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转移资金
第1章 什么是支付？
在南威尔士朗达卡农山谷的高处，有一座名为佩尼沃恩的村庄，那里居住着大约1500人。此处为英国经济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由于地形原因，出入村子只有两个方向：向上或向下。该村有邮局、杂货店和咖啡馆，此外再无其他商业活动场所。获取现金对大多数居民来说至关重要，但邮局是唯一可获取现金的地方，而它只在工作日和周六上午营业。最近的自动取款机在2千米之外，开车需要10分钟，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步行来回需要足足一个小时。由于一半的家庭没有汽车，并且大约三分之一的住户因疾病或残疾行动不便，去自动取款机取钱自然不是所有人的选择。当然可以乘坐公交车，但这又给人们增添了一项额外的开支，也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了压力——想一想，取钱之后，人们更愿意把钱花在哪里？是在自动取款机附近，还是在需要钱的村子里？[1]
在伦敦市中心，自动取款机并不短缺，但这对朱利安·阿桑奇在2010年因在瑞典面临指控而向英国警方自首没有什么帮助。阿桑奇还因“电报门”在美国被通缉：他创立的组织“维基解密”已经发布了数十万条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外大使馆之间相互发送的机密信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贝宝（PayPal）、维萨、万事达和其他公司开始拒绝处理针对维基解密的捐赠。[2]由于无法获得资金，该组织和阿桑奇都无法支付账单，尤其是支付托管泄密信息服务器的费用。不管你怎么看阿桑奇和维基解密，他当时只是被指控犯罪。这与金钱无关，也没有进入实际的司法程序，但私人公司却选择取消了他的支付权利。除了阿桑奇和维基解密，InfoWars（美国极右翼的“新闻”网站）网站也受到了类似的“支付封锁”。不管你怎么看这些事情，你都应明白，这样的举措无疑是将审查权交给了私营企业。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支付权利不太可能是我们首要担心的事情——甚至不是我们想要考虑的问题。比如，你可曾真正担心过你或者其他人能够付款或者收款？相较于此，我们其实更关心基本收入、债务、储蓄、养老金和贫困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否影响到了你个人，它们都是你每天听到的广受关注又深入人心的话题。
那么，从威尔士乡村居民到国际嫌疑犯，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支付究竟是什么？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名著《数学原理》（Princia Mathematica）中，竟然用前700页来定义数字“1”。就像数字“1”那样，支付的概念似乎很明显，即金钱从一方流向另一方的行为。不过，当然，并不止于此。本书不会给出冗长、正式的定义，但从法律角度来简单地认识一下支付究竟是什么还是大有裨益的。
在法律上，支付是“清偿债务的一种方式”。令人痛苦的是，债务虽然可以用“一磅肉”来偿还[3]，或者，如果你热衷于园艺，也可以用郁金香球茎来偿还[4]，但大部分债务都需要用金钱来偿还。现金作为法定货币其实也一样。也就是说，商家可以接受其他非现金的支付方式。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只是一种合法的债务结算方式而已。
在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百万英镑》中，年轻的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通过持有（但实际上没有花掉）一张无与伦比的、不可兑现的百万大钞，生活了30天。金钱与支付并非同一个概念，原则上来讲，小型简单经济体可以在没有支付的情况下生存。它们可以不使用支付系统，而是依赖共同义务将得到履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相互抵消的假设，追踪谁欠了谁多少钱。
我们最喜欢的例子是一个游客入住一座小岛上的一家酒店并（提前）支付100美元钞票的故事。旅馆老板用这张钞票还清了自己欠屠夫的债务，屠夫又用这张钞票还清他欠农场主的债务，农场主又把这张钞票给了修好他拖拉机的维修店老板，维修店老板又把这张钞票交给旅馆老板，因为旅馆老板上个月主持了他女儿的婚礼。在这一切都发生了之后，这位客人出现在酒店前台，说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取消住宿。旅馆老板把100美元还给他，然后他便离开了。一切如常，只是岛上的所有债务都已经结清。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债务没有偿还——屠夫不付钱给农场主，农场主就不能付钱给维修店的主人，以此类推，那会发生什么？整个小岛可能很快就会充满暴力，混乱不堪。
无论大小如何，我们今天的经济都是多元、复杂且相互关联的。那座小岛很整洁，不过岛上的那套系统对我们来说不怎么管用，但支付系统着实有效。
