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商人的世界

1533年左右，艺术家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为德意志汉萨同盟的伦敦总部大厅制作了两幅气势磅礴的装饰壁画。被称作“钢院”（Steelyard）的汉萨同盟伦敦总部坐落在泰晤士河河畔的一块长方形的土地上，隶属伦敦桥以西的万圣大教堂（All Hallows the Great）教区。这个地区受到伦敦市长和市议员们的精心监管，而汉萨商人长久以来在这片地区享有特权。“钢院”是一处工作基地，包括河边的一间半木结构的仓库，以及伊斯特林（Easterlings）码头的一台用于装卸船只的起重机。蓝色的圆顶塔楼高耸入云，蔚为壮观，俯瞰着周边的昆希瑟（Queenhithe）码头、三鹤（Three Cranes）码头和冷港（Coldharbour）码头等众多码头。和伦敦很多其他地方一样，“钢院”赤裸裸地宣扬着商人的权力和金钱。

霍尔拜因也是德意志人，他和一些汉萨商人很熟，他给他们画过肖像画。他能生动地抓住作画那一瞬间人物的神韵：画中的青年们机敏、胸有成竹并充满自信，画像常以办公室或账房为背景，他们身着锦衣华服，享受着美酒佳肴。相比之下，霍尔拜因的这两幅壁画在绘画技巧和目的上都与他绘制的肖像画截然不同。巨大的壁画以精美的亚麻布为底，蓝色的背景上点缀着金色，两种颜色形成强烈对比，极为引人注目。它们更像是寓言——一种大胆而勇敢的道德挑战。一幅壁画中，贫穷被人格化为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坐在摇摇晃晃的车里，身后跟着一群工匠、工人和流浪汉。另一幅描绘了普路托斯（Plutus），罗马的财富之神，他形象老迈、身形佝偻，坐在一辆堆满财宝的战车上。

乍一看，财富之神的巡游像在大肆庆祝财富和物质享受。事实正好相反，这是一场毫无乐趣的游行，因为跟在财富之神旁边艰难跋涉、为自己的财富所累的是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克洛伊斯（Croesus）、弥达斯（Midas）和坦塔罗斯（Tantalus）这些命运悲惨的人，以及命运女神，后者被蒙住双眼，盲目地抛撒金块。复仇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盘旋在上空，随时准备惩罚那些骄傲自大、冒犯神明的人。在中世纪的雕刻中，恶魔把地狱中不知悔改的罪人生吞活剥，霍尔拜因向商人客户们展示的也是这样一个残酷、毫无希望的场景。像寓言一样，这幅画背后隐藏着画家的意图，它在警醒世人：没有人能逃过上帝的审判。显然，财富虽是寻求世俗上成功的途径，却也铺就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霍尔拜因就像一名教士或布道者，他知道罪恶终究会让罪人尝到苦果。

这两幅壁画均配有题词。一幅写道：“黄金既催生阿谀奉承，又导致悲伤失望/没有它的人死亡，拥有它的人恐惧。”另一幅写道：“因为命运之轮随时可能转向，富有的人每时每刻都在担心害怕。”

霍尔拜因的寓言有两个标题。第一个是《贫穷的胜利》（The Triumph of Poverty），第二个是《财富的胜利》（The Triumph of Riches）。[1]

