会动荡以及由这一社会动荡产生的社会灾难与人的精神危机。这正是文学悲剧精神的社会历史源头。

俄罗斯文学的悲剧精神不仅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和表现这一生活的艺术实践的支持，更有根植于作家内心的深刻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不是怜悯，不是悲情，而是深入骨髓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悲哀，有很强的内在精神、内在情感，很强的悲剧深度。显然，从对生活和生命的悲剧性考量的深度而言，俄罗斯文学要高于西欧的和中国的小说。德国哲学家尼采深深地被这种悲剧精神所震撼，他说：“我情愿用俄罗斯式的悲哀去换取整个西方的幸福。”[2]比起俄罗斯文学来，中国文学的这种悲剧精神则更弱。批评家刘再复说，中国文学“缺少罪感文学，缺乏面对良知叩问灵魂和审判灵魂的文学”，“中国古代的悲剧，除了《红楼梦》之外，缺乏大悲剧精神……缺乏对罪感的承担精神”[3]。

俄罗斯文学中的悲剧精神主要呈现出两种形态：英雄的悲剧与无事的悲剧。

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父与子》《复活》《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就是这种英雄悲剧的叙事典型。主人公毕巧林、巴扎罗夫、涅赫留多夫、格里高利·梅列霍夫、日瓦戈就是时代的悲剧性英雄人物，都是以其曲折、豪迈、凄美的人生示人的。而以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左琴科、舒克申等为代表的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善于在最不容易被觉察和发现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揭示生命的和人性的悲剧。作家告诉人们，当社会压迫、精神苦难制造人的不幸的时候，多数人会消极地适应这种社会压迫，当人性发生变异时，多数人会变得麻木不仁，两者都以不幸告终，都充满了悲剧性。但这种悲剧性所呈现的形态不是英雄式的，而是日常生活中不易被人察觉的悲剧。正如鲁迅所言，生活中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俄罗斯文学的悲剧精神在其发展变化中造就了文学经典不同的悲剧美学，形成了情感色彩的斑斓与审美语义的丰盈，使得作品总是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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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Х1Х века о св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Составитель И.Е. Каплан， Новая школа. М.，1995，С.11.

[2] С.В. Перевезенцев. Русский выбор. Очерк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Изд. Русский мир. М. 2007. С. 288.

[3] 刘再复、林岗著：《罪与文学》，中信出版社，北京，2011年，第152、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