事实上，支付系统运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现代经济体就像需要水、电和能源那样需要它们。如果没有顺畅的运作支付系统，那么金融市场、商业、就业甚至失业就都会受到影响。看看你们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主要人员名单，你可能会发现，支付系统的员工赫然在列。除非你生活在远离电网的绝佳且完全自给自足的孤立环境中，否则你需要能够进行支付，并且（至少我们大多数人）需要能够收到付款。
既然拥有支付权利对每个人来说如此重要，那么以货币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首先必须确保人们拥有一个良好的支付系统，然后是每个人都能够使用它。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这些系统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它们是否运转得很好。
虽然拥有银行系统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使人们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但与拥有支付能力相比，它并非一种基本的需求。支付与银行业务并不总是共存，对于许多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来说，现金是唯一的支付选择。他们无法轻易进行远程支付，更容易受到腐败的影响（例如，发放政府福利的中间人的腐败），无法获取利息，而且还承担着保管现金固有的风险，如盗窃和通货膨胀等。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公民融入金融体系，摆脱以现金为基础的生活状态。不过，它们最大的进步是将数字支付扩展到最贫穷和最偏远的农村地区。
发达国家依然还有一些未享受银行服务的民众，他们是为数不多但始终存在的靠现金生存的人。如今，这些人（可能还有其他人）面临的不断增加的风险是被排除在最基本的金融服务——支付系统——之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金融包容的技术与电子支付手段却增加了发达国家金融排斥的风险。比如说，无现金支付为赞比亚卢萨卡等地的最弱势群体带来的是益处，但为美国路易斯维尔、英国利物浦和法国里昂等地的最弱势群体带来的却是伤害。
我们的每一笔支付活动都会对未来的支付系统产生影响，为如何配置收银台人员、是否接受支票及在何时何地分配现金等决定提供依据。如果英国、瑞典等国的无现金支付趋势继续发展，那么商店将停止接收现金，自动取款机将消失，而无银行服务和现金依赖者将无法进行支付或收款。
当人们无法进行支付时，他们会寻找替代方案。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盗窃行为，但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你用什么支付，你准备接受什么样的支付，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事。只要双方能够接受，使用什么方式来偿还债务其实并不重要。如果你不能支付住房抵押贷款的利息，银行就会把你的房子收走。在战争年代，人们经常以物易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荷兰一度被纳粹占领，于是一种影子经济应运而生，有效地资助了荷兰的抵抗运动。为抵抗运动提供支持的银行家沃拉文·范霍尔（昵称沃利）（Walraven van Hall，Wally）设计了两个巧妙的计策来规避政府的监管。
首先，他找到了从银行和富有的荷兰人那里借钱的方法。作为他们投资的证明，或者说作为他们所支付的荷兰盾的“回报”，范霍尔给予他们毫无价值的旧股票，承诺（这些商人也希望）战后他们可以用这种“货币”换回他们的钱。如此一来，双方便达成了一笔很好的交易。战争结束之后，荷兰政府冻结了所有的银行账户，并宣布纸币作废。范霍尔的金融家们把将要变得一文不值的合法纸币转换成了将要变得合法但毫无价值的股票证书。
其次，在荷兰流亡政府批准的情况下，范霍尔犯下了荷兰历史上最大的银行欺诈案。在中央银行内部人士的帮助下，他从金库中取出了5000万荷兰盾本票（相当于今天的5亿美元），并用伪造品取而代之。然后，他将原始票据换成现金，使用这些现金资助抵抗运动。战后，所有的贷款均得到了偿还。[5]
1970年，在爱尔兰银行从业人员罢工期间，该国的经济基本上是依靠不兑现的支票来维持的。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民众实际上是在自己印钞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2020年上半年，巴布亚新几内亚部分地区现金枯竭，居民们使用“塔布”——一串一臂长的海洋蜗牛壳，来替代现金。如果你没有钞票，你可以用一个半手臂长的“塔布”买一包大米。在我们虚构的小岛上，它是一张钞票，可以流通使用，当然，它也可以是黄金、盐、木棍甚至香烟，所有这些东西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作为货币。这就是问题所在。作为消费者，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双边支付方式，商家和企业也是如此。但我们的选择所蕴含的意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谁从支付中赚钱，如何赚钱？谁掌控着支付的权力？谁决定着我们的支付未来？我们的选择也可能让其他人无法支付或被支付——这是一种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可能性，而且其后果会危及我们自身。