* * *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距离“钢院”不远的地方。从泰晤士河的码头和岸边台阶往北面走一点，穿过城市中紧密相连的街道，就到了圣安东尼教区的教堂里。那里有一个人非常熟悉这座教堂，并在1500年初埋葬在这里。一方面，圣安东尼教区教堂属于宗教改革前的伦敦，那个伦敦拥有值得引以为傲的教堂和修道院，但在欧洲的标准下不算特别突出的城市。另一方面，这位埋在教堂中的教区居民是那个时代的普通商人的代表，在新世纪前夕的伦敦，他这样的人很典型。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时代的纪念碑。在这本书里，这样的纪念碑非常重要，因为伦敦和伦敦人的生活在接下来的120年间，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圣安东尼教堂像这座城市的其他许多教堂一样小巧整洁，有一座精巧的塔楼和一些醒目的彩色玻璃，安静地坐落在巴奇路旁的空地上。教堂始建于12世纪，1400年左右，一位伦敦市长慷慨解囊，将其重建。几代人以来，另有几十位富有的捐助者和教区居民参与改建这座教堂，修补外墙，增筑小礼拜堂，用玻璃美化它，他们的墓和铭文遍布教堂四周。可以说，只有一座古老的教堂能在当下唤起人们对往昔的深深感触。

1500年初的一天，一位中年伦敦商人的尸体被从圣安东尼教堂祈祷室送入了坟墓里。这件事很平常，数十年来城里每周都会举办同样的葬礼。随着时间流逝，这一传统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这位商人也没有特别之处，因为在伦敦有几百个像他一样的人。他成功且受人尊重，在城市里担任重要职责，他的名字是托马斯·温杜特（Thomas Wyndout）。

对于温杜特而言，死亡并不意外。他对待死亡的态度和对待他的精细织物生意一样：小心谨慎、深思熟虑。1499年7月，也就是都铎王朝的国王亨利七世统治的第14个年头，他提前立好遗嘱。当时约翰·珀西维尔（John Percyvale）是伦敦市长，斯蒂芬·杰宁斯（Stephen Jenyns）和托马斯·布拉德伯里（Thomas Bradbury）任伦敦治安官。为了他的家庭及亲朋好友的幸福，温杜特做了所有他认为必要的安排。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庄严地等待上帝对自己做出最后的审判，并向圣母玛利亚和所有天上的神灵推荐自己，期盼能得到永生。[2]

温杜特是丝绸商公会（Mercers’ Company）的自由民，也是伦敦市市民。伦敦的全体市民在16世纪组成了一个封闭的俱乐部，只有一小部分居民属于这个俱乐部；这些少数拥有特权的居民在市政府中有发言权，而其他伦敦居民则不享受这种特权。成为市民的途径是成为伦敦同业公会（livery company）的一员，这意味着获得资历和尊重。这些同业公会是组织和监督伦敦各行各业的机构，诸如成衣商公会、呢绒商公会、金匠公会、生皮商公会、牛油商公会、葡萄酒商公会、肉商公会，等等。每个公会都有清晰的等级制度，有会长、执事和其他管理人员；有约束成员活动的管理法庭，该法庭能对违反公会规章制度的人进行纪律处分；有宴会厅（在任何公会中，社交都非常重要），也常被用作集体祈祷的礼拜堂。同业公会建造救济院，捐助慈善事业，有时还会创办学校。他们形成了伦敦政治体制的中坚力量：他们代表金钱和权力。公会和市政府融合在一起，因为伦敦的治安官、市议员和市长都是资深公会成员，其他居民无法对市政施加影响。虽然在英格兰都铎王朝时代，大部分权力都是由拥有土地的王室成员、贵族、士绅和教会精英掌握，但在伦敦，获得影响力和政府要职的关键是在商业上取得成功。

由于是丝绸商公会成员，温杜特享有良好声望。丝绸商公会起源于12世纪，当我们审视伦敦最高职位的概况时能清楚地看出，它在所有伦敦公会中地位超群。在1480至1500年间共有22位市长任职，其中鱼商、服饰商、生皮商、成衣商公会的资深会员各有1位，金匠和杂货商各有2位，另有3位是呢绒商。丝绸商却有8位，其中亨利·科利特（Henry Colet，托马斯·温杜特跟他关系匪浅）曾两次任职市长。[3]

温杜特的店位于伦敦最大的商业街齐普赛街（Cheapside）。那里的陈列柜和橱窗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贸易城市。坐落在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影子中的齐普赛街上满是商店货摊，一派热闹的景象。成衣商贩卖便帽、礼帽、线、布带和缎带，丝绸商贩卖布料和刚从安特卫普运来的高档面料。丝绸商公会的总部就在附近的阿克的圣托马斯医院（hospital of St Thomas of Acre）。几个世纪以前，这里曾经是阿克的圣托马斯骑士团的基地，那是一个类似于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的半宗教的军事团体［因此hospital来自“医院骑士”（hospitaller）一词，后者指受过军事训练的为基督教而战的僧侣］。阿克的圣托马斯医院被进一步赋予了特殊的精神意义，因为1121年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就出生在这个地方。他后来成为殉道的大主教和圣人，几个世纪以来被称为 “伦敦之光”（light of the Londoners）。[4]

伦敦的圣安东尼教堂和阿克的圣托马斯医院对托马斯·温杜特意义重大。在前一个地方，他接受了基督教的圣礼；在后一个地方，他和同行们吃喝聚会，共同处理行会事务。我们有时很难分清信仰和生意，托马斯的市民责任也是如此。温杜特生活中第三个重要场所——市政厅（Guildhall），就在距离齐普赛街不远的地方。托马斯很熟悉从圣安东尼教堂步行到圣劳伦斯巷（St Lawrence Lane）和卡特街（Catte Street）的路线。市政厅的院门就在卡特街，紧挨着圣劳伦斯犹太教堂（Church of St Lawrence Jewry）的东墙。

整个伦敦都由市政厅管辖，影响城市生活各个方面的决定就诞生在这座巨大的15世纪的哥特式建筑群中。人们自觉而精心地建造这些建筑，以此宣告伦敦的财富及其享有的独立自治特权。市政厅是一座由大厅、法庭、地下室、礼拜堂和图书馆组成的壮观迷宫。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它精美的雕花门廊，奔赴庭审。有些法庭神秘的名字体现了伦敦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市长法庭、市议员法庭、市法院法庭、孤儿法庭、治安官法庭、民会法庭和请愿法庭（也被称为良知法庭）。这正是托马斯·温杜特的世界，因为他是这座城市的两位治安官之一（1497至1498年任职），而且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当选了伦敦二十六个选区之一的克里普门（Cripplegate）的市议员。作为市议员，他需要身穿醒目的鲜红色长袍。

* * *

像许多都铎王朝的商人一样，托马斯·温杜特不是在伦敦出生的，而是从其他地区移居过来的。他本是赫特福德郡人。他的父母葬在埃尔迈恩大道（Ermine Street）上的小村庄班廷福德，他们的儿子正是沿着这条古罗马时期就修成的大道，在他们过世的多年前前往伦敦的。

16世纪的伦敦是一座移民城市。有些移民是幸运的，有些移民（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却不那么幸运。幸运的是那些有毅力在苛刻的学徒阶段坚持近十年，并最终开始自己的事业的男孩们。年轻的托马斯很幸运，因为他的师傅是丝绸商亨利·科利特，他在公会中颇有影响力，后来又成为市长。

商人的职业生涯要经历许多固定的阶段。首先是学徒阶段。学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和师傅的关系。学徒往往是青少年，他们被收作师傅家中的一员——完完全全被当作家族的一分子——而科利特家族非常大。鉴于他日后的成功，我们认为托马斯跟随科利特的几年使他拥有了一块极佳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敲门砖”。

第二阶段是成为公会成员，这可能和学徒阶段一样具有挑战性。年轻的商人不仅需要适当的赞助人和建议（再也没有比科利特更好的师傅了），还需要足够的本钱。从务实的角度考虑，任何一位商人都需要一位妻子，她最好是能带来庞大嫁妆的富商之女，或者是能让新配偶尽情使用其前夫财产（尽管这些财产不直接属于她）的寡妇。托马斯·温杜特在1480年以后与伦敦杂货商、议员和前治安官托马斯·诺兰德（Thomas Norlande）的女儿凯瑟琳结婚。有了亨利·科利特的帮助、凯瑟琳的家族关系和伦敦丝绸商界这个小世界里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朋友们的支持，托马斯·温杜特找到了自己的谋生之路。