为了找到进步的方法，回顾一下支付诞生的情形应该有所裨益。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过程。部落社会通过选择一种稀有而有价值的商品与其他商品进行交易，简化了易货交易。这种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如贝壳或者黄金，不是任何人的债务，这一特点对那些认为债务（至少是金融债务）是万恶之源的人来说特别有吸引力。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等人类学家支持的反补贴理论认为，债务先于货币，从一开始，货币就是可交易的债务。[6]经济学家的理论听起来貌似合理，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人类学家似乎都认为债务是一种部落社会行为。人类并不是生活在伊甸园，靠买卖贝壳为生；生活是负债累累的，也是肮脏、野蛮和短暂的。
我们可能会活得更久，但背负的债务也会更多。我们现在所有的钱都是“债务钱”，代表着其他人的支付义务。比如说，我存在花旗银行的钱就是该行欠我的债。如果我把存在花旗银行账户中的钱转移到你在汇丰银行开设的账户中，那么，我实际上是将花旗银行对我的债务转换为汇丰银行对你的债务。
当然，我可以（现在）用现金支付你，但我口袋里的钞票是发行它们的中央银行的书面承诺。我们可以质疑，如果我们向中央银行提供它们自己印发的钞票时，它们会付给我们什么。钞票只不过是它们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而已。可转让债务是我们用来支付及被支付时所得到的东西。
与贝壳和黄金等商品货币不同，我们的债务货币具有固有的违约风险——但任何（发达）经济体都离不开它。这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主张建立联邦债务以取代18世纪末盛行的拼凑之物——州借条——的原因。鉴于新兴的美国经济因缺乏货币而受到阻碍，他的意图与其说是鼓励所有人免费借钱，倒不如说是希望创造一种流动性很高的支付工具来促进商业的繁荣。[7]
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付钱，也就是说，为了还清债务，我们需要负担更多的债务。当我们向债权人付钱时，我们是在用钱来代替我们欠他们的债务，而钱只是债务的另一种形式。当然，这种替代的意义在于，我们的债权人更希望欠他们钱的是银行，而不是我们。因此，支付和货币的核心是信任，或者说，对彼此的信誉缺乏信任——我们不信任彼此，但我们信任这个系统。经济学家清泷信宏（Nobuhiro Kiyotaki）和约翰·摩尔（John Moore）对《圣经》中的一句话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改写来描述这种情况：“邪恶是所有金钱的根源。”[8]
[1] 佩尼沃恩是一个研究项目的研究对象，布里斯托大学负责其中“获取现金的地理分布”报告的撰写。
[2] 这件事发生在阿桑奇躲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七年（2012年至2019年）之前。
[3] 这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高利贷者夏洛克的要求。夏洛克借给安东尼奥一笔钱，逾期不还便要从他身上割下一磅肉。（1磅≈0.45千克。——编者注）
[4] 在17世纪荷兰曾经出现过郁金香投机热，鼎盛时期一个时髦的郁金香球茎的价值是工人平均年薪的十多倍。
[5] 可悲的是，范霍尔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幕。1945年初，他遭人出卖并被处决。
[6] 公平地说，债务货币理论最早是由经济学家亨利·邓宁·麦克劳德（Henry Dunning MacLeod）和阿尔弗雷德·米切尔·因内斯（Alfred Mitchell Innes）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的。
[7]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仅是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的主角，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美国财政部的第一任部长。美国金融体系的大部分基础都是由他奠定的。
[8] 原文为“贪财是万恶之源”，出自钦定版《圣经》“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