但在1480年1月，事情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彼时温杜特的事业岌岌可危，他在丝绸商公会的法庭上被控签订了一项在外人看来性质非常可疑、几近犯罪的商业协议。此外，这项指控甚至暗示当时还单身的托马斯对一位已嫁给资深丝绸商的女士图谋不轨。托马斯·温杜特被他的前辈们惩罚，并得到了一个沉痛的教训。

多亏了丝绸商公会的官方文件，温杜特的轻率事件被记录了下来。我们不清楚事件记录是否完整，但能隐约感觉档案规避了部分尴尬的细节。我们所知如下：1478年，温杜特因为购买布料而欠一位名为约翰·卢埃林（John Llewelyn）的伦敦商人一大笔钱。9月，两位男士在安特卫普起草了一份向卢埃林偿还540佛兰芒镑（Flemish pound）的契约。奇怪的是，这项协议规定，温杜特将在“本人——丝绸商托马斯·温杜特——与伦敦丝绸商托马斯·谢利（Thomas Shelley）的妻子成婚时”归还这笔钱。到他们结婚的时候，温杜特将以他和他的全部货物为担保，一次性还清卢埃林的债务。[5]

这是一份非常古怪的合同，同时它也令人担忧，因为它带着一丝阴谋的气息。毕竟，在她丈夫不让位的情况下，温杜特怎么能够和谢利夫人结婚？可能是通过谢利先生的通风报信，爱德华四世（King Edward Ⅳ）的政府听闻了这份协议。在一年多以后的1479年12月，丝绸商公会收到了来自国王的措辞严厉的信件。国王认为这似乎是一场蓄意谋杀：这场交易的“前提是确保”托马斯·谢利死亡，“因此，显然上述交易的双方为这场死亡做出了全面的想象和谋划”。幸亏在谢利本人的介入下，国王允许丝绸商公会调查此事并惩罚罪犯；但是大臣也通知公会，如果公会不对这种“极其恶劣的罪行”采取行动，那么王室将代为履行正义。[6]

1480年2月，丝绸商公会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认为谢利和温杜特之间确实 “最近一直存在各种纷争和疑问”。卢埃林似乎没有参与听证会，争论的焦点全集中在谢利和温杜特之间。温杜特非常幸运，法院认定这笔交易的制定是出于当事人的过分“蠢笨”（simpleness）。公会的高级官员们非常谨慎地选择了这个词：它暗示当事人是出于天真而不是恶意犯下错误的。对于托马斯来说，这一定是一次极度痛苦的经历。庭审的主持之一是他过去的师傅亨利·科利特，另一位是原告托马斯·谢利本人。法庭命令温杜特向谢利先生和谢利夫人下跪以寻求他们的原谅，并且他被罚4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其中30英镑用于赔偿谢利的损失，其余10英镑纳入公会的金库。这就是他所受的严厉的纪律处分，鉴于指控的严重性，这一处分不足为奇。[7]

这一事件让托马斯·温杜特彻底清醒了。他的账房肯定在法院判决之后空了不少，更糟糕的是，这一私人言行的失检闹得满城风雨，影响了他的公司。在伦敦这一商业城市，嚼舌根很常见也很随便。

据我们所知，托马斯·温杜特之后再也没有行差踏错。他和凯瑟琳有一个名为巴塞洛缪的儿子和一个名为琼的女儿。在15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温杜特的业务不断增长，业务范围也有所扩大。他从事高档面料的交易，甚至为王室供应纺织品：亨利七世用温杜特供应的7码黑色天鹅绒做了一件短礼服。他将羊毛和羊毛制品出口到地中海，并从法国进口葡萄酒。他有在政府任职的野心，朋友和商业合作伙伴赞助他当选市议员，就像温杜特做治安官时支持他们一样。[8] 在这个充满金钱和势力的小世界里，商人们既相互竞争，也彼此合作。

　

1499年夏天，托马斯·温杜特立遗嘱时，他在市政府的职业生涯才刚刚起飞。他本可以继续任职多年——也许他甚至渴望成为市长。然而事实上，他最多只担任了几个月的市议员。尽管如此，他是成功的：他生意兴隆，又与许多有钱有势的人成为盟友与朋友。温杜特具有国际化的眼光，同时牢牢扎根于伦敦。他是事业有成的幸运儿之一：他是丝绸商、伦敦市民、治安官和市议员，并于1497年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在1500年——其实1600年也一样——的商业城市伦敦，贸易、家庭和友谊作为生活和事业中的三条线紧密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

渗透了托马斯·温杜特生活的世界的是中世纪晚期的天主教文化，它体现在历史悠久的仪式上，制定了出生与死亡的节奏。在这样一座数十万人聚集的城市里，生活充满危险和变数；相反，信仰却令人安心地在笃信和实践中存续下来。即使是在这座忙忙碌碌、你争我夺的城市里，人们也存有对天国安宁的向往。像每一个都铎时代的伦敦人一样，温杜特也需要关注自己的灵魂。

他想被安葬在修建于13世纪、附属于圣安东尼教堂的圣安妮小教堂里。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1499年，一块空白的石头守候在那里，只待被刻上适当的铭文。从各种意义上来讲，这座教堂承载了温杜特的伦敦生活。在彩色玻璃上，他看到了亨利·科利特和科利特的儿女们，他们是温杜特在伦敦最初的家人。[9]他自己的家人在那里祷告，四周环绕着那些属于像他一样的人的墓碑。他知道他的遗体会躺在圣安妮小教堂里，直到复活的那一天。

都铎时期的伦敦人无法把生命当作理所当然。他们热衷于死亡的象征。城里的这类预兆如此之多，提醒他们自己也终将一死。他们在神的监督之下生活，并为上天堂做准备。那些托马斯、凯瑟琳、巴塞洛缪和琼日复一日地在圣安东尼教堂看到的石墓和铜匾，一边歌颂着教区商人捐助者们物质上的成功，一边提醒活着的人生命是转瞬即逝的。曾主持重建这座教堂的托马斯·诺尔斯（Thomas Knolles）市长在他的墓碑上写道：“托马斯·诺尔斯的肉和骨/躺在这块石头下。”一位15世纪的杂货商的墓上写着：“我就是这样的，你也将变成这样。” 另一段铭文更加坚决：

即使是城里最有钱有势的人也无法逃脱死亡，没有人能免于上帝的审判。[10]

当托马斯·温杜特的一生结束时 ，他在8柄火炬和4根细蜡的照耀下落葬在圣安妮小教堂里。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天的圣安东尼教堂：弥漫在空气中的香火，熟悉的拉丁文礼拜仪式，在墓室旁和小教堂其他祭坛上燃烧的灯火。这是一场城市盛会，教堂里满是可敬的同业公会成员和政府官员，市议员们穿着紫罗兰色的长袍礼服，护剑官身着黑袍礼服，走在市长前面。对伦敦的上层社会来说，严格的礼仪和悠久的传统意味着一切。温杜特坟墓上的火把标志着他开始了从这个世界向下一个世界的旅程。对于他和先于他去世的家人来说，这象征着记忆和义务。在遗嘱中，他向安葬他父母的班廷福德教堂馈赠了一些火把和细蜡。[11]

温杜特请他的遗嘱执行人委托一名神父在葬礼上，以“通常的祷告……和安魂曲”作为亡者日课的内容，为他的灵魂歌唱。他留下钱雇人为父母的亡灵做了近四百场安魂弥撒，并指示遗嘱执行者找个“善良正直的神父”为自己、父母和所有基督徒的灵魂做二十年祈祷。慈善事业对于温杜特这一代信奉天主教的伦敦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一个世纪后的信奉新教的伦敦人来说亦是如此，尽管他们侧重点不同。对于温杜特来说，慷慨解囊可以帮助他顺利通过炼狱，但对后来的新教徒而言，根本就没有炼狱。

温杜特的遗赠显示出伦敦人惯有的丰富的生活形式，还说明富人认为自己应该对其他人承担义务；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补偿。教会地产和教堂排在他的受益人名单的前列。托马斯把钱遗赠给了史密斯菲尔德附近的伦敦修道院（London Charterhouse）里的加尔都西小修道院（Carthusian priory）、里士满的修道院、圣安东尼教堂的祭坛以及阿克的圣托马斯的丝绸商教堂。他本着同样的宗教责任感和市民义务，留下钱修缮城市的道路，赠给穷人、囚犯、牛津和剑桥的学者以及要结婚的贫苦少女。他期待这些人能为他祈祷，以此回报他的善行。

在为死亡做准备的时候，温杜特首先关心的是他的家人：他关心妻子凯瑟琳的安全，关心他们的孩子，还关心他的仆人们。他委托成熟老练、经验丰富的遗嘱执行人和监督人。像他一样，他们都是伦敦的自由民和市民，每一个都从属于某个强大而有特权的同业公会。他们有些是他的朋友和生意伙伴，是城里的重量级人物；还有一些是他以前的手下，一直对他忠心耿耿。[12]

托马斯·温杜特有多方面的义务：对上帝、对家庭、对丝绸商公会、对他的伦敦同胞。他对身后事务和慈善事业的安排照顾到了上述每个群体。生命的流逝是人类延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当温杜特在写下遗嘱，并为家人、遗产继承者们和“我的伦敦丝绸商同僚们”做出相应安排时，这一点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团体是一种归属感。

对托马斯·温杜特来说，丝绸商公会不仅是一个俱乐部或行业协会。对他（和其他人）来说，这是一种受悠久传统约束的生活方式，就像一种本能，像是他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想送给公会一件精美的镀金银杯。这件礼物最后在1503年的一次盛大庆典中，由他的遗嘱执行人呈给公会的会长。这场典礼庆祝丝绸商们的过去和现在，同时它也面向未来，提醒大家在以后的岁月里记住温杜特。通过丝绸商教堂每年的祷告，朋友们会想起他，这不仅是一种标准仪式或惯例。1506年，当公会的神父发现很难把托马斯的纪念祈祷塞进繁忙的教堂时间表时，他的遗孀凯瑟琳给会长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将它移到纪念圣凯瑟琳的聚餐时 ——这一建议简单而令人动心，毕竟她和圣凯瑟琳同名。[13]

　

凯瑟琳·温杜特在托马斯死后又活了25年，但她很快就再婚了，她的新丈夫理查德·哈登（Richard Haddon）爵士也是一位鳏夫。他在这座城市有权有势：像托马斯一样，他曾任治安官和市议员，于1506至1507年任市长，还是丝绸商公会的高级管理人员。理查德爵士的第一任妻子是温杜特的好友兼前商业伙伴、金匠约翰·沙（John Shaa）的姐妹。这并非特例，像温杜特和哈登这样的家族还有很多。友谊、生意、血缘和婚姻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成把这些家族连在一起的纽带。[14]

商业城市伦敦的女性促使城里的社会精英联系在一起。这些妇女结婚、生子、维护儿女和家族的利益。她们常不为人知，遭到忽视。但可以肯定她们是在场的：或是处于一段由嫁妆分量决定她们个人价值的不稳定的婚姻中，或是作为寡妇。有家族背景和嫁妆的年轻寡妇通常会再婚，结婚是在家庭和企业之间转移资本的有效且必要的手段。立遗嘱时，在坚持父系继承原则的前提下，丈夫常给妻子留下一栋房子和一些收入，以确保她能安然度过余生。儿子继承房屋、金钱和企业，女儿则协助建立商业王朝。

凯瑟琳·哈登夫人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她一丝不苟地对两任丈夫表现出相同的敬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托马斯的纪念祈祷，她于1506年前往丝绸商公会，而理查德·哈登爵士于1517年去世后，她维持着他的祈祷仪式和慈善事业。哈登从来没有回避对凯瑟琳和她的家庭的责任，尤其是对她的女儿琼。琼嫁给了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威廉，因而也是理查德爵士的儿媳。这场婚姻非常痛苦，两人经常激烈争吵，为了保护琼，哈登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制止威廉。[15]

1499至1500年，伦敦市民、市议员和丝绸商托马斯·温杜特做了最后的安排。他审视自己的灵魂，为妻子和家庭做好打算，向朋友和同事致敬，他还试图减轻穷人的负担，希望他们能因此为他祈祷。他已经为升入天堂做好准备，安顿好自己的事务，并且做完告解，但他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子孙后代将面对什么样的未来。

注释

[1]原壁画已经不复存在。可以确定的是，《财富的胜利》1752年在德意志的大火中烧毁，但它的草图原稿被保存在卢浮宫（还有一份复制品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另有1561年安特卫普印刷的蚀刻版画，现在保存在巴塞尔艺术博物馆（Kunstmuseum Basel）。参见 Paul Ganz, The paintings of Hans Holbein: first complete edition (London, 1950), pp. 284–8; John Rowlands, Holbein: the paintings of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complete edition (Oxford, 1985), pp. 223–4; Susan Foister, Holbein and England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2004), pp. 130–37; and Susan Foister, Holbein in England (London, 2006), pp. 69–71。

[2]PROB 11/12/28.

[3]Caroline M. Barron, Lond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government and people, 1200–1500 (Oxford, 2004), pp. 346–8.

[4]John Guy, Thomas Becket: warrior, priest, rebel, victim (London, 2012), p. 1.

[5]Acts of court of the Mercers’ Company, ed. Laetitia Lyell and Frank D. Watney (Cambridge, 1936), p. 131.

[6]Acts of court, ed. Lyell and Watney, p. 130.

[7]Acts of court, ed. Lyell and Watney, pp. 125, 130–34.

[8]D. J. Keene and Vanessa Harding, Historical gazetteer of London before the Great Fire (Cambridge, 1987), pp. 351–63;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 ed. William Campbell, 2 vols (London, 1873), vol. I, pp. 107, 182, 565, 570; vol. II, pp. 12, 342, 404, 438, 540; Alwyn Ruddock, ‘London capitalists and the decline of Southampton in the early Tudor period’, EcHR, second series, 2 (1949), p. 142; Beaven, vol. I, p. 130.

[9]Kingsford, vol. I, p. 252.

[10]John Weever, Ancient funerall monuments within the united Monarchie of Great Britaine, Ireland, and the Islands adjacent (STC 25223, London, 1631), pp. 402–3; Kingsford, vol. I, p. 252.

[11]‘For the buriall of Aldermen’, in The ordre of my Lord Mayor, the Aldermen & the Shiriffes, for their metings and wearynge of theyr apparell throughout the yeare (STC 16705.7, London, 1568), sig. B4-v.

[12]Anne F. Sutton, The mercery of London: trade, goods and people, 1130–1578 (Farnham, 2005), p. 382.

[13]PROB 11/15/41; Calendar of wills proved and enrolled in the Court of Husting, London, 1358–1688, ed. Reginald R. Sharpe (London, 1890), p. 611; John Watney, Some account of the hospital of St Thomas of Acon (London, 1906), p. 179; Acts of court, ed. Lyell and Watney, pp. 263, 273, 308–9.

[14]Sylvia Thrupp,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Chicago, 1948), p. 347; Sutton, Mercery of London, pp. 537–8.

[15]PROB 11/21/281; Sutton, Mercery of London, pp. 5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